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雪纷纷忆故人一一清明感怀

尧野

　　清明时节，江南巳是绿草如茵、繁花似锦，濛濛细雨中祭扫、踏青、赏花…… 北方清明是在雨雪交加的湿冷中俏然降临，在怀念祭奠故人的日子里，更增加了几分别愁和忧伤……那漫天飘飞的雪花，使我忆起一位逝去的同事、兄长、忘年交的朋友一一杨培茂……

1970年秋天，我从北京广播学院分到东北边陲饶河县广播站搞编采，老杨当时是县委宣传部通讯组长，由于工作关系经常共同下乡采稿。老场当时40岁左右，一米八十左右的个头，一脸络腮胡显得十分沉稳。据说他十几岁就参加了八路军，参加过淮海战役和渡江作战，来到北大荒后，就是因为一脸胡子给他惹了麻烦，被打成了右派，开除了党籍、公职，被发配到生产队当农工。在艰苦环境的磨炼中他又重新入了党、转了干，并被重新安置了工作。

那是大学毕业从北京来到北大荒的第一个冬天，我和县革委会通讯组长老杨去离县城30多华里的山村小南河采访。当时县城附近的村屯不通汽车，下乡办事全靠一步步用脚量。返回的路上忽然变了天，开始下的是清雪，随着一阵接一阵的西北风，棉絮般的雪团铺天盖地卷了过来，打得人睁不开眼睛，喘不过气来。我们顶着风雪一步一步往前挪着，刚走时的一身热汗经风一吹冰凉刺骨，手也有些僵硬了。和我同行的老杨倒满不在乎，边走边唠，仿佛在林间小道上散步。

风刮得人站不稳脚步，天又渐渐地黑了，老杨建议找个地方避避风，拢把火暖和暖和。我们走进路旁一个被养蜂人废弃了的小木屋，捡了一些干枝、树叶，点上火，一阵青烟过后，亮起了红色火苗，身上也渐渐暖和起来。反正不能走路了，又不能睡觉，干脆讲故事吧。我呢，主要讲在北京亲身参加文化大革命的经历，说到一些老干部们的遭遇时，老杨忽然沉默了。冉冉跳动的火光把他的思绪带到遥远的年代，他回忆起了自己的童年，那兵荒马乱的日子……

“我出生在山东省寿光县东浊北村，连年的天灾人祸、苛捐杂税压得人喘不过气来，为了奔一条活路，父亲在我还不记事的时候就去闯关东，后来病死在外。母亲带着我和妹妹靠祖上留下的三亩薄田艰难度日。日本鬼子闯进来后，烧杀掠抢无恶不作。鬼子扫荡时母亲带着我们兄妹俩同乡亲们一起逃到村外的高粱地里，一藏就是几天。没跑出村来的不是被鬼子用刺刀挑死就是活埋，仇恨的种子从那时起就深深地埋在我的心中……

“后来我们这里成了八路军渤海军区控制的解放区，我们穷人的孩子上了学。课堂上老师讲了不少革命道理，在我幼小心灵中树立了只有共产党、八路军才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才能领导穷人翻身求解放的信念。1944年我12岁，一支八路军大部队驻在我们村里休整。连队卫生员叫丁盼池，原来是我家的邻居，比我大七八岁，参军已经二三年了，他经常给我讲八路军英勇杀敌的故事，使我对共产党、八路军充满向往。那时我也常常到丁大哥的连队去玩。当时连长姓李，看我聪明伶俐的样子，也非常喜欢我，于是我就把当兵的想法跟他说了。他说，你娘就你一个儿子，你走了，你娘哭着闹着找我要人怎么办？再说你人还小，等过两年长大了再到部队也不迟。当时我铁了心要参军，就在部队离村的那天早晨，我谎称去挖野菜骗娘早早把我叫起来，等我赶到村西的小河边时，太阳刚刚升起，部队长长的队伍已经拉出了村外。我紧赶慢赶追上了李连长，死也要跟部队走。李连长没办法只好把我留下了。

“部队行进第三天，我们来到博兴县一个村庄里，次日拂晓我们部队突然遭到日本鬼子的偷袭，战斗打得十分残酷，不少战士牺牲了。为了保证我的安全，部队派人把我送到离这儿一百多华里的渤海军区后勤部。由于我太小，开始让我学文化，后来把我派到宣传队。”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又挑起了内战。孟良崮战役时我正在前沿阵地的战壕里对敌宣传，突然敌人发起了反攻，随着一阵猛烈的炮火，敌人铺天盖地地扑上来。营长脱下外衣，边喊边端起刺刀冲出去。我也跟着爬出战壕，却被他一脚踢下来。在那次战斗中他挂了彩，我到医院去看他时，他说:‘那天我踢你一下，你可能对我有意见，你那种不怕死的精神是好的，可是你太小，为革命今后有好多工作要做，不能白白去送死。’营长在敌人面前视死如归，对同志关心备至的精神使我深受感动，他是一个共产党员。在革命的大熔炉里，在血和火的考验中我的思想不断成熟，我也向往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并多次在领导面前表露过这种想法。

“1947年5月在我们那里是割麦子的季节。那时我已经是后勤部警卫连指导员的通讯员了，吃完早饭正准备和同志们一起为老百姓抢收麦子，指导员杨汉三把我叫了过去，交给我一件重要任务:让我一个人穿过敌人封锁线，把一封信送到友邻部队的首长手中，情况十分紧急。要求我务必完成，天黑前赶回。这是头一次让我独自一个人去执行任务，我心里不免七上八下的，但又一想，既然组织把这一个任务交给我，说明组织对我的信任，我就是头拱地也要完成，哪怕牺牲自己的性命。那一天真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一天，我穿便装，走小路，凭着我的机敏、勇敢，终于圆满地完成了任务。连长和指导员很高兴，吃过晚饭，把我叫到连部的小屋，屋中的山墙上挂着鲜红的党旗，旗上绣的镰刀斧头在油灯的映射下闪耀着金色的光芒。连长亲切地对我说，今天你的任务完成得不错，其实也是党组织对你的一次考验，根据你的要求和组织对你的考察，你已经具备一名共产党员的条件，我同意介绍你加入党的组织。接着，在他的带领下，我举着右手，一字一句地诵读着庄严的誓词……”

闪动的篝火映照着老杨那饱经风霜的脸，使他显得更加庄重和严肃。他停了一下继续说:“党旗下那庄严的一幕，深深地刻在我的记忆中，永生难忘。另一幕就是渡江战役。”接着他又讲起了他亲身经历的百万雄师过大江的雄伟壮丽的场面。

“我们当时渡江的地点是安徽境内长江北岸的堤港镇，我们赶到长江边时，先头部队早已在江边严阵以待。岸边上百只船整装待发，堤坝下潜伏着黑压压的部队，当时是夜间，对面国民党的阵地灯火辉煌。随着一声清脆的信号枪声，彩色的弧光划破了沉寂的夜空，在嘹亮的号声中，一艘艘帆船像离弦的箭一样向江南冲去，百舸争流，景色十分壮观。忽然，敌人的炮声响了，江面上火光冲天。为了掩护渡江的船只，我军北岸上百门火炮大显神威，排炮过后，对岸一片火海。我被编在第二梯队，负责为部队运送弹药，我背着二百多发子弹跟着同志们上了船。敌人的炮火在空中呼啸着，有的船被打沉了，眼睁睁地看着落水战友被江水吞没而无法营救，我的心痛如刀绞，但这是纪律，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只有前进，只有消灭敌人才能保存自己，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快到对岸时，我们的船也被炮火打中，船搁浅了，我们不得不跳下水里，跟着先头部队向南冲去，不知什么时候鞋都跑丢了。天亮的时候觉得痛，这才发现脚掌被山路磨得鲜血淋漓……

“后来，我参加了解放上海的战斗，上海解放后调上海警备总队十六师文工团当演员。1954年调华东军委总政驻南京前线话剧团当演员，演出了话剧《白毛女》《刘胡兰》《上饶集中营》等剧目。为了响应党中央提出的开发建设北大荒的号召，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农业贡献力量，我积极报名并于1957年来到了北大荒，开始了艰苦的创业历程。我生性活泼，爱说个玩笑话。当时农场条件较差，我又不修边幅，满脸的络腮胡子像个老大爷。在地里干活时我开玩笑说:‘当年演话剧《上饶集中营》时我扮老战士还得粘假胡子，现在演话剧装都不用化了。’只这一句话，给我带来了一系列的厄运。不知是谁向上打了小报告，说我对现实不满，把农场比做上饶集中营，以散布反党右派言论为名取消了我的党籍，并开除了公职，把我发配到生产队劳动改造。当时我感到委屈，自己是个苦孩子，是党把我从水深火热中解放出来，在党的培养教育下不断成长，为了建设北大荒我放弃了大城市的优越生活，献身艰苦的垦荒事业，从心里说，我怎么能反党呢？但是当我想到，我党诞生以来的漫长岁月里，在航程上也曾出现过礁石和浅滩，肌体上也留下过创伤和疤痕，有些人由于种种原因难免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和委屈，虽然当时我不是党员了，我仍然以一个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在连队我伐木，采石，放木排，脏活累活险活抢着干，我就是要在艰苦的磨炼中经受党的再一次考验。使我欣慰的是党没有遗弃我，又一次接纳了我，使我重新回到党的怀抱。”

在那个风雪夜里，老杨讲了很多，最使我难忘的是他绝妙的比喻。他说，党是参天的大树，我们就是树上的枝杈，而人民就是脚下坚实的土地。在大地母亲的乳汁哺育下，在风霜雨雪的考验中，我们才能枝叶繁茂，结出丰硕的果实。大地母亲给了我们生命，我们就应该把奉献当做义不容辞的职责和终生奋斗的目标。大浪淘沙，不结果子的枝杈迟早会被剪下去的；相反，有的枝杈果子结得再多，如果离开了大树、离开了土地也会枯萎的。那坚定的信念，通过坦诚真挚的话语、深入浅出的比喻，像无声的春雨，悄悄地潜入我的心田；那熊熊的篝火伴着完达山呼啸的风声在我人生的磁盘中刻录下了深深的痕迹。他是我踏入社会后的第一位老师……

粉碎“四人帮”后老杨恢复了名誉，曾任过公社党委书记、县文化局局长，副高职称，离休后仍笔耕不辍，并组织业余作者出版了多本诗集。

　　1954年调华东军委总政驻南京前线话剧团当演员时的照片，当时和后来的著名演员陶玉玲同台演出过话剧《白毛女》《刘胡兰》《上饶集中营》等剧目。

　　1972年冬去佳木斯参加宣传报道表彰会，在佳木斯宾馆与杨培茂的留影……

　　这是1978年6月，饶河县委宣传部同志在乌苏里江畔的合影，后排中间为杨培茂，后右2为王滨友；前排右1刘本贵；前右2为宣传部长吴兴才均于几年前去世，留下无不尽的伤悲与思念……

　　这是饶河的朋友刘殿奎仅存的一张与杨老一起的合影照片。时为1976年4月杨培茂刚刚调任永乐公社党委委员、革委会副主任。第二排坐位右第一人是杨培茂，邻坐是刘殿奎。照片中还有哈知青李拙，胡玉芹，浙江知青周惠芬。中间坐位是几位县工作队领导。

　　杨培茂是我的同事、兄长、忘年交的朋友已经过世、清明时节、以此文、告慰九泉之下为共和国的解放和建设作出贡献的革命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