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燕园梦

李斌

　　谨以此文纪念我走进燕园四十三周年

燕园是我永恒的情结。四十三年前，燕园对我还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那年高考尘埃落定，我违背父亲的意志，偷偷把第一志愿改成了北大，从此我与燕园结下了不解之缘。

一、初试锋芒

我能跨入燕园大门最应该感恩的是已经离开人世多年的老父亲。我家并非什么书香门第，父亲是我家族第一个大学生。爷爷生下两个儿子后就远渡重洋漂泊到印尼望加锡谋生，他识字不多，在经商过程中深知读书的价值，因此,他在第一次回国时把我伯父也带到印尼经商，同时要祖母把我父亲和我的两个叔叔（叔叔实际上是祖母的养子，他们的父亲跟随我爷爷到印尼，他们的母亲迫于生活压力自杀，留下的孩子由我祖母抚养）都送到学校读书，指望后代能出一个大学生。此后，爷爷年年给家里汇款，不仅要我父亲上学，而且把祖母收养的两个孩子都先后送到学校。功夫不负有心人，虽然我的奶奶是个目不识丁的家庭主妇，但她用她的坚韧和坚强把一个儿子、两个侄子养育成人，把他们培养上了大中专院校，我父亲和四叔考上了大学，三叔读了师范学校。

图为1968年，父亲带我游览武汉长江大桥

　　父亲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武汉工作，在长江南岸的武昌船舶公司一干就是十八年，直到1977年才调回福清一中教英语。此时正值国家恢复中断十年的高考制度，无数年轻人重新点燃了通过知识改变命运的希望之火。但父亲看到我在福清华侨中学学习成绩惨不忍睹，就果断做了三项后来改变我的命运的决定：第一，让我在高中一年级就报名参加78级高考，为79年正式高考热热身。第二，高考后立即转学到他任教的福清一中，改变我的学习环境。第三，住校不回家，住在学校给他分配的单间宿舍，父子两人挤在一个房间，由他辅导英语。虽然从我家里骑自行车到学校也就二十分钟时间。

　　但1978年录取率很低，想考个好成绩谈何容易。但出乎父亲意料的是，我居然提前一年高考还考了296分，距离本科线只有几分，超出专科线16分。接到成绩单后，我有点心动，不如先去读个大专，至少可以免去毕业班苦读一年、紧张迎考的艰辛。父亲要我自己做决定，不过，他也给我的建议：既然高一就能考上大专，读完高二完全有信心考进好的高校。我犹豫再三，还是接受父亲的建议，放弃读大专，继续高二课程。

　　在父亲的一手操作下，我顺利地从福清华侨中学转学到福清一中，编入文科班快班。当时学校共有12个毕业班，文科三个班，其中10班、11班是慢班，12班是快班，也就是把有把握考上大学的文科学生编入这个班级。班主任陈和永老师是个原则性很强的语文教师，对一个从外校生突然转到他的班级非常抵制，几次跑到校领导办公室表示拒绝接收，但后来因为教导主任是我父亲同学，碍着他的面子，不得已接收下来。虽然如此，陈老师还是颇有怨言，一开始对我格外冷淡。上课也从不点名让我发言。直到两个月后的一次质检，我的成绩名列文科班第三，他才开始对我刮目相看。

　　二、一场风波

到了高二下学期，我的成绩已经从第三冒到文科班第一，两次福清市高考生质量检查都独占鳌头。这时，我或许有点得意忘形，突然闯了一个大祸。当时临近高考，我们毕业班夜夜都要在班上晚自习，楼上的十班有几个男生自认为高考无望，每天晚上都在班上打打闹闹，由于楼上楼下隔音层是木板的，搅得我们在楼下晚自习不得安宁。一次，我实在忍不住了就冲到楼上破口大骂，正在打闹的同学居然一拥而上，把我痛扁一顿。正好，我原来在华侨中学的老同学当晚在一中参加球赛，他们个个身强力壮，其中一位同学陈金魁练过武功，身手不凡。我到体育场叫了他们几个人。等着十班男生晚自习离开班里，侨中几个老同学三下两下就把几个打人的同学揍得鼻青脸肿，其中陈金魁一个人就放倒了三个。我一时扬眉吐气，冷静下来才意识到自己惹祸了。

　　纠集外校学生进入本校打群架，这在当时是最严重的学生违纪行为，我知道这回自己麻烦不小，连夜逃到一个初中同学家里，连续两天两夜不敢到学校。可想而知，这两天父亲会是何等的心急如焚。他不知从哪里得来情报，就找到我的同学家里，我不得不乖乖地跟着他回到学校。令人意外的是，父亲并没有暴跳如雷，而是冷静地对我说，男子汉一跑了之就最没有出息的，出了事就要自己去面对。当晚，在父亲的督促下，我写了一份颇为深刻的检讨，第二天带到学校政工科，表示自己犯错性质严重，后悔莫及，愿意接受学校任何处理。后来，学校也专门开了一次会议研究如何进行处理，据说会议争论很激烈，多数校领导提出给予严重警告处分。校长林友来是个在文革中遭受到批斗的老干部，他力主慎重处理，最好采取折中方案，即给以警告处分，但处分决定不进入学生档案，避免对高考产生负面影响。四十年来，我始终非常感激林校长，是他的宽厚保护了我。好人终有好报，现在林校长已经九十多岁，身体依然十分健康。

　　高考时间临近了，我因为得到学校的格外开恩，更有一股冲劲。高考冲刺时光是我最辛苦也是最单纯的日子，心无杂念，只有高考。

    7月7日到7月9日，我连续三天考试都比较轻松应对。考完后我自己预估成绩还比较乐观，上重点院校应该没有悬念。一个月过后，父亲到学校拿成绩通知单。他没有急着打开信封，直接拿回家交给我自己打开。385分，比我的预估分还高出几分。我跑到学校打听，原来这个分数是当年莆田地区（1979年福清隶属于莆田地区，次年重新划归福州市）文科最高成绩。

　　到了填志愿的时候，虽然自己的考分进入北大也不成问题，但父亲建议我第一志愿填报复旦大学，第二志愿报考厦门大学。因为他认为北大是个政治上的是非之地。父亲在1966年带学生到北京串连时到过北大，他印象最深的就是北大学生太爱惹是非，他不希望自己的儿子在这种是非之地接受几年教育，但我第一次违背父亲的意愿，偷偷把第一志愿改为北京大学。录取通知下发的那几天，许多考生都拿到了，我还没有收到。直到第三天上午9点多，邮递员已经来过了，可还是没有我的信。我十分沮丧地回到了宿舍。将近11点时，传达室的老大爷给我父亲打来电话，说有我挂号信，只能由本人领取。我飞快地跑去，拿到了一份渴求已久的《北京大学入学通知书》和一份《北京大学新生入学注意事项》。原来遥不可及的燕园梦即将成为现实了，我一时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三，北上燕园

记得是1979年9月8日上午，我辞别了祖母和父母，和一位考上北京外贸学院的同班美女同学一起到福清汽车站坐班车前往福州。我的父母都没有到车站送别，或许他们希望今后的日子就是我要面对独立生活、独立面对社会的开始吧！到达福州后，我先去东街口百货买了一双皮鞋，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穿上皮鞋。从福州到北京，要乘坐45次绿皮火车，行程46个小时。幸运的是，这趟车有一位列车员是我婶婶的弟弟，我很早就认识他，也称他“舅舅”，一路上他对我们百般照顾。连续两个晚上，他都让我和那位同学轮流到他列车员休息室睡觉，有这样的便利条件，加上一路上有美女相伴，这两天两夜的时间也并不那么难熬。

　　9月10傍晚，45次列车徐徐驶入北京火车站。我神往已久的首都北京终于到了！随着拥挤的人流出了车站，我先帮那位女同学找到了外贸学院的接生处，然后又找到了北大新生接待站。在等待其他新生的时候，认识了同样来自福建的北大国政系新生梁隆俊，如今他已经成为房地产开发商。

　　大概等了半个小时，北大校车就带着我们前往位于北京东北郊的北大校园，车子驶入长安街，我目不转睛望着窗外，看到了天安门城楼、人民大会堂、新华门，这些神圣的地方以前只能在画报上看到，而今就近在咫尺，内心激动可想而知！

      车子进入北大南校门后，我看到笔直的道路两旁挺拔玉立的杨树，形成了宽阔的林荫大道。一会儿，车子就在一个简陋的大厅前停了下来，后来才知道这里就是大饭厅，虽然外表很不起眼，却一座很不寻常的建筑物，它既是学生的主要食堂，又是学校开大会的场所。文革期间，康生和陈伯达都曾经到这里演讲，煽动红卫兵夺权。如今，历史的烟云早已散尽，看不见当年激昂、紧张的气氛，一切复归平静。我在大饭厅前的三角地很快就办好了入学手续，一位高年级同学拉着板车领我到了32楼220房间。这里将是我今后多年的栖身之处。32楼位于北大校园的南端，我提着行李走进宿舍时，见屋里有两位同学已经先到了，一个微胖带眼镜的先自我介绍，他是南京人，名叫徐才志。另一位瘦高个有点拽，他轻描淡写地介绍自己也是南京人，名叫华爱刚，原来他们二位是南京外国语学校的同学，现在又考入同一个学校同一个班级。

      220房间不大，共有四张上下铺床，据说这间房要睡七位同学，其中一个上铺要放行李。第二天，宿舍其他几位同学都到了：来自北京的王戎是我们的老大哥，比我大七八岁，古道热肠，乐于助人，还经常请我们到他家蹭饭。来自北京的王伟，身材伟岸，虽然只比我大三岁，但看起来满脸沧桑，说话大大咧咧，风趣幽默。来自杭州的刘昶出身书香门第，举手头足透着一种斯文和干练，一看就是个能做学问的人。来自上海的蒋善德，有着上海人特有的小资情调。他们都来自大城市，也都比我年龄大，显得见多识广。之前我在小县城觉得自己什么都知道一点，到北大后发现这里才是知识的海洋，而自己只是井底之蛙，那点孤陋寡闻实在令人惭愧。

　　32楼设施陈旧简陋，楼高四层，1-2层住着西语系男生,3−4层住着中文系男生, 因此人文气氛颇为浓厚。法专男生少，只占据216和220两个房间。216是个大房间，是我们班同学的活动沙龙。220小一些，摆着上下铺八个床位，最高峰时期住有7位同学。不久后，王戎、徐才志、华爱刚他们三位乔迁至216,从216搬进了杨光明和徐华峰.蒋善德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离开了北大，因此,刘昶、王伟和我在这里是从一而终,王、徐、华三位半路出走,杨光明和徐华峰则是半路入伙.。

　　图为部分同学第一次在校园合影，前排左起：王伟（现居加拿大）、李白（现居法国巴黎）、杨光明（已病故）、作者本人。后排左起：沈立强（已失联）、王戎（现居上海和丽江）、蒋善德（已失联）、徐华峰（现居美国新泽西）、张明（已失联）

　　图为2013年同学相聚，左起华爱刚、李斌、王伟、王戎、刘昶、徐鹤林、张明

       不同年龄的莘莘学子在这里汇集，并成为同窗校友，那是一种荣幸与骄傲。尤其是大家相互包容的情怀，给我们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与思念。同一片蓝天下来自不同地方的学生汇聚一堂，不同的家境，不同的习俗，不同的成长经历，几年下来了，有兴奋，有摩擦，有苦涩，但更多的美好的回忆。多年后，我们多次欢聚，大家聊起同屋的时光，仍然是满满的感动。

 图为1979年秋天，全班同学和两位外教一起游览香山

　　四，兼容并包

和众多同学相比，我属于学习不大用功的一个，特别是语言类课程枯燥乏味，一直没有提起兴趣来。几年下来，第一外语-法语，第二外语-英语，都没学好，特别是口语和听力。学外语重在多听多练多开口，我却懒着听懒着讲，但其他课程却饶有兴致，欧洲文学史、法国文学史、法国文学作品选读、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文学等必修课程都得了5分。北大又一个很好的传统，学生可以跨系选修课程，也可以跨系旁听课程，可以参加考试，也可以不参加考试。于是我选修了许多外系的课程，国际关系史、国际法、西方哲学史、比较经济学、法学基础理论都啃下来了，也旁听一些大师的课程，比如厉以宁教授的《西方经济学》、龚祥瑞教授的《比较宪法》、金开城教授的《文艺心理学》、罗豪才教授的《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等等，大师的风采和学问至今仍然记忆犹新。

　　北大素有“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的传统，1917年，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他“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对北京大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促进了思想解放和学术繁荣。后来这八个字不但成了北大的精神特质和文化标志，而且也成了引领中国现代大学教育最为激动人心、彰显人气的口号。我们在校期间，北大开放的学术民主氛围，老师们深厚的专业底蕴和宽泛的学术视野，对我的影响是终生的。几乎每一个老师都有过令我们耳目一新的精彩课程，他们授课总能使我们产生思想的联想。当时，“文革”刚刚结束，解放思想的步伐正在迈动。北大老师们的教学可以使我们从中体会每位任课教师的专业知识储备有多么的丰富。经历文革之后，许多教材都已经落伍，但我们的老师总是能跳出教材自由发挥，信口沾来（这在现在的大环境，根本不可能）。当时，政治理论课往往令人反感。但是，北大老师的政治类课程始终是受欢迎的，是大家心忧天下、学会独立思考、敞开思想的驰骋、产生思想火花的地方。

　　在北大听讲座是我们的一大乐趣，记得当时每周几乎都有国内名家前来为我们开讲座。七十年末、八十年代初的学生思想独立，能与名家平等交流。有几场讲座至今记忆犹新。著名指挥家李德伦的讲座，不仅给我们带来交响乐欣赏的音乐盛宴，而且中间穿插了许多他在国内外演出的花絮趣闻。当他听不懂老外的问话，常以为问他的姓名，他总是以“李德伦”作为回答，后来他问老外一些问题，老外也同样回答说：LIdelon。逗得大家捧腹不已。著名画家吴冠中早先毕业于巴黎美院，他对法国十九世纪绘画情有独钟，一口气介绍了雷诺阿、马奈、莫奈、塞尚、高更的作品，特别是以莫奈《日出印象》为例，从光与色彩解读了法国印象派绘画的艺术风格。但对对国内颇有推崇的俄罗斯十九世纪绘画不屑一顾，对列宾的《伏尔加纤夫》更是贬得一文不值。著名作家萧军的讲座激情澎湃，不仅讲了三十年代左联文坛论战，他与萧红之间的爱情悲剧，还讲述了他和张春桥之间的文斗发展到线下武斗，如何一记勾拳把老张打得满地找牙，乐得大家开怀大笑。曹禺先生的讲座比较尴尬，他从雷雨讲到王昭君，就有学生质问他为何五十年代以后的作品一部不如一部。曹禺只好自嘲说，他后来是奉命写作。

　　看内部电影则是我们系的专利，当时为了教学需要，我们西方语言文学系从英法德西等国引进了许多原版电影。我们每周四下午是固定的看电影时间。我们一般看的是法语原声的法国片。当时大家最感兴趣的是法国五六十年代的新浪潮电影，阿仑·雷乃的《广岛之恋》，戈达尔的《精疲力尽》，玛丽娅·施奈德主演 的《巴黎最后的探戈》，至今记忆犹新。当时每个片子几乎都有一两个赤裸的镜头，老师担心我们“中毒”赶紧用报纸把镜头遮住。

       北大图书馆馆藏据亚洲高校首位，我们上课之余，最喜欢在图书馆里度过美妙的时光。从32楼步行到图书馆，大概要十五分钟，我们宿舍拥挤，业务学习的最佳场所，莫过于图书馆阅览室。那时阅览室也很紧张，一个宿舍七八个同学中大约只有两三个能够享受到一个座位，于是“抢占座位”，便成了我们大学生活中苦乐参半的万事。能够占领一个座位是幸运的。抢占座位也需要有技术含量，我们宿舍往往他他人到食堂吃饭或者到操场锻炼时刻，先派一两位同学先行带着大家的书包前去占座，这种以书包代替本人的方式，已称为大家约定俗成的规矩。这样的北大夜景如今如今已变成依稀梦境，那里凝聚着我们温馨的青春记忆。

    就我个人而言，我的知识积淀有赖于北大图书馆给予我的滋润。大学几年，几乎每周啃下一本大块头书籍，从中世纪的拉伯雷<巨人传>，读到现当代的玛格丽特.杜拉斯<情人>，从法国读到俄罗斯，从文学读到哲学，从中文版读到法文版，有时会把一本书读烂，送回图书馆，常遭管理员训斥“怎么把书弄破了？”，我们只好嬉皮笑脸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大三以后，美学热盛行一时，我连续读了朱光潜先生在民国年间写的《文艺心理学》和五十年代写的《西方美学史》，便生些学术有时出于无奈而退步的感慨。那时我们经常会在校园遇到朱光潜老先生，有时路过他居住的燕南园，有时在黄昏时走过未名湖畔，都能见到他的身影。偶尔在图书馆，也能看到他在查阅资料。朱先生瘦小清癯，给我印象深的是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在历尽沧桑的老一代人中并不多见。

图为八十多岁的朱光潜教授在图书馆查阅资料

        岁月虽然已经匆匆过去40个春夏秋冬，但是我们燕园岁月那种激动的心情历历在目；岁月虽然已经匆匆跨过40个寒来暑往，但是在我们的记忆深处，依然能浮现出当年青春似火，蓬勃向上的生命活力。离开燕园三十六年来，我几乎每过两三年都会回到北大，漫步在如诗如画的校园里。无论是让记忆回到学生时代，还是让思绪静止，我都会畅快地享受母校那美丽多姿的自然环境和厚重而多元的文化底蕴。我不知该怎样解释这四十年来始终不变愈来愈浓的感情，是母校的魅力还是年龄大了以后更深的怀旧之情？还是距离产生美，使过去的一切都变得令人神往？

母校，永远是我心灵的港湾。

图为2013年，部分海内外同学返校，在原北大西语系所在的民主楼合影留念

　　图为我到北京后拍摄的第一张照片

　　图为2018年5月参加北大120周年校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