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人来自于东方(清华简的史料新发现概要)

世锦堂

<h3>《系年》第三章记载了周成王平定三监之乱后,曾将秦人从商奄迁徙到邾吾,十分明确地讲秦人来自于东方,颠覆了过往对秦人起源的认识。</h3> <h3>清华简中可以印证夏代历史的古书,可举出《厚父》一篇。篇中王与厚父回顾了夏朝的兴衰,除了提到禹、启等开国先王,还特别讲到了皋陶、孔甲等人的事迹。该篇是周武王代商后向夏朝后裔厚父“乞言”时所作。也就是说,至迟在周武王所处的时代,夏人后裔所自述的夏代历史已经与《夏本纪》的记载没有太大差异。如此一来,《史记》对夏代历史的记载大体可信,便是不言自明的了。</h3> <h3>除了《厚父》之外,日前发布的清华简第八辑整理报告收录的《虞夏商周之治》篇,也有与夏代相关的内容。该篇所记载的夏代礼乐制度,虽然反映的可能只是战国人的认识,但是与相关文献对读也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这一问题的理解。</h3> <h3>清华简中发现了多篇前所未见的记载商代历史的古书,大大充实了商代史料。属于成汤时期的有《尹至》《尹诰》《赤鹄之集汤之屋》等篇,详细记述了汤在伊尹的辅佐下伐桀的过程以及代夏之后的治国之道。属于武丁时期的则有《傅说之命》三篇,完整地展示了武丁梦得傅说并以之为相的历史。此外,《汤处于汤丘》《汤在啻门》《殷高宗问于三寿》等篇虽是后代托古之作,但也侧面反映了一定的历史事实,属于可资借鉴的间接史料。</h3> <h3>清华简的《程寤》篇,虽然存目于汉人所编的《逸周书》中,但是文本在唐宋之后就亡佚了。简本的重新发现,为我们还原了文王去商在程,与武王并拜吉梦代商受命的全部过程,“文武受命”问题也可据之彻底厘清。</h3><h3><br></h3><h3>清华简中最早公布的《保训》篇,内容是周文王去世前所作的遗言,开篇的“惟王五十年”一句,明确指出是时文王已在位称王,有力回击了汉代以来文王生前未称王的观点。</h3><h3><br></h3><h3>此外,关于“西伯戡黎”是哪位西伯、武王卒年、成王即位年龄以及周公“居东”还是“征东”等经学史上的经典话题,在《耆夜》《金縢》《系年》等篇中均有重要线索。</h3> <h3>新近公布的《摄命》,是一篇西周中期的重要册命文书,篇幅将近千言。《系年》关于国人暴动、共和行政、宣王中兴、西周灭亡等历史事件的记载与古书或依或违,为我们理解西周晚期以及两周之际的历史提供了新的视角。</h3> <h3>出自楚人自记的《楚居》篇则详细叙述了楚国的族源,包括先君季连的降生、楚人称号的得名以及历代国君在南方迁徙与发展的过程等,为研究楚国的历史提供了前所未知的珍贵史料。</h3> <h3>《尹诰》篇中商汤、伊尹对“民”与“众”的珍视,体现了早期的民本思想。《厚父》篇反复强调敬天重德,反映出周初的德治较商代有了明显的进步。特别是《厚父》篇中的“民心惟本,厥作惟叶”一语,在古代文献中最早明确提出以民为本的理念。</h3> <h3>《邦家之政》篇从正反两方面阐述了将会导致国家兴盛与衰败的种种行为,告诫执政者要“有所为而有所不为”。</h3><h3><br></h3><h3>《邦家处位》篇则从肃清吏治的角度强调了选贤任能的重要性,以及用人失度带来的严重后果。</h3><h3><br></h3><h3>《治邦之道》篇全面分析了治理国家应当遵守的准则,并特别强调了尚贤、节用、节葬、非命等思想。</h3><h3><br></h3><h3>《天下之道》篇则借用攻守之道来说明古代圣王得天下的关键仍然在于得民心。</h3><h3><br></h3><h3>《心是谓中》是一篇充满思辨智慧的文献。该篇试图把古人深信不疑的“天命”与本篇重点论述的“身命”概念辩证统一起来,并最终提出了“人定胜天”的理念。篇中的“人有天命,其亦有身命”“断命在天,苛疾在鬼,取命在人”等语,可以说是尊重客观规律与发挥主观能动性相结合这一哲学思想在古代文献中较早的体现。</h3> <h3>清华简中的《算表》,是目前世界范围内发现最早的实用算具,利用这套《算表》,不仅能够快速计算100以内的两个任意整数乘除,还能计算包含分数1/2的两位数乘法,甚至可以用于开方运算。</h3> <h3>在《筮法》的占算体系中,只有八经卦而不用六十四卦,展现了与《周易》截然不同的占筮系统。与《周易》卦名、卦画相一致的,清华简中又同出了《别卦》一篇,充分展现了当时丰富多样的占筮体系。</h3><h3><br></h3><h3>祭祷方面,第三辑整理报告收录了一篇《祝辞》,内容是祝祷行为中格式化的咒语。与之相类似的,还有目前仍在整理过程中的《祷辞》篇,记载的是祭祀仪式中的祷告神灵之辞。</h3> <h3>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清华简等出土文献虽然重现了大量古书,但是对传世古书与传统古史仍然只是局部补充与修正,并没有全面颠覆。在这些失而复得的古书里,禹、汤、文、武还是明王圣君,夏桀、商纣也依然失道寡助。这就说明传世古书作为长期流传过程中自然选择的结果,它的真实性是有依据的,不能被轻易否定。</h3> <h3>现在看来,重新认识古书以及重建古史,不仅要充分利用新发现的出土文献,也要对传世史料的价值进行充分估量。实践证明,大部分情况下即便没有“地下之新材料”的证据,对于“纸上之材料”的记载也可以姑且信其有。</h3> <h3>有些问题在考古材料里虽然没有涉及,并不代表当时就没有,更不能因之推论传世文献的记载有问题。先秦的古书卷帙浩繁,真正流传下来的可谓十不存一,以有限的已知去推论无限的未知显然是不合情理的。</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