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写作成为娱乐

魏治祥

文：魏治祥

把写作与娱乐相等同，似乎有点荒唐，因为在很多人眼里，写作是很神圣的；即使不神圣，也是文人才能玩的雅事。而娱乐，诸如打麻将，斗地主，跳广场舞等等，无论文化高低，只要脑子没有进水，是个人就可以玩。别人怎么看，我不管，反正我现在写文章，多半就是自娱自乐。

我有个朋友，把写作贬得更低，认为“写作这事儿看似高雅，其实不然。跟杀猪匠补鞋匠土匠篾匠一样，写作不过是一种技艺。”朋友想表达的意思很清楚，技艺者，无非是一种谋生的手段而已。

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有数不清的文学青年在编织着“作家梦”。调查表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文学青年所占比例仅为百分之几，而在内地穷困地区这一比例却高达65%。原因很简单，沿海青年不是经商就是办厂，有的是出路。内地穷困地区的青年没有那么多选择，写作就成了改变自身命运的“捷径”。据我所知，当年给县电台投稿的通讯员，后来成为八大员继而成为公务员甚至成为局级领导者就不在少数。当然，最后能靠写作谋生者，无非莫言、余华等一小撮人。更多的文学青年在成为中年、老年后要么彻底放弃，要么活跃在时下最大的写作娱乐平台美篇上重温旧梦。

我也是那个时代的文学青年，且同样做了一段时间“作家梦”。认真回想起来，我成为文学青年并非走投无路，也并非单纯的热爱，总之是稀里糊涂找不到理由。我从小喜欢读书。先是看小人书，赵镇大大小小的租书店几乎看遍。书中的人物我只喜欢那种武艺高强，性格豪爽，也就是长着络腮胡，大碗喝酒，大口吃肉，如张飞李逵等辈。小学四年级开始看长篇小说，喜欢的也是《林海雪原》里的杨子荣，《红旗谱》里的朱老忠。读诗，则喜欢李白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种阅读取向会造成什么后果，不言而喻。文革期间，读书有风险，反而激发了广泛的阅读兴趣。当知青时，背了不少诗，还读了《中国古代文学史》；当兵那会儿，除了正大光明地读鲁迅，还偷看了不少中外“大毒草”。70年代末，可以订杂志买书了，便如饿汉扑到面包上，一读就是通宵。读着读着，就有了写作的兴趣，主要写身边的人和事。写着写着，就开始做梦了。当时有个叫张学梦的诗人，38岁才发表作品，其时我还不到28岁，暗想沉下心来练上10年基本功还不算晚。后来才明白，写作这门技艺毕竟与杀猪匠补鞋匠之类不同，那是需要天赋的。勤能补拙，对某些特殊行当而言，完全就是个笑话。路没有选对，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越是勤奋，距目标越远。

然而我的运气不是一般的好。1981年试着给《青年作家》扔了块小石头——短篇小说《婚宴》，居然命中了，发表在当年的12期上，而且稿酬高达50元，远远超过工资。那篇小说成了敲门砖，一敲敲开了成都市文联小说讲习班，再敲敲开了省作协第二期讲习班，然后是全省首届青年文学创作会。最意外的是市文联推荐我去北京鲁迅文学讲习所学习半年。当时我是东机厂（即如今的四川锅炉厂）的工人，兴冲冲把通知送到教育科。这回敲门砖不好使了，时任科长的许先生一脸不屑：“文联是个什么单位，管到东机厂来了？脱产学半年，除非是学焊接！”得了，没戏。但并不影响我的好心情，毕竟几乎已经是作家了。

然而，——这个然而很沉重——好景不长，我很快就明白了什么叫自以为是以及什么叫天真。经常收到省作协的《会员通讯》（我至今还不是会员）很愉快，这份装帧简陋的杂志象征着一种认可。同时经常收到的还有杂志里附上的《作品登记表》，这就很不愉快而且让人抓狂了。本来就没发表作品，偏偏那上面空格还特别多，简直就是不要人活的节奏。再就是来自社会上的压力。原本写作是各人自己的事，只要不声张，不大张旗鼓，发不出作品一点也不丢人，问题是已经发表过作品了，秘密已经暴露了，甚至有人在喊“魏作家”了，这就很要命。碰到熟人最怕问“最近有没有新作问世啊”，说有那是撒谎，说没有则很没面子，赶紧支吾几句走人，生怕别人追问为什么。

这种尴尬一直持续到1986年的首届作家改稿班。

在广汉，在极其酷热的半个月内，估计流完了一个季节的汗水，与朋友蔡应律合作的中篇小说《替身》总算发表在同年12期《现代作家》上。接着又有10余短篇先后在《现代作家》、《青年作家》和《文学青年》问世。接着——人生就这么搞笑——在自以为从此将一帆风顺时，遭遇的又是一篇接一篇退稿。1988年，我把多次被枪毙的小说《生命的搏击》寄给贵州省作协主办的《山花》，同时给自己的作家梦打了个句号。搞笑的是第2年11月，《生命的搏击》扔在哪里我已经忘了，《山花》却发了个头条！但我还是理智地认为我不是当作家的料，别人怎么看，与我无关。如是一想，顿觉无比轻松。

决定不当作家后，业余时间要么喝酒打牌，要么就静下来读书。读金庸和南怀瑾；读刘晓枫的《拯救与逍遥》，《肉身与灵魂》；读林达的《近距离看美国》；读何清涟的《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和《现代化的陷阱》---。写作的毛病改不了，主要写随笔杂谈之类。在喝酒打牌和读书写作中品味生活，两个字：快乐。写成的文章，多数不宜发表，便堂而皇之地收入电脑里的《魏治祥文集》。顶着作家的名头，写作就是一种沉重的负担，累人；过分计较获奖和发表，就会失去从容和淡定，上火。咱不靠写作吃饭，很业余地写文章，写并快乐着，这不挺好不么？

2003年，受同事杨力怂恿，又写了半年故事，把全身掏空，居然发表了近10万字。面对编辑频频约稿，我又一次退缩了，赶紧悬崖勒马，生怕陷入“故事家”的幻境。真实的情况是，又写不出来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故事比小说还难写。与杨力相比，我再一次感到了想象力的极度贫乏。到后来，除了读书，很少动笔了。退休后带外孙，更是整整5年没有写一篇文字。

去年回金堂轮休，闲得手痒，兼之怕老年痴呆，又开始舞文弄墨。一个人宅在家里写写划划，坦白地说比较孤独。曾与李正熟先生等开玩笑：要长寿就得多吃肉，多喝酒，多跟异性交朋友 。一个人自娱自乐久了，还是希望与人碰撞，与人交流，这是人的社会属性所决定了的。

今年3月初，路过金阳水景，碰到老友薜向阳先生，说是金堂有个作家聊天群，群里的人常常聚会，一起喝茶吹牛，很好玩的。简单交谈几句，便顺手把我拉进群了。入群一看，158人，好大一个群！在当今这样人心浮躁、名利至上的万丈红尘中，在金堂已经不复穷困落后的情况下，居然还有这么多人热爱写作，这就很令人吃惊并肃然起敬了。

著名作家毕飞宇在《朗读者》中谈到挪威的一个小镇，那儿的人们每到夜晚就会聚集在酒吧里朗读小说和诗歌。朗读是小镇人常态化的娱乐方式。听到小镇的文明程度如此之高，我也是深感吃惊并肃然起敬。

在金堂作家群里，我有不少熟人。他们已经不需要通过写作来改变命运，也不必靠写作补贴家用，却一如既往地业余地热爱着写作，这真的令人敬重。也许在他们看来，写作就是一个娱乐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对写作的热爱，会不会变得越来越单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