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困境中走进大学校门

理工知青男

从三次大火的困境中走进大学

命运是个奇怪的东西。

我在而立之年以前一直走着“华盖运”，先是文革、再是下乡、再是在这个前景渺茫的小化工厂混了好多年。

有一次厂里的几个小青年找了一个“神算”算命，从他们回来后的兴高采烈的议论中得知，他们个个都有不错的命。而我却不敢去算命，我自知我的运气似乎越来越差了……

1

我的运气实在差得可以——厂里起了三次大火，全是我值班！

第一次大火，是在1976年10月初。

国庆节放假，防老剂甲车间在生产，我在生产组值班，我虽然只是生产组统计员，值班时还要管着生产调度和解决日常生产技术问题。下午4点交接班，车间也没有什么事，我就回到宿舍，我的家在厂内，离我的办公室只有十几米远。

刚到家，就听见有人大喊“车间起火了”。我急忙出来，已见满院人声嘈杂，防老剂甲车间的房屋冒着蔽天浓烟，片刻，救火车来了。救火车喷出强大的水柱，把屋顶上的瓦片打得四处乱飞，很快，火被扑灭了。

车间的屋顶连烧加冲全没有了，只剩下孤零零的几根檩条。

事后县里组织专门的调查组调查事故原因，得出结论：是罐漏出物料，物料淌到烟道，烟火燃着物料，将火引入车间。

1977年五一节期间，又起了第二次大火。

厂里放假，只有防老剂甲车间生产，车间张群带班，生产组我值上半夜的班。我在车间坐了一会，无甚异常，于是回到办公室看一本小说打发时间。快到交接班的时间了，看门的张老头跑来惊慌地说“你快去看看，车间起火了”。我急忙冲出门，黑夜里，防老剂甲车间的屋顶上，冒着巨大的火苗，一舔一舔的，令人惊心。这次大火在及时赶到的救火车的扑救下熄灭了，车间的屋顶再一次地被烧光冲光了。

大火之后，便是众多上级领导和有关部门开会，分析原因。

我清楚这次起火的原因，很多人也知道内情：就是车间操作失误，一个本来应该关闭的阀门是开着的，致使物料冲破视镜，被视镜后面的照明电灯引燃。事故后，这个阀门的错误开位依然保留着。

我当时有一个自认为善良的愿望：车间工人在那么恶劣的环境下干活，出了事怎么忍心再把责任往他们身上推——尽可能的给他们开脱吧。

我在各种调查会上隐瞒着真相，都强调这是一次设备事故，不是责任事故。以后，事故原因调查的大体差不多了，我就回青岛休探亲假了。

从青岛回来，我才知道上了一个大当。我把责任都替别人开脱了，而我自己却成了“替罪羊”。在化工局的一个关于我厂事故的通报里，把“张铭淮在看小说”也写上了。但事已至此，也只好如此了。

张老头是看大门的，看见我看小说的也只有他一个人，他是张群的父亲，为了开脱张群责任而移祸于我也情有可原。另据人说，为了摆平这件事而又成就了很多酒局。

好在没有任何实际处分，只是在一份通报上点了我一下名，而且在厂里没再提这件事。

1978年4月2日，我厂起了第三次大火，而这一天又是我值班。

我不信命，然而有时又不能不信命。如果把我的命运划一条坐标曲线的话，那么在这个时期，我的运气是处在最低点。

其实这一天应该是老解值班，他要去县里开一个什么会议，要我临时替他一个班。这是一个下半夜的班，我起来晚了，到厂时已经是半夜1点半了，上半夜值班的张某没等到我接班已经走了。

我刚坐下不一会，甲萘胺的当班班长张佩来到办公室，他不知我来晚的事。他和我谈起，车间分馏温度好像不太对，馏出物的流量和颜色和过去不一样。厂里的两次大火使大家都谨慎了，我也不谈什么意见，技术问题不是我这个统计员的本分。

我看没有什么事，就开始造四月份的报表，他坐了一会就告辞了。之后，我到车间转了转，一切基本正常。

天快亮了，大约6点钟，我回到宿舍（宿舍在厂区，离车间5分钟的路）给家里开门。我上夜班时怕影响她们将门反锁上。

我在屋里站了没有10分钟，就听到有人大喊“起火了”，我急忙跑到厂里，火已经基本扑灭，甲萘胺车间是水泥建筑，火容易扑灭。

甲萘胺分三道工序，第一道工序是硝化，就是将精萘加入硝酸生成硝基萘；第二道工序是还原，将硝基萘加上硫化碱，生成甲萘胺和硫代硫酸钠；第三道工序是精馏，是将粗甲萘胺蒸馏，得到甲萘胺成品。

这是一次爆炸事故，事故原因是硝基萘没经过还原工序，直接进入蒸馏釜。

硝基萘本身就是炸药，在蒸馏釜里点火升温，发生了爆炸。所幸的是，蒸馏釜上一个人孔，应该用10mm的螺栓，结果用了8mm的。爆炸发生时，把这个人孔的螺栓挣断，人孔盖打起，泄了压力。否则一两吨炸药爆炸起来，后果不堪设想。

从现场看，人孔盖打中房顶的一块水泥预制板，这块水泥预制板被打到天空。据目击者讲，开始他们看到天上飘着一片像纸片的东西，落到地上，才知道是一块屋顶上的大预制板。紧挨这块板的两块预制板，一块落到车间前面，一块落到车间后面。人孔盖在河滩找到，可见爆炸的力量之大。

我替老解值了这么一次班就又碰到这事，真是倒霉极了。我又要成为“替罪羊”了。

厂领导老吴在各种场合多次讲“有人值班，三次大火，每次都不在现场。”老吴从没有在我面前讲过此话，这是别人告诉我的。我鉴于过去的教训，决定针锋相对，采取斗争方式。

一天晚上我去找老吴“摊牌”了。

我说，我厂为什么接二连三地出事，主要原因就是，每次事故都被掩盖了真相。如第二次失火，真正原因就一直被隐瞒着，那一次我吃了亏我认了，可是如果这一次要想再和上次一样委过于我，我就要向上级反映历次火灾的真相，真相为什么会被一次又一次地被隐瞒，我就把那些酒场上的交易揭露出来。再就是我只是一个统计员又不是技术员，承担这么大的责任合适吗？

老吴火了，和我大喊大叫，拍桌子。我也不示弱，和他大吵特吵。后来，他开始说缓和话了，我也借势下坡了。

人们听到我和老吴在办公室里吵架，议论说这下张铭淮可要难看了。谁知此后在历次会上，老吴绝不涉及我了。看起来，不斗争一味忍让是不行的。

这次事故一直拖着没作处理，以后我就上大学去了。听说这次事故的最终处理是把张佩的班长职务撤掉，后来也一直没有公布，终于不了了之。

我上大学之后不久，甲萘胺车间又一次出现上次爆炸前的迹象，赶紧停火分析，原来硝基萘又没经过还原就直接进入蒸馏釜。车间管理如此，令人惊心！

2

三次大火，都叫我遇上了，甚至像专等着我似的，不是刚接班就是快交班，一年一次，一次甚过一次，可见时运之低。

“物极必反”，当我的命运处在最低点时，也就要开始好转了。

恢复高考后，我在1977年考了一次，也参加了初选。虽未登榜，但裨益不小。1978年的考试我又报了名，这次厂里只有两人报名。

我虽然是“高中毕业”，其实只学完了高中一年级的课程。文革中多次“复课闹革命”，却从未上过文化课，但好在发了高二的课本。我在益都不认识任何老师，完全靠自学，我制定出学习计划，先复习完了高一的课程，再学习新课：三角函数、有机化学、解析几何、高二物理。这段时间我感到脑子特别“好使”，三四个月的时间，基本全掌握了新课程。

上了大学以后，我才感到这段突击所学的并不牢固，属于“短时间记忆”。

我的心理压力很大，周围人除了几个知心朋友外无不等着看你笑话。

我上火，得了智齿冠周炎，牙痛得要命，嘴张不开，连饼干都放不到嘴里去。但我要坚持着，做出这最后的一博。

7月份考试，我的考场设在益都一中。天热得很，我骑着车子参加了考试。

第一天考数学。卷子发下来，我紧张，手哆嗦得写不成字。我尽量镇静下心来，安慰着自己。开始，是几道简单题，做完后，往下看，有几道题要斟酌一下，我选中了一道有把握的“换底公式”的题。做着做着，突然“找不着北了”，头嗡地一声，一片空白，往下看，什么题也不会了，大汗淋漓。

我平静一会，仍不见效。很快时间到了，我只好交上卷子，我懊丧极了。离开考场后，我仔细地计算了一下，这门科目顶多能得30多分。

回到家后我对家人说，第一门课就考成这样，我又是大龄考生，肯定考不上了，以后的考试我不参加了，彻底放弃了。

母亲正在益都帮着我带孩子，她鼓励我，考不上就考不上，考好考坏不要紧，要坚持考完。

在母亲的鼓励下，我又参加了第二天的考试。

我觉得反正考不上了，反而没了思想包袱，心情相当平静。

语文卷子发下来了，我看了看，有改错、填空、加标点、缩减一篇文章，完全是考基本功的。而基本功正是我的强项，我仔细地答完。上次高考的语文只考一篇作文，近年来学校的老师给学生布置很多范文，作文对考生来说只是改改题目，拼凑一下就行，分数上基本拉不开差距。考完语文后，我一打听，新考生们叫苦连天。我暗自高兴，语文能得八九十分，可以给我拉回些分来。
化学很简单，我答得几乎没错误，可以稳拿90多分。

第二天的考试重新建立起我的信心。在以后的考试中，我稳住心态，仔细地不放过每一个得分的机会。

物理考得不错，但很也很令我遗憾。最后一道20分的题，我以前做过这个类型的，可是因为一个“门槛”没迈过，竟没做出来。

我曾经做过一道题：是一根重量已知金属棒，沿着直立的两根金属棒下滑，作切割磁力线运动，当达到匀速运动时，问速度是多少。这道题可以利用匀速运动时，重力等于电磁力的反作用力来解决。而这道考试题稍微改动了一下，两根金属棒是有一定斜度的，问的是这根已知重量的金属棒的最大下滑速度是多少。把我难住了。

出了考场之后，有人说，下滑速度越来越快。电磁力的反作用力就越来越大，最终达到平衡，所以最大下滑速度即是匀速运动的速度，我恍然大悟，遗憾不已。我的物理得了72分，若不是这个问题，物理可能得90多分。

考完试后，我自己觉得比去年考得好，但也觉得不很理想，很多应该得的分丢了。

考完后人们问起我考试的情况，我说考得不理想，这也是实情。老吴听到我考得不理想，很高兴，感到很理想而喜形于色。

3

1978年是四人帮粉碎后第一次长工资。这次是按一定比例调资，按说我们这几个生产骨干都在调资之列。我因为遭遇几次大火，又加上考学，自然是人们注意的焦点。
长工资要经过群众评议，群众同意，领导批准，上上下下好几个反复。

在一次小组讨论会上，一个叫赵聚的攀比我说，有的人连续三次大火都是他值班，不能长工资，接着大谈自己应该长工资的理由。

赵聚是砖瓦厂过来的，有点“二百五”，他革命起来不得了，经常写点大批判材料，上台发发言；不革命起来也不得了，几次在市场偷东西被抓起来：一次偷了人家赶集的几张煎饼不慎失手，一次偷人一个包袱不幸被擒。

已经十几年没长过工资了，人们争得很凶，老吴想出一个办法，召开一个专题会，职工之间可以互相提意见，可以攀比，也可以反驳。我决定拿赵聚“开刀”，我知道不愿意别人长工资的大有人在，别人少一份希望，自己就多一份可能，我这样做主要是封住别人的嘴。

我发言说，听说赵聚和我攀比，我是如何如何，他是如何如何。我借赵聚把该说的话都说出来了。

老吴听了很高兴，赵聚是个“人人烦”的家伙，老吴喜不自禁地说，“对，有意见就说在当面，提名不提名都可以。”

此后，再也没有人在“三次大火”上打我的主意，我顺利地长了一级成为三级工，工资每月37元。我应该感谢赵聚，他给我做了一次“敲山震虎”的靶子。

4

1978年的高考是第一次公布考生考试成绩的。考试成绩公布了，我的成绩竟然比我预想的要好。总分361.5分，其中政治75分，语文79.5分，数学41分，物理72分，化学94分，平均72分。我厂的另一名考生成绩也不错，我俩的成绩在益都工交系统名列前茅，有学上是没有问题的了。

老吴们很生气，竟不和我“搭腔”，谈起话来，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从来不提上学的事，我知道他气得要命，内心有说不出的惬意。

体检我最担心的是视力。碰巧，负责检查视力的两个小姑娘是我看病时认识的，给我填了一个满意的结果，这一关也顺利地过了。

考生登记表发下来了，上面就根本没有“单位意见”这一栏，老吴也就没有地方写上些“工作需要，留厂工作”的意见（1977年的高考老吴就在我的考生初选表上填写了这个单位意见），只能干瞪眼。

我报的志愿的几乎都是青岛的院校，第一志愿是海洋学院，第二志愿是化工学院。

我的分数进海洋学院是够了的，我把考试情况告诉在海洋学院工作的岳父岳母。希望疏通招生人员予以关照，可能因为派性作怪，招生的没录取我。岳父岳母知道消息后，立刻托人到省招生办查询，知道我已经录取在山东化工学院，才放了心。

我知道这个消息，心里更有了底了。录取在海洋学院的年龄大的考生都分在一个叫“光学班”的专科班，而我是一个本科班，所以也没有什么不好。

之后，便是等着发通知。

我接到通知是10月2日，正国庆节放假。我急忙骑上车子，找到县招生办拿录取通知书。在我前面一个小学生先领了录取通知书，我一看他的登记，竟也是山东化工学院基本有机化工专业。以后到校报到，我才知道我们分在一个班，他叫张在盛。

我学的是基本有机化工专业。录取书上通知，10月4日报到。

我拿到通知已经10月2日下午了，而我的统计员工作至今未安排人来接替，我也无法进行交接。
据“官”们讲，已经安排了赵淑来接替我，可是迟迟不宣布。我估计，这是他们拿我一把的最后机会了。我也顾不了许多，急急忙忙把赵淑找来，交代了工作。

10月3号上午，我抓紧时间把户口和其他应办的事办完。下午，我一家三口带着行李，小孟开车送我们到火车站。

汽车正要出大门，老吴实在按耐不住了，气急败坏跳了出来拦住车不让走。

他怒气冲冲地说，“你还没交代工作不能走。”

我说，“时间很急，明天就要报到，今下午走已经是最晚了。”

他叫我把录取书拿出来看看，我说“已经打到行李中了。至于工作我已经交代好了。”

他问交待给谁，我答道赵淑。

他怒吼道，“你怎么知道交待给赵淑，你当官？你是组织部？你说了算？谁告诉你赵淑接替你的工作？”

曾透露给我消息的两个人紧张地望着我，唯恐我出卖他们。我感到老吴很可笑，这事你能从我嘴里问出来吗？更何况现在你怎么不着我了。

原来他们10月3号开中层干部会，顺便研究我的接替人选，商定赵淑接替我。会议中间休息，几个人出来上厕所，老马和老王就告诉了我这个消息。其实这个消息早有风传，这仅是进一步证实而已，我于是找来赵淑交代工作。

事隔多年后，老吴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刚开会定的事情，怎么尿一泡尿的功夫，张铭淮就知道了呢？”

老吴让人把赵淑叫过来，质问“工作你都清楚了？能保证不出错误？”赵淑自然嗫嚅着不敢说什么。
看他那气喘吁吁，怒气冲天的样子，别人都劝他，我也拂袖而去。

老吴恨恨地说“哼，跑了和尚跑不了庙。”
其实，我离开之后，老吴也没有报复我妻子，而且在3%长工资时她还长了一级。
老吴正如他自己常标榜的那样不整人，其实他人还不错，他不愿意我离开厂也是为厂考虑。
我们到了车站，刚刚过上行李，火车就进站了。我们未来得及检票就急急忙忙跑上车。在青岛出站的时候，补上两角钱的补剪费。第二天，我到山东化工学院报到，才得知开学已延期到10月18日。

我的下乡同学冯世民录取在曲阜师范学院中文系，很快我也得知挚友、同组知青刘宗浚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研究起老祖宗的问题”了。

我上大学，按照国家的规定工龄五年以上的可以带工资，而且上学期间算连续工龄。这是邓小平带给我们这一代人的恩惠，没有他，我们将永远失去了这个机会。

这是我和我的家人最开心的时刻。几十年梦寐以求的愿望终于一朝实现了。
以后的历史证明，上大学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和我家庭的命运。

后记：我1968年高中毕业，十年之后的1978年进入大学校门。

我在编篡这篇文章的时候，突然灵光一现，终于发现了四十年前甲萘胺爆炸的原因了：是因为蒸馏釜完成上一次蒸馏后没放空，随着温度降低釜内产生负压，将未还原的硝基萘吸入一部分。吸入量并不大，如果真的几吨硝基萘爆炸的话，我可能就没有机会“进入大学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