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回忆录

草原

嘉兴中山路小学周边的标志性建筑——

天主堂

一

1962年秋，我们进入了嘉兴中山路小学读书。当时学校有本部和分部，低年级在位于砖桥弄（砖桥头）的学校分部上学，高年级在位于中山路（火德庙）的学校本部上学。

砖桥分部校门朝北，对面是嘉兴三中，校园与嘉兴福利院相邻，校园不大、设施简单，南半边有两排东西向的平房教室，北半边是操场。

中山路本部校门朝西，对面是火德庙看守所，出校门右拐数十米就是中山路。校门左右两侧墙上分别写着”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和”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这是1958年提出的教育工作方针。校门两边各有一排南北向的平房，同时作为校园西围墙，左平房是图书室和教师办公室等，右平房用作教室。校园北围墙外有条东西向的小河，河的北边就是中山路。校园东围墙外是一家工厂；校园南围墙外有一条弄堂，弄堂南边是嘉兴第一医院，还有天主教堂。校园北区有两排东西走向的房子，北排是二层楼，下面是教室，上面是教师宿舍；南排是平房教室，两排教室中间空地的东围墙边有块菜地。校园南区是操场，操场一分为二，北操场南边中间有个水泥台，集会讲话用的，平时也可以打打乒乓球；南操场是雨操场，上有屋顶，四周只有柱子没有墙，雨操场放了乒乓桌、单双杠、爬杆等活动器具。

二

当时学校校长韦玲梅，是位女教师，个子挺高，平时表情都比较严肃，讲起话来清晰明亮，感觉蛮威严的，教过我们唱歌课；副校长赵玉良，男，是从部队转业过来的军人，不上课的，讲起话来嗓门比较粗、声音比较大，感觉蛮”凶”的；教导主任赵翠娥，是嘉兴机场部队家属，一口卷舌普通话，也教过我们课。

我们有过多位班主任。杨老师，女，当时年纪就比较大了，临近退休，对学生和蔼负责。王庆云老师，是位比较温和的女教师。许剑萍老师，是位比较严格的女教师，由于家庭出身的原因，许老师在”文革”中挨批了。朱旬老师，络腮胡子带眼镜的，看上去蛮凶，实际还好。

教过我们课的老师有很多，记不全了。张国成老师，长得挺神气，教语文课；唐婉妹老师，短发小个子，教算术课；郁时芬老师，个子不高，代过算术课；张振翼老师，乒乓球打得好，教体育课；还有李家俊老师，也教体育课；秦玉强老师，高高的个子，歌唱得好，教唱歌课；康文秀老师，一头白发，教图画课。

王庆云老师（2018年10月11日）

三

班里究竟有过几位同学记不清楚了。同学们一起回忆到的有59位。

女生有贝建芬、陈淮兵、徐孜、贾建荣、施秀英、许瑞芳、王荷珍、王漪、杨娟娟、卢莉加、柴小花、王建芬、杨雪珍、黄莉莉、叶耀江、袁福娣、寿建英、鲍幼羔、申新佐、张自萍、徐美英、陈萍、任丽英、冯国英、孟惠芬、肖秀珍、冯微微、金爱珠、张彩娥、杨莉莉。男生有蔡昌钜、平培元、章真、郦平、丁宝根、吴来兴、黄玉春、毛新华、卢建华、林贻华、蒋建欢、凃泉荣、史敬林、姜锡林、金建荣、费祖明、李正兴、韩锡荣、冯建生、俞连根、张连根、潘仲民、徐林喜、傅建中、张双阳、茹建新、李荣根、朱立群、陆永善。

同学们都加入少先队，全校一个大队，一个班一个中队，班里四个小队。陈淮兵是大队长，蔡昌钜和贝建芬是中队长，王建芬、许瑞芳、徐美英和我是小队长。蔡昌钜上课喊起立，贝建芬收作业本，徐美英领做保健操、领唱歌。

蔡昌钜班长手书的同学各单

许瑞芳同学手书的同学名单

四

那时小学课程比较少，主要是语文和算术，因此，书包都比较小，不象现在那么大而沉。语文和算术每天都有课，也都有作业，但作业通常不太多，有时在学校就能完成，有时星期六下午分组到同学家集中做回家作业，但大多是在自己家完成的。学期结束进行考试，也只考语文和算术两门功课。放假也有作业，假期作业通常在一本练习册上，要求每天做一点，但同学们大多做不到，一放假做一部分，临开学再做一部分，中间是放开了玩。

体育、唱歌、图画等课程大多一个星期一次课。体育课同学们都喜欢，玩起来很开心，但每次要先整队，有时有同学站队不认真，体育老师会迟迟不让活动，大家蛮恼火的；遇到下雨有时体育课在教室听故事，同学们很喜欢的。唱歌课上我们学了不少歌，如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唱支山歌给党听、红梅赞、社员都是向阳花、歌唱二小放牛郎、听妈妈讲过去的事等都是那时学的。图画课康老师事先在小黑板上画好图，上课时小黑板一挂，稍微讲一下，大家就照着画。另外还有手工劳动，大家也蛮喜欢做的。

五

1963年3月5日毛主席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举国上下开展了学雷锋活动。

学校组织我们学习雷锋事迹，读报、读雷锋日记，看《雷锋》电影，学唱《学习雷锋好榜样》等歌曲，写学习日记、体会文章，开展”学雷锋、做好事”活动。在学校大家擦窗扫地搞卫生，在路上帮助推车子、拎东西、扶老人，拾金不昧。班里还专门组织去校外做好事，记得去过火车站、福利院、招待所等地打扫卫生。当时为做好人好事大家动足脑筋，无私帮助、助人为乐，社会风气很好。

记得二年级时，我右腿有伤痛难以走路上学，班里大家来帮助，不少同学背过我，但我记不全这些同学了，真是抱谦。学期结束总结时，班里还写了事迹报告，徐美英同学在学校操场的集会上朗读，受到了学校表扬，这事我至今难以忘怀，感谢老师、同学们。

六

在学校里呆久了，外出活动、劳动大家都很喜欢的。

清明时节学校会组织扫墓活动。记得第一次我们到三塔去扫烈士墓，当天上午在学校集中，排队步行去三塔，到烈士墓前大家默哀、献花、听英雄事迹报告，瞻仰烈士墓。仪式结束后，就地休息，大家吃着自己带去的干粮，很有滋味。

农忙季节学校组织下乡劳动。我们能干的农活不多，低年级时捡麦穗、拾稻穗，高年级时也有割稻。记得第一次割稻大家很兴奋，镰刀自带，有的自己买、有的借，割稻时都想割得快一点，有些同学把手指都割破了，我也割破了，至今还留着疤。还有一次”三秋”劳动路过真茹塔，劳动结束回家时，同学们顺道去真茹塔玩，不少同学爬了塔，象我这样胆子不大的只爬到第二层就下来了，胆大的爬到了最高层，事后班主任老师知道了，给了批评教育。

七

小学生生性爱动，但当时学校活动器材和场地不多。打乒乓，全校两只乒乓桌，绝大多同学轮不着打；踢足球，场地太小，只好盘盘球，轻轻叫踢踢，机会也不多；单杠和爬杆多数学生臂力不够，也就是看看。课余时间大多用自制自带器材活动，女同学跳橡皮筋、拍皮球、踢毽子、跳绳、挑游戏棒等；男同学滚铁箍、打弹珠、削洋片、掼菱角、抽贱骨头、打啪啪子等等。有时还玩玩老鹰捉小鸡、躲猫猫、官兵捉强盗等。不过有些活动学校是不太允许的。

当时广播体操很普及，学校每天都组织做操。学期中也有一些体育竞赛，如乒乓球比赛、五人制小足球比赛、迎面接力赛，拔河比赛等，我班的体育不太强，没什么好名次。第一医院西面的中山厅体育场是当时嘉兴最大的体育场，有标准的田径场、球场，我们喜欢去那里活动，学校还在那里召开过田径运动会。

八

“六一”儿童节对小学生来说是一个重要节日，学校都有庆祝活动。活动日一般要求穿白衬衫和蓝裤子，那时没现在这种白衬衫料子，也没这么白，很多同学穿着那种越洗越白的土布白衬衫。

当时文艺活动的基础条件不好，平时主要就是徐美英发个音，大家唱唱歌；跳舞很少，女生会跳一点，男生基本跳不来，也不愿意跳，觉得“娘娘腔”、难为情；乐器那是高档品，好象没人会玩的。由于缺少学习和环境熏陶，爱好文艺、有文艺特长的同学很少。记得有一次庆“六一”演出，我班准备排个男女生合跳的舞蹈，男生都不太愿意参加，那次开始人选中有蔡昌钜的，后来不知怎么的他溜了。最后，也算排成功了，演出是在学校操场水泥台那个地方搭的舞台，很小，跳不开。还记得有一次到13（荣军）医院礼堂搞庆祝活动，贝建芬报的幕。

九

嘉兴人民电影院位于少年路和勤俭路东南交叉口，离学校比较近，每个学期学校都会组织几次去那里看电影，这让同学们很开心。看电影多数安排在下午，先在学校整好队，排队前往，依次进场，散场后自己回家。看完电影后，同学们会兴致勃勃地谈论好几天，还会学说一些对白，模仿一些动作。语文老师就借题布置作业，要大家写作文。

那时看过的电影还不少的，有《小铃铛》、《草原英雄小姐妹》、《鸡毛信》、《小兵张嘎》、《农奴》、《白毛女》、《特快列车》、《女跳水队员》、《雷锋》、《地道战》、《南征北战》、《三进山城》、《烈火中永生》、《打击侵略者》、《英雄儿女》、《霓虹灯下的哨兵》、《秘密图纸》等。那时最喜欢看的是战斗片和反特片，有些电影印象深刻，至今不忘。

十

1–4年级时，每个学期都有期中考试和期末考试，有时还有小测验，学期结束发放成绩报告单，学年结束进行学业总结和评比，决定升留级，表彰三好学生。

当时班级同学的学习状况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具体记不太清楚了。现在分析起来，学习好坏主要取决于四个因素。一是教育引导。它使人有方向、有目标。当时要求“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做毛主席的好孩子”，”长大当医生、老师、工程师，…… 做共产主义接班人”，这是有引导作用的。后来文革中的“读书无用论”就使得大家不好好读书了。二是督促管理。它使人守规矩、受约束。读书要听课、完成作业、复习巩固、测验考试，开展比、学、赶、帮、超活动，进行成绩管理、学习奖惩，这是有规范和激励作用的。三是学习素质。它包括个人的专注力、学习兴趣、理解接受能力、记忆力、表达力、创造力、刻苦精神等。人与人之间的学习素质差别还是蛮大的，因此读书成绩差别也蛮大。四是教学水平。它包括老师的学识、教学方法和个人魅力等。名师出高徒，高水平老师可以弥补一些学生天份和个性的不足。

当时小学学习的知识量不大，学业负担不重，读书不吃力的。只要能接受教育引导和督促管理，听老师话、听父母话，有上进心，能静下心来读书，听好课、做好作业，取得良好成绩不太难的。

十一

上学读书久了，同学们都盼着放假，期待好好地玩一玩。

暑假很长，大家简直把能玩的都玩了个遍。除了平常玩的，夏天还可以捉金飞虫、荧火虫、知了，可以捉蟋蟀、斗蟋蟀，可以游泳。嘉兴游泳池建在60年代中期，位于橡胶厂南边，现在的紫阳街南端。当时经体检办个游泳证，儿童5分游一场。暑假天热，下午去游泳池游泳既好玩又消暑；另外，当时河水比较干净，豪股塔附近的运河也是游泳的好地方，不过大多数家长不允许我们去的。吃过晚饭，大家聚在一起乘凉，津津有味地听大人们讲故事。寒假较短，但热热闹闹过大年，有好东西吃，有新衣服穿，还拿压岁钱，开心极了。假期中学校也发（代购）电影票，放假前就可以拿到票子，假期当中结伴去看。假期中家务活也是要做的，买米、买煤、提水、生煤炉、煮饭、烧菜、洗碗，还有带弟弟、妹妹等，比平时要多干好多。当然，还要做假期作业，不过，假期作业完成得好的同学蛮少的。那时的小学生，户外活动多、体力活儿多，虽然营养水平不高，但身体素质比现在的小学生要好，很少有近视眼。

过了一个暑假同学们大多晒黑了，过了一个寒假同学们大多吃胖了。临近假期结束，大人们会说，”要串鼻头了”。开学时间一到，大家报到交费、交假期作业、领新课本，新学期开始了。

十二

在我们五年级的时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们的小学学习生活也因此改变了。

起初是破四旧立四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我们看到了抄家、砸旧东西，看到戴高帽子游街，看到红卫兵爬上了学校附近的天主堂。在学校，开始比较平静，后来开始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当时要求人人都写大字报，老师当作业布置，我们虽然不怎么懂，但也去写了。一般几个同学写一份，一个同学执笔，其他同学签个名。记得凃泉荣一个人写的，署名”一人一支笔”。学校还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开始由校领导、普通教师和学生代表组成，后来是造反派夺权当家了。随着“文革”的深入，极左思潮汹涌澎湃，打棍子、扣帽子，无限上纲，批校长、批老师、批学生；还有参加串联和派性斗争。当时嘉兴社会有联总指、革联司两派，学校有红三司、炮司两派，小学生也加入进去，还成立战斗队，红领巾不带了，带红卫兵袖章。不过小学生绝大多数没什么实质性活动和作用。

”文革”不久校名也改掉了，叫春雷小学，文革后校名又改了回来。”文革”开始后，上课内容改变了，还出去参加校外的集会游行等，政治学习、政治活动的比重越来越大，文化课被挤少了、淡化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很快被破坏了，上课越来越不正常，调课、停课非常随便，最后甚至长时间停课放假，考试也不考了。小学的最后两年就在这种闹哄哄、乱哄哄的状态下过去了。

十三

1968年夏，六年小学结束了。那时，没有毕业典礼、没拍毕业照，接到通知，到学校拿了个证就离开学校，算毕业了。

小学毕业后，大家基本上都升入了初中，根据家庭住址，有的进嘉兴一中，有的进嘉兴三中。在初中，少部分同学继续成为同班同学，徐孜、贾建荣、贝建芬、施秀英、许瑞芳、黄玉春和我，7位同学成了嘉兴一中的同班同学。初中毕业，新三届大部分分配工作，少部分年纪小点的升学读高中。徐孜、史敬林、章真和我都在一中读高中。当时一共三个班，章真一班，史敬林和我二班，徐孜三班。

毕业后，同学就很少见到了。1990年11月25日高中同学聚会，见到了史敬林同学（2017年高中同学再次聚会时，却听说史敬林已经走了，甚感痛惜）。2001年10月5日初中同学聚会，见到了徐孜、贾建荣、贝建芬、施秀英、许瑞芳、黄玉春同学，大家叙旧情、谈近况，唱歌、聚餐，留下了珍贵的合影和深深的记忆。

初中同班的小学同学（2001年10月5日）

十四

1974年我下乡了，到嘉兴洪合公社插队落户当知青。

当时，我所在的大队每隔一段时间就有半天的知青活动，开会学习讨论什么的，大家交谈交谈、休息休息。在我下乡第一次参加知青活动时，意外地遇见了陈淮兵同学。小学时，她好象二年级转到我们班级的，她是部队军人子女，曾任中山路小学少先队大队长，三条杠。当时，她也下乡了，与我同个大队、不同小队，以后在知青活动时常常见到她。后来陈淮兵去了公社广播站；我到乡中心学校当了代课教师，都不太有时间参加知青活动了。1978年3月，我读书离开了农村。

小学毕业后，上初中时，有7位小学同学和我同班；读高中时，有3位小学同学与我同班或隔壁班；下乡插队落户时，还有1位小学同学与我同个大队，我和小学同学蛮有缘的。

洪合公社红旗中学老师（1978年2月）

十五

大概是1976年夏的某日，我还在洪合公社插队。那天要从城里乘车去乡下，刚到育子弄对面的禾兴路公交站等车，就听到有人叫“培元”，转身一看，是卢建华！他头戴草帽，身背一个棒冰箱，在卖棒冰。他问我，去哪里？我告诉他，去洪合；…… 。 说了几句，汽车来了，我上了车。刚坐下，只见卢建华拿了根棒冰，叫着我的名字，准备送上车来。我赶紧起身，走到车门口，接过棒冰，我想掏钱给他，但又没这样做。车子开动了，我透过车窗望着他，他瘦小又有点老相，旁边站了个人，在跟他说话，我一看，是他父亲。我吃着他给我的棒冰，一阵阵心酸，想起了当年的一些情境。

小学上学时，卢建华长得瘦小精骨好，生龙活虎，能打架、很仗义，对我挺好。好象是六年级的开学时，卢建华没有报到。有同学说，卢建华暑假爬树掉下来摔伤了，很严重，在治疗，不能上学了。后来有一天，卢建华的弟弟卢建中找到我，说卢建华叫我去他家，于是我去了道前街他家。见到卢建华，他很高兴，跟我说了很多话。他身体有点僵硬，走起路来不太稳；说起话来语速很慢，一字一顿；脑子思维跟常人不太一样了。看着他的这般状况，我非常难过。

2018年530小学同学聚会，得知他已经走了，虽在意料之中，但仍觉悲痛。

卢建华的书信

十六

1968年夏小学毕业离校以后，一直没去过中山路小学。

2004年5月我调到嘉兴广播电视大学工作。那时电大有两个校区：本部和分部。当我第一次去分部时，却发现这里就是中山路小学旧址。原来中山路小学被撤并了，这么好的市中心地段，自然在等着实现更大的价值。当时电大招收全日制大专普通班，正缺校舍，教育局就先把原中山路小学给电大用了。看着学校，格局有些变化，但大框架基本还在。校门从朝西改为朝北，出门就是中山路；西边平房连成了一排，从北到南改成了传达室、小食堂、浴室等；原来两排教学用房经过一些维修改造，还在；雨操场位置上造了一幢教学楼。想不到36年后我又来到了原中山路小学，并用它继续办学。

2005年12月电大整体搬迁，分部（原中山路小学）还给了教育局。后来学校场地租给了江南大厦作停车场用，再后来校舍拆去、土地出让，这里将彻底改变用途了。时代变迁，中山路小学已经成为历史，中山路小学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中。

作为嘉兴电大分部的原中山路小学

合影背景为原中山路小学教室

小学同学五十年后再相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