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 北桥是我家乡福建漳州一条南北向的路名,离我儿时所住的公园小学仅几步之遥。它位于古城北边,因有横跨北宋时所建北护城河上的桥而得名。其实这条路真正的大名叫大同路,大概和孙中山实行民主革命后于1919年派陈炯明来漳州建立“闽南护法区”、拆古城墙修路建骑楼、取“大同盛世”之意有关吧。大同路最主要的路段都是骑楼,和现在叫香港路、延安路、青年路的建筑极像,都是陈炯明那时留下的产物,至今已有百年历史。骑楼就像是漳州古城的注册商标和形象大使。北桥并没有好玩的地方,但我对它却有别番感情,因为这里有个菜市场,儿时大人买菜时我会跟来市场看热闹,小学和中学的许多同学住此或附近,于是烙下年少时的一些生活印记。</h1> <p class="ql-block"> ▲漳州香港路骑楼,和当年的北桥极为相似。</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r></p><h1> 从瑞京路三岔路口往北就是北桥,路面不宽,铺着洋灰和小碎石的混合物,很结实,小石微露,经年已磨成圆弧状,儿时我们习惯打赤脚,光脚走在北桥颇感硌脚。夏天傍晚,大人小孩喝糜(稀饭)、冲浴后,穿着木屐仔上街纳凉,满街都是“嘎嘎“的木屐板拖地声,这声在北桥路面产生的音响效果犹甚,夜里可以传得很远,循着由近及远的“嘎嘎“声,便大致可以判断出是哪家的人晚归。路口向北有微微的上坡,坡顶东边住着“乌橄仔”一家。</h1> <p class="ql-block"> ▲漳州东坂后天主教堂旧照,后拆除重建,已无当年的韵味。</p> <h1> “乌橄仔“是校门口卖腌水果摊主的外号,不知是谁给起的,真名反而不知道,我们同学都这么叫顺口了。他家是潮汕人,有听说是日军侵华占领潮汕后全家逃难至漳州的。他大我有十岁左右,黑瘦、长得像他母亲。潮汕话和漳州话相通,只不过有些字和词念的音会往上扬,也好听。他们家以制作腌渍水果的小食品为生,有一种把大粒的“番仔橄榄“腌成乌黑色的乌橄榄尤其好吃,“乌橄仔”可能由此得名吧。他家门口摆着几口大缸,遇有时令水果如苦毛桃、油柑、橄榄、李子、杨桃上市,他们会以便宜的批发价购进整筐整担,倒进大缸,加入大粒粗盐搅拌,扣上竹笠腌几天,逼出苦酸汁后倒掉,再拌上糖精和红的色素混合调制成的糖汁,令人垂涎欲滴的美味就制造成功了。</h1><p class="ql-block"><br></p><h1> “乌橄仔”以公园小学门口为主要经营场所。校门口有卖烘番仔豆、麦芽膏、敲糖、“铰剪糖”、嘭米香的,但就属“乌橄仔“的挑子最气派,有个大的长方形玻璃罩,显得讲卫生也兼防苍蝇挡灰,里面白色方形搪瓷盘里面是各式的水果腌制品,用竹签串成长短不等、价格也不等的串串,杨桃削成一瓣一瓣的,苦毛桃刻成一瓣瓣的去了核像佛手般的,还不时用软毛刷子把红色糖汁刷到水果上,晶莹剔透,看了都会咽口水。“乌橄仔”得地利之便,每天都是最先到达,占据离校门最近的位置,加之周边只有他家独家经营此营生,生意较好。那时我们同学都穷,揣着的几分钱都是靠卖“鸡毛肉骨“和废铜烂铁牙膏皮辛苦得来的,所以钱一定要花得值,于是买东西时会反复叮咐“乌橄仔“要多沾一些糖汁,“乌橄仔“便会毫不吝啬的把刷子像写毛笔字一样饱沾糖汁后再刷在水果上,买的人举着果串要先伸出舌头接着滴答的糖汁舔吮着、酸甜可口,心满意足。油柑用小调羹当量具,“乌橄仔”会慢慢的舀使之装更多,如小顾客不满意还可以多舀几次,直至小勺尖尖的堆起到最多,再倒入用旧报纸卷成锥状的小袋子里。那时我们男孩子用橄榄核玩一种有输赢的游戏,橄榄核变得珍贵了,一粒大的“番仔橄榄”核抵五六粒本地橄榄核,类似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比价,于是常会有人守在“乌橄仔”摊子旁,遇有女同学买“番仔橄榄“便跟踪其后,等女同学抛下核仔赶紧捡来,像是发了笔意外横财。</h1><p class="ql-block"><br></p><h1> 到了周末或寒暑假,校门口没了生意,“乌橄仔”便挑着担子去街上寻找闹热的地方卖,尤其是中山公园大戏台晚上有放露天电影时,常会看到“乌橄仔”在草坪后面出摊的身影。他在玻璃罩上点一盏“喷汽灯”、也就是用一种灰白色石头装在特制的铁罐子里,浇些水,水立刻和石头发生化学反应产生可燃的带臭味的气体,顺着细铁管往上冒,马上点着后管口喷着火“斯斯“作响的可用于照明那种灯。由于“乌橄仔“诚实经营,一分钱也可以买到几粒解馋的油柑,童叟无欺,尽管他生性老实、寡言少语,但风雨无阻的摆摊,颇受孩子们的认可,大家便时常去关照他的生意。仅靠这个摊子,极大的补贴了他们一家几口人的生活。久而久之,“乌橄仔”似乎也成了某种象征,只要远远的看到他坐在校门口的玻璃罩后面,便觉得今天生活有序、一切平安无事,万事大吉,小伙伴们的心就在在的了。</h1> <h3> ▲香港路牌坊。</h3><h3><br></h3><h1> 从“乌橄仔”的家走几步就到了真正的北桥。北桥的长度与北宋护城河的宽度一样,大约二十米左右。护城河已有千多年的历史,两壁的花岗岩已呈灰褐色,石缝间长出不少蒿草和不知名的小树,很深,流着浅浅的污水,我们都叫它“壕沟”。桥边的石栏杆很矮,走到边上会不自觉的远离一步,大人敢坐在栏杆上歇息,但也只是屁股沾着栏杆,身子尽量的往街里折。</h1><h1><br></h1><h1> 过了南昌路口就是北桥菜市场。每天一早,附近的农民会挑自己种的新鲜蔬菜来卖,各式小贩也出动,就摆在街上两边,熙熙攘攘,约十点前散市。北桥除了路东有家卖酱菜的小店以外,并没有其他卖菜的店家,散市后成为平常的安静街道。我随大人来买菜纯属凑热闹,看稀罕,什么都觉得好玩、什么都觉得有意思。</h1><h1><br></h1><h1> 菜市场虽不大,但各式应季的蔬菜青翠欲滴,水产、肉类、活禽类应有尽有。买家一般先问多少钱一斤,卖家说个数,买家嫌贵,如此讨价还价一阵,称头称尾还要计较一番,最后成交。卖“啦阿”(蛤)的会把蛤直接堆在捞蛤的铁簸箕上,表示是刚从九龙江边捞回了的,很新鲜。蛏子则裹着泥浆。卖田螺也有,如果是现拿老虎钳剪掉田螺尾巴的比较好卖,当然也贵些。稻草成了最佳的包装工具,可以捆菜,可以从鱼鳃穿过挂着鱼,连买猪腰也可以“拦腰”一捆拎回家,蛏子则用荷叶包着。有个大妈现场制作“咸牛奶”的:在盛满盐水的大搪瓷杯里,手上放纱布握成半圆状,舀一调羹鲜牛奶倒入,牛奶遇盐水立刻凝固,手再捏捏成蚕茧状就妥了,一个可卖两分钱。</h1><h1><br></h1><h1> 小酱菜店前有卖咸菜和鲜笋丝的两个摊子每次来都可以看到他俩挨着做生意。咸菜炒笋丝是下饭的菜,卖咸菜的把盖菜整棵腌成金黄色,要买多少随便你,卖菜的会用小弯刀割开,露出黄黄的菜心,这菜心可以生吃,是上等的好咸菜;卖笋丝的拿把大且薄的菜刀,剥掉笋壳后一边和人聊天一边看都不看的手起刀落熟练快速的把春笋削成片、再切成细笋丝;买了咸菜的人十之八九会再买点笋丝,反之亦然,两摊卖菜人珠联璧合,相得益彰。</h1><h1><br></h1><h1> 市场还有专门卖民间新鲜的青草药的小摊子,都是传统中医认可的茅根、鱼腥草、车前草、田七、黄连之类的,遇有着凉流涕、风火牙疼的告诉摊主,他便会说用什么草药怎么吃包你好。记得我上中学后有年暑假篮球队训练中暑,母亲赶紧请对门的阿嬷来抓痧放筋路,手到病除;阿嬷让我母亲要去北桥买只几两重的小鳖炖蛤壳钱草(车前草)让我吃,母亲照办。说来神奇,此秘方“一帖见效”,我此后就再没有中过暑,哪怕是后来下乡当知青、晒出一身栗子色皮肤也没事。<br></h1><h1><br></h1><h1> 北桥菜市场在文革前是比较繁荣,文革期间略差些,因为要“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其实该有的菜还是有,有的买卖似乎更加隐蔽一些。印象中没过多久市场上的菜又多了起来,依然人头攒动,毕竟民以食为天。</h1> <h3> ▲制作蜂窝煤的印模和蜂窝煤。</h3><h3><br></h3><h1> 北桥路西有家煤炭店,专卖煤球,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开始普及蜂窝炉,煤炭店也卖蜂窝煤了。买煤是个力气活,全家大人小孩全出动,肩挑手提的,连水桶、簸箕都要动用,有人用上自制的小车,也就是在一块木板下装上四个龙溪地区轴承厂次品的轴承,用绳子拉着,可以载物,像现在孩子们玩的滑板车,极大的解放生产力;但这轴承车轮是纯钢的,没有橡胶外胎减震,在北桥石子路上行走,像履带战车隆隆驰过。计划经济时代的煤炭和粮油肉布一样,都是定量供应,都要有票证,家家户户尽管再节约,仍然不够用,于是便有人发明了要“自做蜂窝煤”。那时我还在上小学,开始是父亲工作的龙溪地区机关干部学校的两三家老师联合起来做蜂窝煤,各尽所能,有借板车的、有借做蜂窝煤印模的,把几家的定量合起来一起买,我们几个半大不小的孩子便只有出力的份。先是邻居们几个大小伙伴们结伴到“很远“的南坑火车站那里的煤场去买煤粉拉回来,再去“板仔顶“挖黄土当粘合剂,一路上大孩子把车头,我们前呼后拥,连拉带拽的弄回来,再按照土三煤七的比例混合,浇水搅拌,再用印模一个个印出来摆整齐,等待晒干后各家再按比例分摊。后来熟悉了制作要领,便每家自做了。自做蜂窝煤的数量大大多于买成品蜂窝煤的数量,着实解决了“燃眉(煤)之急“。那时要做蜂窝煤也是大工程,我们会尽情沉浸在参与这全过程中获得创造成果的巨大快乐中,填补了那段无所事事日子的空虚,虽然脏得像大花猫,但心情愉悦像过节般,可以欣喜许久。</h1> <h3> ▲现在的北桥市场,建在与瑞京路的交叉的三叉路口。地名依旧,旧貌全无。往日的景象只能留在记忆中了。</h3><h3><br></h3><h1> 记得在“文革“中期,哥哥和我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那些不多的粮食定量肯定是不够吃的,父母亲舔犊之情,自己宁可少吃也要把粮食尽量多的给我们吃,但毕竟不是长远之计,必须要另想办法。那时的冬季,番薯、盖菜、高丽菜开始大量上市,父母亲会去北桥市场找到要买的东西,谈好价格,称了重量,让农民直接挑到家里来。于是那时地瓜稀饭成了主食,以致我至今念念不忘。晚餐是用盖菜或高丽菜煮“菜饭“,奢侈点的再拌些用小葱“欠香“过的熬猪油,滴几滴酱油搅拌,美味无比,觉得“菜饭“是全世界最好吃的饭了,没有其二。就这样,竟也熬过了那艰苦、缺吃、少油、寡肉的年代。那时好像不觉得苦,因为大家都一样。只有现在回想起,才觉得尤要珍惜当下的生活。</h1><h1><br></h1><h1> 漳州的盖菜杆长叶宽,尤其是霜打了后的盖菜、无论是炒或煮其味甘甜微苦,百吃不厌;剩菜再熬一下变成黄色的,入口绵软,有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滋味,会让人牵挂。盖菜买多了是要自腌咸菜的,把它挂在“瓜爬叉“搭的竹竿上晾去水分使之变蔫,再搓揉上盐,摆放进坛子里盖好,过几日出水就可以吃了,但“扮相“没有北桥卖咸菜的那么金黄漂亮。菜头(白萝卜)腌晒成“菜哺“,都是冬天里缺少青菜时的主力当家菜肴。据科学研究表明,每个人年少时的口味将会决定此人一生中的口味,其意是无论如何,此人一辈子中他认为最美味的食品一定是年少时经常吃的食品。我们漳州50、60后的这代人,要论美味,绝对是逃不过盖菜、咸菜、菜哺、番薯的。</h1> <h3> ▲漳州最早的中国工商银行,坐落于延安路,现在已成危房但尚未拆除,倒成了游子回乡的怀旧之物。</h3><h3><br></h3><h1> 1982年2月,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工作。那时到北京逢冬季,正是蔬菜青黄不接时,机关食堂里天天吃的不是熬白菜就是红烧白菜,要么就是醋溜白菜。即使到了夏季,蔬菜虽然多一些,但多是北方常见的蔬菜,并没有像漳州那般青嫩的新鲜叶菜了。最初在北京的那几年,好在我曾经过年少时的苦日子、当过知青,对生活不挑剔,适应能力极强,怎么都行,竟也养成了北方人的生活习惯,有粗犷特质。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北京农贸市场开始出现小油菜,还可以用粮、面、粗粮票去兑换,想吃青菜的愿望可以实现了。到了九十年代末,市场已经空前繁荣,山东寿光大棚蔬菜大量供应北京了。有一天,我发现农贸市场里有卖盖菜,当时我还以为自己看错了,问卖菜的这是什么菜?他说了学名“芥菜”。这就对了!我一高兴买了很多。旁边人见着奇怪,问我这菜是什么菜、怎么做?我自豪的说:这是福建漳州的盖菜,味甘苦,富含维生素,清热解毒,热油爆炒味绝佳!于是盖菜瞬间被抢光。卖菜人用感激的眼光看着我。回家后我立刻动手洗切爆炒,那熟悉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甘苦味通过味蕾的电波传导潜入大脑,迅速与遗忘多年的北桥盖菜味接上信号,我瞬间有了回到漳州的感觉。再后来,盖菜成了我家的常备菜。我还有继承发展,经常做点盖菜饭,当然了,是加了香肠、菜哺、虾米、炒鸡蛋,也是漳州的北京人自创升级版的、是儿时不可能实现的漳州盖菜饭,与当年艰苦年代相比已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盖菜饭了。盖菜就是以这特殊方式,把身在北京的我和家乡漳州紧紧的联系在了一起。</h1> <h3> ▲台湾路街景。 </h3><h1><br></h1><h1> 多年过去,我现在每回漳州,记忆中“库存“的古早漳州画面就会被日新月异的景象重新刷新一次。我所能做的事情就是努力的凭记忆去寻找儿少时曾经熟悉的地方_尽管很多老地方已不存在了。我感觉自己倒成了外乡人。但我也只能以这种方式努力的要去自证我确实是漳州人。漳州是养育我成长的地方。故土情深。这种感觉难以言表,亦喜亦悲,不是游子未必能体会。漳州变化太大、太多、太快了,过往的岁月就让它留在回味中吧。</h1><h3><br></h3><h3> (部分图片来自网络)<br></h3><h3><br></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