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老的美篇

明老

回忆上世纪60年代的一些往事  

一、1960年300小型还在建设中。小型厂的部分单位如：轧钢、机、电的一部分人员在厐村大庙中办公。此时，这些单位的党、政、工团组织已经建立，並正常开展活动了。我们的校友田燕祥被提升为电气工段的工段长、另一位工段长是叶香林。叶是由鞍钢调来的电气老工人，为300小型建设，曾去苏联实习过 。是一位忠厚老实之人，可惜文化程度太低。吉林电校1955年的毕业生黄秉文和东北工学院1953年毕业生白复沛为电气技术负责人。黄秉文带领我们三人（矫永吉、刘景涛和我）编写维护规程、操作规程。黄曾是小型筹备组的成员。图纸、资料齐全。带我们一起阅读300轧机的电气图纸和资料，技术上有一些収获。这年的七月，我入了党，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 

二、这一年的八月，300小型厂房和办公楼基本建成，我们开始撤出厐村大庙，回到300小型厂的办公室。基建公司从八月到十月，开始机、电设备按装。十一月到十二月开始接线、校线。十二月开始高压送电，有些机组开始送电、试车，例如主电室的自用电变压器、直流操作供电机组，蓄电池、为磁放大器电路供电的交流机组等。为下一步调试工作打基础。

三、1961年的一至四月，安装公司的调整队开始全面调试工作。调整队的技术负责人是徐楚权工程师，徐工1953年由东北工学院毕业。调试工作分成四组：粗轧机组，精轧机组，变频机组，飞剪机组。我们有时参加粗轧机组调试，有时参加精轧机组调试。安装公司电调队的人在首钢㶥管轧机工程中，向苏联专家学到一些水银整流器的调试技术。（那时，中苏关系尚未破裂）。㶥管的变频机组和300小型的二、三号变频机组相同，都是由可控的水银整流器供电给变频机组的直流电动机，通过改变直流电动机的转速使同步发电机发出各种频率。但是，变频机组的控制比较简单，是一个开环控制系统，而轧机是一个速度闭环控制系统，对控制精度、快速性都有很高的要求。所以，安装公司电气调整队的人员只能將电动机转动起来。不能满足轧钢控制系统的稳定性和精度的要求。那时，基建公司已经划归首钢领导，本着生产基建是一家的精神，当年的四月末将主电室的全部设备交给了我们生产部门。

四、1961年5月～1962年2月。

1961年5月，300小型轧机开始试轧生产。我、矫永吉和刘景涛三位校友，每人一班，在主电室精轧机岗位上三班倒值班。各种电气事故频发。主要电气事故：

线路接触器不吸合：主要原因是联锁条件欠缺：包括过电流、过电压、欠磁、超速、开口电压高、高压开关联锁点不好等等。

起动中跳闸：过电流、过电压、超速、欠磁等

水银整流器故障引起的跳闸：熄弧、逆弧。

轧钢中的跳闸：连轧机在轧制过程中必须满足以下要求：相鄰二架轧机钢材出口的秒流量相等，否则会出现轧材在轧机间出现堆、拉现象，严重时堆钢或者拉断。这对电气传动系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要求轧机电气控制系统在负荷变化时确保三项技术指标：动态速度降、静态速度降，恢复时间。要完成这三项要求，控制系统的开环放大系数必须足够大，而开环放大系数大又会影响系统的稳定，轻者系统不稳定，严重时跳闸。传动系统不稳定，控制精度低是影响轧钢生产的最主要问题。这个问题，在鞍钢二连轧机的电气控制系统中已经出现，现在首钢300小型轧机也出现了。这个问题是苏联电气设计院设计的系统问题。由于轧机事故多，生产的废品多，产品质量、产量都无法达到设计的标准。为此厂领导一方面写报告请求北京市、冶金工业部帮助解决。另一方面，想通过自己的技术力量，解决这些技术问题。

1962年二月初，罗永立厂长与我们三人谈话。决定成立精调小组。由黄秉文（吉林电校1955年毕业）任组长、矫永吉、刘景涛、我为组员。精调小组的精调二字可能有二层意思：一是与安装公司电气调整队的第一次调整区别，二是在弟一次调整的基础上精益求精的调整。

五、精调小组成立后，黃秉文建议用现有的备件做一个备用活动小车。此小车可以给十六架轧机做备用。我们制图、领出备件交由电工班制做。

1962年3月中上旬，冶金部自动化所、钢铁设计院的几位工程师，清华大学、北京钢铁学院的教授、讲师组成的专家组来300小型主电室调研。我们精调小组的四人和安装公司的徐楚权工程师参加座谈並介绍情况。大约四月初，他们陆续回去了。这次专家组调研有二项成果：一个是他们在查看资料中发现苏联援建印度的普拉小型轧机（与首钢300小型轧机相似），采用3000赫芝（首钢采用的50赫芝工频）磁放大器控制的主传动已经调试成功，已经开始生产了。为此建议治金工业部通过外交途径让苏联提供中高频磁放大器。在中苏关系紧张期这是不可能的。另外，淸华大学的郑教授提出此系统不稳定的根源在于电流微分负反馈（大多数人称为软反馈）。因此，建议用示波器检查电流检测器的波形。如果电流检测器的波形不正确，要使用功率为25瓦的电烙铁更换鍺二极管。那时，鍺二极管还是首次应用在轧机控制系统中。

六、1962年5月中上旬，清华大学的郑教授带领二位研究生来到首钢。首钢总公司的安总接待了他们，郑教授表示将300轧机主传动控制系统做为二位研究生的研究课题。安总表示感谢，並指示我们小型厂全力配合。还指示在主电室为郑教授放沙发椅、每天午饭给二个鸡蛋。这是三年困难时期对教授的特殊照顾了。郑教授和二位研究生（熊光楞、朱果敏）在首钢调研二天后，提出一个方案，经过生产试验没什么效果。他们回清华大学了，表示会继续和我们精调小组保持联系。

这年的十月末，熊、朱二位研究生再次来厂並告诉我们：他们的研究有了新的進展，邀请我们去清华大学研究新方案。为了节省时间，我们住在清华大学的招待所。他们为我们讲解了一些控制理论：如算法、稳定性判据等。在此基础上，说明苏联设计的电流微分负反馈包围了三个惯性环节，不符合控制理论规定的每二个惯性环节必须有一个徽分负反馈的规定。为此提出在电流微分负反馈之前再加一个电压微分负反馈。用此电压微分负反馈包围前二个惯性环节，将其改造成一个新的惯性环节。这样，电流徽分负反馈就可以包圍二个惯性环节了。经过电流微分负反馈的作用，再将这

二个贯性环节改造成一个新的惯性环节。这样，速度反馈就是一个包囲二个惯性环节的闭环系统了，根据控制理论，这个系统才是稳定的系统。根据以上介绍，我们共同研究确定了实验方案和方法。

1962年的十一月，我们和二位研究生，用新的方案，选择一架轧机進行了空载及轧钢实验。实验效果非常好。我们借用清华大学实验室的八线示波器同时拍照了轧钢过程中的速度、电流、电压变化的波形图，经过分析，控制系统的三大指标：动态速降、静态速降、恢复时间完全达到了国际的先进水平。

那时首钢总公司只有五辆小轿车供领导外出开会和接送领导上下班用。为了去清华大学借用八线示波器必须用公司的小轿车接送，防止因大的震动损坏八线示波器振子。那时，我们开玩笑说：我们享受了总公司领导的待遇！

1963年的一月至六月，我们精调小组用六个月时间完成了十六架轧机主传动电控系统的改造。为了提高二台飞剪的稳定性，清华大学又派来了一位名叫王文威研究生。他研究的课题是非线性理论。在王文威的帮助和指导下，用二个月时间，我们完成了飞剪控制系统的改进，提高了稳定性和精度。

1963年6月后，300小型连轧机的班产、日产、月产全部达标。产品的尺寸和公差均达到了规定的指标，末架轧机的最高速度达到了设计的每秒18米的目标。

经过精调后，由于控制系统不稳定而造成的起动、轧钢跳闸已经没有了。但是，由于水银整流器冷却水的温度是人工调节的（每台水银整流器一个手头调节阀门，一个值班电工负责8台，水温指示表在二楼，调节伐在一楼。一个人楼上楼下跑动来调水温）。人工调节的水温跟不上轧钢节奏变化引起的水温变化，由于温度过高而发生水银整流器逆弧，温度过低会引起熄孤。为此，我们的校友刘景涛同学设计、制作了十六台自动水温调节控制系统，另外，他又发现原苏联维护规程中规定的水银整流器温度下限偏低，容易引起熄弧，为此建议上调一度。采取这些措施后，再也没发生因水温而引起的跳闸事故了。

这一年，我们精调小组被评为公司先进集体。

1963年11月初，我和矫永吉校友、清华大学二位研究生去湘潭参观了250线材轧机的电控系统。和该厂电气负责人梁兴亚（吉林电校56年毕业生）座谈。我们还去绍山冲参观了主席故居。在长沙我们去了橘子洲头。　

七。1964年3月至1965年8月。

1964年初，电焊管厂与300小型厂合并为轧钢厂。厂级领导发生了变化。罗永立厂长参加四清工作队去了。周克勤任党委书记兼厂长、金文家（原㶥管厂厂长）任生产技术副厂长。可能是3月初的一天，金厂长找我们三人谈话。见面后感觉金厂长很热情，他说：听说你们在小型厂工作很有成绩，两厂合并后，你们多搞点技术革新的工作吧！你们的关系调到机动科。这样，从1964年3月至1965年8月，我一直在无头轧制小组工作。（这期间矫永吉、刘景涛二位的工作可能有些变化，我回忆不起来了。在我去冶金部外文班学习后，陈继权校友在此小组工作一段时间）。无头轧制是把二块钢坯对接、通过大电流加热挤压成一体，再淸理打磨㶥接的连接处。这项技术如果研究成功，可以提高轧材的成材率。可以提高轧钢机的机械寿命。据说，周冠五経理非常重视、关心此技术。在此小组，我参加了方案制定，外出调研，准备借用原来㶥管机的低频线圈（㶥管机已经采取高频㶥接技术了）進行实验。这时，厂部组织科通知我去冶金工业部外文培训班学习日语。后来，此项目因文化大革命而中断了。最近在中央电视台播放的大国重器节目中，看到中国高铁已经采用此技术將二段铁轨对㶥，消除缝隙对高速运行列车的影响。

八、在冶金工业部外语培训班学习

1965年8月中上旬，我到外语培训班学习日语。外语培训班在北京钢铁学校，共有日语一个班、英语二个班、德语一个班。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110多名。我们日语班有27名学员。来自冶金部的各研究院所、各设计院、冶金部的高等学校和各大钢铁企业。首钢总公司派柯明哲（炼钢厂的工段长，北京钢校毕业）和我学日语。我们全部住校，过的是学生的生活。每周六天，按时上课、下课。周日放假，家住北京市的，周六晚上可以回家，周日晚上必须回校上晚自习。日语老师刘光仁是大连人，是当时冶金部的高级翻译。助教赵桐林曾是刘老师的学生。入学后，大家的日语水平可分为三等：一等：西安冶金建筑学院的张洪歧水平最高，可以与刘老师用日语对讲，刘老师说：你不用学了，他们学习二年后才能达到你现在的水平。张说他来是学日语语法的，以便回校后教学。二等是来自冶金部各设计、研究院的学员，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可以借助字典阅读日文资料，三等是来自各大钢铁企业的学员，他们要从日语字母学起。为了提高大家的学习成绩，刘老师将学生分成很多小组，由高水平的带领低水平的。另外，采用日本女子排球队主教练大松博文的教学方法，加大对低水平学员的培养、训练。经过四个月的学习，我的日语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在班内，已经达到中高水平了。刘老师让我在班里介绍学习经验。我的学习经验一是努力刻苦，二是提高效率。1966年的三月至五月期间，刘老师要求在校内的一切活动，包括上课、生活必须用日语交流。正当大家努力学习时，五月中旬，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1966年5月中旬至8月中上旬，我们仃课参加了北京钢铁学校的文化大革命活动。8月中旬，刘老师带领大部分学员去洛阳739、740厂实习。这二个厂引进了日本的硅单精生产线的设备，来了很多的日本专家。助教赵老师带领我们五人在北京实习。在北京实习期间，我参加了三次活动：一是体育方面的活动，二是轧钢机械设备谈判，三是宝鸡902厂轧机谈判。在902厂轧机谈判中，由于谈的是电气设备，我懂专业，因此，我担任了主要翻译。

参加这三次谈判见了世面。这些谈判都是在北京饭店、新桥饭店、民族饭店等处活动。初到这些地方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样。这年的十月末，首钢总公司通知我和柯明哲回炼钢厂，准备去日本学习转炉炼钢用的电子计算机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