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时节雨纷纷——姑妈和姑父的故事

瓦莲金娜

　　

　　

　　年年清明今相似，岁岁扫墓重又来。人头攒动、霏霏细雨的墓地，到处生机盎然，红的花，绿的叶，钱纸烧起的袅袅青烟，在祭拜亲人的同时，眼光不由自主地扫过排排墓碑，一张张照片记载着逝者的名字和生卒，想起他们曾经鲜活地动感地在我们之间。撒一把鲜花的碎瓣在墓前，仿佛告诉墓地里的魂灵，今天我们曾来此与你们相会。

墓地里，除了英雄豪杰、达官贵人，更多的逝者是普通的百姓，普通的一生。我积聚在心中的想叙诉的，就是普通人的故事。

姑妈是我丈夫的姑妈，我公公的亲姐姐，比我公公年长8岁，是家中的长女。我嫁到夫家时，姑妈和姑父已去世多年，但是他们的儿女还经常去我婆婆家走动，因此和他们很熟悉。今年清明，姑妈的两个儿子也同去祭拜他们的舅舅舅妈和外婆，一路上聊起他们的父母，让人生出许多感慨。

姑妈还在襁褓中，就随她的父母离开湖南的乡村去了江西的安源煤矿谋生，长成少女时，媒人登门说了一户人家，不料安源闹工潮大罢工，那位未谋面的“先生”因参加暴动被捉去砍了头。临刑那天，姑妈的母亲打发几岁的儿子（就是我公公）去刑场，证实了未来的女婿确实丧命黄泉。多少年后，我公公还谈起少年的这一幕，亲眼目睹“砍脑壳”场面。

姑父是长沙人，他的母亲生在一个秀才家，所以识字断文，能看古书，可惜年轻就守寡，带着一儿一女艰难度日，曾去求签问路，求的签上说，“无路可去”——即不能改嫁。姑父的娘给人做保姆，做零工，含辛茹苦养大了一双儿女。大革命时期，姑父还是热血青年，接受了共产主义的启蒙和教育，秘密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不知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姑父被国民党抓了去，受尽严刑拷打，其中有一种酷刑叫“吊半边猪”，就是用细绳绑住同边的拇指和拇趾，吊起来打。（我思考过“吊半边猪”的刑罚，可能是绑住同边的腕关节和踝关节，如果是绑一个指头的话，一是绑不住，二是承受不住全身的重量）。姑父是一个性格柔弱的人，但是他咬紧牙关没有出卖组织和同志。共产党千方百计营救他出了狱，秘密送他去安源躲难和养息身体。

在安源，因为都是湖南老乡，姑妈再一次被媒人提亲，这样，18岁的姑妈嫁给了30岁的姑父，跟着丈夫来到了长沙。也许是国民党的酷刑摧残了姑父的意志，姑父的一生都生活在恍惚之中，他不再参加共产党的活动，不再热血沸腾。解放时，湖南的省长周礼曾诚邀姑父参加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也被他拒绝。也可能不是拒绝，是能力不及了。我问过两位年近七十岁的表哥，你们的父亲是做什么工作养活你们？两位表哥支支吾吾语焉不详。我想，也可能姑父浑浑噩噩找不到单位，自己做些小生意，做些小手工业来为生。

姑妈嫁给了这样一位丈夫，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大表哥在学校品学兼优，可惜家中贫困，只好去读中专早日参加工作，减轻家中负担。而且，他们生活在城市的贫民窟，周围的环境恶劣，从小受到的影响与父辈年轻时参加革命的豪情相比，大相径庭，叫人扼腕。到了老年，姑妈对姑父的称谓是“老神经”，对他的嫌恶溢于言表。

姑父生于1903年，卒于1972年，终年69岁。

姑妈生于1915年，卒于1974年，终年59岁。

二表哥说，他的父母亲身体都不好，都是病病怏怏的一生。是啊，生活条件不好，怎么能健康？怎么能长寿！有一年，他去浏阳运回父亲的棺木，请了一个工人，是用板车拖回长沙的，他一路跟着在后面推，整整走了一天。67岁的表哥回忆说：“我穿着一双工作皮鞋，从早上走到天黑，到家两条腿都是木的。”浏阳到长沙，50公里的路程呵！

姑妈和姑父都是土葬在司马铺，我公公生前带着全家人去扫过一次墓，去看他苦难一生的姐姐。后来司马铺被城市规划为新开发建设的区域，所有的坟地均要搬迁，表哥将他们的父母重新安葬在一个风景秀丽的新墓地。春光灼灼，暖风徐徐，但愿，辛苦一辈子的姑妈姑父能在这鸟语花香的地方灵魂安息。

瓦莲金娜 2011.0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