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照片背后的故事

迎新

　　这是一张拍摄于1945年冬季的照片，拍摄的地点是辽宁省辽阳市。照片上的三个人，中间的是我的父亲亓雨亭，时年30岁，右边大个子是我的大三叔28岁的亓金岩，左边小个子是我的小三叔24岁的亓魁洲。大三叔与小三叔是第五代堂兄弟，两位三叔与我父亲是第六代兄弟。
他们所在的部队就是被称作八路军鲁中军区‘’老二团‘’的山东军区第三师八团，也就是后来的东北野战军第三纵队七师二十团，40军118师353团。这支部队是叱咤黑土地的“旋风部队”前身，原40军的基干部队，而由该部组成的118师是林彪“五大虎师”之一，是主力中的主力！1945年11月 ，刚刚取得抗战胜利的山东军区第3师，遵照毛主席，党中央提出的向南防御，向北发展，发展东北，巩固华北、华中的重要战略方针，从山东的龙口，乘木帆船渡过渤海，在辽宁省新金县的貔子窝登陆，驻防在辽阳地区。
三兄弟在多年抗日战争的烽火中结下的情谊远远胜过了血缘上的兄弟之情。难得有这样一个机会在辽阳，他们遇到了一起，并且留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

我的小三叔

1940年6月，比我父亲小六岁的亓魁洲小三叔，是与我父亲和亓惠东大叔兄弟三人，同一天参加八路军的。他们先后毕业于我们村北三里路远的莱芜县第八高小--泉河寺高等小学。由于学习刻苦，成绩优异，毕业后考上了县里的中学，但因家境贫寒未能去念，只好辍学回家种地。三叔家在我家的北面，一街之隔，从小与我父亲要好，经常在一起，因我父亲年长，所以去我家比较多。听老人讲，三叔从小就很活泼，能说能讲，所以都叫他三呱呱。他们在学校受到进步思想影响很大，成为我们村先进势力的代表。三叔很早就参加了地下组织，1939年夏秋之际，担任了村里的青年抗日先锋队的队长。惠东叔是村长。我父亲是农救会的会长。当时村里两派斗争的很厉害，对方很凶，三兄弟决定离开村里去参加八路军。为了保护家人，免受影响，有个叫亓维功的大伯，送他们去了距北梨沟村将近百里地的八路军山东总队第四支队二团。二团团长叫吴瑞林，后来成为开国中将海军副司令员。政委是李伯秋，后来成为开国少将沈阳军区副政委。吴团长的夫人刘英是莱芜有名的八路女英雄。吴刘两人在莱芜人民群众中有很大的影响（解放战争时期，他们六岁的儿子以舅为父躲住在渐河村我大舅舅的家）。那个时候的高等小学学生比现在的博士生都被重视。三个高小生同时到了一个部队，团首长们都很高兴。三叔被分配在团后勤处的军实股当军实员兼统计。我父亲在后勤处当粮食员。 当时刘振华是二营教导员，泰安人20来岁。建国后先后担任了沈阳军区政委、驻阿尔巴尼亚大使、外交部副部长、北京军区政委等职，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他们很快就熟悉了，除了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外，还成为终生的好友。
1940年6月，我刚三岁。对父辈们离家投军的印象是模糊的。1943年因天災(大旱)人禍(日伪抢掠)，我们家乡大部分百姓无粮食吃，当时树叶树皮野菜都被百姓抢吃光，我记得三叔的二哥弄到些姜草(生姜的地上茎叶，已晒成干柴)分给我家些(这种干姜草牛都不吃，吃后要发烧，烧火都点不着，都当废物丢掉)，我母亲将此物用水煮后，切细，拌点玉米粉蒸蒸吃，因饿只好吃，吃后感到全身热，就是这种姜草也不是家家都能弄的到。好多人家离家逃荒要饭，有的病饿潦倒他乡。1943年冬的一天，日伪军扫荡，两个伪军闯进我家，向我母亲要钱。我母亲说我家没有钱，一个伪军抓住我说：没钱，把小孩抓去卖钱。当时我6岁多，吓得直哭，母亲又讲，老总，粮食要吗？就这样没有办法只能将藏在炕洞里的几十斤谷子给了他们，仅有的一点话命粮被抢去，母亲大哭一场。1944年春节后我与二弟随母亲逃荒到沂水县田家北村(二团驻地)找到父親，並见到惠东大叔和小三叔，从那时起他们的印象才印到我的脑海里。我们母子三人住在田家北村叫田家干的伯父家。虽然我父亲三兄弟常常出发执行任务，但他们回来我们又可以见面。麦收前我们回了老家。秋天的时候我父亲回家乡为二团筹备军需物资做贸易，因为我们村北八里地外的嘶马河村有日伪据点，父亲常住在距我们村南十四里的渐河村我外祖母家。记得有一次三叔骑一匹棕色大马回来，先去北梨沟村家里看父亲和兄嫂，后去渐河村看我父亲。我的两个舅舅为马准备了草料，几个小时后三叔就走了。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后，老二团奉命要渡渤海去东北，当时是一个姓邢的50多岁的老八路去接替我父亲的工作，父亲骑一辆破自行车去胶东追赶二团。我父亲、三叔他们跟着部队一起去了东北。惠东大叔曾经到山东省军区学习，后来就留在了省军区，离开了二团。随着解放战争的不断胜利，山东省抽调大批干部随军南下帮助南方各省建立新政权，惠东大叔留在了杭州市，在浙江省政府水利厅任财务处长，离休时行政13级，享受厅局级待遇。婶子离休时也享受副厅级待遇。
再次见到三叔是九年后，也就是1953年12月下旬，40军去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刚刚回国。我和弟弟春生与三叔的大哥（亓成业的父亲）、二哥（亓成文的父亲）一起随马家庄回家探亲的马俊（二伯的妻侄）去锦州看望我的父亲。我们是夜里到的锦州，早上我第一个见到的就是三叔。我清楚的记得，天还有些暗，三叔带着顶长毛皮棉帽，推着自行车走进办公楼大门。后来才知道，三叔是知道我们四人去了，所以早早去了办公室。三叔把我们接到了家里，那时三叔的长子迎新还不会走路。春生快八周岁了才第一次见到父亲。当时我们就住在了三叔的家里，每天都能见到三叔。1954年元旦的时候，我们还参加了部队机关的元旦会餐。元旦后我们就回山东了。

1954年春节后，我去济南上学了。清明后父亲回家探亲。不久，三叔也回家探亲了。要回部队的时候，他们与同时回家探亲的李兰浩约定在济南会合。那天早上，我还没有上课，三叔坐一辆三轮车去学校找我，把他们住的旅馆告诉了我。中午我去找他们，看到了三叔、李伯伯还有四姑。四姑与三叔是第四代堂兄妹，四姑的父亲早逝，她的母亲活到90岁左右我叫她大奶奶。土地改革时按人均土地，她家高于上中农。四姑20多岁才找到个门当户对的婆家，是我们村东边的羊庄人。四姑出嫁的时候比一般百姓家要隆重些，那时我小，爱看热闹，一直跟着花轿到他们家看完拜堂。新婚姻法颁布以后，凡是包办婚姻年龄相差大的，只要一方提出，法院就会批准离婚。四姑家的是个小女婿，所以四姑被离婚。四姑回娘家后，想再婚很困难，因为年龄大，又嫁过人。当时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两次战乱，社会上男丁少，就是条件差的男人也都能取上媳妇。三叔回家探亲，知道了这个情况，就是这次把被人抛弃的四姑带去锦州的。在锦州为四姑找了个姑父，也是山东老乡，在40军352团当后勤处长，也是找到 了个好归宿。
1954年暑假，我第二次去了锦州，仍然是住在三叔家里，那是一个无院子的三间房，中间(缩进去一米多)住迎新和保姆，右边一间住叔婶，左边一间我住，53年12月底至54年元旦后，我们去锦州时也住此间。每天与婶子一起吃食堂，到吃饭的时候，由照看迎新的保姆到食堂去打饭。那个时候天天都能看到三叔。有的时候我去办公室看父亲，回来时我们一起骑着自行车，边走边聊，想想那个情景就在眼前啊！

　　1956年暑假，我们三兄弟由济南去了锦州，我们三人住的房间与三叔家斜对门。三叔在房后种了许多黄瓜等蔬菜，老二核心已经能跑了，老三东凯快要出生了。三叔给我们三兄弟各买了一双球鞋，一双袜子，一支钢笔，60多年了，我从未忘记，记忆犹新（我还记得1952年11月到1953年的三月，我在安东期间，虽然没有见到三叔，但三叔托人从朝鲜带回一块军绿色的布，父亲给我做了一身中山装，穿着它照了相，还穿回了家）。

　　暑假过完啦，我们要返回的时候，把仙子妹也带回了老家。仙子妹妹是三叔二哥的女儿，大名叫亓成花。4岁丧母，由于不忍受继母的气，1954年自己就到三叔这里来了。1956年刚16岁，没有上过学，找工作难，找对象又太小，也不能出去做保姆。三叔让我把仙子妹带回山东老家，并嘱咐我委托二姑为她找个好人家嫁出去，离开继母。后来听说二姑找了四姑，在羊庄找了一个好人家，结婚后育有二子，生活过得不错。

　　时间又过去了16年。1972年五、六月份，那时我爱人还在莱芜工作，我去济南开会，提前两天离厂，先去莱芜，后去了北梨沟村。刚巧三叔与秘书到杭州出差，顺路回了老家，我知道后立即去看三叔。16年不见了，非常激动。当时从莱芜坐汽车到泰安很不方便，我告诉三叔，我先回城后，替他们买好车票，送到嘶马河车站。第二天我和爱人坐车到约定的车站，这时他们已经等在那里了。成文兄和成全弟送的他们，我们看着三叔上了车，并目送车开远后才返回。这一次看见三叔脚上的鞋很旧了，还是在部队时穿的那种型号的，靠大脚指头边的高突处有个洞，有一节食指大小，两只鞋都有。当时我想:一个12级高干，又是去杭州出公差，怎么不穿双好的鞋?多年以后看过三叔的回忆录，这个谜才得以破解。一方面三叔这一代革命的前辈，艰苦朴素是他们的传统，另一方面是家里人口多，有的无工作，有的下乡插队，有的还在上学，三叔转业后工资又减了很多，不舍得买双新皮鞋。想想真难为老人家了，那些年，他们真不容易啊！
又过了将近九年时间，才又一次见到了三叔，也是最后一次见到三叔。那是1981年3月14日我父亲去世的第三天早上，三叔和婶子从丹东赶到沈阳，我与三叔聊了很多很多的话。我也见了两位老人转业在沈阳的一些战友。当时任沈阳军区政委的刘振华也去家中慰问。三叔把我们兄弟三人介绍给刘振华叔叔说，这是三个小子。刘振华叔叔嗡声嗡气的问我们，‘’莱芜的‘’？15日上午我们三兄弟送三叔三婶去火车站回丹东，晚上我们返回山东，我回了无锡。
很快，36年又过去了。1944年春天以来，每次见到三叔的情况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大三叔亓金岩
金岩三叔比我父亲小两岁，比魁洲三叔大四岁，两个三叔是第五代堂兄弟，与我父亲是第六代兄弟。大三叔在家时名字叫亓景颜，参加革命后改名叫亓金岩。那个时候老一辈人参加革命大都要改名字，主要怕家里的亲人受反动势力的迫害。小三叔在家时叫亓景贏，参军后改名叫亓魁洲。我父亲在家名叫亓景霖，也是参军后改的名字叫亓雨亭。大三叔也是泉河寺高小毕业，听老人说他曾经给小三叔当过老师。1944年春天，三叔携妻带女（1939年出生）逃荒到了沂水，投奔在二团的三兄弟。那时候我家已经先去了沂水，当时生活艰难，三个人要吃要住很不容易。他们住在当地的百姓家，正好那个村子有征兵任务，三叔就顶替名额当了兵，那个村给他们家分了土地和房子，婶子享受了军属待遇。后来三叔随部队也去了东北，婶子带着女儿就回了老家。
1952年七八月份，我随卖姜的乡亲去了沈阳，住在小北门外的一家私人木工厂。这个厂的老板娘是我们村的老乡，她与我父亲年龄差不多，但是长我父亲一辈儿。这个时候三叔的部队驻在沈阳，知道我们来沈阳后，他来看我们，并与老家来的乡亲们玩了半天，还合影留念。我清楚的记得，三叔送了我一条皮带。在沈阳住了两天后，一个叫亓承本的人陪我去安东看在40军驻安东联络站当站长的父亲。 在安东，记得有一天晚上父亲带我和小三叔婶子去看电影。婶子当时是40军后勤部的会计，刚从朝鲜战场上回来，已经怀孕有很大的肚子了。电影正演着，忽然美国飞机来轰炸了，刺耳的警报声起，安东市都停了电，一片漆黑。电影院里的人都向外跑，我父亲急得很，担心我大肚子的婶子被挤着，大声呼叫婶子的名字，直到找到了才放下心来。我在安东住了几天后返回沈阳，乡亲们的姜也卖完了，我们就返回了山东老家。
三叔常驻沈阳后，把婶子和妹妹接了过去。婶子在东北住不习惯，总闹着要回老家，没有办法，只好让着她。婶子走的时候已经有了身孕，她对三叔说，假若生女儿就分手，让三叔重新建立家庭，传宗接代，结果真生了一个女儿。三叔就有了新的婶子。后来，三叔转业去了通辽，把长女（小名儿好像叫迅）和1953年春天投奔他，在沈阳做工的长兄之子成功都带去了通辽。1997年6月底，我和爱人带着17个月的孙子回家护理生病的母亲，正巧三叔和婶子带着他们的女儿、外孙女回家看看，我们先后见过他们两次。45年不见了，见到后心情翻滚。大三叔提起了1952年七八月份送给我一条皮带的事情，经他一说我又想了起来。这说明他老人家经常能想到我。他说这是最后一次回家啦，即兴还做了一首诗，前后句我还记得：出生在山东莱芜县，……，死后骨灰撒泰山下。反映出他离家几十年，思念家乡落叶归根的心情。
景岩三叔1955年被授予了中尉军衔。

　　关于我的父亲
1940年6月父亲抗日参军时我才3周岁，仅1952年11月至1953年4月在安东和1963年寒假去沈阳与父亲接触时间长，并有机会听他讲些情况，又听祖辈说些。1995年11月我从辽宁省财厅要了一份材料，方知道了父亲参加革命前后的简单情况。
我父亲於1915年阴历2月初9生在莱芜县(现为济南市莱城区)北梨沟村。四虚岁丧母(此时兄13岁，姐9岁)，由祖母(我的曾祖母)照料。泉河寺高等小学(县第八高等小学，在北梨沟村北3里远处)毕业后，曾去济南考取了济南育英中学，因家庭困难无钱读中学，后回家成家务农。1940年6月与堂弟惠东(1920年春天出)和魁洲(1920年阴历腊月出生)一起到百里之远的蒙阴县小张庄参加了八路军。参军后任山东四支队一团供给处粮食员。1941年8月起任山东四支队一团二营会计。1942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5月起任山东纵队一旅二团供给处贸易员。其间参加了山东阳家横打汉奸王礼庆、刘桂唐的战斗，並任粮食员和团战勤工作。1944年秋至1945年9月回莱芜老家为二团做商贸创收。因离我们村北8里远的嘶马河有日伪据点，他常住渐河村我外祖母家。当时我跟着他去市集做买卖，他买了牛我就牵着，还有好友兄长亓维功帮助他做生意。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二团派了一个50多岁的老邢同志接替他的工作，10月他骑着一辆又破又旧的自行车赶往胶东半岛北侧的龙口，找到二团的队伍，乘坐木帆船横渡渤海，在辽宁省新金县貔孑窝登陆，从此投入了解放东北的战争之中。1945年10月起任山东军区三师八团供给处会计股长。其后于1946年2月参加了东北沙岭子战斗并任财政股长，参与团战勤工作。1946年4月起参加了保卫四平50天的抗退战斗，并任贸易员，参加战勤工作。1947年8月起任东野三纵队司令部供给股股长，12月参加了东北冬季温家台战斗，参加军战勤工作。1948年3月始任东野三纵后勤部副科长。自入东北后随团、旅、师、纵队参加了四保临江、辽沈战役等许多战役和战斗，做好粮贸财保障工作，为东北解放做出了自己贡献。1949年入关，先后参加了解放北平，解放武汉三镇，解放长沙，解放海南岛等战役和战斗。其间我们家收到了四野发来的，由司令员林彪、副司令员聂荣臻、政委罗荣桓署名的"军人家属证"书。凭此证，我被优待破格进入济南市芙蓉街小学(由四年级上插班到五年级下)，凭此证在济南浴室洗澡仅8分钱。1950年10月父亲被任命为四十军后勤部运输科科长。10月19日出国去朝鲜参加了著名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争。1951年3月任志愿军四十军驻安东(现名丹东)联络站站长，他从朝鲜回安东任职。1952年7、8月我曾去安东一次(由到沈阳卖姜的曾祖辈亓成本陪我去安东住几天，其间第一次见到三婶刘星)。1952年11月至1953年4月我二次去安东，住在杏花村老百姓家，这次我带成业兄和马骏的堂弟去的，因不能去朝鲜看三叔，成业兄去了辽阳40军留守处看三婶和迎新，马骏堂弟回了山东。1953年8月任四十军后勤部军需(给养)主任。当时军后勤部有八大主任，三叔是军械主任。1957年7月调任四十军119師后勤部副部长。1959年12月转业到辽宁省财政厅，先后任商农交通财务处副处长，农林水利处处长。1961年4月任党委书记。1966年辽宁省"五七“干校1970年3月在辽宁省复县插队落户。1977年11月回辽宁省财政厅。1981年3月11日(21:25)逝世。

　　1950年9月与亓金岩大叔在沈阳的合影

　　1956年夏天全家人在锦州的合影

　　惠东叔婶子及四个女儿的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