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不遥远的李先生

峰哥

想不到李先生这么年轻、帅气！

六位风华正茂、血气方刚的男性青年端坐在一片树林中，姿势不一，自如潇洒，正目光炯炯地望着我……

前面一排三位，后面一排三位，自然渐开，使我还能比较清楚地看见他们的全身。第一排中间穿黑色马褂、白色袍子的那位双手拥着，显得稳重老成。估计是这六位结拜弟兄或者同乡弟兄中的老大。李峰告诉我说，这位可能就是任殿宣先生，即现在全国著名主持人任志宏的父亲。我哦了一声，继续望着他们。第一排还有一位穿白袍子的，在左边，双手平放在白袍上，嘴里叨着深色烟嘴，嘴上还插着一根长长的纸烟，不见有缭绕的烟圈，不知他吸得是真烟还是假烟，或者此时此刻他正盯着镜头，顾不上吸烟，一付不屑一顾的神情。后一排中间的那位最潇洒，新式寸头，戴着西式金丝边眼镜，右手握着灰色礼帽自然妥贴地放在胸前，左手穿过前排任先生的身后，长长的伸出去，放在了二排左边那位戴着黑色瓜壳帽、穿着一身黑衣服的清秀俊朗的小兄弟的肩上。

挨着戴金丝边眼镜站在右边的那位显得十分壮实的，才是李先生。当然是在第二排。脸庞阔长，眉清目秀，眼睛较大，也是西式寸头，但两耳宽而长，在这六位兄弟中显得十分突出。看似壮实，有些粗鲁。可是，我还是可以微微感觉到他的内秀和羞涩。我一直以来，喜欢有羞涩感的人。有羞涩感的人，大都头上有三尺神明，心中有应该怕的戒律，大都有礼义廉耻心，大都是可以靠得住的人。试想，一个白耻耻的、无拘无束的人，什么事情干不出来？他能靠得住吗？

当然，李先生是羞涩的，或许可能还是这六位兄弟中最小的、或者是最没地位的一位。先生从16岁去河南学徒做生意，23岁时返回山西孝义县大孝堡村。大孝堡就是那个因为隨唐乱世间出了割股奉母的大孝子郑义被大唐开国皇帝李世民赐名“孝义县”和“大孝堡村”的村子。有这样文化根基的村子里，出来的都是些什么人？自然是可想而知的。年轻的李先生是个脚踏实地的人。靠在河南做买卖挣下的点钱，在大孝堡村和长黄村买了六亩地，逐步闹下些家底。当时，村里的人见这后生虽然块头长得壮实，但是底脑清，手脚煞活,精明能干，就动员他在村里干点社事。李先生双手作辑，微微一笑说，我这人毛手毛脚的，年纪又小，恐怕干不了的。其实，李先生心理清楚，世事如此乱纷纷的，你刚唱罢我登场，人心都不稳，干社事免不了要得罪人，本乡本土的，自己又没有那么大的实力，能给大家干好?所以，他就推了。他决定去太原找找同乡好友任殿宣。他想让任先生帮助他，在省城里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太原毕竟是省城嘛！地盘大，人又多，自然机会也多。

李峰说，现在我们面前的唯一的这一张合影像，就是他爷爷23岁时在太原和任殿宣等五位同乡老友的合影留念。

我也看见了，黑白照片顶部有一行清朗俊秀的白色行书：“孝义乡友留省纪念摄影，中华民国十七年（1928年）十一月中旬”。

李峰说，他爷爷叫李生瑞。1937年11月，太原沦陷于日本人之手后，阎锡山逃到临汾，太原县县长也逃，县政府转移到现在的阳曲县，李生瑞出任县长。后来有人说，1940年8月，有人曾在临汾克难坡见到李生瑞参加过阎锡山“民族革命同志会”的会议。10月领取上县政府工作人员工资和办公费用后，赶回阳曲县府。回去，刚发放完工资后，11月的一天夜里，就被一群不明武装掳走，12月被这支不明武装在交城大山里惨忍杀害。

李峰说,他就从来没有见过他爷爷，因为他是1969年生人。爷爷死时，他父亲李春新才两岁，大伯李春书也才七岁，这小哥俩几乎还不懂人事。可是，爷爷的死之谜，一直成为了李峰心中的结,成为了李家人心中的结。

李生瑞先生出生的时候，正是1905年。中俄战争爆发，清政府保持“中立”。詹天佑居然要建设中国第一条铁路。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山西留学生纷纷加入，其中有阎锡山、赵戴文等。风云变幻，蠢蠢欲动，此时，既是中国社会最黑暗的时期，也是仁人志士正在积极寻觅东方曙光的时候。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朝野震惊。山西新任巡抚陆钟琦紧急调兵遣将，预为警戒。阎锡山、赵戴文等同盟会骨干紧急聚会于太原黄国梁家商议，决定提前起义。10月29日凌晨，山西巡抚陆钟琦睡梦中惊起出房，被起义军一阵乱枪击毙。儿子陆光熙早就劝父应顺势生存，父不听，且训斥。哎呀！他闻枪声急出询问，仓促间亦被击毙。瞬间大乱。巡抚衙门、子弹库均被起义军占领。阎锡山宣布八十五标兵变。他亲率八十六标一部与八十五标会同，攻打新满城。城里驻防的清骑兵拼死抵抗。阎锡山命以炮轰击，旗兵力不能支，遂竖起白旗投降。太原实现全城光复，清朝在山西的专制统治宣告结束。1912年1月，阎锡山从包头、萨拉齐攻打到太原,又南下绕过平阳先取运城，成立河东军政分府。4月就任山西都督，山西成为中华民国的一个省份。9月18日下午5时，孙中山应阎锡山邀请抵达太原，受到各界3000余人的欢迎，车站至新南门大街力之堵塞。19日上午，孙中山在山西大礼堂举行的欢迎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在演说中高度赞扬了山西响应南方起义，牵制清军南下之功，勉励山西同胞努力共造共和自由、幸福，搞好地方建设。

李先生小时候很幸运，不需要像他父亲那样再死记硬背“四书五经”了，也不需要再写“八股文”参加科举考试了。李先生听到的和看到的大都是新鲜的东西。民国建立后，山西新式学校发展迅速，学堂改为学校之称。1914年，孝义县劝学所为改良教育，倡导区乡筹办小学校。小学分高小、初小（国民小学），实行国民义务教育，到1916年，山西每万名国民中有小学生290人，居全国各省之首。李先生每日除了背《三字经》《百家姓》《论语》《孟子》外，开始学《国文》《常识》《算术》和《三民主义》等新课本了。每日还要写大楷、认生字、打算盘、学记账，摇头晃脑，学得不乐亦乎。大孝堡村里有不少人家在外经商，所以好多人家送孩子上学，最高要求就是将来能让孩子跟上人到外地去学买卖。李先生小小年纪，写的一手好字，除了喜欢算术外，还会写写画画，文笔很好。自然，16岁就被父母打发到河南张家口一带学做买卖去了。三年出了师，自己也能挣些辛苦小钱了。李先生省吃俭用，把挣下的钱或入点份子，或合伙做个小生意，居然也小小发了些财。寄回老家大孝堡，让父亲将本村和邻村的地三分五分地买些，几年下来，竟然也有六亩多了。李家的日子，在村里看得一天比一天滋润起来了。人们对他父亲说，你家那个儿，看见长得笨实，心里的灯盏盏明，内秀得哩！

在太原和任殿宣做了三四年事后，父亲捎上省城话说，你也不大不小的了，该结婚了。李先生是个孝子，听大人的话。再说自己是家中老大，自己不成家，后面的弟弟还结不结婚？1931年，经父母托人说亲，李先生与西盘粮的李心娥结了婚。李心娥嫁到李家时，才15岁，人虽小，但长得高俏精干，十分能吃苦。隔了一年，到1933年，生长子李春书。家里又添丁口了，不能坐吃山空，应该再出去挣些活钱。省城的差事是耽搁了好几年了，去不得了，那就在周边八里找个差事做吧。此时，正逢山西废道存县不久，县成为省直接管理的一级行政机构。阎锡山亲编《主张公道歌》，并从省至村成立主张公道团，亦称“好人团”。同时，出于备战需要，依据“无村不公路”的施政方针，令驻汾阳、孝义的晋军和孝义、隰县县政府征集民夫2万多人，部队派出副排长以上军官350人，驻扎在兑九峪镇，督促和监督民夫修筑孝义至隰县的沙石二车道简易公路。李先生在同村张春仁的父亲张伟的帮助下，在兑九峪驻军当了营部文书。半年之后，工程完成，驻军撤离。李先生不想随军，又回到大孝堡。

1934年开春，在同村友人张志仁的引见下，去汾阳县三泉镇当了税管员。民国政府的税很多。国家税有契税、印花税、烟酒牌照税、当税、牙税、煤税、屠宰税、烟酒公卖税、商税、畜税、酒税、斗捐等。地方税还分省、县两税：省地方税包括亩捐、契税、附加税、登记费等；县地方税包括斗捐、戏捐、铺捐、烟捐、脚夫捐、自治捐、屠捐、皮毛捐、邮寄包裹捐、卷畑吸户捐、婚书捐、地丁附加捐等。几乎做什么事情都要收税收费了，农人、匠人和做买卖的都很难，当然当税务员的也很难。好在1935年初，阎锡山以太原绥靖公暑主任的身份，召集沿黄河21县县长举行防共会议，出台《土地村公有办法大纲》，要求土地收归公有，分给农民耕种，农民对土地只有使用权，不得出租或私下买卖授受，凡地主富农多余土地,由地方政府发行无利公债收买。此项公款，以产业税、不劳动税、利息所得税、劳动所得税为担保。李先生抓住这个机遇，在这些以地租为生的豪绅地主们身上割了一刀。但是，很快，因为这个举措得不到蒋介石中央政府的认可，又引起广大豪绅地主的不满，只好半途而废。李先生因工作能力出众，被调到寿阳二区娄家庄当上了文书。

好事往往是成双的。在阎锡山政府机要特工处当负责人的同乡好友任殿宣，知道他的文章写得出众，1936年推荐李生瑞到太原县政府办公室工作。不久，任殿宣还将自己的堂弟任殿荣也引荐到太原县政府办公室做文秘工作。真的是如虎添翼，李先生的工作是越干越出色。很快，他就被委任为第一科长。后来，李先生又把自已的弟弟李生芳也招到太原县工作。

太原县政府在哪里呢？

我的手头有一本长篇小说《晋阳秋》，最早由解放军出版社1962年出版。作者慕湘（1916－1988）先生就是1937年后在山西省太原县工作的牺盟会特派员。这部小说写的就是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至11月8日太原沦陷前这三四个月间，牺盟会特派员郭松在太原县动员群众与阎政府手下的贪官污吏做斗争的故事。书中第2页脚注1说：“太原县古称晋阳，在太原市南四十里。”小说中写道：进了西关，经过“高大阴凉的城门洞”，就进入“太原县城”了。“沿着大街走过一带朱漆斑驳的古旧宅院，便进到热闹的街市。两边全是挂着各色招牌的店铺。有铺面宽敞而陈设古陋的杂货店、米粮店；有镶着玻璃门窗的绸布店、文具店；偶尔还有一两家洋门脸儿的镶牙馆、照相馆;窄小得几乎使人不易发现的成衣铺里，缝纫机在嗒嗒嗒地跳动；黑森森的药铺里叮叮当当地在舂药；面房的石磨呼呼地转着，远远便听见脚踏箩筐哐噔哐噔的撞击声；饭馆里冒出浓郁的肉香，有人在里面纵声猜拳嚷叫。”你“沿街看着，觉得市容虽然简陋，远不及省城繁华，但车马行人，来来往往，别有一番热闹景象。”“走过了最热闹的十字路口，在东街路北一座大照壁里面便是县政府。”（《晋阳秋》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4月版，第6页）

想也是，李生喘先生对这条街很熟。因为黄昏时分,或者天更黑下来的时候，结束了一天的劳心案牍工作，他就会从那张蒙着白布的长案边的一把椅子上站起来，一本一本地把长案上的文件资料收拾好，放到身后的深绿色铁皮柜里，看一眼迎面悬挂着的蒋介石、阎锡山的大幅相片，走出这间闷热的屋子，到隔壁屋子的窗玻璃上望一眼，见任殿荣还在握着毛笔埋头书写，微微一笑,嘭嘭嘭，用手指轻轻敲一下窗玻璃。屋子里的任殿荣抬起头，朝他一笑。他就知道什么意思了，转过身，打个呵欠，双手搓把脸。任殿荣就出来了，说累坏了，活儿太多，忙不过来。李生瑞拍了拍他的肩膀，笑着说，再忙也要喂肚子，吃饭！任殿荣说，好！我去叫生芳弟去。谁知李生芳在对面的大照壁门前站着，远远的叫道，我在这儿呢！他俩都笑了。李生芳年龄小,活儿也多是四处跑腿干苦力的，比他俩耐不住饿，经常是早早地就在这儿等他俩了。三个风华正茂的青年人出了大门，经过最热闹的十字路口，就走进繁华的街市，随便找个小饭铺，走了进去。他们已经成了这十字路口的一道风景线，人们都会望着他们指指点点说，看人家孝义的那三个后生，长得多精干哩！

三个后生在饭桌前坐下，有说有笑的，要两个家常菜，喝两锡壶酒，生活过得有滋有味。喝上点酒了，免不了要少年得志，高谈阔论，指点江山。任殿荣是个热性子青年，三盅酒下肚，话闸子就打开了，国民党政府如何腐败，阎长官如何能干，左右瞅瞅，又说红军东征到了哪里，老百姓说甚。李生芳不会说，却喜欢听任殿荣说，只是一个劲儿的轻轻拍手。李生瑞是个大材料，能沉住气，不说话，只是抿着嘴一笑而已。其实，他俩谁也不知道此时的李先生在想什么。李先生在想老家大孝堡，想自家媳妇李心娥和那刚刚3岁的大儿子。想起这些，李先生不由自主地时而笑笑，时而皱皱眉头。想不到那才18岁的李心娥真能干，除了操孩子忙家务，还要参加村里的妇救会工作，发动妇女们偷偷给红军做鞋做袜，红军东征后播下的革命种子正在孩他妈的心中燃烧。可他又怕孩他妈累坏了身体,因为她的身体内已经又有了一个宝宝，当然还不知道是男是女呢。想到这儿，李先生情不自禁地又笑了……

可是，好日子没有过了几天，芦沟桥的枪声一响，日本人一下子涌进了中国。虽然，这是李先生能够想到的，但是,没有想到形势会来的这么快！他一直在想，日本人已经由东三省向内陆长驱直入，阎长官会怎么做呢？

阎锡山无疑是一位十分精明而务实的政治家。此时的他,正在“三颗鸡蛋上跳舞”。“第一颗鸡蛋”是中国共产党。红军东征令他惊魂不定，心有余悸。他想不到红军作战勇猛，渡黄河天险如履平地，让他望而生畏。他更想不到共产党以“抗日”收取民心的这一招更厉害，竟然搅得山西境内“民心不稳”。他该如何和共产党相持相处呢？“第二个鸡蛋”是蒋介石。当面称兄道弟，都是“党国元老”，背后却是你不信我，我不让你，拼死相斗。1930年中原大战后，他和冯玉祥等已成为老蒋心中的眼中钉、肉中刺。更让后悔的是，此次为了应付红军东征，他请老蒋出兵帮忙，老蒋借机堂而皇之地将5个师的军队开进娘子关，至今赖着不走，成了他卧榻旁边的一只猛虎，随时都会要他的命。“第三颗鸡蛋”是日本人。“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野心已经昭然若揭。眼看着日本人的铁蹄就要踏进三晋大地了！尽管阎锡山与日本高层各方面人物有着比较亲近的关系,但你要来端我土皇帝的老窝那可不行，非跟你对着干不可。这三颗鸡蛋都厉害着呢！对付不好那一颗，也都会要了老阎的命。政治投机意识，让阎锡山决定跟共产党结盟，首先提出了“守土抗战”的口号。早在1936年春，阎锡山就亲自领导成立了一个叫“自强救国同志会”的政治组织。随着山西抗战统一局势的迅速发展，自強救国会中的部分青年委员和中共地下党员因时度势，发起组建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于1936年9月18日正式挂牌面世。会长阎锡山，总干事梁化之，并邀请薄一波回山西仼“牺盟会”常务秘书。这个组织披着阎锡山的合法外衣，却是由共产党直接领导，大力开展抗日宣传和培训干部工作，提出“不分党派，不分男女，不分职业，只要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一齐动员起来，积极参加一切救亡运动”的总纲领，很快吸引和团结了千千万万的青年学生和社会青年，会员猛增至100多万人。李生瑞是一个忧国忧民的社会青年，冷漠的心早已被它的总纲领点燃，所以，加入“牺盟会”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晋阳秋》的最后结尾写道：“送走了马县长，大家都觉得心头轻松异常，像卸掉了一个沉重的负担。下午，他们便顺大浴口村边的大道进了山。”

1937年11月8日，山西省会太原沦陷于日军之手，阎锡山政权的所有省级机关就都迁到了晋南重镇临汾城。太原县政府也自然要解散转移。县长已经被送走了，剩下的人，就“顺大浴口村边的大道进了山”，实际上就是去了阳曲县。他们中间有好多人是中共地下党员和“牺盟会”会员。太原县政府迁到阳曲县不久，李生瑞先生就被阎锡山政权委任为县长。

第二年，李先生又喜得贵子，次子李春新出生。

2018年初夏，李春新的儿子李峰决定要去太原晋源区姚村西南边的洞儿沟看看。因为那里有一个山西比较大的天主教堂。

高大的罗马式楼房，高高的十字架，圆形或竖长方形的窗口，在这里显得有金鸡独立的惊艳感觉。走进这座堂名“露德圣母堂”的教堂，你会被它高阔深远的气势所震撼。从楼房顶部两侧圆形窗口照进来的金黄色的光束,静静地洒在一排又一排深色的长木桌上，显得十分神圣而肃穆。

洞儿沟堂区是太原教区历史上古老的堂区之一，位于太原市晋源区西南10公里处，西靠吕梁山，东临汾河，南临清徐，北靠晋袔，极有名气。当地流行有一句顺口溜，“洞儿沟，圪潦沟,主教神父不断头”。明末，比利时人MichaelTrigault将天主教传入太原。十九世纪初，三贤村的王保禄神父在洞儿沟开始购置教产，并在这里开荒定居，陆续传教。此后，山西天主教脱离秦晋教区，洞儿沟曾作为山西教区、榆次教区、太原教区的主教教堂。教堂里的负责人告诉李峰说，历史上，洞儿沟教堂，搬迁过四次。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教堂建于1939年。李峰的心里咯噔了一下，爷爷最后一次到阳曲时,曾经在这个教堂住了一夜，并和当时的主教进行了彻夜长谈，而且还把一些贵重物品都留在了这里，并和主教双方签字留下了一个清单。是不是爷爷尚未迁到阳曲时已经和洞儿沟教堂有了来往？因为它就在太原县政府不远的地方。爷爷是不是在回阳曲时己经有了什么不好的预感？不然为什么要和主教彻底长谈，并把贵重物品都存放在这里还留下清单？

李峰觉得自己恍恍惚惚，好像忽然进入到了那个时代一样……

形势非常严峻。临汾也很快失守。阎锡山退守到了陕西省宜川县的秋林镇。这个小村镇就成了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的司令部所在地。阎锡山想不到在这“三颗鸡蛋”上跳舞这么难！抗日战争一年多来，他的主要军事力量被日军击溃了,他的旧政权也大体瓦解了，倒是蒋介石的嫡糸部队被日军赶出山西了，可是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空前成长状壮大了。“我不能抬上棺材抗战”吧?于是，一方面，他派孝义的白大冲与日本特务小林高安，到兑九峪镇通过伪军与阎军警卫军军长傳存怀接洽，这二人再秘密前往临汾克难坡，与阎锡山会晤。日方会给他大批武器钱财，并保证退还他在太原的资产，但希望他能精诚合作，共同“剿共”。一方面加紧反共，困死八路军，消灭“牺盟会”,实行“一元化”领导。1939年3月25日至4月22日，阎锡山在秋林镇召开了“军政高级干部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师长、旅长以上军官，各区专员、保安司令以上军政干部，以及部分县长、公道团长、牺盟会县特派员等，共计167人。阎锡山在会上提出了一系列反共投敌的方案，即取消决死队番号，解除新军政委制，解散战动总会，撤换抗日县长，将全省分设四个行署并委派其心腹担任行暑主任，设立“省政府办事处”和“师管区”，成立“精建会”、“突击队”、“敌工团”之类的特务组织，以“民族革命同志会”取代“牺盟会”等。遭到了以薄一波、续范亭为首的新军一方的激烈反对，致使秋林会议僵持了三个月之久，阎锡山的如意算盘未能很快得逞。1939年10月29日，召开第二次秋林会议，名为“民族革命同志会临时代表大会”。由于会议期间又“发生了极大的争执”，好多牺盟会成员、决死队领导“不辞而别”。于是阎锡山在12月1日下令“讨伐”“叛军”决死二纵队，实行“冬季攻势”，开始了“扫荡晋西南，掌握晋西北，摩擦晋东南”的战略行动。历史上被称为的“晋西事变”或“十二月事变”就这样爆发了。

后来，有些老年人回忆说，这段时间里，有人见过李生瑞先生在秋林镇，在吉县克难坡，还说在“民族革命同志会临时代表大会”上见过李先生。其实，这是非常有可能的。李先生在太原县政府当文书期间，或许先是参加的民族革命同志会，后来，在抗日大形势的召唤下，凭一腔救亡热血又加入了“牺盟会”，此时，他又是迁到阳曲的太原县政府的县长。自然就被通知参加了这两个“秋林会议”。李先生没有想到形势会急转而下，发展成这样！其实，强大的抗日统一力量已经形成，人民群众沉睡的抗日救亡思想已经唤醒，多么好的趋势！可这一下又被阎长官砸了！此时此刻，李先生的内心世界一定是“斗争激烈”“波澜壮阔”啊！而且，他已经预感到一场腥风血雨即将在“同志会”与“牺盟会”之间开始，即将在他的内在精神里“争锋激烈”地展开。你能说得清吗？谁相信你呢？难道自己这之前认真地走过的这些道路都错了吗？李先生的外表看似平静如常，该开会则开会,该集训则集训，该吃饭则吃饭，该睡觉则睡觉，但是他的内心世界极其复杂，他不想会朋友，也不想多说话，只是与人见了面一笑而已。现实太残酷了，生活太复杂了，世道太混乱了，妈妈的！

真的现实太残酷了！阎锡山迅速组织起“政卫处”、“特警处”和“参训队”3个特务机构，名义上是了解日伪情报，实际上是对付中共抗日力量和进步人士，对抗日根据地暗中破坏。阎锡山对政卫处负责人杨贞吉说：“要保证二战区军政一元化”。“十二月事变”后，阎锡山确定了以“同志会”组织为核心，整顿各部门的组织，对“牺盟会”干部和新军官兵家属及共产党家属进行迫害。阎锡山还组织了2000多骨干大搞“洪炉训练”，地点在吉县克难坡，从精神上控制军心，坚定所属人员追随他的决心和信念。一直到1943年9月，阎锡山又在克难坡组建了山西省保安司令部，杨贞吉负责，有特工1000余人，在山西各县从事“村隶村、户肃户”的肃伪运动，实际上是反共防共。

总算从吉县克难坡出来了！1940年10月，李生瑞先生从克难坡签名领出太原县政府人员这一年的工资和办公费用，可以回离开很久的阳曲了。过了霍县、介休和平遥，出了文水、交城和清徐，进了太原晋源区，李先生实在有些跑不动了。他决定到姚村西南的洞儿沟教堂住一宿，明天一早起床天亮了，小小心心地再往阳曲赶。尽管是从吉县克难坡出来了，可是李先生的心里一直很害怕，他不想走夜路，他也不想住一般的旅馆店铺，他觉得洞儿沟教堂还是安全一些，因为毕竟是外国人开的天主大教堂。

李先生是骑着自行车从吉县克难坡过来的，来到晋源姚村时，估计天已经大黑了。他下了自行车，小心翼翼地推着自行车朝着村子西南方向有灯光的地方走着。时势不稳，人心混乱，村里受苦的人们早已从地里回来吃了饭睡了，所以村里庄户人家的窑洞房屋几乎没有灯光。那高高在上的闪耀着橘黄色光晕的，肯定是来自洞儿沟教堂的灯光。漆黑一片中，脚底上的村路似乎不很平坦，而且细碎的瓦石也不少，磕碰着疲惫不堪的自行车，发出了叮铃当啷的响声，可能还有些舒缓了李先生紧张而恐惶的心情。

教堂的门哐当一声开了。李先生望着从一片金黄色中慢慢走来的教主，笑了笑，说我是太原县政府的县长李生瑞，现在回阳曲是回不去了，想在您这里住一宿，可以吗？教主睁大眼晴看了一下他，说进来吧！他把自行车轻轻地推进来，放在大教堂的西南角里。教主大约有40岁左右，朝他微微一笑，说我们可能以前在旧太原县政府见过一面。李先生哦了一声，又看了他一眼。教主说我也姓李，叫李路加，是这儿的主教，不过，我的李和你的李可能不是一回事，因为我是意大利人。李先生笑着说，不怕，天下姓李的都是一家人，我好像回到了家一样的感觉。主教李路加抬起眼睛，说是吗？李先生长叹一声，没有回应。但是，这的确是他当时真实的想法。在那一刹那,他突然觉得他这一辈子可能永远回不到离这里不远的孝义大孝堡的家了，就先权当这里就是自己的家吧！

两个人谈得很投机。李主教不时地请他喝从意大利老家寄过来的咖啡茶。李生瑞却总是喝不惯，黑乎乎的，喝进嘴里是涩苦涩苦的，仿佛自已此时此刻的人生一样。他两个人真能聊，不知不觉，从大教堂长长方方的窗帘上已经拥挤进来一片又一片的晨光。李主教能感觉到他内心无限而又宽广的烦闷和痛苦，可又梳理不清他究竟是因为什么，因为他总是含含糊糊，隐隐约约，有意的不往清楚什么，仿佛怕暴露了什么似的。李生瑞先生却觉得犹如窗外的晨光一样清澈明朗，总算把这几个月积压胸中的烦恼和忧愁甚至恐惧,都倾诉给了一个知音。

李先生心满意足了。说他决定只带县政府人员的工资和办公费用回阳曲，把大伙的工资都发给大家，把欠下外面的各种费用还了人家，他就心安了。但是，他决定把自己的私人物品和自行车暂时存放在这儿，他还希望教堂能给他出具一个寄放清单。他说年前肯定会有人凭清单来这里取东西的。李主教似乎有些不理解，可是看到李先生一脸诚恳的样子，深深地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一切办妥之后，李生瑞先生和李路加主教紧紧地握了一下手。李先生只身踏上了去阳曲太原县政府的归途。

回到阳曲的太原县政府，当天就把大伙的工资全部发放了，并偿还了机关在外面的好多欠账和借款。

11月，形势越来越严峻，好多部队、地方武装以及土匪，四处寻钱搜粮，十分混乱。县政府的好多人员回家的回家，逃走的逃走,只留下为数不多的几个工作人员和李先生的弟弟李生芳了。

一天深夜，一群不明武装攻入太原县政府，上上下下搜了一气，也没发现什么值钱的东西，只好将李先生兄弟二人作为人质掳走。

蒙着面,捆着手脚，用马哒哒哒地踮进一座大山里，才把他俩头上的黑布解了下来。李先生瞭望了一下四周，觉得这可能是交城大山里,方圆几百里，荒芜人烟。他很清楚地知道总会有这一天的，但他没有想到，这一天会来的这么快。弟弟李生芳生性胆小，在哪里见过如此场面？一路吓得哥哥哥哥地直叫。好容易没有人在身旁了。李先生悄悄地对弟弟说，你以后再不敢叫我哥了，人家审问你时，你就说咱俩不是亲弟兄，我们老家凡是一个村的都叫弟兄。知道了吗？不然你也出不去，会把命丢在这里的。弟弟使着劲儿直点头，眼眶里的泪珠子直打转转。李先生还把洞儿沟教堂的寄放清单交给了弟弟，并告诉他出去之后到教堂找李路加主教。弟弟吓得直哆嗦，把那清单塞进了内裤里边的小布袋里。那是他从大孝堡第一次出门时，妈妈给他特意缝制的放钱的地方。

果真弟弟就被人家审问了。果真弟弟按李先生嘱咐的说了，他很快就被释放了。

弟弟李生芳在逃回孝义的路上，被决死纵队的抓住。询问登记后决死纵队做他的工作，动员他参军。他已经被自己经历的这一切吓坏了，死活不愿当兵打仗。后来，乘看管不备，还是终于逃回到了孝义，却不敢回大孝堡老家，生怕人家追到老家抓他，就逃到西关亲戚家躲了起来。

到了12月底，仍然没有人拿粮拿钱去交城大山里赎回李先生的人质。大约过了不久，李生瑞先生就在交城大山里被这支不明武装惨忍杀害了。

李生瑞先生死时，年仅三十五岁。

第二年正月十五，可能还是这支不明武装，又派人到孝义县大孝堡老家抓弟弟李生芳。好在他们的老父亲心明仔细，一过完大年之后，就又把李生芳偷偷转移到西关村生瑞的舅舅家。这样才躲过了人家的抓捕。

没有多长时间,弟弟李生芳就因受惊吓，死于稀屎痨病。

弟媳只好后嫁到孝义县城东姓李的一家人家。

 

时光已经过去了很久，李峰的大妈不知说起什么了，才记起了过去的往事，说你生芳二爷爷从外面回来后，曾经把那洞儿沟教堂的寄放清单给了你奶奶，当时既怕丢了，又怕别人看见，就把那清单和四五张委任状贴在咱家里的衣柜内壁。李峰瞪圆了眼睛，问道现在还在吗？堂兄李鸥说，三十多年前搬家时，觉得没用了，就一把火烧了。

这样，就有了李峰2018年初夏的太原晋源区姚村洞儿沟教堂之行。

遗憾的是，李峰到了洞儿沟教堂的时候，主教早已经不是李路加了。意大利人李路加离开这里已经好几十年了，早不知道去哪儿了。他只是听这里的老人们说，李路加在这儿当教堂主教的时间大约是1940年至1959年。

2019年的一天，经常上网查看资料的李峰，无意之中从百度上看到一条已经过时的消息，说洞儿沟教堂主教李路西（1940一1959）于2017年在太原离世。李峰不由地大声哎哟了一声。

看来，关于爷爷李生瑞的死之谜，就再也没有什么线索了。

像李先生那年轻的生命一样，说没有，一下子就没有了，像风一样吹过去了，谁还记得呢？

谁还记得呢？李先生，李生瑞先生。

非常感谢马明高先生，在百忙之中查阅山西省同时期大量历史资料，为我爷爷李生瑞短暂的一生，还原其合理的人生轨迹，以文学的手法和形式，再现了已湮没于历史长河里的记忆，让我家族后人们能够清晰地知道了先人在那个时代，曾经闪耀的青春岁月和无悔的人生，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作者简介

马明高，1963年8月生，山西孝义市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夏衍电影学会会员，中国台港电影研究会会员，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影视剧作理论专业委员会理事、山西省电影家协会理事，吕梁市作家协会、民间艺术家协会副主席，孝义市作家协会主席，鲁迅文学院第三届高研班学员。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中华文学选刊》《光明日报》《中国文化报》《中国艺术报》《文艺报》《文学报》《黄河》《海燕》《青年作家》《当代作家评论》《百家评论》《小说评论》《黄河文学》《山西文学》《名作欣赏》《山西日报》等报刊发表有小说，散文，文学评论六百余万字。创作的电视剧《田野的风》、《柳镇细雨》、《百岁老人侯佑诚》、《酸枣坡》、《黄土歌谣》等在中央一套黄金时段、中央八套、中央十一套与各省卫视出播出。出版有长篇小说《颤动与叹息》、中短篇小说集《尴尬之后是沧桑》，电视文学剧本集《田野的风》、电影戏曲广播剧本集《城市与人》 ,评论著作《马烽电影艺术论》《电视美学》《怀抱佛心，柔情和浪漫》《清欢中的悲悯与忧伤》，散文随笔《黑夜里我睁大眼睛》《生命之旅》《事物风景和人》《思想集》《漫步时光》《漫话孝义》《徜徉孝河》《乡音老腔》《故园风物》等著作，荣获全国优秀电视剧奖、全国优秀电视艺术节目一等奖，山西省“五个一”工程奖，山西省文艺理论评论奖和赵树理文学奖等10多个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