<h3>近年，在曲阜汉鲁国故城遗址，出土了一批汉代陶文，这批陶文数量较大，且制作方式多样，书法风格不一，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h3><h3>关于陶文的制作，或者说刻划，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湿刻”，一种则是“干刻”，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制作方式，那就是用印章，或者其它带图案、文字的硬物，于陶器未干时，在陶器口沿或者其它部位，抑压出来，这与钤盖封泥的方法相同，但由于它也是在未干时制作，因而也可将其归于“湿刻”的制作方式之中。</h3><h3>所谓“湿刻”，是在陶器泥丕未干，或者半干时，用硬物刻划而成，此时由于泥坯未干尚软，因而不必用尖锐锋利的刀具进行刊刻，只需用稍硬的工具比如树枝，甚至人的手指，都可进行书写，此处之所以用“书写”这个词，原因还是在于未干的泥坯比较容易受力，因而以这种方式制作出来的陶文，大多行“笔”流畅，且多有行草书笔意在内，比如此次刊登的“肄少君”及“交”字陶片，就是“湿刻”而来，其特点除了行笔较为流畅、连贯外，尚有一最大的特点，那就是由于在刻划时，泥坯是湿的，因而笔道两侧会保留有外翻、凸起的陶泥，且在笔画交汇出，会形成明显的后笔覆盖前笔的痕迹，如此，所烧制出来的陶文会呈现较强烈的立体感，我们在观察拓片时，也会发现，其笔画的两侧会有两条特别浓重的线，而线的外侧则会有一丝极细的留白线，其形成原因，是在制作拓片时，文字线条两侧外翻、凸起的两条陶泥，将纸张撑起使然，此类的艺术风格特征，除了前文所讲的立体感之外，尚为我们提示出了古代人一般的书写笔顺。关于这类方式制作出来的陶文，除此处刊登的几种之外，其它如安徽亳县出土的曹操宗族墓砖刻划陶文、大名鼎鼎的“公羊传砖”及“急就篇砖”，均是由此类方式刻划而成。</h3><h1><font color="#b04fbb">非白堂18766899076</font></h1> <h1><font color="#ed2308">非白堂18766899076</font></h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