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文秀起义始末

郑和能 云南昆明

保山惨案

杜文秀起义爆发的起因源于一起小小的纠纷案，这要追溯到11年前发生的“保山惨案”。

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4月，保山县板桥村有一回一汉两个少年，唱歌互答，嬉闹作乐，汉族少年的一句歌词伤害了回民的感情，两人发生口角，接着打起架来。这本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纠纷，但这一小纠纷被汉族的民间帮会组织“香把会”利用，借机火上浇油，激化矛盾，挑起了回汉两族大规模的械斗。接着械斗升级，双方互有伤亡，“香把会”头目沈聚成的手段越来越残忍，下令捣毁了板桥村的清真寺，放火焚烧了回民的房屋，乘机烧杀掳掠，回民死亡近千人。同年9月，保山县官军与“香把会”勾结，对县城内的回民进行屠杀，4000多回民几乎被屠杀殆尽。杜文秀全家在这场大屠杀中几乎全部遇难，他的祖父、外祖父、父亲、母亲、弟弟和妹妹等15人均被杀害，未婚妻也被抢去。惨案发生时，他正在蒙化县小围埂村的忠义堂，因此躲过这一劫。

“保山惨案”发生时，杜文秀22岁，但他是一个以忠君爱国为宗旨的读书人，想到的不是以牙还牙，以血洗血，以屠杀对付屠杀，更不是乘机揭竿起义，而是上访申诉，求得公道。他相信当朝道光皇帝能主持正义，对案件作出公平裁决，替无辜受难者申冤昭雪，依法惩办凶手。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5月，他不远万里，赴京告状申案，他将诉状带到北京端门，御状转交到都察院。如果清政府对这起惨案能认真对待，秉公执法，惩办凶手，平息愤怒，就不会发生以后的波澜壮阔的回民起义了，骇人听闻的大屠杀也能得以避免，无论是官府，还是回族百姓，都不会蒙受巨大损失。

当时，道光皇帝命云贵总督林则徐前往查办。林则徐是清道光年间的重臣，因火烧英国鸦片而名闻全国，这时他刚任云贵总督，一上任就前往处理“保山惨案”。这是一起很复杂也很敏感的大案，他按“不问回汉、只问良萎”的方针，对制造惨案的官员作了处理，罗天池与代理永昌府知府革职，永不叙用。直接参与屠杀的沈聚成等主要凶手28人被逮捕治罪，这些人在押解途中自杀；对进京告御状的杜文秀、丁灿庭、木文科、刘义四人的处理结果是：“控告呈词有失实之处”，但念他们家属已经被害，从宽免责释放。在大屠杀中得以余生的保山县二百多户回民被官府强迫迁移到一座名叫“官乃山”的荒山上。

朝廷对林则徐的处理是满意的，他受赏加太子太保衔，并赏戴花翎，而在“保山惨案”中受害最深的回族同胞对此则很不满意，义愤填膺。

这时，杜文秀又为保山县受害回民向政府交涉，满清官员痛恨他在皇帝面前捅开了保山惨案的真相，暴露了云南官场的黑幕，将他逮捕入狱。出狱后，他对官府深感绝望，心中的悲愤越积越深。

太平天国起义后，东南各省自顾不暇，断绝了对云南的协饷银，于是云南地方当局进一步横征暴敛，苛捐杂税层出不穷，以致各族人民生活更加困苦，反清情绪日烈。云南地方当局为了转移人民视线，还不断挑起民族纠纷，“护汉抑回”，加剧回汉矛盾，终于迫使回民走上武装起义的道路。当太平天国起义爆发的消息传到云南后，杜文秀受到启发，萌生了反意。大凡秀才造反，都不会鲁莽行动，硬拼硬杀，而有一番计谋。他偷偷地返回云南，潜入蒙化小围埂村，以此为基地，以教书为掩护，秘密结盟，积蓄力量，等待时机起兵。

起义始末

1856年（清咸丰六年），离“保山惨案”过去了整整11年，杜文秀在蒙化县（今巍山）积蓄反清力量也已经9年之久。在这9年中，杜文秀由当年进京诉冤的天真书生成长为一个有胆有识、有勇有谋的起义领袖。就在这一年6月，回、汉民因争夺南安(今双柏)石羊银矿发生械斗，官府乘机挑拨，致事态不断扩大。7月，攻占姚州城。杜文秀认为时机已经到来，当机立断，率领义勇近千人前往救援，将清军击退，占领了大理城，反清起义一举获得了成功。

之后，滇西的蒙化厅(治今巍山)、顺宁府(治今凤庆)、鹤庆、丽江，滇南的新兴(今玉溪)、临安府(治今建水)、昆阳(今晋宁)、激江(今澄江)，滇东的曲靖、寻甸等地，都有回民相继起义。与此同时，汉族和彝、哈尼、白、壮等民族亦纷纷举事，起义烽火遍及云南全境。起义军声威日趋壮大，并逐渐形成两大集团：一支以马德新(即马复初)、马如龙为首的滇东、滇南回民起义军；一支以杜文秀为首的滇西回民起义军。

在各路起义头领中，杜文秀是秀才出身，到过京城见过世面，就被推为“总统兵马大元帅”。他一上任，就下令废除清朝年号，用甲子纪年，改用明朝衣冠，旗帜一律用白色，以与清军相区别。他又把大理都督府改为大元帅府，大理新政权宣告成立，并宣布追随太平天国。为巩固政权，杜文秀统一军制，严明纪律，实行一系列有利民族团结和发展生产的政策，不仅击退清军多次进攻，而且很快控制云南大半省份，深受滇西各族人民拥护与支持。杜文秀高举起反清大旗后，势如破竹，所向披靡，攻占了周围53座城池，半个云南在他的控制之下。与其他草莽英雄不同的是，他起义后只称是“兵马大元帅”，而不是称王称帝，这说明他不想将云南分裂出去。

到1861年10月，滇西20余个厅州县均在大理政权的管辖之下。在各路义军中，马德新、马如龙均为回族上层分子，意志不坚，在清廷高官厚禄诱惑下，于1862年3月降清，从而葬送了滇东、滇南的大好革命形势。1862年夏至1864年夏，杜文秀领导的滇西回民起义军多次粉碎了清军的“招抚”伎俩。1867年，杜文秀在击退叛徒马如龙率领的近万清军进攻之后，调集10万大军，分兵四路东征昆明：北路由大司衡杨荣等统率，先后克定远等城，直下富民；西路由大司政刘诚统率，相继克广通（今楚雄东北）等城，进占安宁；南路由大司戎马国春指挥，先后占领楚雄等城，进克呈贡；东路由扬威大都督蔡廷栋率领，出大姚，经武定，进攻嵩明。1868年3月，东征军从北、西、南三面包围了昆明。时任布政使岑毓英率重兵驻曲靖，仅马如龙率清军1.5万人困守昆明孤城，等待援军。但东征各军缺乏统一指挥，配合不力，错误地采取列兵城下、修筑营垒、持久作战、坐困清军的方针，既没有完全截断城东清军通道，又未及时派兵打援，致使清军赢得时间布置反攻。驻师曲靖奉命驰援昆明的岑毓英，为实施其先以主力夺取近省各城，切断滇西与省城通道，然后集中兵力打击孤立无援的围城回民军的战略计划，令游击杨玉科绕道四川会理南下，攻占元谋等城，直逼富民，遏回民军后路；自率3万余人直赴昆明，3月中旬进抵昆明东南郊，与城内清军沟通联络，并相继攻陷呈贡、晋宁、澄江。时新任云贵总督刘岳昭率部由黔入滇，遣总兵李家福南下进围寻甸，以解省城之围，兼保东路。北路回民军东向救援，寻甸围解。防守昆明的总兵李维述乘机袭占义军粮秣重地富民，并会同杨玉科部再占禄劝等城。1869年6月，在杨玉科、李家福部前后夹击下，防守嵩明的大司寇李芳园、监军蔡杜氏（杜文秀之女）等不战而降，寻甸守将马大顺旋亦降清。9月，广通失陷，东征军后路被完全切断。屯兵昆明城下的回民军领导人“聚谋不知为计”，部分回民军将领妥协动摇，互相猜忌，继大司疆段成功降清之后，大都督蔡廷栋又缚大司徒安文义投敌，其余回民军被清军各个击破，东征失败。

大理保卫战清军既解省城之围，遂分三路向滇西大举进攻。回民军节节抗击，与清军逐城争夺，但因东征失败，元气大损，只能取守势。到1870年10月，北路清军占领了丽江、永北（今永胜）诸城；南路清军夺取了景东、缅宁（今临沧）、威远（今景谷）；杨玉科、李维述率领的中路军主力攻占了楚雄、姚州等城。此后两年，回民军在大理附近各城据险以守，与清军频繁作战。1872年5月，弥渡、云南（今祥云）相继失守，6月，清军攻占大理咽喉赵州（今下关东），大理南北门户下关、上关随之陷落，蒙化守将举城降清，大理失去屏障。11月，清军包围大理城，回民军屡次出战不胜。时大理城内尚有回民军6万左右，弹粮亦足，杜文秀认为，若背城一战，即不胜亦可守数年。为防清军逼近城根，回民军挖地道至城壕，上立木笼营数十座，施放大炮。清军遂引苍山水，尽淹木笼营，乘势逾壕，逼近城根，并筑炮台数十座，高出城墙，变仰攻为俯击。12月中旬，清军挖地道轰塌城垣，攻入城内。回民军与敌各据半城，展开激烈战斗，终因众寡不敌，部分将领暗中投敌，大理陷落。1873年3～5月，回民军仅存之顺宁、云州（今云县）、腾越（今腾冲）三城接连失守，起义战争失败告终。

影响及意义

在云南的回民中，除郑和外，还有一位杰出人物值得纪念，他就是清末高举反清大旗，团结回、汉、彝各族人民，以无畏的勇气与清政府展开斗争的杜文秀。他在发动起义后，势如破竹，所向披靡，攻占了周围53座城池，半个云南在他的控制之下。与其他草莽英雄不同的是，他起义后只称是“兵马大元帅”，而不是称王称帝，这说明他不想将云南分裂出去；他主张“三教同心，联为一体”，“三教”是佛教、伊斯兰教与彝族教，这说明他善于团结各族人民，是一位深明大义的历史人物。他建立的大理政权是继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又一面旗帜，声势震动了全国。但是东征昆明这一关键性军事行动筹划不周组织不力，作战指导失误，结果丧失精锐导致了战争的最后失败。

在这次回民起义战争中，杜文秀能团结各族群众，建立起一支比较有组织、有纪律的起义武装，坚持斗争达18年之久，沉重地打击了清朝云南当局的反动统治，成为我国农民起义坚持时间最长的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