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 亲

有一说一

　　清明将至，人们会以不同的方式悼念已故的亲人，寄托自己的哀思。此时此刻，我心中萌发了一种想写点文字的冲动，以表达对已故母亲深深的怀念之情。

母亲王福荣，1914年正月十九出生在山东省文登县城的一个农民家庭。成人后，经媒人介绍，嫁到了离县城18里正北方向一个叫“山马埠”的村庄，与小她三岁的马祥仁（我的父亲）结为夫妻。俗话说，“女大三，抱金砖”。大概是双方的祖辈为了讨个吉利，而使父母得以结合吧。

母亲中等身材，圆脸，眼睛不大，鼻子、耳朵也很普通，确实称不上很漂亮。但她朴素的外表，给人一种非常和善、温和、舒心的感觉。当然，母亲在我们的心里是最美的。因为她性格开朗、心地善良、胸怀宽广。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母亲几乎具备了中国女性所有的优秀品质。

母亲是一个小脚女人。就是这在当时提倡的所谓“三寸金莲”，给女性带来了巨大的肉体痛苦和精神创伤。母亲虽然是小脚，给她带来了许多不便，但母亲没有因此而自卑。她无论走路、做家务，还是干农活等，都不比“大脚”女人逊色。

母亲是一位宽容大度的女人。父亲的脾气较差，时常对母亲的言行指责、训斥。可是父亲的坏脾气在母亲面前毫无用武之地。父亲发火了，母亲“无动于衷”；父亲开口训斥了，母亲“洗耳恭听”。父亲最后只能“偃旗息鼓”。我曾经多次经历了这样的场景：父亲自己数落、训斥了半天，面对母亲的一言不发，父亲自己都忍不住地笑了。真的，什么“一个巴掌拍不响”，什么“以柔克刚”等说法，被我父母演绎的多么精彩！

正是母亲超人的肚量，使我们的家庭避免和减少了许多矛盾和纷争。我为上天赐给了我如此伟大的母亲而自豪和荣幸。

母亲是一位非常直爽、勤劳、能干的女人。生产队的许多农活，母亲争先参加，而且效率很高。家务活想到做到，从不拖沓。母亲很在乎别人对她的劳动成果说三道四，所以总是主动把事情办得又快又好。小时候，村里的机械少，平时吃的面类，都要在家里用石磨加工。什么小麦面，玉米面，地瓜干面。这些，都是母亲一人一步一趋地推着石磨一点点磨出来的。母亲一人推磨的艰难画面永远刻在我的脑海里。我年龄稍大些，有时会帮母亲推磨。每逢此时，母亲都兴奋不已。她发现儿子长大了，儿子懂事了。面对繁重的家务活和生产队的劳动，母亲明显地驼背了。

一个家庭中，最难处理的就是婆媳关系。然而，在我们家就没有这个棘手的问题。母亲与奶奶一起相处了20余年，她们相敬如宾，亲如母女。母亲经常跟家人和熟人夸耀，和奶奶一辈子没红过脸。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事情啊。仅此，我就要为我的奶奶和母亲点赞、喝彩！

　　文革的第二年，1967年年末，17岁的我只身离开了父母和家乡，奔赴内蒙古大兴安岭我小姐那儿求学。亲人相隔数千里，自此与父母见面的次数，屈指可数。彼此联系的唯一途径，就是书信往来。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在大兴安岭参加了工作，娶妻生子。1985年暑假，我和妻子带着两个儿子回河北衡水探望我的岳母，又到老家文登看望年已古稀的母亲。一家人的团聚，分外激动和高兴。母亲仍然孤身一人（父亲于1979年去世），生活在陈旧的老屋里。在农村，父母年龄大了，大都是在一处单独生活。只是村里有规定，子女要按时给父母粮食和做饭用的柴火。父母都在，能互相照应，生活会好一些。如果像我母亲一个人生活，会更孤独、寂寞。一旦身体出现突然的大变故，后果会很可怕。母亲平时就是几个年龄相仿的老太太聚在一起说说闲话。冬天，早上做饭顺便把炕也烧热了，几个老人就在炕上盖着被子说话，早上的剩饭放在了锅里，中午随意吃一口。这就是真实的农村老人的生活写照。此时，我心里有一种隐隐作痛的感觉。看着一年年老去的母亲，我和妻子决定让母亲跟我们走，与我们一起生活。母亲开始不同意，不忍心离开生活了50多年的“家”。我耐心细致地做母亲的工作。答应她，可以在姐姐家和我家自由往来（我和我小姐在大兴安岭一个住地，我大姐在大连金州）。母亲很通情达理地答应了。我们如释重负、喜出望外。于是，马上张罗变卖家产。择日启程。

　　我们到了金州大姐家，母亲又犹豫了。我说，跟我们走是顺路，不用陪送。母亲表示愿意与我们同行。阿弥陀佛！

母亲的到来，给家庭增加了无尽的温馨和快乐。两个孩子与母亲一见如故，没有丝毫陌生感。母亲身体尚好，自然承担了家里许多家务活。从此，我们每天中午晚上回家都能吃上现成的饭菜了。母亲拿手的厨艺是蒸馒头和包饺子。她常常为自己的“良好”表现而满足。

母亲有个嗜好——做带盖的纸箱。几张我们看起来没用的纸壳，经母亲缝缝剪剪，一个个大小、形状不一的漂亮的纸箱呈现在我们面前。母亲再在箱子的表面糊上五颜六色的香烟盒纸，或者书纸，箱子马上“锦上添花”。如果有家人或邻居请她给做个纸箱，她会很高兴、爽快地答应，并迅速及时地“交货”。这就是我可敬可爱的母亲。

　　1989年我们加入了返乡（回原籍）的大潮。不知啥原因，那几年，许多人都举家迁回老家。也不乏有人回去不满意，又“好马再吃回头草”。

10月份，我们回到了我妻子的老家，河北省故城县。母亲同我们一起又开始了在河北的生活。

　　真是年龄不饶人。1999年，母亲的视力急剧下降，白内障的发展，使母亲几乎双目失明。母亲在家里凭着对环境的熟悉，用手代替眼睛行动。2000年春节后，母亲的一只眼做了白内障手术。术后复明了，可是由于做手术受到了惊吓，母亲的思维紊乱了。头脑处于半清晰半糊涂状态。一次白内障手术竟给母亲带来了意外的伤害。母亲在我的印象中，就是一位“铁人”，她仿佛是一头辛勤耕耘而不知疲倦不图回报的“老黄牛”。母亲除了在四十多岁，镶了满口假牙外，从没有生过病，从没有吃过药。所以，这次手术着实吓着母亲了。记得我们家的女性大都长寿。我姥姥活到70多岁，我奶奶活到80岁，我姑奶奶活到100多岁，我姑姑活到92岁。

在故城的日子里，我小姐偶尔来小住几日。2000年夏天我小姐正好来了，我想，母亲由于年龄大了，现在头脑又如此，我就约大姐来看望母亲。她们母女相见，高兴而担忧着。姐姐们走了，母亲的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

2002年正月二十五，早上七点钟，我在离家60里路工作的学校接到妻子的电话，说母亲早饭突然不能吞咽食物了，而且神志不清。我赶到家时，母亲安静地躺在床上，我哭着叫着“妈，妈！”母亲睁开眼睛看着我，我问她，我是谁？母亲说，你是“得占”（我的乳名）。我又问她别的话，母亲都没有回答，没有反应。母亲说出我的乳名，竟成了她一生中最后说出的几个字。

我找来了县医院我熟悉的崔大夫。他说，根据老人的表现，大脑多数毛细血管堵塞，导致脑袋昏迷。这种情况，已经没有用药的价值了。

二月初四晚上8点，母亲安详地闭上了眼睛，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享年88岁。

第五天，我和小儿子“千鲁”，带着母亲的骨灰，回到老家，安葬了母亲。

我母亲在晚年与我们全家度过了17个年头（其间在我大姐家住了一年）。和母亲共处的岁月，是快乐的，是幸福的，是甜蜜的。母亲为家庭的幸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每个家庭如果能和父母一起生活，那是多么幸运、幸福的事情啊！

我们永远怀念我伟大的母亲，我们永远怀念逝去的亲人们！

清明时节雨纷纷，

世人缅怀已故人。

活着儿女多陪伴，

离别何需泪沾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