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

孙宝田

(母亲四十岁时照片)

　　母亲王桂荣 ，于一九九O年五月二十八日去世，终年七十八岁。

我记忆中的母亲是四十岁以后的样子，身着一件兰色的旁开扣的便服上衣，就是换衣服，也是黑色、白色的便服上衣，都是她自己缝制的。虽然衣着简朴，可总是那么地干净。她把黑黑的头发盘在脑后，再罩上一个黑色的发网，这可能是典型的山东妇女打扮。高兴时在盘发上插一朵红色的绢纱小花。她脸庞圆圆的，眼睛明亮，闪着温和、善良的目光。

　　母亲一九一三年十一月三日生于山东省乐陵县杨盘镇。她的生日是在去世时，我根据她以前的回忆推算的。她小时候父母去世，被寄养在姑姑家，从来不知道自己是哪天出生的，只记得自己属牛。多年来，她给父亲、给我和哥哥过生日，从未给自己过生日。今天我想起这事，还很心酸。她在世时，我怎么那么不懂事！

　　母亲从一九二O年八岁起，就跟着姑姑在家干零活，直到一九二九年十七岁时与我父亲结婚。那时的母亲正是豆蔻年华，我想一定是个勤快、漂亮的乡下姑娘。她七十岁后洗头发费劲时，把盘发改成短发，剪下来的头发很长，我将这段头发与她的骨灰一起下葬了。从剪下来的头发看，她年轻时一定梳着一条油黑的长辫子。她皮肤白皙、面容俊秀、眉眼清亮，走起路来，辫子在身后随风飘动，浑身焕发着青春的气息。

　　母亲到父亲家后，就捡起全家的家务活，还要抽出时间干点农田活。

　　一九三四年，母亲二十二岁时生个女孩(就是我姐)，第二年孩子患病，因家中贫困，无钱医治，一九三六年去世。一九三八年，华北失陷，母亲生个男孩(就是我哥)，从孩子七个月起，就被她抱着，经常躲避日本鬼子灭绝人性的扫荡。

　　一九四O年，乐陵大旱。我奶奶为了孙家能后继有人，硬逼二十八岁的母亲带着孩子随父亲出去逃命，免得全家人都被饿死。母亲想帯着老人和弟妹们一起走，我奶奶说死不答应。于是，母亲抱着孩子，与父亲踏上了逃荒的道路。

　　走到秦皇岛后，父亲在车站做装卸工时摔伤了腿。这时，母亲听到孩子的三叔因给八路军带路被日本鬼子活埋、二叔受到刺激也去世的消息，陷入极大的悲痛中，牢牢地把仇恨记在心里，坚强地担负起了家中的所有事情。为了掙钱给父亲治伤和维持全家吃饭，她到铁道边捡煤核儿、给人家冼衣服、做衣服......

　　一九四二年秋天，父亲腿伤刚好，母亲三十岁跟父亲闯了关东。在火车站等车时，年仅四岁的孩子饿得实在忍不住，对她说:"娘，人家买面条了。"她看着孩子瘦弱的身体，心里十分难过，流着泪说:"娘沒钱，这有半拉窩头，你吃了吧。"孩子哪里知道，母亲有一天设吃东西了。

　　坐了几站车，再也沒钱买车票了，全家人就徒步乞讨来到抚顺，租了三町目四胡同的一个大杂院中不足七平方米的西厢房住了下来。

　　不久，父亲被日本鬼子抓了二年劳工。母亲帯着孩子在家，生活更加艰难。她靠到处捡煤卖几个钱，维持母子生活。

　　一天，母亲听说，我的小姥爷参加了八路军，做伙夫兼喂马，我的叔伯舅也参加了八路军。她满怀信心地说:"他们和八路军一定会为俺家报仇的。"

　　一九四五年光复了，国民党来了，可物价涨得出奇地快。一天上午，母亲到一家粮店买粮嫌贵，没买。走了几家粮店更贵，下午回到先去的那家粮店，粮价就变了，翻了一倍。一斤纸币还换不到一斤粮食，常吃了上顿没下顿。母亲难过地说:"在老家时挨饿，闯了关东也挨饿，日本投降了，国民党来了还是挨饿。"

　　一九四八年，东北解放了，穷苦人们从水深火热的旧社会熬过来了，母亲高兴地流下了喜悦的眼泪。这时母亲三十六岁。

　　母亲虽然从旧社会过来，有些旧观念，但她饱经新旧社会两重天的生活，非常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热爱新中国，能很快地接受新观念、新事物。

　　母亲以前叫孙王氏，解放初上户口时，听说妇女翻身了，可以有名字，就自己起个名，叫王桂荣。当社会上扫除文盲时，一个字不识的她参加了居委会办的识字班。没事时就坐在炕上读识字课本，遇到不认识的，就问刚上小学的我。没多长时间，她高兴地可以用笔写下包括自己姓名在内的很多字了。当听到新中国提倡破除迷信时，她就把年年供着的灶王爷像拿下来，再也不供了。以前，她爱看古装的京剧、评剧，后来我跟她说，电影更好看，于是我常带她到群众影剧院看各种内容的电影。一次观看巜白毛女》时，她哭了，大概是联想到自己的遭遇吧。看后，她跟我说:"白毛女太苦了，过去真没有穷人的活路啊。"

　　一九五六年三月，母亲四十四岁时响应党解放妇女的号召，到抚顺手管局西五路便服社报名，做手缝工。

(西五路)

　　母亲养育我，早早教给我生活的本领。她在便服社工作十年，正是我读小学和初中的时候，这十年是最值得我留恋的充满温暖、幸福的时光。

(母亲工作过的便服社原址)

(母亲五十岁时照片)

　　她到便服社不长时间，就能做时尚的便服上衣和旗袍，除了手缝，还可以用缝纫机操作。她上班挣的钱虽然不多，但可以买些蔬菜和粮食，家里的开销比以前宽余多了。

　　母亲从小裹脚，走路有点费劲，为了省下坐公交车的五分车费钱，无沦什么天气，都是徒步上下班。遇到星期天和寒暑假，我就去便服社陪她，在屋里玩够了，去便服社对面的小人书铺看书，去便服社西边的人民电影院看电影。中午吃饭时，有时陪她吃从家中带来的饭菜，有时她给我钱，叫我去饭店吃。记忆最深的是，她几次叫我到便服社东面的天津包子铺吃包子，当时的天津包子铺很小，屋内只有几个木制桌凳，铺门在小胡同里，包子很香，很好吃。我上学时不能去便服社，放学后就到家附近的胡同路口等她下班。等得着急，就沿着她下班的路线去接她，尤其是雨天和雪天，我不放心，一定去便服社接她一起走回家。

(三町目四胡同路口)

　　母亲在便服社工作期间，活很忙，常把翻扣袢、盘扣袢、钉扣袢的活带回家，做到深夜才睡下。晩上我做完作业，就帮她干活，不仅学会了翻扣袢，还学会了打便服扣、盘花样扣，能盘蝴蝶、葫芦等等样式。她还教会我补袜子、补衣服、给被絮棉花、缝被、绗被、浆被等等针线活。

　　母亲做的饭菜，多为山东风味，也有东北风味，我非常爱吃。特别是包的苞米面菜团子，馅大皮薄，每次吃时都想母亲是怎么做到的呢？还有她摊的煎饼也很薄，常在摊时洒上白糖，刚起下来就给我吃，又甜又香。三年困难时，我常到河北撸榆树钱和榆树叶子，她把它们掺到苞米面中，蒸成发糕，也非常好吃。无论母亲做什么饭菜，我都觉得味香可口。她饭菜做得好，我想学，她就一点一点地教我学会了做饭、做菜。

　　母亲教给我的针线活和厨房活，使我具有了独立生活能力，在离开母亲下乡的十年中派上了用场。

　　母亲疼爱我，特別关心我身心的健康。小时候，领我去了几次劳动公园。那时的东西一路还是土道，两边是高大的杨树，我们徒步走去。有一次，我们从南面上山，路很陡，到半山腰时走不动了，在一个凉亭休息，我饿了，她把带来的面包给我吃，我嘴中甜甜的，心中暖暖的。

　　三年困难时，母亲怕苦了我，常买东西给我吃。有一个星期天，她带我去商店，当时凡是吃的东西都贵，糖块由原来的一分一块涨到一角一块，饼干由原来的几角一斤涨到几元一斤。她从用手绢包着严严实实的钱中拿出十元，非要给我买二十块糖、买一斤饼干。她做手缝工，一个月才掙二十几元钱，平时连几角钱都舍不得花，为了我毫不犹豫地拿出了近半个月的工资。母亲的爱真是太深厚、太诚挚了。

　　母亲从不责怪我，也不真打我，总是用温和的目光看着我。但是，有一次她真的生气了。我上小学五年级时，学校号召割牲口草勤工俭学，我想山上的草一定很多，就自己去了河北。上午去时，二道街的浑河中有一座仅能走俩人的简陋木板小桥，近傍晚回来时，小桥被河水冲坏了。这时我想，要走葛布大桥吧，太远。看看河水又觉得不像太深，就决定揹着草淌水过河，当走到河中间时，水已没过胸脯，后背上的草被水冲着，差点把我带倒。一旦我倒在水里，又不会游泳，太危险了。我索性把背上的草扔掉，才站稳脚跟，淌过河去。到家后，母亲见我浑身上下湿淋淋的，就问怎么了，我如实说了一遍。母亲害怕得哭了起来，说:"你不要命了，怎么敢下河，还揹着草。"拿起笤帚打了我二下 ，又问我:"你还敢不敢下河了？"接着，她又哭了起来。我知道，她怕我被河水淹了，才生这么大的气，才打我，才哭。从此，我记住了这次危险的经历，事事注意安全，不能再魯莽做事，不能再让母亲担心，不能再惹母亲生气。

　　母亲善于勤俭持家。从我出生到二十多岁，穿的春夏秋冬衣服都是她一针一线缝制的。我上学时的书包也是她做的，上面还有一个鲜红的五角星。我入队时红领巾、冬天戴的棉手套、穿的鞋、戴的帽子都是她熬夜做成的。全家人绝大部分穿戴都是她做的。她手很巧，还将做活剩下的该扔掉的边角余料，留存下来，对接成好几个美观实用的褥子和坐垫面。

　　母亲把全家人的穿戴打理得妥妥当当，可对自己的穿戴是能简就简、能省就省，她手腕上的镯子是铝的，手指上的戒子是钢的，耳坠子是铁的。

　　母亲善于料理家务。她干活利索，不知疲倦，每天吃完饭，就忙里忙外，把一个简陋的斗室屋里屋外收拾得整整齐齐、干干凈凈。居委会检查卫生时，总是夸奖说:"你家太干凈了，连铁锅铝盆都擦得铮亮。"为此，我家年年被评为卫生模范家庭。母亲为这个家付出的太多、太多了。

　　那些年，我家经济上虽然紧巴，过得不富裕，但生活稳定，全家人和睦融洽，十分愉快。就是三年困难时，一家人也高高兴兴，吃饭时你推我让，有点好吃的往往是剩到最后。

　　母亲纯朴、情感深厚。她深知新社会的好生话是怎么获得的，我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是一九七六年九月的那一天，六十四岁的母亲坐在炕上缝衣服，我坐在她身边听广播，当播出毛主席去世的消息时，她立即放下手中活，哭了起来，泪流满面地说:"这可怎么办哪？"她的面容一片茫然，像失去了赖以生存的依靠。没有亲身的感受，怎会有这样真挚的感情？这让我想起小学课本中的一句话:"吃水不忘挖井人。"还使我想起另一句经典的话:"千万不要忘记过去。"

　　母亲诚实、待人和善。与邻居关系处理得很好，不管大人、小孩都愿意接近她。她常一边做针线活，一边给孩子们讲各种各样的故事。一天晚上，讲完几个鬼神故事，已经十点了。邻近大杂院姓陈的我小学同学，由于害怕是跑着回家的，到家才发现跑掉了一只鞋。这件事让我们几个孩子一提起来就笑得前俯后仰。

(母亲与孙女)

　　母亲热情、乐于助人。谁家有活，她会去帮忙;谁家吵架，她会去说和;谁家有难事，都会找她说，让她帮着拿主意。她的作为得到邻居们的信赖和尊敬，当她有事时，邻居们也伸出了无私的手。她把便服社的活拿到家里做时，一些孩子吃完晚饭就到我家帮着翻扣袢，老章家的小宝年令大一点，翻得最快、最好。后来她生病时，我沒在家，都是邻居把她送到医院。一次她胃难受，老朱家的三哥揹着她跑到医院，路上她忍不住把胃中东西吐在三哥的后背上。

我在母亲身边长大，她的言行影响了我，她的品格感染了我，她的爱心滋润了我。她的一切在我眼中是那么地完美，值得我效仿。

　　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六日我要下乡到北镇县，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她。她送我去火车站，反复叮嘱我以后要自己照顾好自己。我上车后，从车窗看见她呆呆地望着火车，抹着眼泪，我心里好难受，我从来没有离开过母亲啊！

　　一九七九年我返城时，母亲己先转入抚顺宏伟被服厂，后转入抚顺时装厂，于一九七四年退休。从一九八二年起，她七十岁时开始疾病缠身，胃出血住了一个多月院，我天天护理在她身边。出院后又患上哮喘病，常常憋得难受，晩间睡不着觉，趴在枕头上。就是这样，她还从每月三十元的退休金中拿半个月的钱给我孩子买一辆能跑、能鸣笛、能冒烟的电动小火车，孩子特别喜欢，一直玩到上学。再后来母亲得了脑血栓，住一个月院，出院后面部神经麻痹，我用小车推着她去中医院针灸了一个多月。此后，她行走困难，天天柱着棍在屋里屋外活动。一九八九年，她第二次脑血栓住院，头天晩上把尿洒在病床上，我给换的床单和衣服，她一直处于无意识状态，老想把滴流拔掉，我扶着她手待了一夜，这次出院后她就卧床不起了。一次，大便干燥，拉不出来，我用手把糞便抠了出来。这时她已失声，不能说话，看见人就笑，我不知道怎么回事，直到我得了脑梗后，有时也是这样，才明白那不是真笑，而是一种病态。

　　母亲的一生真是太不容易了，前半生颠沛流离在旧社会，后半生才在新社会过上好日子，又左一次、右一次地受到病魔折磨。她是一位好母亲，舐犊情深，大爱无涯，我无以报答，没有能力驱逐病魔，至今愧疚，痛苦万分。

　　一九九O年五月二十八日，母亲平静地走了。我坐在开往市殡仪馆的灵车上，头脑一片空白......回来后在答谢参加送葬的亲朋好友饭席上，我不知自己说了些什么......几天后，我把上学校带的中午米饭和煎鱼倒在花丛中，让母亲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