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顶一狼的美篇

高龙蛟

<h3>两鬓霜花忆少年</h3><h3> --半个世纪之后的相见</h3><h3> 孩提时代进入小学,人人都怀揣着一个少年梦。一九六九年,我们在长沙市北区民主西街完小(惜荫小学),结束了六年的小学教育,分别被分散到长沙市北区的几所中学就读初中,从那时开始,我与小学的这些同学就失联了,以至初中毕业后一些同学下乡在一个地方,彼此都不知晓。</h3><h3> 那时候,我们纯真得像一张白纸,在学校老师的教育下,是不分“男女界限”的。放寒假之前的日子里,在学校冷得受不了,除了老师的办公室烧了煤球炉取暖,教室里是没有任何取暖设备的。课余时间如果是太阳天,在学校的操场边有晒太阳的、有跳橡皮筋的、有在操场满世界追跑的,遇到阴雨天,我们就只能缩在教室内的墙边“挤油渣子”,靠同学们相互活动所产生的热量,度过那寒冷的冬天。</h3><h3> 那时候,石怡织布厂(人民织布厂)的织布车间有根暖气尾线是对外排的。我们在前往学校的途中,找到漂亮的卵石,在暖气排放口排队烫石,然后用布或毛巾包着烫热的石头取暖,走向学校。</h3><h3> 那时候,我们有小人书,是要与同学们换着看的。我们有点紫苏姜、红姜、红红绿绿的豆子糖,都是要留着上学时,与玩得好的同学分着吃的,现在叫分享。</h3><h3> 那时候,我们有“少先队交通文明卫生岗”,少先队的队员是要轮流到马路上“交卫岗”的。还有部分同学是长沙市仪仗队的,遇到外宾到湖南,必须按照规定的着装和时间乘坐省外事办的大客,到大托铺机场迎来送往。这在当时,都是相当“得瑟”的任务。</h3><h3> 那时候,在小学没有参加中国少年先锋队,是一种耻辱。每年的六月一号,都有一批新队员入队。整个学校的操场被各个班级列队站满,少先队的号鼓队拥簇着队旗,“砰,砰,砰,哒哒,砰砰砰,哒哒,砰砰砰哒哒砰砰砰叱砰砰。”“哒哒滴哒滴哒,哒哒滴哒哒,滴滴多滴哆哆,哒哆滴哒哆”。击鼓鸣号绕场一周。在少先队工委辅导员的引领下,新队员举手宣誓,“人民利益高于一切”。那仪式显得格外的庄重。</h3><h3> 那时候,每年的清明节,男同学都身着白色衬衫和蓝色长裤,女同学身着白色衬衫和黑色短裙,系上红领巾列队到烈士公园的烈士塔,敬献花圈。烈士们在我们稚嫩的心间是特别有份量的。</h3><h3> 那时侯,我们的课外作业基本上是在校外学习小组上完成的。成绩好的同学是组长,一个学习小组五至六人,以居住的地段划分,没有桌椅就将家里的门板卸下来放在板凳上当桌子,或者干脆到离家不远的北区少年之家、长沙市文化宫内找地方做作业。除了文化课的作业,也会完成老师布署的手工、唱歌和学习雷锋的一些活动。表现不好,不听从组长的安排,组长就会向老师汇报。组与组之间还开展竞赛,组员也是相当有集体荣誉感的。</h3><h3> 一九六六年,中国少年先锋队被毛主席的红小兵取代。</h3><h3> 一九六七年,反对封、资、修的教育路线,停课。</h3><h3> 一九六八年,复课闹革命。</h3><h3> 一九六九年,小学毕业。</h3><h3> 因为拆迁,父母的家被安置到了伍家岭的国庆新村,每次回到长沙,只有短暂停留,对老址佘家塘也就只剩下一种概念。父母相继过世,工作之余脑海中也曾经常回放着自己的生活历程。随着年龄的增长,念想中那种要找到小学同学的欲望就越发强烈,到了长沙,只要是有机会,我就会丈量在这条巷子里,努力去寻找我的孩提时代,同时也希望能遇到我的儿时伙伴。</h3><h3> 五年前一次身体上的变故,加上马上就要步入花甲,回首往事,没有孩伴的交流变成了人生中间的一大缺陷。</h3><h3> 去年,接到一个偶然的电话,是过去的老街坊打过来的,怎么也未曾想到,那些老街坊的发小们也在找我。很是兴奋地通过话之后,也就有了小学同学的消息,也知道有个同学群。我迫不及待的与群主通话,群主审查了两天后我进了群。当时我快乐的和群主说:我有一种找到了组织的感觉。</h3><h3> 这次同学们在群主的带领下,坐上火车辗转来到我的家,圆了我花甲之后的又一个梦。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把酒之间,我们共同回忆那个纯真的时代和年少的感触,我们相互略述各自的成长经历和花甲之年的情感。</h3><h3> 熊勇同学有板有眼的京腔、马莉同学优雅的舞姿、刘利华同学字腔圆正的歌唱、马矾钢同学声情并茂的美声,赶走了我们半个世纪未见面存在的生疏,把我们的见面提高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h3><h3> 2019年4月10号</h3><h3> 宇成山庄</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