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线广播电台的峥嵘岁月（二）：金门炮战中的对敌广播

张传桂

　 在那些日子里，厦门前线就是两种声音：大炮的轰鸣声，大喇叭的喊话声，大炮声刚停，大喇叭就喊上了：“国民党军官兵们！……”

厦门市公园东路108,原是一座清冷的二层小楼,在炮战开始以后，这里突然间热闹了起来。这里，便是刚刚组建的前线广播电台编部(当时叫编辑组)所在地,二楼是办公室,楼顶晒台上搭起的一个小房间,是部分编辑的宿舍。范景岳副部长坐镇指挥,负责全台领导工作。总编辑汤文林，文字编辑:张若丹，孙兆永，冯宝龙，王乾德，黄文法。文艺编辑:秦茂华。就是这七位同志,开始了前线电台编辑部的初创工作。

　 文艺编辑秦茂华，1927年2月出生，江苏省常熟市人，1945年3月参加新四军，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原在华东军区文工团​从事歌曲创作，后调入福州军区文工团，1958年8月奉调参加前线电台编辑部的初创工作，负责文艺节目的编辑制作。

　 在这几位同志当中，有的是初次接触对敌宣传工作。而对于无线广播宣传,可以说人人都是外行。但是,这是一群身处战争环境的革命战士,个个壮怀激烈,热血沸腾,不懂就学,边干边学,没有过不去的火山。就是凭着这种精神,这些在神圣使命的召唤下匆匆聚到一起的创业者们,很快便完成了开播的准备工作。当他们编制的节目第一次在860千周响起时,一个个都激动得流下了热泪。

前线广播电台从诞生之日起,就得到了总政联络部及时而有力的指导。编辑部撰写的重要稿件,直接用电话传到北京,由总政联络部审查把关。总政联络部首长对电台宣传稿件的政策性,以及文章用词语气等等,都作过具体指示。并要求有线广播的文章一般不要超过二三百字，电台的广播稿件一般不超过一千字。火线宣传,要抓住要害，紧扣心弦，晓以大义,明以政策,还要适应敌军官兵偷听的特点。这些指示和要求,对电台的宣传业务建设起了重大的指导作用。

　 福州军区政治部联络部副部长范景岳。

　 范景岳,江苏省徐州市人，1919年1月出生，1937年7.7事变前参加国民革命军29军学生军,投入保卫北平的战斗,1938年到达延安进入鲁艺学习，1940年从鲁艺毕业。 范景岳长期从事宣传工作，是一位有远见的领导。为了使同志们尽快适应无线广播的特点,提高宣传质量,他和总编辑汤文林商定,不论工作多忙,早晨上班第一个小时必须坚持学习文件,学习政策,掌握动态,熟悉敌情,研究编辑业务。这一有效的措施,使外行同志很快变成了内行,保证了党的方针政策在宣传中的贯彻执行,并使编辑部逐步养成了尖锐泼辣的文风。

这期间,同志们逐步认识到,广播电台是传送党的对敌政策的工具,代表军队讲话。它不同于过去的阵前喊话,它的传播距离远，覆盖范围广,稍有不慎,即会带来不良影响,甚至影响大局。金门炮战,打的是军事仗，又是政治仗，斗争中有内政问题,又有外交问题,情况极为复杂。作战地域和战斗规模虽小,但对外影响却极大。因此,对敌宣传工作必须树立全局观念和铁的纪律观念,一切服从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的目的与要求。凡涉及对敌斗争策略方面的内容,必须及时请示报告,切不可贸然行事。在炮战宣传中,前线电台在贯彻执行政策方面,情况总的来说是好的,取得了有益的经验,但也有不足之处,如炮战初期,我军的战略目的主要是给金门蒋军以惩罚性打击,相机解放沿海岛屿。因此,在宣传上应与解放台湾加以区别。但我们在宣传中未加区别,这是不够策略的。再如,宣传金门敌军已被我陆海空军严密封锁等,也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毛泽东主席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告台湾同胞书》，此为原稿影印件。

　 1958年10月6日凌晨1时，毛泽东亲自起草了准备以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当日2时，他又给彭德怀、黄克诚写了一封信，说：“昨天我说不发声明，看两天再说。随后想了一下，还是先作声明为好，所以有告台湾同胞书。此件即将发出，请福建前线广播电台多播几次，为盼！”

毛泽东起草的国防部长彭德怀《告台湾同胞书》在10月6日《人民日报》上发表，并通过福建前线广播电台对外广播。《告台湾同胞书》指出：“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军民同胞们：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金门战斗属于惩罚性质。你们的领导者们过去长时间太猖狂了，命令飞机向大陆乱钻，远及云、贵、川、康、青海，发传单，丢特务，炸福州，扰浙江。是可忍，孰不可忍？因此打一些炮，引起你们注意。”“台、澎、金、马是中国领土，这一点你们是同意的，见之于你们领导人的文告，确实不是美国人的领土。台、澎、金、马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是另一个国家。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这一点，也是你们同意的，见之于你们领导人的文告。”《告台湾同胞书》还宣布暂以7天为限，停止炮击，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

　　10月6日，前线广播电台播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告台湾同胞书》，10月13日，10月23日广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命令》。10月25日，广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再告台湾同胞书》。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陆续播出四篇重要文告,义正词严,气势磅礴, 电闪雷鸣,如江河奔涌,具有极强的感召力和震撼力。编辑们个个感到兴奋,感到惊奇,一天到晚议论纷纷,争谈自己的体会,都说受到很大的教育和震动,视野大为开阔,思想有了升华,政策理论水平有了提高,进一步明确了宣传指导思想,执行党的对敌政策更加自觉了。事后,他们才知道,那些让他们感叹不已的重要文告,原来是毛泽东主席亲自撰写的。

这期间,六位编辑负责全部文字节目(每周约七万字)和文艺节目的编辑安排。同时，还要负责编撰有线广播站的稿件,任务十分繁重。遇有突击任务,更是忙得不可开交。他们常常是夜以继日地工作,办公室的灯光常常是彻夜通明。因为人手少,每人每天要写好几篇稿子,不论是政策性讲话,还是国内外大事报道,什么急写什么,从无份内份外之分。遇有重要稿件,为确保时效和质量，便同一内容,同一题目,每人各写一篇,然后以一篇为主,集体讨论,取长补短,形成集体智慧的结晶。头天晚上编好审定的稿子,第二天一大早,由责任编辑骑上自行车，送到前沿录音间去录音，监听，播出 。遇有急稿,不论白天黑夜,刮风下雨,都是随到随编,随编随送。在炮战激烈的日子里,前沿炮火纷飞,硝烟弥漫,编辑们毫不畏惧,争上前沿,冒着敌人的炮火送稿件,录节目,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

范景岳同志对节目质量要求很严,对编辑撰写的稿子,一字一句地推敲,并经常和编辑们一起研究,反复修改。他还经常审听节目，对播音语调，感情，气魄等,提出修改意见。这时,还建立了每周一次编播联席会的制度,编,播人员互相帮助,共同研究如何提高节目质量。编辑们还请31军的首长和机关干部监听电台节目,提出修改意见。这些措施,有力地促进了节目质量的提高。

　　鄢冠雄，前线广播电台第一位男播音员。据当年曾与鄢冠雄并肩战斗过的张力回忆：鄢冠雄是播音组长，声音洪亮，底气十足，喊话播音的能手。

　　随着一阵尖厉刺耳的呼啸声,一发炮弹在实验台附近“轰”然炸开。敌人又开始炮袭了,机务员周恩科和播音员鄢冠雄、梁淑瑶，只好又中止录音。这三个人,就是前线电台此时低周部分的全班人马。摆在他们面前的那一部老旧的“菲利普”录音机,一部电唱机和二十几张唱片,便是他们的全部设备。录音使用它,播出还得使用它。因为没有隔音的录音间,录制节目要在敌人打炮的空隙时间进行。炮声一响，就要停下来,等炮声停后重录。录完音,再将机器搬去值班室播出。那机器基本上是从早开到晚,三个人自然也就没有什么上下班时间的区别,只能借敌人打炮时喘口气。在实验台内录音,高频干扰严重,录音伴有“滋滋”的响声,为了保证录音质量,有时要在夜里零点以后,待实验台全部关机后进行工作。　　

那部老掉牙的“菲利普”录音机,录音、放音变换扳键已经磨损,因为是进口货,没有备用件更换,录音时要用手控制录音档,放音时再推至放音位置。播音员如果备稿不熟,停顿太多,除了给机务员带来麻烦外,录制的节目音量忽大忽小,感情表达也受影响。鄢冠雄和梁淑瑶为了保证节目质量,努力适应老机器的特点,播前充分备稿,录音时大多是一气呵成。播出时,就更紧张了,因增音机只有一路拾音输入,放完唱片后,要赶紧拔掉塞子,再插上录音输出塞子,放文艺节目时再换上拾音塞子。为了保证节目完整,他们要保持精神高度集中,直至播音结束。

　 周恩科，河南省南召人，1949年参加革命，他是前线广播电台的第一位机务员。据曾经在前线电台与周恩科并肩战斗过的张力介绍，周恩科是解放入伍的（被俘人员），后去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是一名机枪手，因作战勇敢，入了党。

　 前线台录音室和播音室所在的厦门实验台，对面就是敌占岛大担、二担,敌人的炮弹不时飞来,环境极为险恶。周恩科是经历过战火的老同志，习惯了这隆隆的炮声。鄢冠雄和梁淑瑶是从前沿有线广播组调来的,过惯了前沿阵地的紧张生活,在炮声中也能镇定自若。从中央台来帮助工作的播音员张力（男）和赵丽萍（女）,对紧张的前沿生活则有些不太适应。尤其是在敌人的炮火下工作,显得有些紧张。电台的同志在生活上细心地照料他们,给他们讲朝鲜战场和前沿斗争的故事,告诉他们敌人炮火的规律和防炮知识，很快便帮助他们稳定了情绪，鼓起了勇气，积极地投入到工作当中。

　　在实验台的后院,有个养马的棚子,大小有二十来平方米,靠近海堤,棚顶是圆木搭起的,上边覆盖着一米厚的土层。周恩科发现，敌人的直射炮火袭来时,打近了炮弹落在海滩上,打远了炮弹就会越过棚子,这是个比较安全的地方。于是,他们便想叫中央台的同志住进去。但这两位是一男一女,不方便住一起。叫两个女同志住,她俩又胆小害怕。经共同商议,决定干脆大家都搬进去。他们借来三张战士用的双层床,两个女同志住上层,三个男同志住下层。马棚离实验发射台稍远,比较清静,试了一下录音,因棚顶厚土有屏蔽高频作用,录音时的“滋滋”声没有了。这下,大家都乐得跳了起来。没想到躲炮躲出个好地方,既能当录音室,又能当播出机房;既是宿舍,又是学习和办公的地方。

　　厦门胡里山炮台，始建于清光绪二十年。

　　1958年10月25日以后,前线进入停停打打阶段。这时，前线台的低周部分，有线广播站的部分人员，都移到了胡里山前沿的一个地堡里。 这地堡原是弹药库,石头砌成,隔成三间,每间约18平方米，两边做宿舍和办公室,中间作录音、增音间，条件比“马棚”好了些,但仍不安全。

有一次,陈斐斐正在播 音,敌人的一发炮弹突然落在地堡孔外一米的地方爆炸,把她震得跳了起来。但她没有惊慌失措,稍为平静一下,又继续播音。还有一次,赵丽萍正在播音,敌人的炮弹把她的眼镜震落在地上,摔破了。她是高度近视,便镇静地从地上摸起破镜片,用手拿着镜片看稿,继续播音。

炮战辅以心理战，这是金门炮战的突出特点。炮战到了打打停停阶段以后，双方都在炮弹当中增加了宣传弹。所谓宣传弹，就是将弹头内的装药换成传单，发射宣传弹的目的不在杀伤敌人，而在于宣传攻心。敌人的宣传弹发射过来以后，弹头会在落地之前裂开，弹头内装填的传单，随即象雪花般撒落。其弹头虽然不会爆炸，但裂开的弹头照样具有杀伤力。一天早上，大梁（梁淑瑶）正在水池洗脸，忘记拿牙膏了，转身回去拿牙膏。就在这一瞬间，一发宣传弹刚好落在她的脸盆上，把脸盆砸穿一个窟窿。如果大梁没去拿牙膏，而是正在低着头洗脸，恐怕脑袋就被打碎了。播音员和机务员除了播音录音外,还要担负增音值班任务,还要轮流买菜做饭。尽管生活和工作条件十分艰苦,可同志们都毫无怨言，精神振奋，充满了战斗激情。

　　梁淑瑶，前线广播电台的第一位女播音员，战友们都亲切地称她为“大梁”。

　 那是一段峥嵘的岁月，那是一段难忘的岁月。前线广播电台的创业者们，住马棚，钻地堡，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忠诚地履行神圣的使命，经受住了艰苦环境的考验，经受住了炮火硝烟的考验。这种在炮火中考验出来的坚韧顽强精神，乐观主义精神，献身事业的精神,被人们誉为“马棚”精神。这是前线电台的光荣,也是前线电台的传家宝。

　陈斐斐在播音。

　 前线电台开播时，没有来得及研究确定正规的节目名称，主要是反复广播《告金门蒋军官兵书》，以及报纸新闻，短语喊话和音乐。几天以后，才设置了正式的节目。按是总政和前指对炮战中对敌宣传工作的总要求，为紧密配合前线的斗争形势，前线电台开办了六个文字节目,即:《广播谈话》(评论性)，《光明之路》(政策性)，《对国民党军政人员讲话》(主要对象中上层人员)，《蒋军家属信箱》(主要体现对国民军家属政策），《在祖国各地》(以反映国民军上层人员家乡变化为主）。还有不固定节目，如，“对金门同胞讲话”，“解放军生活”，“国际新闻”，“国内建设”，“一周大事”，等等。文字节目共计时长四小时零五分钟，文艺节目共计时长二小时二十分钟。　

从1958年8月23日炮战开始,到10月6日第一次暂停炮击,这个时期宣传主要是配合军事行动,打击敌人的士气,动摇敌人坚守的决心, 传我对敌军的各项政策。着重宣传台湾是我国的神圣领土,我们一定要 解放台澎金马;揭露蒋介石集团残害我沿海同胞的罪行;反映人民对蒋匪军罪行的控诉和要求解放台湾的呼声；宣传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挡我解放台湾和沿海诸岛屿，金门已经被孤立；宣传我对起义、投诚、俘虏人员的政策,号召蒋军官兵在战时投诚、起义或放下武器,停止抵抗 。同时，组织在大陆的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和蒋军家属,对在金门的胡琏,沈向奎，李运城,柯远芬等师团以上主官进行了指名讲话与家属录音广播。

　　从1958年10月6日到10月25日,主要是宣传国防部的两个文告和两个命令,以及《人民日报》的有关评论和民主人士的谈话。在宣传中强以和平为贵,以爱国为重,号召蒋军走团结、爱国、反美的道路 。

10月25日以后,前线进入半停半打时期。前线电台根据国防部四篇文告精神,着重阐明以下要旨:一,金门战斗,属于惩罚性质。二、中国人的事,只能由中国人自己解决,绝对不允许美国人插手,这是民族大义。三、美国人靠不住,蒋介石集团总有一天要被美国抛弃,赖在台湾和台湾海峡的美国人必须滚回去。希望台湾当局不要屈从美国人的压力,随人俯仰,丧失主权,最后走到存身无地,被人丢到大海里去。四、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建议国共两党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

在此同时,经常地宣传我对敌军的宽大政策和祖国的建设成就。对敌军的政策宣传,注意了以下几点:一是注意说明我宽大政策的一贯性；二是注意讲明政策的广泛性,即讲明对各种人员的政策;三是注意既讲宽大政策,也讲顽抗到底的下场;四是注意用事实讲话,少讲空话；五是讲政策与宣传建设成就结合起来。

祖国建设成就的宣传,注意了以下几点:一是注意把建设成就和改善人民生活联系起来讲;二是注意进行新旧对比;三是注意适应蒋军人员的需要;四是注意结合祖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五是注意适应蒋军人 员的思想水平和接受能力。由于指导思想明确,内容集中,重点突出,较好地配合了前线对敌斗争，在敌人内部产生了很大反响。

　　有线广播站播音员吴世泽，在坑道内对金门广播喊话。

　　8月24日,即前线电台开播的当天,美国合众社从台北发出电讯,报道了“福建省内共军一电台”的消息。第二天,敌人内部就有了反映,引起了高层的重视,台湾当局曾打电报给金门防卫部,了解前线电台的广播情况。金防部曾下令登记收音机,并严令禁止收听前线电台的广播。

据内部反映,10月6日前线电台第一次广播暂停炮击的通知后，在我宣布的暂停时间的最后一天,金防部司令胡琏深夜还守在收音机旁,收听我对下一步行动的广播。在国防部的文告中,命令福建前线部队自1958年10月25日起,逢双日不打炮,以便使金门军民同胞得以充分补充,包括粮食和军事装备在内。此后,每次我广播停止炮击的通知后,金门蒋军便从工事里出来换空气,晒太阳，补充粮食和弹药。我方向敌方发布的圣诞节停止炮击半天的通知，除夕、元旦停止炮击的通知,敌人收听后也都立即有了反映。12月30日,美国之音报道前线台通知金门蒋军除夕和元旦不打炮的消息。12月31日,国民党中央社从金门报道:“昨晚六时四十分福建前线电台和厦门等地播音站,也在叫器在除夕和元旦停止炮战二天。”我们通过电台广播对敌军的警告,敌人也非常重视,如1959年1月3日敌人炮击我沿海居民住房,我在广播中对此提出警告后,敌人立即分析猜测我军意图。对此,合众社1月6日在台北报道:“国民党中国军事当局现在深信,中共大炮不久将对金门发动另一次规模大于以前任何一次炮击的轰击。”

敌人的报刊杂志,也多次对前线广播电台的宣传作出反映。1958年11月26日在香港出版的国民党杂志上，刊有一篇金门战地通讯。通讯称中共的宣传是由“空中广播，发射宣传弹，海上浮漂，陆地喊话”等方式进行的,“其内容着重在对美国的攻击,利用中东紧张局势,制造反美高潮”,“夸耀其陆海空三军力量如何强大,口口声声一定要解放台湾和外围岛屿”。“妄称优待俘虏”“想用心战来削弱国军的战斗意志,而达到其不战而屈人之兵”。“以恫吓,威胁,诱骗,勾引,挑拨离间种种手段,为其宣传主题”。称中共的宣传是“学古代楚汉战争时的张良,用一支洞箫教士兵在敌方阵前深夜奏着怀乡曲,使项羽八千子弟兵解体”。还说,“炮击半个月后,又着重宣传金门已被封锁,补给断了”,“想用心战策略来打击国军战斗士气”。

在金门蒋军中,也有人冒险收听前线广播电台的广播。据当时被俘的国民党空军飞行员毕武麟供称,他“曾片断收听一些大陆广播”,“曾从前线电台听到过同事王琨之姐的一封广播信,自己也很想能听到亲人们这样亲切的广播信”。从这些反映来看,前线广播电台的宣传效果是好的,在前线对敌斗争中发挥了较好的作用。

　　陈斐斐和战友们在保养广播喇叭。

　　1958年10月底,总政联络部在厦门召开对敌宣传工作现场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福州军区、南京军区、广州军区、沈阳军区和海、空军联络部门的干部,福建省委宣传部及有关部门代表列席,中宣部秦川处长和福州军区前指高占杰副主任到会指导。福州军区政治部联络部的领导同志,在会上汇报了前线对敌宣传工作的情况,介绍了前线广播电台的创办经过及宣传情况,有线广播改装工程进展及宣传情况,传单的编印及散发情况。通过认真的讨论和研究,会议总结了炮战期间前线对敌宣传工作的经验,肯定了成绩,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改进的措施。

会议一致认为:“前线电台在对敌宣传上有着重要作用,它能够配合前线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这个电台事实上已形成为军中电台,代表我军讲话,对外影响较大,因此应加强领导,保证把它办好。”并决定:“适当调配干部,加强编辑工作,”同时考虑:“继续加强发射装备,设法把播音范围扩张至台,澎,金,马都能听到,发挥更大作用。”

通过这次对敌军宣传工作现场会议,前线广播电台进一步明确了对敌军宣传的方针策略。这就是:高举反美爱国的旗帜,最大限度地打击和孤立美帝国主义,激发敌军的爱国思想,争取人心向我。瓦解其士气,以配合解放台、澎、金、马的斗争。宣传中要把主要锋芒对准美帝国主义,以利于争取台湾军民同胞走上团结、反美、爱国的道路。对蒋介石集团以争取为主,同时结合必要的斗争,争取大多数,以利于台、澎、金、马问题朝着和平解决的方向发展。此后在宣传上主要突出了以下几个方面内容:揭露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揭露美帝国主义制造“两个中国”,企图长期霸占我国领土的阴谋；宣传我对国民党军政人员的政策；宣传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形势；宣传东风压倒西风的国际形势,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强大；揭露蒋帮内部的黑暗统治和出卖民族利益的罪行,以及蒋帮对军队的控制和欺骗措施。

对敌军宣传工作现场会议之后,福州军区政治部联络部即按照会议精神,开始考虑前线电台的扩建工作。这时,又是福建省广播事业局的黄明同志,向韩光同志提供了一个情况:福建省台有两部7.5千瓦的中波发射机,中央准备调给贵州台。他建议韩光去找一下福建省委,看能否留一部给前线电台。韩光向刘培善政委汇报了这一设想,刘培善政委认为可行,并亲自去和叶飞同志商议。随后,福建省委发电报给中宣部,建议将准备调往贵州的两部7.5千瓦中波发射机留一部给前线电台,中宣部当即回电表示同意。

1959年初,前线电台扩建工程动工,新台址选在离前沿较远的厦门市杏林锦园。至1960年2月新台址基本完工，1960年7月入驻。　

从1958年8月,至1960年7月，电台人自豪的称之“860(千周)时期”。这个时期，前线广播电台由31军代管,业务上受总政联络部和军区联络部领导。在紧张激烈的战争环境下, 韩光和范景岳等同志没有放松党支部建设,他们把31军政治部联络处,前线广播电台，厦门广播站组成联合支部，由31军政治部联络处长王泉激任支部书记，历两届支委是：王泉激(支书)，范景岳,姜凤才,吕常秀(第一届),王乾德(第一届),漳澄清(第二届),陈辛(第二届)。

　　此文节选自本人编著的《海峡之声台史》，1988年内部出版，2019年3月24日修订。

照片由杜雪琪，张万忬，王德枫等战友提供，谨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