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解放后的杭州匪特突出，工厂停工、粮食缺乏，物价飞涨等问题急待解决

历史记忆

内容来自《山东八千南下干部接管浙江》

中国文化出版社出版

作者：刘定卿

　　杭州地区解放后，匪特活动仍然十分猖獗，社会治安极不稳定。浙江是蒋介石的老家，国民党的军政要员陈立夫、陈果夫，以及陈诚等都出自浙江。此外，军统头子戴笠、毛森、毛人凤等也都是浙江人，中统、军统各系统在浙江都有一定的势力。

解放前夕，蒋介石曾亲自部署“应变”计划，有计划地潜伏下大批特务武装。这些特务不甘心失败，对国民党反攻寄于希望，因此，仍然对国民党死忠到底。

解放初期，由于我大军压境，这些特务武装和保安团逃往农村和山区，占山为匪，企图组织“敌后游击根据地”，形成了匪特占农村，我占城市的局面。让人想起当年国民党在城市，共产党在农村打游击的局面，那时国民党称共产党为共匪，想不到经过十几年的功夫，乾坤大挪移，今非昔别，双方换了位置。

由于全国解放战争仍在继续，国民党浙江省政府迁到舟山，浙江沿海岛屿仍被国民党军队占领，因此，民心还不是很安定。当时的形势比较严峻，匪特勾结当地恶霸惯匪、流氓地痞、封建会道门，猖狂进行抢劫、暗杀、造谣等破坏活动，扰乱社会秩序，严重威胁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破坏新建立的人民政权和解放后的经济建设。

其次，城乡经济不通，人民生活困难。由于匪特的肆意破坏，城乡间的流通被隔绝，这对恢复生产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在城市中，金融紊乱，货币繁多，物价暴涨，人民币在农村使用受阻，农村物资也无法进城，工业产品不能下乡，致使工厂原料缺乏，销路阻滞，加上资本家对我党政策怀疑、观望，消极怠工，以致有70％的工厂停工，失业工人生活无着落，开始对政府有所怨言。

在农村，虽然已经解放，但由于群众未能充分发动，匪特未被彻底打垮，绝大部分乡村的地主恶霸和反革命的残余势力还很强大，农村的经济还是掌握在封建地主手里。加上七八月水灾严重，水稻、蚕茧、竹笋，茶叶等受损，农产品无法收购，使农民的生活陷于困境。

　　再严重的是吃饭问题，城市的粮食不够供应．农村的粮食征不上来。浙江解放前每年要从江苏、江西、皖南、福建等地调入1000万担左右的粮食。解放前敌人运走大量粮食，再加上解放后来源断绝，造成粮食的空前紧张。在农村中，地主、恶霸相互勾结，囤积大米，破坏征粮工作，并对城市实行封锁。城市居民、全省驻军和在浙江继续南下作战的二野、三野几十万大军的吃饭成了大问题，这些都需要军管会亟待解决。

当时，各地区的城市、县城虽然解放，但在广大农村和边远山区、海岛仍被国民党的残余部队和土匪占据，他们从农村向城市进行骚扰和破坏，有的袭击解放军的军事设施，破坏交通运输，有的偷袭区、乡人民政权，杀害共产党员和村干部，对我刚建立的农村政权威胁极大。

由于我军主力调往浙东沿海解放宁象地区和舟山群岛，一时顾不上对各地土匪武装进行清剿，造成土匪的反动气焰十分嚣张。其中，我第三野战军后勤副司令李后坤同志过境东阳县时，遭到土匪杀害。

浙江地处东南沿海，到1949年7月，大部分沿海岛屿仍被敌人占据，敌情严重，匪患猖獗。当时在浙东沿海一带有各类国民党殘余武装300余股，约3万余人，到8月份达5万多人。

那时，国民党残余部队和土匪甚至还攻入临安地区的於潜县、金华地区的开化县、丽水地区的宣平县城，杀害我干部和积极分子。在匪患严重的地方，逃往舟山的国民党省政府还公然委任专员和县长，甚至还挂出伪县政府、伪专员公署的招牌，使老百姓一时不知所措。

　　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武装股匪不消灭，人民群众就不敢起来，在农村就无法建立乡村政权，也无法在农村发动农民开展生产、征粮和减租减息等工作。因此，剿匪斗争是打开农村局面的关键。

6月15日，省委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总结解放一个多月来的工作，分析全省形势。根据城乡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把工作重心放到农村去、以农村兼顾城市的工作指导方针。确定了七、八、九3个月农村工作的4大任务：剿匪，反霸，生产救灾，合理负担完成征粮。并以剿匪反恶霸斗争为中心，开展以军事清剿、政治瓦解、发动群众武装自卫三结合的方针。

各地各级党委和政府组织大批南下干部和当地干部，向农村派驻大批工作队进一步发动群众。为了保证工作队的安全，7月8日，省军区作出了《关于驻浙野战军实现工作队化的决定》，规定驻浙35军全军实现“工作队化”，派出工作组深入农村，配合农村工作队工作。并要求其他野战部队，每个支部都要抽调连、排、班和老战士5人，组成武装班。规定营、团、师各派1名干部兼任相应一级的地方党委书记，对各工作队实行一元化的领导。当时据统计，驻浙江的部队共派出工作队员1万余人，成为浙江农村工作的主力军。

下篇34《军管会在农村发动群众，开展反特、反霸、剿匪和减租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