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生老病死之印象

胡兰

生老病死是每一个人都要经历的一个轮回。就像太阳有升起落下，百花有盛开凋零一样。

姐姐姐夫在八十年代末移民加拿大，随后几年将父母和弟弟也担保加拿大移民。我们全家在他们报喜不报忧的诱惑下，在九十年代末也涌入移民大潮。一晃二十多年过去，我们伴随着父母老去的脚步，见证了他们在加拿大的养老病死。

根据加拿大的移民政策，父母是姐姐姐夫担保过来的，十年之内除了医疗保险之外，不得享受加拿大的其它福利。

十年之后，父亲走向耄耋之年，母亲迈入古稀之门，作为加拿大公民，他们可以享受一切符合条件的福利待遇。首先作为没有任何收入的高于65岁的老人，他们每月可得到加拿大联邦政府老年人养老金每月大约$2500阿尔伯塔政府每月大约$200多生活补贴，用于电话、网络等。对于两位生活主要花销定格在吃饭穿衣上的老人，他们的生活是无忧的。

除此之外，阿尔伯塔省针对低收入老年人还提供三种类别的特殊需求补助：基本生活用品补助，健康资助，个人需求资助。

基本生活用品补助主要是指像电视机、洗衣机、烘干机、冰箱、吸尘器、床等等，每年可以申报一件，但每件电器或家具资助额都会有上限，如果想买好一些的，多出的部分就要自己负担。父母如果是和子女生活在一起，许多生活补助是没有资格得到的。

健康资助主要是指为某些疾病提供一些设备去监测数据或帮助控制病情。像我妈，年轻时得过肺结核，呼吸功能不健全，身体里的氧总是达不到正常人的水平，凭着医生的证明信，她得到免费的一个检测身体含氧量的小监测仪，一个台式在家里插电用的供氧机，和一个小型的手提式可再生氧的供氧机，以备外出时用。我爸年纪大了，听力越来越差，也是在医生的建议下得到助听器。但助听器随着质量的不同，价钱会有很大的差别，政府只是提供基本助听器的资助，如果想要更好的，多出部分的费用要自己承担。其它还有像糖尿病、足部畸形等疾病都可以凭医生的证明信得到资助。

个人需求资助涉及的面很广，有提供家庭服务的，像打扫卫生、割草、铲雪，做饭，洗澡等，提供交通工具去看病、治疗、买生活用品等，安装紧急情况求救系统，升降椅，假发，葬礼资助金，每三年可更换一个水、电、气设备等，还有很多，我真是不能一一列举。我的感觉就是，政府从不去做这方面的宣传，你有什么需求，要自己去了解去问，只要是合情合理的，有相关人员的建议信都能得到资助，范围之广，服务之细，没有我们得不到的，只有我们想不到的。老年人福利待遇各省之间会有差异，资助金额也会随着物价的改变，每年做出调整。

随着年龄的增长，父母开始疾病缠身，我也开始了与医院的频繁接触。记忆中父亲住院三次，母亲住院不下五次，去医院做各种检查、治疗次数已无法统计。

首先是母亲在73岁时做了股骨头置换手术住进了医院。这是我第一次对加拿大医院亲身体验，有欣喜，有赞叹也有吃惊。

Foothill Hospital 父母与这家医院有不解之缘

病房干净整洁，每一个房间都有一带淋浴的卫生间，床都是活动性的，可随时推进推出，并可根据需要调节高低和倾斜度。床头有一按钮，按一下，护士就会问你有什么需求。可能是出于卫生的考虑，病房里从来没有被子，只是薄薄的纯棉线毯，有时病人发烧感到很冷，也只是从暖箱里拿出同样的热毯子一层层的往上叠加。

住进医院一切都是免费的。每个星期一一大早，工作人员会给每个病床一周的食谱，病人自己选择一日三餐。食物主要是西餐风格，对有着执著中国胃的父母来讲虽然不是很可口，但水果、蔬菜、牛奶、酸奶、肉样样俱全，营养是全面的。

病人住进医院是不需要家属照顾的，但有固定的探视时间。我妈因为不会说英文，护士说欢迎我在任何时间在医院多停留，特别是手术后的两三天要求我们家属能陪夜。医院为我们准备了和病人一样的床，病房只住我和我妈两个人。当我不在医院的时候，我就会在床头柜上留一张纸，上面写着中英文对照的句子，诸如：我想上厕所，我想喝水，我觉得冷，能给我多一条毯子吗？我伤口很疼，能给我止痛药吗？等等。我告诉我妈：“我不在时，你需要护士帮助，就按床头按钮，听到护士的问话，你不会说英文，就说中文，她们听不懂自然会过来”。我妈这时就指指纸上的中文，护士看看对应的英文，两人就有了默契。

父母住院的病房基本都是这个样子

在加拿大做手术住院觉得很多方面与祖国不一样，比如说刀口缝合，在国内是用线缝合，在加拿大是用像订书钉一样的钉子咬合伤口。也许是我孤陋寡闻了，不知这是否是世界新潮流？

做完手术后的处理与国内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妈都70多岁了，股骨头置换手术也算是一个大手术了，可给她的康复计划是：第二天就拄拐下地走动，第四天就试着上下楼，而且手术完了就鼓励她去洗澡。就像加拿大的女人生孩子一样，生完没一会就去洗澡，如果是顺产，第二天就出院回家，一星期后就带着婴儿逛大街了，想想我都毛骨悚然，觉得加拿大人特别彪悍强壮。想想我那会儿在国内生孩子，也是顺产，在医院躺了整整一星期，回家后还要像女王一样地被伺候着，把饭菜端到床边。

我跟我妈说：咱没那金钢钻，也别去干那瓷器活。就跟医生说：“我妈疼的动都动不了，更别说下地走路了，躺两天再说吧”。可医生那么做有医生的道理，他们认为那样有利于血液循环，防止肌肉萎缩。看我妈实在不能下地走动，就拿来电动按摩器绑在她腿上，定时给她的腿按摩。

在加拿大医院，止疼药的用药和剂量是由病人的疼痛决定的，每天都有护士问：如果0和9期间0是不疼，9是最疼，你认为你在哪个数字？然后来决定给你用什么止疼药，剂量是多少，医生的理念是病人没有必要忍受疼痛，如果有必要，吗啡、杜冷丁都可以用。

如果说我妈住院时看的是加拿大医疗体系的运作，那么到我爸住院时主要体验的是医护人员的人情冷暖。我爸在83岁时由于脑出血摔倒住进了医院。当时的症状是：不能走路，不能说话，有痴呆失忆迹象。住院期间生活基本不能自理，护士们对我爸的护理非常有耐心。有一天早上，我刚从家里赶到医院，就看到三名护士在围着我爸忙活。原来是他要上厕所，按了床头的按钮，护士问有什么需要帮助？可他不能说话，护士就没有及时过来，我爸就试着想用助行架（walker)自己下床去厕所，结果没走两步就摔倒了，屎尿也弄了一地一身。两个护士忙着把我爸扶起来去洗澡，还有一个护士在忙着清理地上的狼藉，这个护士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我以往见到的护士都是女性，而这位护士是一位长的非常英俊的二十多岁的帅哥。我感到非常过意不去，就对他说：“让我来干吧！” 他说：“别担心，这是我该做的”。并且脸上没有流露出嫌恶之情。我不得不敬佩护士们的敬业精神。作为亲生女儿的我也不见得做的比他们好。

我一直觉得全世界的人民都是差不多的，人之初，性本善，都是好人多，坏人少。但是在北美，有着为数还不算少的怀有天使般心肠的人令我肃然起敬。他们收养了很多世界各地被遗弃的孩子，其中许多是残疾儿童。他们收养这些孩子，并不是因为自己生不出孩子，而是完全出于爱心。在我居住的城市里，我知道一个华裔家庭，有一个孩子天生弱智，自己都不愿意养，被一对加拿大夫妇领养了。我很希望自己能有机会去了解一下这些人的内心，看看是什么样的信念在支撑着他们如此高尚的灵魂。

父亲接受治疗的康复中心

有感而发，说了上面一段题外话。我爸就这么一直在医院住着，也没有什么治疗，只是观察着脑里的血被慢慢吸收，然后就被转到了康复中心。在康复中心，每天有两位医生给我爸做康复治疗，一位是智力方面的，一位是肢体方面的，每人各一小时。其它时间，我和家人也会参照医生们的做法训练他走路，数数，认时间。渐渐的绝望变成了希望，许多功能在慢慢的恢复，直到留在那再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化，康复中心决定让他回家了。这的医护人员非常负责任，并不是让你回家了就什么也不管了。出院那天，一位社会工作者跟随我们一起去了我父母的家，她要看一看他们的房子是否适合我爸那样的病人居住。

智力康复训练

四肢康复训练

结果是显而易见的，父母的房子里楼梯太多，早在我妈髋关节手术之前，他们就感到那房子越来越不适合他们居住，已经申请了老年公寓。老年公寓不同于养老院。想要申请老年公寓的人要65岁以上且低收入，在自己名下不能有房产，房租一般是入住者收入的30%。养老院是生活不能自理的人才有资格入住。养老院是收费的，对于只拿政府养老金的人是负担不起的，但你不会因为没有钱而被拒之门外，办法就是：你每月所有养老金都上交，只给留$200零花钱，其余不足部分由政府补贴。

陪伴父母走完后期生命里程的伙伴

父母申请的老年公寓位于城中心downtown生活娱乐都很方便，所以有一长长的等待者名单，他们都已申请1、2年了，仍没有幸运降临。其实我知道他们手里都会留有几套房，留给真正有需要的人。我和社会工作者说：“你看，我父母的情况的确是不适合继续住在他们的房子里，你能从医院的角度向老年公寓说明一下情况吗？”她给老年公寓打了一个电话，结果两天以后，我父母就得到通知：可以去看房了。

搬入老年公寓之后，社会工作者又来探访我父母，为了他们生活安全和方便考虑，将浴盆和坐便旁边都安装了把手，坐便加高，方便他们下蹲和起身，浴盆里安装了靠背椅，避免了单腿站立迈入浴盆摔倒的风险。我又为我爸申请安装了床头把手，方便他上下床，申请定制了轮椅。这些东西有些是红十字提供的，有些是在指定的商店凭社会工作者的单子去领的，每次去红十字拿东西时，我都会给他们捐一些钱，希望自己的微薄奉献也能给其他人一点温暖。通常安装费需要自己承担。

贴心的小助手

自从父亲脑出血之后，虽然恢复到生活能够自理，但身体大不如前，除了每天必须的吃饭上厕所，大多数时间都是躺在床上，越来越不愿动，腿渐渐开始有了萎缩的迹象。我们姐弟几个私下里商量应该提前买一块墓地。未雨绸缪，免得有什么突发事件发生，弄得个措手不及。同是中国人，来自香港和台湾的人在这方面很开通，早早的就为自己选择了墓地，但来自大陆的人却很忌讳谈论这方面的话题，觉得不吉利。所以，我们一有机会就在父母耳边敲边鼓，没想到父母和我们的想法一样，这让我们不安的心情得到释怀。

在加拿大人们百年之后可以选择土葬和火葬。和我父母探讨了他们的想法，我爸希望土葬，我妈希望火葬。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夏天，我弟带着父母走访了几个口碑不错的墓园，结果我们都看中了Eden Brook。那里风景优美，有山有水，绿草萋萋，离城不远不近，不远处还有漂亮的别墅，每次去那，从没有凄凉肃杀的感觉，反而是一种温馨的祥和。

Eden Brook 墓园

在陪伴父母步入黄昏的时光里，与病魔抗争已是他们生活的主旋律。医护人员的尽职尽责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体力上都给了我们无人替代的力量，但琴瑟和谐的音乐里偶尔也会夹杂着不和谐的噪音。我妈后来得了白血病，医生说她最多能活一年半到两年。在加拿大，医生非常尊重病人的隐私，病人的任何情况只与本人沟通，我去家庭医生那拿我老公的化验单还得手持他的授权信才可以。因我妈不会说英语，她的任何病情和治疗方案，医生都是与我沟通。我们姐弟商量决定对我们的父母隐瞒真情，不想让他们病痛的身体上再增加沉重的精神负担，更不想让惊吓提前将她从我们身边带走。

加拿大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医生们会酌情尊重病人们的文化背景和宗教信仰。我知道有些教会不允许病人输血，我妈得的是白血病，需要定期输血，医院在这方面非常慎重，不同于以往，都是我替我妈填完表，她签字就行，这次，医院一定要找一位翻译，听我妈亲口回答才行。

我和我妈的主治医生说了我们希望隐瞒她真实病情的要求，她表示理解，并在我妈的病历上注明此项要求，医院里经常会遇到会说中文的值班护士，她们也都和我们一起对我妈保守着这个秘密。

可是，有一天早上，当我去医院路过值班前台时，一位白人资深护士很不友好的质问我为什么不告诉我妈真情，我告诉她我妈年纪大了，经受不住这样的打击，告诉她实情不利于她的治疗。她说：“如果是你，你也希望别人对你隐瞒真相吗？” 我说：“我和我妈生于不同的年代，受不同的教育，她不能承受的事情不等于我也不能承受。” 下午，当我再去医院时，见到一个来自国内的20多岁的男实习护士，在走廊里，他跟我说，那位资深护士知道他会说中文，非要他去告诉我妈实情。他说：“我已经看到病历上的注释，再说，婆婆那么痛苦，我当然理解你们的做法，我已经把今天的事情向我的教授报告了”。说完，他还在我面前落了泪，并把他的电话号码给了我，说如果有什么需要他帮助的，可以给他打电话。我当时被他深深感动，真希望将来不是他能帮我什么，而是我能帮他做点什么。那位资深护士以后我再也没见过她。

卡尔加里癌症中心

如果说上面的一段小插曲只是文化差异上的一个小摩擦，那么下面一段经历着实让我妈吃了大苦头。那是我妈在接受化疗期间发生的事。我妈在得白血病时已经78岁了，考虑到她的年龄承受不了大剂量的化疗，给她的方案是：每两个月的第一周连续七天在腹部注射三针化疗药物。尽管剂量很少，反应还是挺难耐的，奇痒、腹痛、呕吐，大便干燥等等。

有一天，腹部疼痛难忍并伴随着呕吐，晚上，我们就带她去了急诊，医生、护士围上来一大帮，又是验血，又是化验，又是CT，还有人过来对我说我很幸运，说今天的主治医生是这方面的专家，在北美数一数二的，我也为我妈感到庆幸，想着她终于有救了，但同时我也向医护人员强调我妈是一位白血病患者。到了半夜，医生把我们找去说我妈是肠梗阻，需要马上手术。我问医生：“手术是什么结果？不手术又是什么结局？”医生说，如果不手术，1、2天后将撒手人寰，如果手术，大便需要改道，就是在体外挂一个塑料袋，这样会造成病人严重脱水，所以生命也只能维持一个月左右。我去！这是两个什么样的狗血选择呀！都是让人崩溃的节奏。首先我们姐弟之间就有了分歧：既然手术也救不了妈的命，何苦遭那罪，我不同意手术。但弟希望能有奇迹发生，同意手术。这个决定太难做了，毕竟生命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商量还是把决定权交给妈自己。我们把情况跟妈说了后，她很镇静，毫不犹豫地选择做手术。

手术做完后被推出来，我们惊异地发现体外并没有挂一个塑料袋。医生告诉我们，没有发现他们想像的问题，又把伤口给缝上了。我去！我又一次要崩溃，我不知该为这样的结果高兴还是悲哀。妈从麻药中苏醒过来后，发现自己体外并没有挂袋子，而且还捡了一条命，并没有为自己如此大的年纪白白挨了一刀感到冤枉和不公。

说起加拿大的医生，他们的理论知识很过硬，但毕竟人口少，临床经验和祖国的医生没法比。除了我妈这次之外，我身边认识的人也有类似的事情发生。一个朋友的朋友，我们也一起出去玩儿过，脖子侧面长了一个大包，去医院检查，被告知是淋巴癌，患者情绪低落到了极点，卖了房子，全家回国寻求治疗去了，结果根本不是淋巴癌，只是淋巴囊肿，吃了些药，又外敷了些药，很快就好了。

回家后，我一直在纠结要不要向医院起诉这位医生，可是我转念一想，如果我起诉了，对我妈有什么好处吗？毕竟他还是我妈的主治医生，时光能倒流恢复过去的一切吗？如果医生不诚实一些，他完全可以告诉我一个不同的故事。我想还是给每一个人一个平静的心境吧，毕竟对医生本人来讲这次的经历，会让他以后的病人从中受益。

癌症中心正门

我们的精力大都放在了妈的身上，对每天都是一样表现的爸并没有什么警惕。有人说人老了打个喷嚏都要赌上性命。说这话的人一定是还没老，要不就是很健康。我知道在我爸88岁的时候，虚弱的根本打不动喷嚏，就连咳嗽的力气都没有，终于有一天，一口痰咳不出来，带走了他身上最后的温暖。

等救护车把他载到医院，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医院问我们想不想捐献遗体或器官，我说我父亲有遗言希望完整的土葬。当我们还在困惑怎样办理后事时，一位社会工作者过来给我和弟弟每人一个暖心的拥抱，然后把我们请到另一个房间，对我们说：一会，你们可以和你们的父亲做最后的告别，明天和葬礼公司约谈一下，他们会为你们做一切安排。

第二天，我们和葬礼公司见面了，真没想到，葬礼对我们来讲如此简单，我们只需选择要什么样的棺木和墓碑，墓碑上刻什么字，多大的字体。然后告诉他们我们想哪天举行葬礼，其它一切由他们操办，包括鲜花，花环，请柬，当然这些东西我们也可以自己准备，如果我们希望的话。

和父母在这里做最后的告别

追悼会礼堂

举行葬礼的地方与墓地很近，开车一分钟的距离。葬礼公司在葬礼前2、3天将遗体从医院拉过来，清理干净，穿戴整齐，面部画上安祥的妆容。当我们做完最后的告别，来到墓地时，工人们已将棺木的外壳在2米多深的坑中放好，外壳一般是由聚酯或水泥造成的，能保证至少70年防水防腐。棺木放入防腐外壳后，工人们用土掩埋，将原来的草皮又铺在上面，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我们在上面摆满了鲜花，给所有葬礼操办人员付了小费，以示我们的感激之情。本着父母希望葬礼一切从简的方针，我们要求的服务和买的相关物品都是最基本的，最后的花费大约$30000左右，政府资助未亡人$800左右。

这片土地有我们的思念

十个月之后，母亲终于应了父亲的召唤与他共眠了。从此我们对父母的思念就寄托在了那两米见方的土地上。祖国永远成了他们的故乡，而这里永远成了我们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