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山唐花瓷纪年文字考

鲁阳山人

北京故宫馆藏鲁山唐花瓷拍鼓

　　唐花釉瓷器是河南地区唐代众多瓷器中一个创新品种，亦被后人称“唐钧”，其产地主要在河南的鲁山、郏县、禹州等地。它是在黑、黄、茶叶末等底釉上点缀出青色、天蓝色、黄褐色、乳白色彩斑，状如花斑，俗称花瓷，这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窑变釉，也为以后我国彩瓷的烧制奠定了基础。花瓷以其独特的施釉方法打破了以往瓷器单色釉一统的局面，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因其别致的工艺效果受到民间和皇家的喜爱而大量烧制，其烧制品种异常丰富，有盘、碗、罐、壶、炉、鼎、枕、盒、瓶、缸、文房、动物、乐器等。河南省鲁山县的段店窑在唐代盛产花釉瓷，又称鲁山花瓷，是唐花釉瓷的代表，国内和国外各大博物馆以及收藏家以拥有此类藏品为荣。鲁山窑烧制的乐器花瓷拍鼓是花釉瓷的代表作，因受唐朝皇帝的推崇而名扬天下。据传唐玄宗和精通音乐的大臣宋璟谈论拍鼓时说:“不是青州石末，即是鲁山花瓷……”，这段话记录在南卓的《羯鼓录》中。这里说的“鲁山花瓷”当指黑釉带花斑的瓷腰鼓器，是受西域羯鼓乐器影响的产物，也是鲁山段店窑的首创。北京故宫博物院就珍藏一只鲁山段店窑产花釉拍鼓。鲁山段店窑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被发现，七十年代经过文物复查，发现了拍鼓残片，证实了故宫拍鼓的产地和南卓《羯鼓录》记述的真实性。

鲁山花瓷创烧于何时？因现有文献资料缺乏而无从考证，有的学者认为是在唐中期，有的认为是唐早期。河南省考古专家赵青云先生则认为：“从以往考古发现的一些花瓷器物来看，有些在唐中期已经非常流行，烧制工艺也非常成熟，那么创烧时间应该是在唐中期以前，至晚是初唐或更早些”。多年来因段店窑没有进行系统全面的考古发掘以及历史资料的匮乏，以上关于唐花瓷烧制时间只能是根据经验来推论，且带有很多不确定性。笔者是个业余古陶瓷爱好者，从事鲁山段店窑研究多年，收集了不少鲁山花瓷的残片和器物，其中在一些器物上发现带有不同纪年及其它款识的文字，这对研究花瓷的烧制年代及其社会属性提供了有价值的文字佐证。现把这些器物公开如下，以飨读者。

1.花瓷残片（图1、2），这些花瓷残片分别长8—15厘米左右，是若干不同器物的残部，有两片因断茬有釉痕应为试釉片；器物均以黑色为底釉，上施浅黄白斑和蓝白斑，呈弥漫和流淌状；上面分别刻有楷书“大”、“周”、“大周”、“开元”等文字，有的因刻痕浅、釉厚，字迹不甚清晰，但隐约可辨；胎质为灰白，器内施护胎釉。

图1 带文字花瓷残片

图2 刻"大周″学残片

2.花瓷注子（图3），高19厘米，短流、喇叭口、短曲柄、平底，下部和底无釉，灰白胎质，瓶身施黑底釉，再施流淌状蓝白釉，瓶身中间釉下竖刻有楷书“大周”二字；该注子器型偏瘦，做工精巧。

图3 刻"大周″字注子

3.花瓷荷口瓶（图4），高19厘米，口部为荷叶状，直胫、斜腹，下部和底无釉，瓶身为黑底釉，上施流淌状蓝白釉，瓶肚中间从右到左釉下横刻楷书“大唐”二字；该型少见，造型端庄。

图4 刻"大唐″字荷口瓶

4.花瓷凸沿罐（图5），高13厘米，口径7厘米，短颈圆腹，口沿外凸，器身黑釉上施月白状流淌斑，下部和底刷棕褐色护胎釉，平底，腹中从右至左釉下刻有楷书“开元”二字。该罐虽小但显端庄大气饱满，且器型少见。

图5 刻"开元"字凸沿罐

5.花瓷小腰鼓（图6），高24厘米，口经9.3厘米，两边口大，中间细腰，通身七道旋纹，器内外满釉，黑底釉，外施蓝白相间花釉呈流淌状，下口部无釉，垫烧，上鼓身釉下刻楷书“开元”二字，一边口内还有内刻“二刀”字样（图7）。该器小巧精致，但不失大气，当称花瓷器物的代表作，应属当时的高端人士的把玩或陈设之器。

图6 花瓷小腰鼓器身刻"开元”字

图7 小腰鼓口沿内刻"二刀"字

6.花瓷中型腰鼓（图8），高51.5厘米，口径19.5厘米，两头圆口，中间细腰，器身上下有七道玄纹，两口玄纹较宽，全身内外施黑褐釉，并在器表黑褐釉上施以多处大小不一且不规则的白釉班，这种黑白分明的釉色，形成强烈的视觉差。腰鼓一口部内侧有四个手刻字，为“天宝三载”（图9）。该型腰鼓因尺寸、重量适当，应属当时的使用之器。

图8 中型腰鼓

图9 内刻"天宝三载"字

7.花瓷四系瓶（图10）.高18厘米，口径4.8厘米，底径5厘米；撇口，口下有四系，瓶身呈橄榄形，平底无釉；里外施黑底釉不到底，上施蓝白相间流淌花釉；瓶身釉下刻楷书“开元”二字，底足从左到右刻写“建国一年”四字（图11），瓶身和底足同时刻字十分罕见，该器型也少见。

图10 四系瓶刻"开元"字

图11 底刻"建国一年"字

8.花瓷烛台（图12），高18厘米，口径3.2厘米，底径9厘米，上部有烛口和碗状承台，承台内边有一孔；烛台中间细有八圈旋纹，下部呈倒扣碗状，平底无釉，底部中间手刻“盈”字（图13）；器身施黑底釉，外施蓝白相间花釉；该烛台端庄精巧，釉色搭配适当，以及罕见的款识，应为唐代珍品。

图12 烛台底刻字

图13 烛台底刻"盈"字

9.花釉“盈”字小拍鼓（图14），高28厘米，器身通施茶叶末釉，在器的大口部的釉上用月白釉料涂绘“盈”字，器身还涂绘几处云朵状装饰。这种用不同釉料涂字的方式在唐代的器物上并不多见。

图14，盈字拍鼓

　　以上是在鲁山花瓷上发现刻有带纪年和其它文字款识的部分器物，还有此类刻款的其它器型如净瓶、穿带瓶、葫芦瓶、梅瓶、长颈瓶等，多年前就已经发现在拍鼓上有“大周”以及“张”、“李”等字样。器物上的文字是瓷器断代和研究当时社会的重要依据，有的是反映器物的烧制年代，有的是制瓷工匠的姓氏。瓷器上书写纪年款有资料可查的在宋之前很少见，在唐代更是寥寥无几，故在古陶瓷研究和断代上易出现偏差。在鲁山段店窑的唐花瓷器物上发现的这几种刻款很是罕见，而且这些器物造型优美、工艺精湛、釉面靓丽、与众不同，是众多花瓷中的娇娇者，其与一般民间使用的花瓷无论从器型、工艺、釉面的精细程度相比差别很大，估计使用者非一般民众，应专为皇家所制，这些信息也为研究唐花瓷及烧制年代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其年号刻款也是开创了瓷器纪年款的先河，这在同期其它窑口绝不经见。这些与同时期烧制的青瓷、白瓷、三彩等种类一起反映了段店窑在当时的整体烧制水平，以及该窑与皇家的关系。这些方面笔者在关于段店窑的系列文章中均有详细披露。

花瓷器物上的“大周”款识，应为中国第一位女皇帝武则天当政时期废唐立周而自立的国号，时段为公元690—704年。尽管后人对武则天褒贬不一，但她主政时期也不失为国家强盛、经济繁荣的少有时期，故又被后人称谓“贞观遗风”的美誉，并为其孙唐玄宗李隆基开创的“开元盛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花瓷上的“开元”款，应是开创“开元盛世”的唐玄宗在位时期的第一个年号，时段为公元713—741年，与武则天的“大周”末年相差九年，其瓷器上的工艺特征两者基本无异，也应视为相同时代。至于相同器物上刻“二刀”字样，从字面理解，这估计是与工匠或制瓷工艺有关。一器物同时刻有“开元”和“建国一年”款识，比较费解，但也可以这样理解：新皇帝登基须更改年号，工匠们把改元误解为建国。如是，“建国一年”也就是唐玄宗的开元始年即元年，这件器物应为“开元”元年烧制，或者是“开元”期间烧制。工匠们的失误，使该器物作为废品被捡退，庆幸遗留至今。

花釉瓷鼓上刻字“天宝三载”的“天宝”为唐玄宗又一年号，时段为公元742—755年，列在“开元”年号之后。天宝三载＂应为唐玄宗天宝三年（公元744年），是年玄宗宣布将年改为载，故有之。此花釉鼓也是唐玄宗赞扬鲁山花瓷一事的又一实物佐证，因该器物应是在烧制过程中有瑕疵被捡退而遗留至今。

“大唐”是唐朝的国号，花瓷上刻“大唐”款的器物，从器型特征，到制作工艺及釉色来看，应是与“大周”和“开元”款烧制时间前后大致相同，这两个时段都是唐朝的辉煌时期，这在器物的整体工艺上也可体现出来。

花瓷上刻、绘“盈”字款的器物极其少见。有资料介绍在西安唐代遗址上曾发现带“盈”字款的白瓷，经多位学者考证：“盈”是当时“大盈库”的简称。“大盈库”是唐玄宗开元前后建立的皇家私库，专门收集奇货，“便入百宝大盈库﹐以供皇帝宫廷享乐及赏赐之用”（见旧唐书．食货志上），根据以上资料证明，这些唐花瓷器物也应是唐玄宗时期的贡品或钦定。无独有偶，该窑也曾发现其烧制的部分白瓷器物底部有“盈”字刻款的现象。

总体来说，这些刻款的唐花瓷器物，无论是工艺和制作水准都体现了唐中、早期花瓷很高的烧制水平，而且是研究唐代制瓷工艺以及其社会属性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因当时就有了很成熟的烧制花瓷技艺，其创烧年代肯定与之更早（这与赵青云先生推测的相一致）。花瓷乳浊状的青蓝釉斑也被专家学者称为钧汝之源，这也为后来著名的汝瓷、钧瓷的诞生创造了先天的条件，尤其近些年来在鲁山段店窑陆续发现的汝瓷和钧瓷器物的事实也是对上述观点的有力证明，而且这些汝、钧器物经论证亦非一般民间所用，而是与皇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与唐花釉瓷当时的用途如出一辙。（完）

2019年4月5日重新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