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闲话

陈晓文

　　——对妈妈的追思

　　前几天，深圳姐姐电话说，又到清明了，上坟记得代她和侄女给妈妈、外婆上柱香。照例，我是献花不上香烧纸的，所以顺带多捎一束花。

现在已不像父母刚离开的时候了，学会了接受，没有撕心裂肺的痛，只有萦绕于心的牵念。上坟既是应时而为必做的功课，也是直面内心，寄托哀思、祈祷的机会。还常常觉得他们仍然伴在自己身边，惋惜他们没有享到今天这样那样的福。

妈妈在人心里最常浮现的是对家务的操持，对家人的种种好吧。那种操持、那种好，就像“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春雨，无时无处不在，无远弗届。想起来心里就暖暖的。

在过去那个经济、物资短缺的年代，妈妈念兹在兹的总是家人、别人，很少想到自己、克扣自己。虽然她在家、在单位，都是管钱管物，却总把位于自己之前的一切安排妥帖，没给自己留一点空间。

也可能这与她的身世不无关系吧。妈妈是童养媳，很小就到了爸爸家。这是我听老家的老人（她自称是我的侄女，因为她称妈妈“再姑”，湖南涟源话“姑婆”的意思）、妈妈叫她“诗伟”的人说的。四九年以后她参加工作、进入社会，有了独立进款，不依附于人，生出翻身做主的感觉。所以她高度认同给自己带来新生的这个社会，由此推衍、形成了她的一整套价值观，甚至上升到信仰的高度；生怕对不起自己得到的这份幸运，做事自觉自愿，兢兢业业，克勤克俭，任劳任怨，做人忠诚仁义，恭顺温良，不分亲疏、厚薄，爱无差等。

　　同事称她“老黄牛”、“红管家”，晚辈称她“成外婆”。弄得岁数比我小不了多少的小伙伴，都觉得辈分上吃了亏——他们的妈妈作为母亲同事、称母亲“外婆”（这个“外婆”也不白当。我记得，这些在校住的女老师生产时都是妈妈担架送到四院，又从医院担架接出来。到后来，竟跨越了辈分，与妈妈同辈的人也喊妈妈“成外婆”，成了一个公认、通用的称呼），我自然就爬到了叔叔辈儿。对此，我也只能尴尬地说，你问问你妈妈，该怎么称呼吧。

有一次和赵老师（赵同康，后来虽然做了渝中区教委副主任，我仍然习惯用当初的称谓称呼他）谈起，给中华路小学写过回忆妈妈的文章，题目叫“红管家”。而且我在文革词典的“红管家”词条里，也提起过妈妈的事迹。他说，于我，最感亲切，而自然、习用的称呼，还是“成外婆”。

虽然，从业务能力说，只读了高小（在湖南农村的穷人家，也算不低的学历了）的妈妈，又做出纳又做会计，保不齐力有不逮，偶也临到该交账了还没做平账目；需要熬更守夜地赶工。但她认真、公允、无私的心，和做事，却没有任何人质疑。那份无奈而失度的人事安排，妈妈还是把它做到了人人满意。几十年如一日。甚至，还把治保、人事等工作，也加到她头上。反正，她都会默默去做，不会讨价还价。

连哪家闹家务，也常常请妈妈出面调解。我因此无意中得知了老师间东家长西家短的许多小秘密，自幼就对师长平平看去。潜移默化，竟然没有应有的敬畏。到长大了，待人接物，我常常被人认作“桀骜不驯”，这个其间隐隐作祟的远因多少也有点教人哭笑不得吧。

　　当然，妈妈也有妈妈的坚持。妈妈对党是“信”的，我从经历看一些年的大混乱、大损失里很难不对肇事者引申出“疑”来。日常说话的摩擦，妈妈不能忍，声讨式的骂我“赫鲁晓夫”。我倚仗妈妈的宠溺，以小卖小，偏偏不遂她的意，各种顶撞，用逐渐披露出来的负面史实和尖刻的话，刺激妈妈。把这种对峙当作了战争。老婆不止一次恼怒地怼我：小文干什么！直到妈妈走之后，我才明白，家不是讲道理的地方。这才想起来妈妈神情闪现的难过，悔之晚矣。那时总以为会有机会弥补的。不料，“以后”的遽然失去往往不给人打招呼。明理的成本，往往是我们无法承受之重。

其实，妈妈也有妈妈的狡猾。在单位妈妈一直是以“根红苗正”著称的，文革我们家没有受到任何冲击，她还常被派需要高度政治信任的出差“外调”。八十年代台湾开放大陆探亲，妈妈、舅舅到香港见大姨、大姨爹，还去家乡湖南相会、在九一二年重庆家里接待过大姨和表姐。大姨爹还在国军国防部任过上校的职——原来我们家也有“海外关系”，如果文革中被人知道那可了不得。当然，这些事情被悄悄隐瞒下来，做得了无痕迹，风轻云淡。像是一出生活里的“潜伏”活剧。妈妈能把危险的社会关系“藏”得这么彻底，其心力、技巧也并不简单。这种内幕很难不引起当年被难者的腹诽。哪怕有人把这种行为难听地称作“大奸似忠”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对。只是我们作为事实上的受惠者，顺势躲过了黑暗时代的压迫，也难有愧疚、负罪之感。于是心安理得地把这一切当成妈妈的爱、荫庇、幸运、上天垂怜，接受了下来。

灾难后总有劫后余生者，他们较少扭曲，人格养成更多自然、伸展，是需要感恩命运的。我习惯于自欺欺人地把它归究于妈妈德行所受的眷顾、恩宠。

妈妈明白事理的睿智也给人印象深刻。闲聊时曾说到对身后金钱安排的态度，她引证乡贤曾国藩的话，说，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子孙胜过我，留钱做什么。意思是，后代没有本事，留钱给他们也会花光、败落，又抵什么用；后代自强能干，留钱给他们还不如他们自己挣得多，锦上添花而已，有什么意思。虽然后来发现，这话不是曾国藩所说，而是近代另一名人、虎门销烟的林则徐说的。但这种见事透彻的眼光，鼓励子女独立，天助自助者，自主造血功能胜过外来输血的见解，颇有左师触詟说赵太后“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的高瞻远瞩、舐犊情深。这些从她生活经验中悟出来的道理，使我脑洞大开。我们对女儿的金钱教育，让她通过洗碗、卖报、写稿，挣一点钱，学校捐款的钱从自己的钱里拿……就是受了妈妈的启发。事实证明是有效的。她自幼就形成了财务自理的习惯，长大了也没有啃老的欲求。是很好的人格养成。

　　妈妈最高贵的品格，是她从不看轻和歧视任何人。哪怕这个人，已经被时势踩到尘埃里；她还是将其当成一个人来对待，总是使自己的服务工作照顾到他们生活的需要（妈妈掌管的互助储金——从工资里扣除、用于同事间临时救急的小额周转金——就无差别地帮助过许多当时政治弱势者），不愿剥夺他应得的尊严。 有一次徐晓泉和我在山城羊肉馆小酌，提起这个话头，说他妈妈（刘学池老师），多次对你妈（成兰华）待人的温情、善意、厚道表示肯定。小泉父亲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妈妈在学校也被视为贱民，最坏时还要被批判。妈妈却每每坚持从小事细处上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

这种非政治的做法、坚守，于妈妈是自然而然，从她天性里生长出来的待人之道。从今天看去是平平常常的细末琐事，在那个年代却是惊心动魄的叛逆、不合作、丧失阶级立场，必须给与批评、斗争的“滥”好人。我就曾亲耳听到对妈妈“滥”好人的评价、怨怼。因为这样的做法，不和于他们的“阶级路线”、“立场的坚定性”和“宜将剩勇追穷寇”的传统，败了他们欣赏贱民窘态的兴致，使他们的优越感落了空。

我喜欢说，人的品性、修养的优雅，有学历、学殖的辅助当然好，但多半与学历、学殖无关，而与天性、做事、待人有关。形而下对形而上的锲入，有时就这样普通而神秘。这方面的例证很多，妈妈就是其中最好的之一。因为我在场，我亲见，我受惠，浸淫于间，感受良深。

妈妈2000年辞世时，中华路小学派员来家里吊唁、慰问，我提请学校在告别仪式上致辞。来人碍难说，现在的趋势是，都不由组织出面做这样的事。我理解，时移世易，从时事和人心两方面都有这样变化、安排的合理性。但因为妈妈尤其看重这样的荣誉，所以我应该为她争取一下。我说，妈妈对学校贡献的重要性，和所有员工的认同度，可能你们来得晚些，无从获知。我只说一件事：1967年文革武斗时，交电公司被烧毁，中华路小学距离很近，还有持枪的武斗者从学校穿墙逡巡而过，应该说处于高度危险中。当时就是她在坚守。她不是不知道危险，早早把家里的孩子都安排走了，她独自一个人要保护校产，与学校共存亡。她从来没有向人说过此事，她觉得理所当然。一个员工把一己生命和学校联系到一起，生死以之，这是什么精神、什么情怀？这种精神、这种情怀是办好教育所需要的。——经学校郑重研究，破例在第二天的告别仪式上，给妈妈了实至名归的评价。

也许，这种世俗竟或有些滑稽的声名对妈妈来说，已经没有意义了。但对她所贡献一生的事业来说，对她的心性、坚持来说，对人心和因果的期待来说，却是仍然必需的。甚至迄今我还以为，这是我为妈妈做过的最好的事情。

附一：

悼 词

惊悉成兰华因病逝世的消息，全校领导、同事、朋友无不万分悲痛。

成兰华同志是一位优秀的教育工作者，优秀的共产党员。

她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为了党的教育事业，她鞠躬尽瘁，无私奉献，在平凡的教育岗位上作出了不平凡的成绩,为人民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

成兰华同志1956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9年调到原中华路小学（现重庆渝中区第二实验小学）担任后勤主任，主管学校事务工作。在工作中，她敬岗爱业，不辞辛苦，工作负责，爱校如家，被学校教职工誉为“红管家”；1960年，曾因其出色的工作成绩被评为当年度的区先进工作者，并出席区先进工作者代表会议。1962年，她又因工作认真，表现好而评为区的“双勤”积极分子、区优秀“协储员”。成兰华同志热爱学校，爱护集体，一心为公，工作踏实的好思想、好作风，在学校广为流传，得到大家一致的称赞，是领导、群众一致公认的一名优秀学校后勤工作者，学校的“红管家”。

1977年，成兰华同志光荣退休，但她仍一如既往地关心教育，热爱学校，以一位老共产党员的精神状态，积极参加学校党支部的组织生活，参加“退协”活动，她的积极向上的思想境界，使年轻同志都感动、佩服。她还重视对子女的培养教育，时时处处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念念不忘党的培养，时时记住报答党的恩情，忠诚党的事业，是一位思想上永不退休的好党员、好同志。

即使在无情的病魔向她袭来的这段时间里，她仍以坚强的意志同病魔作斗争，对生活充满了热爱。在成兰华同志生病期间，学校领导、同志们都曾前往看望，大家都被她的这种顽强精神所感动。成兰华同志不愧是一位党组织教育、培养出来的优秀同志。

对成兰华同志的不幸逝世，全体同仁深表悲痛。我们一定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你忠诚党的事业的精神，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而作出贡献。

成兰华同志，安息吧！你的精神永垂不朽！

重庆市渝中区第二实验小学党政工团

2000年元月7日

附二：

妈妈走了

妈妈走了。她走得那样安详。

千禧年元旦前夜，全家守候在妈妈病床旁，和妈妈一起聆听新年、新世纪、新千年的元旦钟声。病房里闪烁着红彤彤的灯笼，多彩的鸭嘴兽气球烘托出童话般的节日气氛，是孙女峻峻的杰作。引来左右邻床病友的惊奇和羡慕。千禧年的钟声响了。在那一刻，妈妈笑了，笑容是那样的开心，满足，灿烂。

妈妈走了。她走得那样安详。

妈妈的病，是1999年2月以感冒、胸闷收治入院的；3月27日医院正式报告，纤支镜检出“小细胞未分化肺癌”。那是一种恶性程度最高的癌。当时出现了胸部积水，癌细胞转移到纵隔，已经是肺癌第三期，即晚期了。经过4、5、6、9月三次半化疗，妈妈的病情得到极大的缓解，呼吸状况得到一定程度改善。以致于最初医生预言的存活期多在“3-6个月”，被一再打破，从7个月、8个月，到9个月，9个多月……连医院医护人员也惊呼为“奇迹”。

取得这样的疗效，一方面是科学昌明，抗癌药物突飞猛进的发展，医疗及时，充分，医生认真负责；一方面是妈妈为之信仰、奋斗的社会主义制度提供的医疗保障，教委的财政拨款解除了经济上的后顾之忧，高达7万多元的住院费、治疗费自己仅仅负担了10%左右；一方面是妈妈的老同事、亲友们的一次次探视，关怀，鲜花，水果，营养品，到现在还在家里堆积如山。这份浓得化不开的同志之爱和亲情之爱，使妈妈的心情一直处于快乐之中；一方面也因为妈妈天性里的开朗。10月份最后入院前，妈妈对爸爸和我说，“你们要做好准备哟”，这种乐观、旷达，使妈妈笑傲病魔，就像一首歌里唱的“连死神也望而却步”……妈是有福之人，因为她一生都在奉献——奉献给工作，奉献给亲人，奉献给同志，唯独没有她自己。上天有好生之德，赐福与妈妈。

妈妈走了，她走得那样的安详。

因为她看到她的儿女们，平安，顺利，为社会服务，也得到社会的尊重，回报。她的儿女们职业、收入都稳定，生活得有尊严。

家庭幸福，孙儿女健康，上进。家人没有一个离婚，没有一个下岗。

妈妈博大的爱，和优美的天性，熏陶了我们，化育了我们。我们为妈妈感到骄傲 ，妈妈为我们感到满足。前人裁树，后人歇凉。上天爱屋及乌，才眷顾到了我们。妈妈有福了，妈妈的孙儿女也有福了。

妈妈走了，她走得那样的安详。

因为她知道，我们会一如既往地遵照她的意愿，认真地做事，老实地做人，幸福地生活。妈妈的三大遗愿是，要子女追求进步，争取入党，做个有贡献、有尊严的人；要子女、家人相亲相爱，互相扶持，共同面对艰难的人生；希望爸爸更开朗，安排好自己的生活，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在最后的目光的默默交换中，我们读懂了妈妈的嘱托，妈妈读懂了我们的承诺。

因此妈妈走了，她走得那样的安详，从容。我不知道，还会不会有这样充实而安详的人生?

我只知道，妈妈这样地生活过，妈妈又这样地走了。我坚信，这样的生活，无私者的平凡一生，——快乐被无私奉献点燃，忧愁被坚韧、爱意融化——这样的人生，值得我们终生孜孜以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