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知青岁月

二竹斋

　　笔者在十年前有篇上山下乡四十年回顾贴，发在本地社交网站。今年是下乡五十年，重新整理发出，算是对那段难忘岁月的纪念。

本篇上图下文

谨以此篇

献给同甘共苦、同吃同住三年的伙伴汪顺武、汪顺达两兄弟！

献给战友情兼同学情的来新大队知青同学！

献给在红光场一起享受过相聚欢乐的红光公社知青同学！

献给来自同一所学校，在广阔天地没有大有可为，也没有胡作非为的向前区知青同学！

　　1968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文章发表了那条最高指示（如图，图片来自网络），决定1600万老三届的命运，也终结了当年青年学生自以为文革有功，文革后会如愿进厂升学的幻美梦。

　　这是当年关于知青工作的中共中央红头文件，这肯定不是第一个。（图片来自网络）

　　1969年2月28日，农历正月十二，星期五，一个笔者永远都不会忘记的日子，四川省万县市首批知青下乡启动。在东方红广场（现和平广场）开过欢送大会后，我们携带简单的行装，在众多男女同学的簇拥下，登上带棚的货车车厢。从此，结束了四年的初中生身份，开启了前景不明的知青生活。

其实，半个月前的2月13日（星期四）报名那天，就已经决定了未来的命运。

那天是与赵国祯、戴天翔、周汉祥、连郭伦一起去万县市工代会驻我校的动员点报的名。

报载万县市首批和第二批下乡名单，本图来源于年级微信群。

　　汽车送到百余公里的梁平县红光公社，公社开了个欢迎会。初三中第一批到红光的有30人，男女生各半。随车送我们的老师唐中乾、房玉琴和住校工宣队员（建华厂的）陪同我们在公社吃饭，饭后我们就直奔生产队，老师和工宣队员则留在公社负责协调安置。

后来回忆，当年报名首批的原因：一是受“做鬼也要走前头”老话的影响；二是厌倦了两年多来的打打杀杀，升不了学，进不了厂，还不如到农村去试试 ；三是听说要去的梁平坝子条件不错，早去会有好地方；四是一个战斗队的互相撺掇，结果是，我们大队知青23人，18个是初三中的，男生半数又是原同一战斗队的。

　　很荣幸，能与同班同学汪顺武（中）和他兄弟汪顺达（右，同校不同级学友）一起落户同队，同吃同住三年，是真正意义的“伙伴”。之前我们有过两次结伴串联的合作经历，都是严父慈母型家庭长大的，双方家长也放心。

这张照片好像拍于红光小学校内，时间大约是1970年冬季。注意到三人一样的上装吗？一样草绿色的带毛领棉大衣。为了有福同享，只找到两领时髦人造毛领，硬是要裁缝师傅改成三领，结果效果很好，就是领子小了一点。

1970.11.17日在梁平县城的合影（左下为同校知青张同德）。

　　铅笔的画面虽模糊，日期还是很清楚，”1969.3.22，住地”，找回了一度失去的记忆。 我们刚到生产队，并不是直接入住为我们建的新房，而是先在一家大院暂住了不长的时间。依稀记得是潘家院子生产队公房，面积约15平米。

　　这个应该就是我们暂住的大院。1969.3.13，到达不足两周的毛笔写生，与上一张写生角度略有不同。

　　1969年4月8号开具的证明，大队、公社、县革委、县支左小组、竹山区层层盖章，为建知青房，申请到竹山区购三立方的杉树。记得我们三人还特地到竹山区政府去了一趟。印象中的竹山区政府就是一个农村大院。

　　左边就是我们当年的知青房。在一个不高的砂石包上，原有生产队民兵排长和保管员两家宅院，我们是新建的三间联排房，是当地较好的夯土瓦房， 每间宽约三米，长约十米，向院坝面每房一门一窗，前面有较宽的屋檐，类似小廊道，下雨天还可坐在屋檐下。左边房（照片上没有，后因坡边冲刷已垮塌）是厨房，靠窗是梁平常见的羊角灶，后面是自己的小粮仓；中间房有生产队的谷种仓房，木板仓二米见方，这一间也是我们的杂物房，摊晾堆码洋芋红苕，农具等，后面有一个后门，通后面院子，我们的厕所也建在这外面，坑式，竹席围三周；右边是三人的卧室，三架床靠边墙排列。

2001年回生产队，在老屋前留影。

　　煤油灯是标配，每人床头一盏，玻璃灯罩坏了，还得从万县市家里带来。顺武父母专门买了一个半导体收音机，那个缺乏娱乐的年代还是一个奢侈品。晚上听收音机就是一个难得的享受，八个样板戏背得滚瓜烂熟。即使后来有了院院通的小喇叭，收音机的可选择性仍然有优势。

　　摆在卧室的鲜花草。瓶子是当年的水果罐头，瓶子里的红色小鹿，是塑料线编织，那时很时髦。

　　小土包是分给我们的自留地，每人一分，六平方丈。离住房隔条30米长的田坎。除了当地传统菜蔬，还有从家里带的西红柿种子，可惜水土不服，结果不太理想。还曾实验过在将熟的南瓜里注入酒曲，期待能喝到带南瓜味的饮料，后来好像有点这个意思，只是南瓜报废了。

　　四十多年后重访，顺达不顾泥泞，坚持要到当年的自留地看看。

汪顺武和汪顺达两兄弟，相隔一岁多，性格却大不同，哥哥心灵手巧，动手能力很强；弟弟开朗豁达，沟通能力很强，社员都很喜欢他，想给他介绍媳妇。三人天天一个屋檐下，锅碗瓢盆，饮食家务，偶尔有不愉快在所难免，难得的是始终彼此以诚相待，对外事务从没有大的分歧，因而不但知青时相处和谐，多少年来仍保持良好互动。

三人的现金和粮食统收统支。收支记账，互相公开。印象中，从来没有因为钱的事闹过不愉快。

也算是当年物价的一个真实记录。米：0.138/斤，肉0.74/斤，猪油1.1/斤，煤油0.45/斤，盐0.17/斤。

　　说说我们生产队，梁平县向前区红光公社来新大队四队，这个全名后来在各种履历表里反复填写。现在改为礼让镇明达乡福来四组。

生产队处于梁平坝子向竹山山区过渡的浅丘地带，所谓八分田二分土。至少在川东盆周算相当不错的。刚去时全队142人（三年后离开时164人），田200亩，地37亩，人均口粮478斤。

根据当年手绘地形图，重新整理的生产队平面图。短弧为梯田，圆圈为小山包。一条小河沟把生产队分为二个部分，沿小河是整个大队（现村）石板大路。

来新大队三队四队出行的一个主要路口，顺路前行，左边到五队六队，右边通二队九队一队，直行穿过八队，达红光场。

达万公路穿过红光公社，我们距公路最近约二里地，原来是石板大路，后改为通车路，不知现在硬化没有。

通往明达和公路的小道，现在是可以通车的大路了。

院坝前面的水田，远处是一个大院子，向左走就是三队的地界了。

说了生产队的环境，再说说生产队的人。

　　当年生产队户主名单。还是我刻蜡纸（现在年轻人没见过的），用队里很不好用的油印机印刷的。凭着这个名单，返城后多次回生产队，能叫出每个社员的名字。

　　同院子的同龄人杨毛，大名刘忠福夫妇和孙女。我们的房和他家的紧邻，他们全家对我们真的关怀备至，特别是他母亲给我们的帮助是全方位的，对我们很快适应了当地的农村生活。

他是1970年结婚，新制家具由我来用油漆绘画花草喜鹊和吉祥图案，参照的是带去的黑板报报头资料书。

这是2003年五一放假，抽空去生产队所拍。

当年的杨毛，即使结婚后，除了上工和睡觉，在我们这里的时间比自家里还多。当年的速写和四十年后的对比，岁月留下的痕迹令人感慨。

2001年4月，以我们院子为背景，与杨毛的合影。

2014年，与顺达等又重返访生产队。临走时，杨毛用电动三轮车送我们到公路边，车上装了许多送给我们的自产农产品。

当年利用农余时间为一些社员写生。这一张形神兼备（自夸了），辨识度很高，应该是最有知名度的，四十多后再去，临近生产队的老人还在提及。这位老农是一个农活好把式，9.13事件前不就，老人用烟杆指着墙上的林彪画像，自言自语说：他是一个奸臣像。这就闯了大祸，因为在场人多，公社严肃追查，好在他成分较好，没有进班房。后来批林批孔，开玩笑说他真有先见之明。

小名燕青，大名刘耀明。家住后面院子，岁数相仿，属于不满足现状，渴望新天地的年轻人，当年也是我们的常客。据说改革开放后下海做小生意，举家搬到红光场住去了。这张写生复印件请杨毛转交。

廖德安，体格健壮，生产队第一大力士，社员说，他母亲怀他时吃了很多补药。多人抬条石等重物，“头杠”非他莫属。

上山下乡，主业还是劳动。由于生产队照顾，凡是有”涉外”的非田土劳动，首选我们。于是，建水库，修渡槽，写标语，整党建党，一打三反等都是我们的活。

1970年冬，四队与三队利用一条小河，联合建坝引水驱动水能泵，打米磨面，解决了周边社员很大的问题。筑坝形成的深水也成为三、四队知青夏天游泳戏水的去处。有一次放水检修，仗着会水性，在残水里徒手抓鱼，我们抓到了一条当天最大的5.6斤大鲤鱼，三人足足饱餐一顿。

春种秋收，下田挖土，挑粪施肥，送公粮，搭谷子……除了没扶过犁，所有农活都干过。

秋收稻子，我负责的晒场账本。

农业劳动还是很幸苦。特别是小春和大春时段早出晚归。小春割麦子晒场还好，栽秧很腰疼，社员说：年轻人没有腰杆，睡一觉就没事啦。大春最累，割谷子、哒拌桶、挑湿谷、用风车，没有一样轻松。但农业劳动就是这样，上初中时支农劳动就知道。差别在于那时只是体验，现在是主演。

黄豆晒场账本。

晒场明细账。

当年的工分手册。

1971年5月的工分记录。

大队表彰先进社员和先进民兵，一队的戴天祥被评为先进社员，我们三人都被评为先进民兵。这张名单估计是当时由我来写奖状留下的底单。

1971年6月大队支部、革委、民兵连联合颁发的奖状，获奖原因好像是春耕大忙中起先进带头作用。但奖状不是我写的。

简单说说我们来新大队的知青同学（原初三中的）。

一队，赵国祯 戴天祥 周汉强；二队，甘信华 连郭伦；三队，向新和 陈新亚；四队我们三人；五队，骆成凤 向知芬；六队，马爱桂；七队，张中凡；八队，邓学华 黄德华；九队，魏建民 孙作祥。

整个大队初三中知青18人，14男4女，男生一半之前又是一个战斗队的（”紧跟毛主席”，想来好笑，我们真的以实际行动在紧跟），这就注定来新大队的知青不安分。初来咋到时人地生疏，大家裹得很紧，出门一把锁，进屋一桌人就是初期的常态。1971年开启招工返城，需要大队和公社推荐，大家意识到该图表现了。之后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推荐招，特招，定向招，顶替招， 推荐读书等等，陆陆续续离开生产队，最后一个好像是甘信华，用顶替方式才离开生产队（户籍）。

至今，除二队连郭伦因病早逝外，其余同学都在享受着夕阳时光。

2017.4.16，借初三中六七级毕业五十周年大聚会，来新大队参会知青合影。

修建红光水库，一定是来新大队知青最深的共同记忆。1970年冬，大队知青组成一个临时互助组，住在工地边院子楼上，通间打地铺，集体伙食，每天实得工分按出工人头均分，享受了两个多月的集体生活。主要劳动是挑土方，就是挖库底的土挑到堤坝上，再用条石夯实，按夯实的土方计算工分。我实际出工45天，就挣了工分1450分，每天平均三十多分，是在生产队劳动的三倍，显然有不少水分。工地负责验收的技术员对知青的作假心知肚明，处于某些考虑，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现在想来真是一种罪过！

2001年重返水库，远处就是当年劳动过的大坝。

1971年春节前，离开水库，过年后，大队知青只有少数人重返工地。实际上，当年春节后，大队知青面临招工、文艺表演、一打三反、整党建党等机会，参加农业劳动的时间更少了。我和顺达被安排在水库配套工程的渡槽工地，干的是扎钢筋、浇筑、捣实，好歹也是一个技术活。

2001年4月，离开水库工地后第一次重返，这一库清水，也有我们曾经的汗水。

与三队同学知青向新和荡舟水面。应该是梁平屏锦水库。

三队离我们最近，知青住房相距不过五分钟路，又因为两队共建共用水能泵，在一起机会更多。每逢红光赶场天，三队路过四队，约好一块走；如果赶礼向前场（礼让），我们路过约向新和、陈新亚。

2017.4.16，借初三中六七级大聚会，参会的部分红光公社知青合影。

说了劳动主业，该说说业余生活。

每到周日就是赶场天，也是知青聚会的场合，是每个知青期盼的日子。红光场的每一块石板几乎都有知青徜徉的记忆。

这是2001年拍摄的，老街变化不很大。

2001年在红光老街留影。除了多几块塑料雨布，基本保持当年的原貌。

红光场的另一个入口。2014年的，有些变化了。

红光小学。小学有乒乓球台，所以也成为知青们爱去的地方。一直怀念学校的一位名为尹静波的老师，不但球打得好，行为也特立独行。未婚，特别节约，冬天提个烘笼上课，里面放几个红苕，课上完了，红苕也熟了，就当中饭。节约的钱都用在全国旅游去了，因穿着不讲就，还发生过差点遣返的事。我们到他寝室去看过，玻板下的确有不少在全国名山胜水到此一游的照片。

红岩峒是我们修建公社水库时，路途中一处颇具规模的庙观。印象最深的是精美绝伦的石雕，至今都认为足以媲美已看到的任何石雕。可惜被文革破坏殆尽。

业余生活，不能不说的是骑自行车。我们三人凡是出门，无论是上山砍柴，煤厂挑煤，赶场串门基本都是同行。最喜欢的业余活动就是一起骑车纵横驰骋。两年多前我们结伴串联时，曾在当时还闲置荒废的梁平机场学骑自行车，自此至今和自行车借下不解之缘。在红光场有一个自行车出租店，按小时或天算，晚上好像不计时间。我们通常在周六晚上租车，第二天一早出发，没有手表，就把马蹄形闹钟装在挎包里。整个梁平区镇，除了边远的虎城、福禄、竹山等，大部分都被我们的车轮一一碾压过。最难忘的是那次到屏锦的黑夜骑行，开始有点月亮，后来没有，只有跟随夜行马拉大车的马灯慢慢走。到了小道，还只能下车推行。半夜赶到同学家，天亮后又返回红光。

除了骑车，徒步远行也是我们三人的强项。为看新放映的芭蕾舞《红色娘子军》，可以步行四十里到县城电影院，看完后又走回生产队。修建水库时，利用休息一天时间，从工地出发，穿过从未走过的山路，绕道到公路，又遇到放坝坝电影，看完电影回到生产队已是深夜。

除了集体行动，到附近写生也是我独有的乐趣。铅笔的、钢笔的，炭笔的，有时带墨盒和毛笔，很少带便携式的调色盒。

缺乏宣纸，就用实验室试纸代替，只是纸性太吸水，聊胜于无。

红岩峒大银杏树，根据钢笔写生稿整理。

这应该是现场写生了。

像这些静物画，多半是开会时的信手之笔。

临摹的齐白石水墨虾。

偶尔奢侈一次，用宣纸尝试创作。

宣纸上作画，感觉真好！

这些画先天不足毫无传统根底，却是半个世纪前，不加修饰的真实摹写。这张好像就是取材于那次从水库工地外出所见。

墨笔速写。用一个大点的铁质印盒铺层棉花，泡上墨汁刚好不流，就是一个简单的墨盒。

没有画架，很小的白纸开本，好携带。所以画幅都很小。

炭笔速写。

当年农村也盛行开会学习，生产队的，大队的。特别是农闲，总有开不完的会，为了打发时间，用随身旅行剪折剪花边，就成为乐此不疲的事儿。为了方便存放，还专门裁剪成袖珍语录本长度。

剪了不少，大部分送给小屁孩，自己留了一些。

业余生活，篆刻不能不说。本来在学校时，因为喜欢绘画，就旁及篆刻。未想，书画不能给为社员带来实惠，篆刻却可以为社员服务，那时还讲究盖章。刻名章就成为我的业余工作，有求必应，那时一把小刻刀，一块砂纸随时携带，农活歇气（工间休息）时，就可以给早已准备好材料的社员刻上一个，磨平印材后直接上刀，不用写稿，最快15分钟一个。材料主要来自于塑料牙刷把，牙骨筷子，不用的原印材等等，就是不刻木质。据不完全统计，三年为本队和周边社员刻了150余枚。

留下的部分印花，每个印花都有刻制日期。仅此一页，有八个同学的名字。

名章是为社员和同学服务，书画用得上的闲章才是用心之作。一幅冲牙麻将（大小相当于大指姆甲）被我当做印材全部利用了，凡是涉及伟大领袖的，背面只能是“东”字或白板，原因就无须说了。

我的红宝书，头像印章就用在这些地方。这就是时代印迹。

我们三人，顺武于1971年经推荐被国营企业招工回城，我也算幸运，于1972年4月经推荐进入国营企业，顺达运气错点，多呆了两三年后，被推荐读中专校。我们走后，知青屋又迎来新的知青。

本来我们三人在整个大队范围内表现都是得到公认的，回城前，顺武被公社抽去参加中心活动，我被大队推举参加大队整党建党。所以，较早被推荐是情理之中的事。我是3月31日接到通知体检，没两天又接到录取回城通知。后来据招工经办人说，我推荐表上能写能画的特长起了加分作用。我以最快的速度办完粮食关系等的手续，又把生产队购置的家具农具物品等造册移交。物品不多，抄录于后：

床一架，书桌一个，锅二口，粪桶一挑，缸一口，洗脸架一个，高凳一个 皮箩（竹子编织的挑具），火钳一个，火钩一个，火炉一个碗五个，汤匙二个，粪瓢一把，锄头一把，扒锄一把，刨锄一把，筷子四双，扁担一根，煤油灯一个，锅盖一个，罐子二个。

除了个人物品，我带走的唯有一架可折叠的凉椅，那是顺武自己做的，每人一架，这架凉椅历经半个世纪，至今还在使用。

头天晚上，邻居民兵排长刘忠志用红糖炒腊肉，用这种农村稀罕的美食为我饯行，4月8日一早，杨毛母亲又煮了一大碗荷包蛋，我实在是无福消受了，又不好拒绝，放下碗后就跑到厕所去吐了。

依依不舍终究抵不过归心似箭，1972年4月9日赶场向同学告别。4月10日，在汪顺达（陪我到万县市）和向新和的陪伴下，在红光粮站乘上自己单位的装粮车，结束生活了三年零四十天不参假的农村生活，开启了人生的另一页篇章。

2014年的明达粮站。

也许是因为下乡时间不太长，伙伴三人相处不错，当地条件还过得去，与社员关系也很融洽，三年零四十天的知青岁月，留下的回忆总体是亮色的。生活的酸甜苦辣谁都免不了，我们没必要把过去的酸苦找出来反复咀嚼，苦了自己，也苦了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