逛鬼市

侯福志

拆迁工地

　　早晨6点多钟，我把妻子送到幸福里车站后，准备独自一人去考察南运河西青段，骑单车过前园拆迁工地的时候，发现远处空地上有很多人。以往在星期天，也经常到这个地方来，但从没有这么多人，以为是拆迁现场出现什么状况，待走近后，方知是一处新开辟的破烂市。于是，我临时改变决定，不再去南运河考察，而要专门逛逛这个破烂市。

　　记得前些年，在西营门大街拆迁工地附近，曾自发形成了一处市场。因为卖家差不多都是从鬼市转移过来的，所以，人们习惯上称这个地方为鬼市。鬼市以卖旧物为主，包括旧电器、旧零件、旧衣服、旧玩具、旧书刊等。当然，也有一些小贩借地势的便利，兜售其不知从哪里趸来的廉价商品以及日用杂货等。逛摊的人中，即有普通市民，也有一些收藏家。这里有一些实用的旧物或配件，可以发挥余热。如半导体、录音机，几块钱，十几块钱就能拿走。还有一些外地打工者，到这里花十几块钱买件半新不旧的衣服，供在工地干活时穿用。在众多人流中，有时也会有一些藏家出入。他们混杂在人流中，只专注于自己的东西，很少去主动与别人打招呼。在地摊上逛，是一个斗智斗勇的过程。卖家很会观察买家的心理，当发现买家特别关注某件旧物的时候，他会以为你有意购买，往往会把价格抬得很高，或者在还价时不再让利。这就好像玩牌，卖家知道买家的底牌，怎么打怎么有。反正你想买，我就这个价。高明的买家，若遇到自己喜欢的东西，通常只是用余光望一眼，并不直接注视那件东西，心里却在盘算着多少价格可以拿下。为迷惑卖家，买家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故意转移卖家的视线，待卖家把注意力集中在买家关注的那件旧物，买家出其不意地顺嘴“随便问问”另一件东西的价格，卖家此时并没有意识到，很随便地脱口说出一个低价来，这时买家再还价，卖家心理便早已失守，主动按照买家的意愿，以极低的价格卖出。俗话说，买的没有卖的精，卖家也是有底线的，就是不会做赔本的买卖，他只要答应肯卖，那一定是有利可图的。

　　在我印象中，鬼市存在了七八年的时间，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被清理掉了。那些卖家就开始了打游击的生活。他们所去的地方，或是较为边远的地方，如千里堤、青云桥，或者干脆到比较正规的市场上去，比如鼓楼。鬼市的东西物美价廉，所以，尽管经常被清理，但并不会被消灭。在前园的这些商贩，差不多是从青云桥、糕点厂一带转移过来的，都是鬼市的原班人马，所以，人们还是叫它鬼市。这里有的是空地，既不会影响周边群众，也没有所谓的安全问题，我估计不会有人干涉。

　　我刚到鬼市，便遇到一位武清籍的吴先生，他父亲这一代是从武清徐官屯来到市里定居的，他本人则是一位退役军人，被分配到了天津食品一厂工作。20多年前，国企普通改制，他就下岗了，一直以摆地摊为生。在他的地摊上，我看到了一张1952年7月颁发的武清县杨村小学校的《毕业证书》，证书上有学生姓名、年龄、年级及各科成绩表，并盖有校长 、副校长的印鉴。我问了问价，吴先生告诉我，80元可成交。我觉得贵了点，出价50元。吴先生觉得我是个买家，便同意了。成交之后，我主动与他攀谈起来，我告诉他说，因为我是武清人，而武清的东西在市面上特别的少，所以今天我是一定要买下来的。他听说我是武清人，便问我是哪里的，他告诉我说，他老家是徐官屯的。俗语道：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因为是老乡，自然有一种亲切感，所以，我与吴先生聊了很长时间。

　　离开这个地摊后，我往南走，一直走到前园的花窖大门口，一个摆摊的大爷正在低头坐着，我在他的地摊上看到了3副纸麻雀牌（斗索胡用的纸牌，我老家叫油牌），我随便问了问，大爷告诉我说，30元可以全拿走。此前，我在古文化街上，曾买过类似的东西，每副牌不过3元钱。大爷看我想走，便问我多少钱可以买。我抬头看了看他，想说但又不好意思说，他看出一点意思，便追问道：你给多少？我痛快地说：10块钱！大爷比我还痛快，一句话立即冒了出来：拿走！

鬼市的魅力在于，你只要想买，你就可以大大方方地还价，卖家从来不会跟你急眼。他们有一句常说的话：给钱就卖。在他们看来，只要出价，就是主顾，买卖不成人义在，焉有着急之理！

　　沿光明路再往南走，就到了运河边的出口了。于是我返回来往东进入一个土道，这里照样有很多地摊。逛的过程中，遇到几个在古文化街摆摊的人，因为是熟脸，也都打了招呼。有一个卖小人书的，摆着10来本20世纪七十八年代的小人书，书的品相不太好（封皮有透明胶），但内容还不错。我问了问价，卖家告诉我一共给30元即可。旁边的一个摊主帮着腔，我则在脑子里盘算着价格是否合适。在古文化街，普普通通的残本小人书，一般也要在四五块钱之间，所以，这个价格还是合适的。尽管我知道另一个摊主在帮腔打托，但我有我的想法，并没有还价，直接将其拿在了手里。在这之后，我还买了30多张文革时期的黑白照片、底片，一共花了30元。

　　大约8点多钟，我准备回家休息。我沿前园拆迁工地土路往北走，一边观察两侧的老树、房屋，一边给这个地方的景物拍照。据说，前园村在民国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名字—大觉庵。因为这个村子有一座古庙，名大觉庵，村以庙名。解放后，因为这个村与侯家庄很近，加之，运河的南岸有大园、小园（过去都是花窖，故名），便把大觉庵、侯庄合并成一个名字，即现在的前园。著名教育家、实业家李廷玉就出生在这大觉庵，他曾在清朝担任过天津统领、九江镇守使兼巡按使、江西省长兼南运河疏浚委员会主席、华北地区宣抚主任等职。他的孙子李希闵是李家第六代，抗战胜利时，曾目睹了在天津举行的受降仪式，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过天津房管局的领导。

　　在1949年以前，每至七月十五日中元节的时候，天津西乡一带的教军场村就与大觉庵、杨家庄（今杨庄子）一起合办盂兰会。当时，大觉庵村有天津第一的金音法鼓，杨家庄村有吹会（笙、管、笛、箫、云锣、鼓钹合奏的乐队），教军场村有花会和法鼓。盂兰会是一个祭奠游魂亡灵的盛会，从阴历的七月十四到十六日，会期三天。

如今，前园村只剩下一处花窖、一间医务室和几处民居，其余都被夷为平地。又一处有历史的地方在人们的视线里消失了。

前园村医务室

前园村桃花盛开

前园民居

前园花窖

前园村建国道民居

地名牌

前园村进步道

进步道

前园村老树

前园村民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