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洋知青农场，抹不去的记忆

盈盈

原莆田大洋农场知青 蔡友剑

2019年4月8日

　　1971年某月，我接到大洋公社办公室通知，到公社开会，会议由公社党委书记郑文林主持，参加会议的知青代表除了我以外还有陈元芳、郑志粦、陈元鹤等共6人。会上，郑书记转达了公社党委关于由知青接管农场的决定精神，阐明了国营农场下放地方管理方案。会上议定成立三个知青农场：大洋知青场、可山知青场、响石知青场，同时成立接管小组，负责接管三个知青农场。当时我和郑志粦被任命为大洋知青响石农场负责人。

几个月后，响石农场撤销，并入大洋知青农场作为分场。

大洋知青农场位于大洋车口村及瑶山村之间，中间横穿大洋至莆田的公路。大洋知青农场（含分场）拥有水田两百多亩，旱地、山坡地六十多亩，在响石拥有大片森林及茶田，在大洋白露坪拥有几十亩油茶地。

　　大洋知青农场初建时，原插队于大洋各大队的知青分批进场，初始，农事由国营农场原职工掌管。半年后，大部分知青逐批进场，最多时达180多人。为了便于管理，大洋知青农场分为四个排，实行半军事化管理。其中生产排三个，后勤排一个，响石分场（含茶场）和一个白露坪油茶场。

农场始建之初，支部书记由省、县下放干部挂职，先后有郑金技、陈演、吴金星、村干部柯胜官等干部挂职当农场书记。农场成立领导小组，由老知青温寿维任组长，生产排排长蔡友剑、陈绍先、黄后森及后勤排排长林鑫三等成员组成。各生产排分别配备排长1人、副排长2人（女性1名）。农场设有团支部、妇联，第一任团支书由郑志粦担任，第二任团支书由邓天清担任。班子成员的人事由公社任命，实行老、中、青结合。

两年后，农场支部班子由知青担任，陈贤云任书记，程锦生为副书记，陈章辉为支委委员。为了培养新鲜力量，农场大胆启用新知青，先后有黄瑞国、陈珍英、许肖华等进入农场领导班子，许多中新知青担任农场生产排领导。

　　农场每个生产排拥有水田六十多亩，旱地及山坡地二十多亩。场部配有手扶拖拉机一台，每个排分配耕牛4头和犁、耙等农具若干。生产计划由公社及场部统一制定，具体劳作由各个排实施。水田分早晚两季，冬种刚开始种大小麦，后因山区气候特殊，收成不佳，改种油菜，倒是收成颇丰。水田种紫云英（作为农田机肥），旱地及山坡地种地瓜、木薯，当时响应甘蔗上山，还种了大面积的甘蔗。农场的粮食收成基本上可以自给自足，每年还向国家上缴几十担公粮，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难能可贵。

　　知青在农场每个人要担负两亩多的耕作任务，每人劳动强度大，因为当时水稻分两季，大部分时间都忙于农事。春耕时，知青们冒着严寒、暴雨抢种；夏季“双抢”时，顶着烈日、酷暑抢收、抢种，每天都要劳作十几个小时。白天战斗在田头，晚上还要将抢收回来的稻谷运回场部水泥埕地，连夜加工，奋战在埕头。农忙时忙得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女知青也要像男知青一样连续奋战。知青们每年只有五.一至五.四放假三天。农闲时，知青们还要到响石、可山山林里去捡柴火，挑回农场作为食堂燃料。

当时知青每月每人定量为33斤至36斤粮食，零花钱3元，三餐食堂提供炊饭，菜自备。农忙时，农场供应馒头每人两个，作为点心。每逢重大节日或农忙开始，农场都要宰一头猪为职工改善伙食，这在那个年代，算是给职工们最大的福利了。

　　农场初建时照明依靠煤油灯，后来在地区知青办的关怀下，农场成为大洋第一批用上电灯的单位，改善了知青生产、生活、学习条件。

农场在1973年建成知青礼堂一座，平时用于农场组织开会、学习，重大节日可以用于文艺节目演出，农忙时可以用于堆放谷物。

农场经常组织知青开展政治学习，并多次邀请原闽中游击队老队员做革命红色教育，还经常配合公社组织各项中心活动，给山区增添了文化气息及活力。

　　1972年，莆田知青家长李庆霖冒险写信给毛泽东“告御状”后，农场知青命运逐步得到改善，分期分批获到招工、升学、参军、补员等安排，1980年以后基本上停止了“山上下乡”运动。知青解散后，农场财产及田地移交当地政府管理。

　　作为知青农场历史的见证人，每次经过农场，回忆起那个“战天斗地、练黑皮铁骨红心”的年代，回忆起知青生活的点点滴滴，酸甜苦辣万般滋味涌上心头，真是感慨万千呐！知青，是为共和国作出牺牲的一代人，也是为共和国作出贡献的一代人，历史，不能忘记！

（图片转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