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工作队在农村开展剿匪、反特、反霸和减租斗争

历史记忆

内容来自《山东八千南下干部接管浙江》

中国文化出版社出版

作者：刘定卿

浙江各地的匪患，实际上从1949年5月份就已开始，由于当时驻浙各野战军忙于解放和接管城市，主力部队不但要担负对上海、宁波地区的作战任务，还要继续解放城市。另一方面，许多地方武装尚未普遍建立或不够强大，不能对土匪形成震慑，并加以彻底清剿。

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全党对匪患的严重性认识不足，未能抓住浙江迅速解放、敌人极度恐慌的有利时机，大力消灭残匪，结果使残匪得以喘息和发展。从6月份开始残匪有持无恐，集小股为大股，从分散到集中，活动也越来越猖獗，这是当初省委所未曾想到的。

省委要求立即开展剿匪工作，把敌人的反动气焰打下去。剿匪工作主要由解放军主力部队担任，我地方武装积极配合解放军深入敌人活动猖獗的农村和山区，为解放军搜集匪情，在当地群众的配合下进行全面的剿匪，全省农村大规模的清剿土匪的斗争从此全面展开。

在剿匪过程中，各地工作队纷纷发动群众、团结多数、孤立敌人，号召参加土匪的家属，认清形势，动员亲人向政府投诚，争取宽大处理。在解放军和我地方武装的打击下，各地土匪开始土崩瓦解。

　　从1949年5月至12月底，经过8个月的剿匪，全省共歼匪5万余人，全省大部分地区的大股土匪已被歼灭和击溃，各地农村的治安形势开始全面好转。剿匪斗争取得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组织敌后游击根据地”的企图，为农村各项工作的开展扫清了障碍，城市和农村的社会秩序大为改善，安定了民心。

到1949年9月底，全省农村的面貌已经发生变化，全省已有244个乡成为我党的基本区。在这些地区，有10万以上的群众已被组织起来，匪特已不敢公开活动，社会治安明显好转。在基本区之外，还有411个乡由匪占区变为游击区，这些地区虽然表面上敌我力量相当，但群众觉悟已经提高，盼望着党去组织他们。全省原来那种敌占农村我占城市的形势，已开始得到根本改变。

到1951年底，经过两年多的清剿，全省土匪已基本肃清，共计消灭土匪9万多人，彻底改变了当时广大农村为匪盘踞的局面。在剿匪斗争中，全省发展了4.5万的地方武装、近30万的民兵。

　　土匪问题解决后，反霸、减租和合理负担等社会改革运动在广大农村展开，反动保甲制度被摧毁，县、区、乡的人民政权和农协组织也先后普遍建立起来。城乡物资交流开始顺畅，农民的经济来源和生活亦得到改善。经过近两年的艰苦努力，全省农村度过了解放初期最困难的时期，全省农村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解放。

5月份浙江解放时，当时正是春耕插秧、养蚕采茶的农忙季节，7月又遭遇了20年以来浙江罕见的严重水灾。为了领导群众生产救灾，省委一方面动员广大农民积极治水救灾，一方面拨出稻种、钱款贷给贫困农民，并派出农技人员帮助农民解决各种困难。同时，省农村合作社派出工作组下乡，一边收购农副产品，一边向农民配售大米和农用物资，打击投机商人哄抬物价，使物价基本稳定，保障了农民的正常生活和生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更加高涨。也促进了城乡的经济交流，为恢复和发展城市工业创造了条件。

到12月份，全省工作队人数达到3万。特别是从部队抽调大批干部，随南下干部一起深入农村，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工作队开展了宣传民主和反霸斗争，组织和发动群众，帮助农民建立农会，领导农民进行政治翻身斗争，控诉恶霸、地主的罪行。这些工作对南下干部来说是得心应手，他们把解放区的工作经验带到新区，摧毁地主恶霸和反革命残余势力在农村中的统治。

在这种形势下，省、市、县都召开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建立了区、乡人民民主政权。在85％的地区废除了国民党时期在农村的保甲制度。使剿匪反霸斗争取得了胜利，打开了农村工作的新局面。

随着剿匪反霸斗争的开展，农民被发动起来，农民开始维护自己的自身利益，普遍要求工作队为他们减租，废除高利贷及额外剥削，有的地方已开始拒绝交租。为此，省委在第一次代表会议上，讨论研究了华东局关于新区农村减租条例，并根据浙江具体情况定出了实施的办法，准备为下一步土地改工作打下基础。

9月25日，省政府发布了《浙江省人民政府执行华东新区农村减租条例实施补充办法》。全省约有500万农民积极投入了减租斗争。

通过减租，农民的生活得到了初步改善，生产积极性也大为提高，秋收冬种的面积和进度都比往年有所扩大和加快。工作队在减租运动的同时，开展了征粮工作。在农民的支持下，全省1949年的征粮任务完成了16.8亿斤，占总任务的90％以上。1949年度征粮任务的完成，保证了军队和城市居民的粮食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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