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庙”万宁寺

野水孤舟

　　元朝大德九年（公元1305年），元朝的第二位皇帝成宗铁穆耳在大都城（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城）的中心位置敕建了一座赫赫有名的寺庙——大天寿万宁寺。如今，它的残址坐落于东城区鼓楼东大街路北的草厂胡同12号（原草厂七十四号），距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了。

元成宗铁穆耳

　元代皇家崇佛，佛教被定为国教，尊藏传佛教萨迦派高僧为帝师，有元一代诸帝登基前，须由帝师灌顶授戒。践祚之后则在大都城内或郊区敕建自己的寺庙礼佛。如元世祖忽必烈修建大圣寿万安寺（即今日的白塔寺）。世祖之后，成宗铁穆耳建大天寿万宁寺；武宗建大崇恩福元寺；仁宗建大承华普庆寺；英宗建大永福寺、大昭孝寺（此寺在寿安山，是在唐兜率寺的基础上修建的，冶铜五十万斤铸卧佛，精美肃穆，至今仍存，被称为卧佛寺）；文宗建大承天护圣寺；明宗建大天缘延圣寺等等。

在诸帝敕建的寺庙中，帝后御容与神祗佛像一并供奉，享受祭祀。据史书记载，忽必烈影像供奉于万安寺、成宗在万宁寺、武宗在福元寺。《新元史.第五十二. 礼五》记载称：神御殿，旧称影堂。所奉祖宗御容，皆纹绮局织锦为之。

大德十二年（至大元年），新皇帝命丞相脱脱、平章秃坚帖木儿：“成宗及贞慈静懿皇后御影，依大天寿万宁寺内御容织之。”这段文字说明，在成宗皇帝去世之前，万宁寺内就已经供奉了他和皇后的御容了。

敕建寺庙因皇室的关系，其建筑等级和规模都较一般寺庙为高，享有特殊待遇，经常受到元廷各种恩赐。

万宁寺在大都时代规模宏大，是大都城中轴线北端最大的建筑群落。据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所绘元大都复原图，万宁寺占地甚广，大约占据了今天的草厂胡同和钟鼓楼一带的很大一部分。皇城北门厚载门外的天桥（今天的后门桥），那时也称之为万宁桥，可见万宁寺名气之大。万宁寺内的中心阁，大概位置在今天的鼓楼或钟楼一带，它是元大都城市的中心点，处于南北中轴线上的最北端，因而是元大都重要的城市标志，备受瞩目。

上世纪初的鼓楼及其北部空地，万宁寺中心阁的位置或在此处

　据《元史》（卷一百一十四•列传第一）记，“京师创建万宁寺，中塑秘密佛像，其形丑怪，（卜鲁罕皇）后以手帕蒙覆其面，寻传旨毁之。”

　　元代时称之为“秘密佛”者，大多为双身本尊造像或护法神造像。 因“秘密佛像”因其形象“丑怪”而致皇后用自己的手帕盖住塑像并最终下旨拆毁，这说明蒙古王室在接受藏传佛教时，经历了一个观念转变的过程，这也许是藏传佛教造像在内地传播时逐渐加上罩衣的开始。
　成宗皇帝原有一子，但早夭。故成宗死后由侄子海山（武宗）继位，相沿数代，支脉渐远，成宗影响式微。可以想象，万宁寺亦随之逐渐冷落，不复当初的气象。

元朝自忽必烈登基，大力尊崇藏传佛教，但同时也不排斥汉传佛教。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元代皇家寺庙虽普遍供奉藏传密宗，但寺庙的住持却往往是汉传佛教的高僧。大圣寿万安寺、大天寿万宁寺、大崇恩福元寺、大天源延圣寺、大承华普庆寺等处的住持多是来自于南城宝集寺的高僧。

清《顺天府志》卷七“宝集寺”记载：“至元二十二年，世祖皇帝建圣寿万安寺于新都，诏（知）拣公开山主之，仍命同门圆融清慧大师妙文主领祖刹，……吾寺自拣文二师分主大刹，若圣寿万安、天寿万宁、崇恩福元，天源延寿，泊覃怀之龙兴，以至海内十六名刹，何啻千百。虽支分派别滋多，实皆出于宝集，此其原之当堂。”可见，由汉地佛教僧人住持敕建的藏传佛教寺庙，其影响远播海内，万宁寺亦是其中之一。

上面提到的知拣大师是万安寺的第一代住持。他有一个弟子名叫德谦，《佛祖历代通载》中有其传记。德谦俗姓杨，宁州（平凉）定平人。自幼出家，跟从僧人读佛书。长大后周游秦洛汴汝等地，遍访名师。后到京师，随知拣大师学习华严圆顿大教。知拣看他博学多能，对他格外器重，开始让他住持大天寿万宁寺，后又让他住持大崇恩福元寺。延（祐？）四年（1317）正月二十八日圆寂于隐所，世寿五十一，僧腊四十三。皇太后赐钱五千缗厚葬，并敕有司备仪卫，集京师诸寺幡盖鼓乐相送。火化后获舍利数十颗，塔葬于南城之南。

大天寿万宁寺和大崇恩福元寺分别建于元成宗大德九年(1305年)和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而派遣德谦出任万宁寺住持的知拣大师圆寂于皇庆元年（1312），故此可以推知德谦住持万宁寺大概是在1305年至1312年的某一段时间。德谦大师应该是万宁寺早期的住持僧人之一。

另据《元史》记载，元延祐三年（1316年）仁宗皇帝曾下诏，申饬万宁寺住持僧人米普云济（从名字来看，该住持可能是一位蒙藏人士）以所佩国公之印移文官府有司，干预地方行政。诏禁止之。此处米普云济住持可能是前面提到的德谦大师的继任。“国公”之称号一般由皇帝颁赐，万宁寺住持僧人能佩有国公之印，足见其地位之崇高。

以上是史书记载的元代万宁寺早期的两位住持僧人。

万宁寺建成后，元朝政府还专为其设置了管理衙门。据《元史•百官志（三）》记，“万宁营缮司，秩正四品。大德十年（1306年）始置万宁规运提点所。天历元年（1328年），改营缮司。定置达鲁花赤、司令、大使、副使、都目各一员。”正四品官员相当于今天的正厅级干部，以这样的官员管理万宁寺的土木工程及经费报销事务，可见该寺地位非同一般。

史书虽记载大天寿万宁寺位于大都金台坊，但其寺庙建筑布局和规制规模没有明确记载。

今天当我们谈起万宁寺时，“中心阁”被认为是万宁寺里的重要建筑，是供奉元成宗“御容”的地方。考究起来，中心阁建筑年代要早于万宁寺。

据有关文献记载，世祖忽必烈于至元四年（1267）委派太保刘秉忠营造大都城。刘秉忠依建造上都城的模式，先在规划中大都城里，确立一个中心点，建造一座巨型阁楼，取名中心阁。然后以此阁为基准点向四面拓勘城址，遂成大都。中心阁的位置约在今天钟鼓楼一带。所以中心阁建于元大都建城之初，实际上它是整个大都城的中心阁。后来在大德元年（1297年），成宗以中心阁为主体建造了大天寿万宁寺（1305年建成），把中心阁括入了万宁寺中。所以中心阁较万宁寺早建约30年。

但是，中心阁作为成宗神御殿，其年代又较万宁寺本身晚了22年。据《元史》“祭祀志”与“泰定帝本纪”记载，泰定四年（1327年）五月，泰定帝于万宁寺内建造神御殿，奉安成宗御像，称为广寿殿。

那么，广寿殿位于万宁寺内何处呢？据《析津志辑佚》载：“原庙 行香 完者笃皇帝中心阁。正官正月初八日。”意思是，每年的正月初八日皇帝遣官员到原庙（万宁寺）中心阁行香，祭祀完者笃皇帝。完者笃皇帝即元成宗蒙古可汗的称号。

综上述两条记载，可以理解为，中心阁于泰定四年（1327年）被改成了祭祀成宗的神御殿（广寿殿）了。

万宁寺寺院的其它建筑布局，元史无记载。

元朝末年，顺帝北奔，明军入城，敕建寺庙多在动乱之中被毁坏，许多寺庙规模只能通过文献材料或碑铭石刻等推知其格局，略见些许端倪。

清朝的《日下旧闻考》引述明末清初的《析津日记》说：“天寿万宁寺在鼓楼东偏，元以奉安成宗御像者，今寺之前后皆兵民居之。从湢室而入，有穹碑二，尚存，长各二丈余。西一碑国书，不可读，东一碑，欧阳原功文，张起岩书，姚庆撰额，题曰:成宗钦明广孝皇帝作天寿万宁寺神御殿碑。其北列明碑四，一为冯祭酒梦祯文，一为焦太史文。”这段文字给出了有关万宁寺的丰富信息。

“从湢室而入”为我们了解大天宁万寿寺建筑规制提供了线索。古语所谓“湢室”即是浴室之意。而在寺庙中建有湢室之制仅见于汉传佛教的禅宗丛林。由此可以推测万宁寺的寺院是汉传佛教的建筑风格。在后来的清乾隆《京师全图》中，依稀可以看到万宁寺的这种布局。

汉地禅林也称湢室为宣明，沐浴在洗尘除垢之外，于佛教上还有修行、供养与除病三方面的意义。禅寺视沐浴法为禅修实践，丛林清规中多有关于入浴法的规定，如宋代的《禅院清规》卷四“浴主”章有入浴之法，元顺帝后至元间颁行的《敕修百丈清规》规定“寒月五日一浴，暑天每日淋汗”，可见元代禅林中设宣明已成定制。万宁寺中的湢室，显然受宋元禅宗的影响。历史文献中对万宁寺的湢室未做特别记载，可以推想，湢室之设在元代寺庙中比较普遍，或者至少并非孤例。

至于明末清初之时，人们为什么要经浴室进入万宁寺，其中缘由，不得而知。不过，结合“今寺之前后皆兵民居之”一语，当时的万宁寺已湮没于民宅兵营之中，其落魄困顿之状可以想象。

　 明朝永乐年间，朱棣皇帝迁都北京，为建钟楼鼓楼，拆除占用了万宁寺的中心阁。这样一来，万宁寺的规模大大缩小，偏居鼓楼东北一隅，地位尴尬。

　《析津日记》记载：“……有穹碑二，尚存，长各二丈余。西一碑国书，不可读，东一碑，欧阳原功文，张起岩书，姚庆撰额，题曰:成宗钦明广孝皇帝作天寿万宁寺神御殿碑。”

文中提到万宁寺内有元代石碑两通，西边一碑镌刻的是“国书”即蒙古文字，《析津日记》的作者（周筼1623-1687）看不懂。东边一通石碑为《成宗钦明广孝皇帝作天寿万宁寺神御殿碑》，由欧阳原功撰文，张起岩书写，姚庆题额。

欧阳原功（1283～1358），名玄，字原功，号圭斋，湖南浏阳人，元代文学家。公元1315年（延祐二年），欧阳原功取中进士第三名。原功为官40余年，先后六入翰林，两为祭酒。以史学和诗文而闻名天下，有“一代宗师”之称。

张起岩（1285年—1354年），字梦臣，祖籍章丘，移家禹城，元代著名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仁宗延祐二年（1314年），元朝首开科举，张起岩获左榜状元及第，历任集贤院修撰、国子监丞、国史院编修、监察御史，礼部尚书、中书省参议、翰林院侍讲、陕西行台御史、中书侍御史、燕南廉访使、御史中丞，入翰林为承旨，辽、金、宋三史总裁等职务，对元朝中期政治贡献很大。

姚庆史书无记。

以上三人为万宁寺题写《成宗钦明广孝皇帝作天寿万宁寺神御殿碑》，虽然碑文不得而知，但内容应该是为泰定四年（1327）落成的神御殿题记。估计当时这三人可能同时在国子监或翰林院任职。

文中还提到“……其北列明碑四，一为冯祭酒梦祯文，一为焦太史文。”

一般寺庙是在建庙之初或修缮之后立碑以记其事。由此可以推测在明代万宁寺曾有过缮修，并且立碑记事。可惜这些石碑都已遗失，甚至连碑文拓片也没留下来。找不到明确的文字记载，便无法了解万宁寺的建立与修缮过程。也不知道万宁寺是在何时变成汉传佛教的大僧庙了。

冯梦祯（1548-1605），浙江秀水（今嘉兴）人。 万历五年会试第一，官至南京国子监祭酒。冯氏为晚明时期重要的文学家、著名的佛教居士。

焦竑（1540—1620年），字弱侯，号漪园，又号澹园。生于江宁（今南京），万历17年（1589年）会试北京，得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皇长子侍读等职。他博览群书、严谨治学，尤精于文史、哲学，为晚明杰出的思想家、藏书家、古音学家、文献考据学家。有“焦太史”之称。

冯、焦二人同是万历朝的文豪学者，冯梦祯于1593-1597任南京国子监祭酒，而焦竑于1589-1599为北京翰林院编修、皇长子侍读。虽二人官场不在一地，或少有交集，但从时间上可以看出他们为万宁寺撰碑可能是因同一事件。笔者推测明朝万历22年至25年（1593-1597年）之间，万宁寺可能曾有过一次较大规模的重修。冯、焦二人分别为重修万宁寺题写了碑文。

至于另外两通明碑，《析津日记》没有说明。可能是题写碑文的人在名头上没有冯、焦二人响亮，也可能仅仅是功德题名碑，不值一书。

乾隆年间《京师全图》中的万宁寺

　到了清代，万宁寺有了较清楚的记录。

　据清《雍正庙册》登记，万宁寺时为大僧庙，有殿宇十三间、禅房九间。住持僧人法号照辉。

乾隆年间的住持法号叫通福。

万宁寺在乾隆时期的《京城全图》上被写为“万福寺”。从图上看，此寺坐北朝南，无山门，但似有东西两处院门可供出入。西门开于鼓楼东北的小胡同最北端，先经两处小跨院，院内各有北房四间，方能进入正院。东门开于草厂胡同，虽非山门式建筑，却也非随墙门之简陋。进门后可直达正院。正院有大殿三间带东耳房三间，前有东配殿三间，西配殿四间，西配殿之后似乎还有西房若干。《京师全图》在这里为两排之间的接缝处兼有破损，图像漫漶不清，很难看清万宁寺的全貌。

乾隆三十九年（1774）的《日下旧闻考》对万宁寺有记载：“万宁寺今存。……析津日记所纪四碑，撰文姓名只标其二，此外二碑想无足传，故原书略之。今寺中止存焦竑一碑，余俱无考。”

从《析津日记》成书至乾隆三十九年，其间约130年的时间里，万宁寺中的元碑和明碑大部分已经轶失。

清代道光朝为避宣宗（旻宁）讳，此寺一度改称“万灵寺”。

道光以降，官家庙册记载了万宁寺庙产的频繁转手。同治八年（1869年），住持和尚洪宽将寺庙转给顺宁，次年顺宁又再转出，至光绪十二年（1886年），寿宽将寺庙交给法徒全祥，然而宣统二年（1910），在僧录司中更名登记并立手本的住持却是续旺。究竟续旺是全祥的另一法号，抑或其中更有波折，如今已不可得知。但民国时期的寺庙登记中住持仍是全祥和尚。

光绪十一年（1885年）的《光绪顺天府志》记述万宁寺时说：“今存焦竑一碑。”如此看来，焦竑碑到1885年时仍还在庙中。

民国初年，万宁寺已经委顿破败。1915年5月北洋政府京师警察总监（后来的古物陈列所长）周肇祥曾造访万宁寺，亲见寺内佛殿残破，当时已被用作煤铺，“佛坐破室中，四面瓦砾。业煤者垒煤作堵，黑暗如地狱，如修罗场。佛无凄容，额间嵌琉璃，依然明澈”。不过，庙虽破败，但住持和尚全祥却是富翁，他于1922年花钱买下了德胜门内果子市之广仁寺，从此成为两寺的住持。实在是庙穷僧富的一个奇怪现象。

1928年北平特别市政府对全市的寺庙进行了登记。当时万宁寺的记录为：“本庙面积南面十二丈，北面九丈五尺，南北长十九丈五尺，房屋三十二间。管理及使用状况为自用三间，出租与商人十八间，余房空闲。庙内法物有大铜像三尊，木像一尊，泥像十二尊，香炉三个，蜡扦两支，小铁钟、铁磬各一口，金刚经一部，另庙外有井一眼。”

1930-31年北平研究院为编纂《北平志》而开展了全市的庙宇调查，由此留下了相当珍贵的调查记录和照片，其中对万宁寺的调查使我们能够一瞻万宁寺昔日的容颜。

下图是北平研究院当年实测的万宁寺平面图。与乾隆《京师全图》中的万宁寺对比，可以看出寺庙的占地规模明显变小。

上世纪30年代万宁寺布局图

　北平研究院的调查记录相当详细，值得全文抄录：

“万宁寺，鼓楼东大街草厂门牌七十四号。
山门东向，石额‘敕赐万宁寺'。内设'义源祥染纸局'。前槐树二株，井一眼。南大门一，东向为旁门。大门内壁，琉璃绿边三黑字'万灵寺'，系因避清宣宗名讳，'宁'字改称'灵'。
山门三间，空闲。门内南房四间，又二间。西房四间。北房四间。
前殿三间，南向。内供关帝一尊，坐高五尺。木五供一分。二郎一尊，坐高五尺。铁五供二分，'乾隆庚子年'。韦陀一，坐高五尺。周仓、关平等配像六分立，高五尺。马童各一，高四尺余。土地夫妇像各一，坐高三尺，系由他处移来。上像均泥塑。大铁磬一，'隆庆四年三月吉日造'。木鱼一。后面韦陀一尊，木像，立高二尺。
中殿五间，南向。内仅剩释迦佛一尊，泥塑金身，连座高五尺。童像一，已残。西有北房三间。东配房二间，北耳房一间，南耳房二间。西配房三间，南北耳房各一间。殿东有东房二间。大楸树一株。棚铺存杉木竿多根。
第三北殿五间，南向。内供千手佛一尊，木像，立高三尺余，连光座高六尺余。前面铜三世佛三尊，坐高二尺一寸。铜磬一。东西配房各三间，染纸局租用。前井一眼，系元时穿，庙亦建自元朝。
住持僧泉祥，即全祥，传临济正宗。"
下面的几张照片也是北平研究院在1930年代初寺庙调查时所拍摄的，再现了上世纪30年代万宁寺的原貌。如今万宁寺原有建筑均已拆毁，所以这些照片显得十分珍贵。

万宁寺关帝殿（前殿），后面的高大建筑是钟楼

从前殿的外貌（尤其是屋顶）看，具有明显的明清时期的建筑特点，但是前面的抱厦还多少保留了一些元代建筑的元素。鉴于万宁寺在清代没有留下大规模修缮的记录，可以推断这样的建筑应是明朝万历年间那次大规模修缮遗留下来的。

万宁寺大雄殿（中殿）

万宁寺菩萨殿（后殿）

菩萨殿中供奉的千手佛和三世佛

　　1936年北平市政府再次进行了寺庙登记，当时的记录是：“寺庙坐落内五区鼓楼东大街草厂七十四号（即今草厂胡同12号）……不动产土地约三亩，房屋四十间。管理及使用状况为自行管理，所有殿房除供佛僧人住外，余房外租。庙内法物有佛偶像三尊，神偶像九尊，礼器六件，法器两件，另有水井一眼。”时有两名僧人，住持叫全祥。

民国二十六年（1937）住持全祥和尚圆寂，由其徒弟步云接任住持。1946年，步云将庙传给了徒弟玉峰。老住户们说玉峰是好人，庙内住满外地来京求生的小贩，他每月只收一块钱房租。但规定只能住男人，不许带家眷。

到了上世纪50年代，万宁寺已无僧人，原庙基仍在，仅余山门与一座大殿。山门坐西向东，大殿坐北朝南。山门与大殿均为三间，硬山筒瓦箍头脊。此时的万宁寺已成为大杂院，当地人俗称为“大庙”。

笔者的同学康先生少年时期曾在大庙居住。他根据自己的回忆，绘制了一幅上世纪50-60年代万宁寺的布局图。从图中可以看到，大庙前部基本上沿袭了30年代的布局，只是原来的三进院落变成了二进。不过仍可依稀看到乾隆时期的影子。

康先生所绘上世纪50年代的万宁寺

　据老住户讲，50年代后，万宁寺山门封闭，改成民居，山门南侧原来的车门保留下来供居民出入。院内仅余的殿宇亦被拆除，只有大门外还残存几个石座，院内全部是民居。他们说，万宁寺的毁坏是由于解放后院内居民人数暴增，人们无序搭建临时住房所致。60年多前，万宁寺的殿房基本没有改变，大殿佛像都在，门口的水井还在使用。据说，还有一座石碑被砌在居民房屋的墙壁里。如果此说属实，极有可能是明代焦竑太史撰文的石碑，这无疑是研究万宁寺的弥足珍贵的文物。

如今草厂胡同12号（万宁寺残址）的大门

　2018年初，笔者再次造访万宁寺旧址。如今的万宁寺已经在历史的变迁中淹没于杂乱无章的民居之中，再无700年前的丰采。院内挤满了后来搭建的临建房屋，原来的寺庙格局已经无法辨识。不过知名学者王彬先生曾对万宁寺进行过实地调查。他认为，万宁寺虽然殿宇已经拆毁，但原建筑的基础仍然还在，寺庙格局仍然可以清晰辨认。山门的位置也很清楚。这对今后在遗址的基础上适当修复万宁寺，无疑是个好消息。

阿礼先生家地面上的石碑

　2021年的夏天，笔者有幸到草厂胡同12号（万宁寺残址）拜访一位名叫阿礼的先生。在布满了大大小小临建房屋的院子里，穿过迷宫一样的小路，我来到位于大庙最北边阿礼先生的家。阿礼从小住在这里，他家的房子按万宁寺平面图上看，正好是在大雄殿（或菩萨殿）的位置上。房屋举架高大，室内进深6.1米。净空目测高约4.5-5米。应是以前寺庙的主要殿宇。

在他家的屋内，地面上镶嵌着一块汉白玉石碑，规格为205*78*12cm，长宽为现场测量，厚度为阿礼口述。石碑表面平滑无文字，据阿礼先生介绍，从他记事起此碑就一直卧在这里，听老人们讲此碑放在这里已有上百年了，没有人知道这块碑的另一面是否镌刻有文字。前几年大庙房屋大修时，更换地砖，他趁机用手探摸过石碑的另一面，有凹凸感，像是雕刻的文字或花纹。 阿礼先生介绍说，当年人们管这块石碑叫做“磕头石”。不过从石碑的形状大小看，笔者认为纪事碑的可能更大些。结合上文所说的“焦太史碑”，笔者对此碑充满了期待。

据阿礼介绍，整个大院在2017年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房屋整修，房子落架按原来的结构体量重建。但是原来居民私搭的临时房屋也在那时一并重建，由此得到了房管部门的承认。

阿礼先生说，他从小在这里长大，对这个大院充满感情，希望能够恢复万宁寺的原貌。在大院重修时，他将拆下来的旧砖旧瓦以及基址中出土的破碎瓷片都仔细集拾起来，心中期待着将来可能会派上用场。

　攀谈中我才得知，我与阿礼原来竟是发小，因为年龄相差四五岁，所以儿时交流不多，如今大家都已是花甲老叟，说起往事不禁百感交集。我们在他的那间古屋里，谈论着万宁寺的前世今生，一种古往今来的穿越感油然而生。

　近年来，为配合北京中轴线申遗，钟鼓楼周围一些片区正在腾退居民住房，重新进行规划建设。草厂胡同12号正好也在腾退范围。笔者近日再次造访了大庙残址。现在的大庙里大部分居民住户已经搬离，院内许多居民的自建房已经拆除，大庙原先的规模布局已初步展现出来，原基址上的房屋也正在修葺装饰。不过这些保留下来（或重建）的房屋仍然是普通民居的风格样式。笔者担心，尽管投入了不少人力物力，大庙仍然有再次成为一个大杂院的可能。

如今的万宁寺残址

　元代大都城是一座历史名城，也奠基了后世的明清北京城，直至今天。历经七百多年的历史沉淀，如今元大都时代的建筑或遗迹，保存下来的已不多见。从这个意义上讲，元代皇家寺庙万宁寺残址需要而且值得我们后人予以善待。诚如上面所述，我们甚至可以期待在这个破旧的大院之中，还隐藏着某些久已失闻的历史遗迹。

　真心盼望在未来的某一天，北京城市的规划建设者们能对万宁寺的残址加以适当修葺整理，以此向逝去的700年历史致敬，将体面和尊重还给老北京。

（明）宋濂等：《元史》

（明）张爵：《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

（清）英廉等：《日下旧闻考》

（清）周家楣等：《顺天府志》

吕敏：《北京内城寺庙碑刻志》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北京庙宇调查资料汇编》

陈宗藩：《燕都丛考》

北京市档案馆：《北京寺庙历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