犁耧锄耪西围子 转眼已是五十载

老少谦和

□文

刘少谦 安 勇 宋曙明

赵晓薇 黄友柏 高 宾

马 津 郎素慧 马 铃

郭定一 白学甫 刘书娣

■图

刘少谦 宋维刚 安 勇

马 铃 赵晓薇 黄友柏

宋曙明 郭定一 郎素慧

编辑：刘少谦

2018年，知青群里面都在纪念上山下乡50周年。在和同学聚会时，同学还送我一本他们兵团知青编辑出版的纪念文集。而国家则是在大张旗鼓的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对于我们来说这转过年来，2019年3月23日，才是我们上山下乡50周年的纪念日，这一天，是我们步入社会的起点，也是我们跌宕人生的开始，就此与一代“知识青年”结下了渊源。

最近，网络上有一篇《“老三届”是什么？这个回答太精辟了，看完想哭……》的文章，这样评价“老三届”：“老三届”是共和国的长子，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老三届”是共和国的集装箱，承载着共和国的一切天灾与人祸；“老三届”是共和国的苦瓜，饱含着共和国的所有苦与涩；“老三届”是共和国的特邀终身演员，扮演着共和国的全部悲剧主角。我想说应该在加上一句：“老三届”还是知识青年悲惨人生的代表。

是啊！“知青”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是不堪回首。一个人获取知识的最好年龄被葬送了，值得回首吗？可是我们还是要去回首不堪，因为那毕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青春啊！青春是美好的时光，青春的时光让人留恋，青春留有最清晰的记忆，青春不可能忘却。

寻找失去的记忆

——纪念上山下乡50周年

宋曙明

岁月蹉跎话当年，

同舟共济心相连。

缺米少油苦作乐，

思乡思亲夜难眠。

雏鹰展翅经风雨，

历经磨难苦也甜。

浪迹游子归故里，

再续前缘谱新篇。

镇赉火车站（1998年）

五十年前，1969年3月23日下午我们走下了知青专列，“大队人马从车站步行到县政府礼堂，沿街情景不断回顾在脑海中。当年通行的宽阔道路铺着石子路基，道路两侧仅有少量的低矮房屋和小饭馆，道路两侧聚集了不少的县里居民，在观望着这只城里穿着打扮的浩浩荡荡的队伍，不少好奇的人上前询问我们是干什么的？”（安勇）

自此，我们的知青岁月和一个很长的地名紧紧相连：吉林省镇赉县黑鱼泡公社腰围子大队西围子生产队（22个字）。那时候写个信封都要费些笔墨。

这名字够长也有意思！这里位于吉林省北部的嫩江平原，嫩江距离我们的村子西围子只有几十里地。广袤的嫩江冲积平原一马平川，大草原一望无际。我们落户的西围子村距离县城很近，只有十几里路，沿着草甸子的小路，步行只需要一个小时，比较方便。这里因距离县城近，人口相对稠密，属于半农半牧地区。村子周围是农田，农田外就是草原。当时的生产队的牛羊成群，有十几挂马车。

这是当年《北京日报》报道的消息：“吉林省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坚决表示：决不辜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期望和北京知识青年家长的委托，一定要把插队落户的北京知识青年带好，把他们培养成为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革命接班人。”（马铃收藏）

我们的专列到达四平站时，一停车看到敲锣打鼓的人就打开窗户，小薇把王红兵带的主席立像拿到窗外，于是有了这张有赵晓薇的登载在《北京日报》的照片。（马铃）《吉林日报》供稿。

报道中说，是清晨5点10分到达四平车站，还举行了欢迎会，有知青代表发言。

2019年的镇赉火车站（我的战友王亚军拍摄）。站前猛犸象雕塑，是因为镇赉东部出土了猛犸象牙，现存镇赉博物馆。（刘少谦）

安勇拍摄

这是我们当年的村貌，全村都是低矮的土房，就是当年宣传大庆时说的“干打垒”，有夯土打的，也有托的泥土砖坯垒砌的。当地有一句俗语“托坯打墙活见阎王”。每家门前有用泥和着麦秸修葺的围墙。村里一大特色，每家院里堆着一个大草垛，那是一年生活用的烧草。村里东西两头各有一个压水井。这里的冬天显的更加苍凉。（刘少谦）

在吉林农村插队知青点都叫集体户，就是每个村知青都住在一起。东屋男生，西屋女生。“我们集体户有10男10女。男生是三十一中学（男校）两个班的，郭定一、刘少谦、黄友柏、宋曙明、我和郑朝通6人是一个班的，白学甫、宋维刚、高斌、孟永靖一个班。10名女生是三十六中学（女校）的同学。”（安勇）马铃、刘书娣、赵晓薇、马津和王红兵一个班，许莉、邓晓燕、郎素慧一个班，刘宝兰、陈卫红一个班。（刘少谦）

东屋男生合影（镇赉县照相馆照）。

西屋女生合影。

记得我们去西围子插队之初特别是头一年，大家彼此还不熟悉，甚至于名字和人还对不上号，男女生如有事情需要相互商量的时候，女生就冲着男生那边喊“东屋的！”，男生则对着女生那边喊“西屋的！”，于是双方代表就在做饭的堂屋商谈事情。模糊记得最初被喊时，东屋男生还有些小小的紧张，不知谁出去好，好像维刚、定一、安勇、朝通出去'应答'得多一些。第二年，比较熟悉了，有时就直呼其名了，就有一次不知谁大喝“郭定一你出来！”（黄友柏）

郎素慧：此情此景犹在眼前。

郭定一：曙明写的诗让我想起喊“郭定一你出来！’’的起因，也是曙明当年在东屋门外贴了一首诗，引得西屋震怒。

白学甫：诗的内容是

西屋女士真可笑，

自视清高把人藐。

要知高才在东屋，

缺了鸡蛋也成糕。

宋曙明：关于“东屋诗”之事，我是当事人之一，因为当年那首让西屋女士们耿耿于怀的歪诗是我写的，现在想起来真是幼稚可笑。事情过去将近50年了，当时是为了何事引起的，它的前因后果是怎么回事，我自己却忘的一干二净。附上当年的那首歪诗：

西屋女士真可笑，

自仗其才把人藐。

要知高才在东屋，

缺少鸡蛋也做糕。

黄友柏：这首诗现在看来也挺有意思的，真实反映了当时那个年龄段孩子的心智状态，可以视为那个年代男生女生交流沟通的一种方式，又像是一种好奇，一种探询，尽管貌似不那么友好。回想起来，一个集体户，一群远离家乡的男生女生在一个屋檐下一锅吃饭，一起谋生，交流沟通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无法回避，即便你不提起，它也在那儿。它就是当年的进行时，现在的完成时。通过一系列同甘共苦的磨合，逐渐建立起兄弟姐妹般的友谊乃至亲情，我经历并陆陆续续听说后来发生的很多故事，回忆起来非常青涩、真实、有趣和令人感动，也挺伟大的。东屋的都是男校学生，主要的缺陷就是不大会与女生相处。不怕各位见笑，记得我自己那时就不会，也不敢同西屋女生说话打交道，也绝不敢小看女生，就是觉得她们也敢来这么远的地方，真够有胆儿啊！（就没想想这群人谁能不来呢，即便是写了决心书的）。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逐渐成熟起来，逐步学会了交往和尊重。总之那时候的人是比较真诚、老实、规矩。

安勇：就凭高喊一句“郭定一你出来”当时就让东屋同胞一惊，那声音依然缭绕耳边。在当时这句话，西屋的气势要远远强于东屋啊！

郭定一：“郭定一你出来！”想不起来是谁喊的了，只记得当时确实很惊讶，东屋已鸦雀无声，很有威慑力。事情的起因也想不起来了，一切全凝聚在这声音里，名垂户史！

刘书娣：宋曙明的打油诗发佈时，刚到集体户几个月夏天，当时西屋女士还不知道宋曙明何许人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当时东西屋展开了一场战争，忽然许莉同学比女高音还高八度的噪音喊出＂郭定一你岀来＂。不把郭定一喊出来，当时西屋女士也下不了台呀！

说起郭定一，当年给我的感觉不仅是一户之长，也是我们生活的老大哥。在当年，相比我们还带有孩子气的表达时，感觉老郭很理性、稳重，遇事不慌，常常深锁眉头沉思着，多少留有文人墨客的风范。这不是今天溢美之词，而是当年在一起生活的感受比较深，最大的感触是到农村这个户长居然带了那么多的文学小说、世界名著。精神食粮啊，在西围子的那个冬天我常常看这些书，充实了在农村生活。（安勇）

何为集体户？当年我们在西围子同吃、同住、同劳动那份集体生活缘份是永恒存在的，在那里我们曾经有过勤劳与欢乐的集体生活，也有悲欢痛苦的困扰。东北夏季日长夜短，夏锄农忙季节，我们早晨三点天不亮就起床一起出工，晚上星星月亮陪伴我们收工回到集体户；一天的劳动臭汗一身，累得双肩疼痛，两腿发软；吃完晚饭稍整理内务活动就到了十点，朦朦胧胧中就听到烦人的起床闹钟铛铛作响，那钟声就是“半夜鸡叫”。那时在西围子的生活很苦，劳动非常累，时而也有一些年轻人的不忿之事，有一段难忘而艰辛的蹉跎岁月，这就是集体户的生活。但我依然怀念咱们集体户知青同吃、同住、同劳动所建立的那份情感，如今的社会已经很难找回知青那份未曾污染的纯真之情。今天在回忆中让你感受了一丝淡淡温暖，也让人发出一声轻轻的感叹。（安勇）

初谙人事的我们品尝着人生的酸甜苦辣，一言难尽的集体户日子，让我们懂得了生活的艰难，懂得了生存的艰辛，懂得了命运的叵测。

赵晓薇当年的饭碗。

当年我和马铃同时买的饭碗。集体户轮流做饭后20个人都刷过它，现在依然在作为家用，还老和孩子说跟随我快50年啦！今年终于50年了。但她们不理解，不珍惜。我们主要是一种感情。一个饭碗想到的是这个碗很大很深，每顿饭都盛到冒尖，但没吃饱，一定是要盛第二次的。当时十几岁能吃这么多，现在感觉不可思议。50年后大概只能吃一个碗底了。（赵晓薇）

说起饭量，这里说说【“五月节”吃饺子】——宋曙明

当年3月份下的乡，正是东北青黄不接的季节。我们那时才十六、七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平常劳动强度大，肚子里又沒有油水，多么想改善一下生话呀！转眼来到了端午节，东北人叫“五月节”也比较重视它。咱们也盼着过节改善一下，大家商量包饺子吃，说干就干男女户友们分工合作。饺子端上来了，大家比过年还要高兴，不知谁提议男生们每人要吃够50个饺子，否则对不起自己的肚子，大家一致同意，一时间好比饿虎扑食风卷残云，男生们基本上都完成了自己的指标，我可能吃的最多是65个，少谦是最后一个吃完饺子的，在我记忆中他说超额1个完成了任务，他吃了51个。那顿饺子让我终身难忘，比任何山珍海味都好吃。

能保留当年的物品真的很感动。一个保留了50年的残缺的搪瓷小饭盆看到了赵晓薇对那段难以忘记的岁月的思念，见物思情让户友们引出很多当年艰苦岁月吃穿住行的小插曲和生活片段。当年我们从大城市移居到西围子，每个人面临恶略的环境，艰苦的生活。我们经常面临着饥饿、寒冷和无助，回想一下每年能坚持在那里生活七八个月以上，现在看来就是个奇迹。现在的孩子们不可想象到，当年他们的父母如何度过那一段年青的艰苦岁月，讲给他们听不会理解，也不会认真的去听，假如写出来的效果就会不一样。2000年我带女儿回到西围子就是想让她看看真实的农村。去的沿途给她讲述了30年前我们生活在这里的经历；让她看到了这里的生活环境和吃穿住行；讲述了1969年和2000年的生活环境差距，短短的三天镇赉行对孩子的心灵触动很大。2000年时全村依然是泥土房屋，道路泥泞，苍蝇飞舞，西水泡子浑浊恶臭。村里小孩子的穿衣打扮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是成年人依旧是脏兮兮的破衣烂衫。除了个别家种瓜菜外，西围子每个家庭都是非常贫困的，假如村里的经济和生活环境有好转的话，王队长一家也不会再次搬迁到黑河。2000年去镇赉第三天我自己打车从县招待所到火车站，再次看到20年不变的镇赉火车站，也许镇赉火车站从1925年建成一直是2000年这个外貌，不经事外貌就是车站候车室和售票处依然如旧。我们经常是下午到镇赉晚上离开镇赉回北京，火车站也是我们一个很深刻的回忆，可以回忆接送户友的欢乐和悲伤。2000年我从车站步行到镇赉县政府，这条道路已经是柏油路，道路两侧的简陋的商业和餐厅很多，可以看到不少私人出租车来往拉客。县城的变化已经不小了，但依然是全国的贫困县之一。（安勇）

郭定一在农村时用的箱子，当年用票买的。

看到郭定一的箱子，真是感慨，当年买个箱子都要票！回想起当年，我们每人一个箱子，一个行李卷，那就是我们的全部家当。在屋里北墙下用土坯砌了墩子，我们把箱子在上面摆一排当桌子用，成为我们的特色。说起箱子，我舅舅家水科院有个邻居，我们从小就是朋友。他父亲是50年代从美国回来的水利专家（后来是院士），他当年去内蒙插队。去年在我们亲戚家的群里，说起行前准备行李的事，他说：“我倒是记得走以前几天，好几个同学帮我给箱子打包捆草绳，五件行李忙了半天。到楼下就被革命群众举报了，退回家全部打开检查，尽管我家那时已经被抄过七次，不可能转移任何值钱东西或反动物品，都是雷锋日记、中学课本，日常生活用品。这对我一心想和工农结合的革命热情实在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打击”。我当时就说：“哈哈！五件行李，太奢侈了！我们都是一人一个箱子”。由此也可以看到，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刘少谦）

马铃：郭定一的木箱还在？我的早不知道哪去了。搬家太多次。只记得回城去火车站路上翻车，把那个“上山下乡光荣”的杯子压扁了，箱子盖儿上断了一根木条。

黄友柏 ：我那时的箱子是柳条箱，木箱没买到。后来运到甘肃基本上就散架了，没能保存下来。

看，当年郭定一的箱子，边上是我们每人一个“上山下乡光荣”的杯子。

黄友柏的记工本。

这个记工本记录了我1969~1970年务农出工的一部分情况。1969年8月之前还有一个记工本，那是当年插队用的第一个记工本，遗憾找不到了。从这个本子记录的内容看，一是先后有王永和、刘春贵、徐财、陈守德、张金贵、徐盛和6位生产队领导经手盖章。二是开始还记录了当天出工时干的是什么活，有具体内容，越往后逐渐代之以干活、出工等来概括了，说明多数农活都已反复体验无须详记了。（黄友柏）

高宾的记工本，只剩这两张空白的了！

集体户的艰苦生活真是苦中有乐，穷欢乐；喜中有悲，悲中喜。再说两个小故事：（宋曙明）

【一对“难兄难弟”】

我这里说的是咱集体户养的两头黑猪，下乡第一年夏末，圈养的“两兄弟（猪）”窜出了猪圈的围墙，成功出逃。开始还每天按时回来吃食，入秋后地里的庄稼逐渐成熟，这对“难兄难弟”形影不离，索性也不回来吃食了，过起了流浪的生活。开始祸害老乡的庄稼，在老乡家的自留地里蓄了一个大窝。老乡都深恶痛绝，扬言要打死它们。我们也说，打死了我们吃肉。可是，因为它们机警的很，稍有动静就消失在青纱帐里，抓捕几次都未成功。由于秋收季节时间不长，庄稼被成片收割，它们活动范围越来越小，终于有一次发现了它们的行踪，在大家的围追堵截之下，把它们累的跑不动了，才将其抓获，众人也累的上气不接下气。

【收获的喜悦】

那是下乡的第二年，咱们集体户自留地种的土豆也喜获丰收，土豆、白菜是东北人的当家菜，咱们知青也少不了它。收获那天周围屯子来了不少妇女和小孩，她们坐在地头看着咱们劳作。咱们集体户男女户友分工合作，因为这毕竟是自己的劳动果实，男生在前面用犁杖把垅破开，女生在后边负责把土豆捡干净。当我们收完离开土豆地时，那些妇女小孩一涌而上，用自带的工具开始刨挖遗留的土豆，后来才知道这是东北的一种风俗习惯，庄稼收割完之后允许别人进地去捡遗留的粮食。但是她们很失望，经过一年多的劳动锻炼，我们也在成长也在成熟，也倍加珍惜自己的劳动成果。我们怎么能把自己辛勤的劳动果实轻意送人呢，那些当地人也没想到知青会把自留地收拾这么干净，看着她们失望的眼神我们都会心的笑了。

刚到农村的前两年，村里的人大多数是非常歧视排斥集体户的每一个人，这个层面的故事很多（安勇）。

我们也曾与村里的农民发生过激烈的冲突。记得那年我们刚搬到新房子没两天，就在这张照片我们门前的小广场上，生产队放电影，院子边上的两个圆形小房是我们的仓房。放电影在我们门前支起了影幕，村里人多集中到了这里。有四五个人坐到了我们的仓房上，我们一看这要是人多了还不把我们的仓房压塌了。就过去好言相劝，可是过了一阵子有几个人就是不下了，我们向房上丢小土块（我们那里没有石头）。一些人感到我们动真格的了，陆续下来了。最后，只有一个姓曲的小子（老曲家是村里有势力的大姓）坐在上面不理睬。我们几个同学一看，过去二话没说伸手把他从房上拉了下来。电影还没有开演，我们我正在吃饭。忽然，人群中窜出几个老曲家的人揪住我们同学就要打，我们知青一起围了上去，一通混战，没两下老曲家人的不见了踪影。自此，确立了知青在村里的地位，再没有人敢招惹我们。（刘少谦）

讲一个【二战前的一战】——高宾

下乡的第二年。一天上午在村南地里干活，因一些小事，曲家老二跟我在地里打起来（我俩应该差不多大）。大院里的孩子本来拿打架不当回事，当时让我把他摔倒了。谁想他回家后叫他哥来，我是打不过他哥，但这时看出弟兄的团结来了。

黄友柏：那时候挺齐心的，我们人多一踊而上，但没动上手，他们就跑了，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啊！

马津：我记得高斌被追打的到处跑。事后我们女生都哭了，感觉咱们这些外来人受了欺负。

安勇：这也是一段让人心酸的历史。最终老曲家还是怕了知青的团结，干活见面都有意躲避着知青，过了不长时间就离开西围子了。

【荒原独杆套】——郎素慧

拉 “独杆套”就是我们在草甸子搂草，可以说是在西围子的一段难忘经历。

1970年初春，响应集体户领导的号召，我们整整齐齐的回到了西围子，为的是给集体户搂草——搂出一年的烧草。当时，无论男生女生对集体户的责任心和责任感都非常强，都愿意为集体户尽一份力。

搂草的工具大家还记得吗？大耙和草簾子，被形容为“独杆套”。大耙是用（8或10号）铁线穿起来的，固定在一根长杆上，长杆上穿着一个带点弯度的长木板，是挂在肩上的“小夹板儿”，长杆上还钉了一个长钉子，是挂草簾子用的；草簾子是用秫杆编成的，“一庹长”，庹（tǔo，在我们下乡的地方叫tǎo，一种约略计算长度的单位，以成人两臂左右伸直的长度为标准，约合五市尺），满满一簾草（差不多“一抱草”）够烧一顿饭的。

搂草就成了拉“独杆套”。那一套工具本身的自重就很重，加上那时大地化冻差不多已有十来厘米，地化的有多深，大耙齿挠地就有多深，阻力之大可想而知。

工具准备好，跟生产队定好马车，记得是凌晨4、5点钟我们的“搂草大军”就出发了。出发时天又黑、又冷，可是这些“姑娘小伙儿们”热情却很高，一路上叽叽喳喳。中午吃的是头天准备的馒头和水，什么菜我忘了，不过我记得有一次没蒸馒头，带的是贴饼子，结果那天搂的草还特别多。

马车不知走了多少里才到了草甸子搂草的地方，此时天也亮了。大家扛起独杆套，挂上草簾子就奔着有草的地方走啊走，转啊转，搂满一耙子抖到簾子上，直到簾子上满满的大耙都压不住了，才把这一簾子草扣出来，然后再去搂。有时也会停下来擦擦汗，四下观望一下，看看哪里有草可搂。这一看让我看到了至今难忘的景象：天苍苍，野茫茫，苍凉的大草原浩瀚无垠，第一次真正感觉到了“地球是圆的”。眼看着有同学拉着独杆套走出了地平线，一会儿又看到小娣儿从地平线外走回来；远处，一个女同学吃力的拉着独杆套，腰弯成了一个大虾米，活像一座“罗锅桥”；男同学们步子迈得大，搂的草也多，个个都是挥汗如雨；面对着码放整齐的一排排“草团”，同学们都很开心。简单的用完午餐，大家继续为那一抱抱的干草奔走，同时也开始把草装到搭着跨杠的马车上，一般都是郑朝通和白学甫装车，而且他俩配合得非常默契，两侧对称，四角压得也牢靠，用非常粗的绳子拦好扎牢，最后还要用角锥绞紧。一天的劳动成果都装上了车，大耙和草簾子也码好，男生女生爬上草车分成左右两侧脚对脚的躺下。身下是厚厚的“草垫”（堪比席梦思），身上盖着各自的大衣，晃晃悠悠的在阳光的照耀下卸去一身疲劳的我们渐渐的睡去，睡得如此安静，如此香甜，睡梦中还不曾想过未来。

又一天，集体户又去搂草，我留在家里做饭，因为轮到我的“做饭班”了。搂草辛苦，午饭又是极为简单，晚饭虽然没有什么好的但也想让大家吃得舒服一点。除了平常的饭菜，当时有一些五花肉，怎么做呢？想了半天，有了！把五花肉切成薄片，用水把面粉调成糊状并放上盐，五花肉裹上调好的面糊放在一个平底锅里一煎就好了。基本饭食做好后，有做好煎肉的准备工作，就等着搂草大军归来了。往日搂草下午4点终左右就回来了，可是这一天左等不回，右等不回，眼看太阳快落山了，才看到腰围子方向一辆草车晃晃悠悠的，车下好几个人跟车走着，好奇怪！为什么不在上而是走着？我一面纳闷儿，一面着手煎肉。待到人跟车到了屋前只见白学甫背着安勇进来了，这是怎么了？

原来这一天是不同寻常的一天。据大家讲述，像往常一样，大家上了车不久就睡着了，醒来时是不知怎么人都掉到地上了，身上不知压的是谁的大腿，还有大耙和草簾子，等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时，因怕车翻过来也不管是男是女拉着身边的人就跑，跑到安全地带回头一看赶紧松手，都不好意思的笑了。马车是搭了跨杠的，所以不会扣过来，扶正了车大家又上车继续往回走。没想到马车遇到一个拽又侧翻了，扶正后继续前行，走着走着车又要翻，可能是为争取主动，安勇直接往下跳，结果好巧不巧脚正落在马蹄窝里——崴了！这回谁都不上车了，可是安勇走不了啊，白学甫背着安勇爬上草车一路摇晃着回来了。本来累了一天，又受了“惊吓”，户领导决定休息几天。

拉草的马车

安勇：这段搂草的故事，更多的带来对那茫茫草原遥远的回忆。下乡期间大家的相互关照和无私帮助是我们那代人纯朴体现。这个经历对我确实记忆犹新难以忘怀，非常感谢老白和户友们对我的帮助。跳下车的位置是个坑，脚脖子立马疼痛难忍，到了集体户脚脖子肿的跟发面馒头一样，脚腕瘀血已经发紫。户长决定送我去医院，当时村里人讲黑鱼泡的大夫治疗骨伤不错，户友们赶着牛车冒着寒风摸着黑送我去公社治疗，在灯光暗淡的公社医院没有看到正经的大夫。所谓有经验的大夫是一名“蒙古”兽医，给我简单的正骨敷药处理了一下。户长郭定一陪我在寒冷黑暗的土屋里熬了一宿。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疗受伤的脚留下了后遗症，虽然走路和活动都很小心但习惯性崴脚每年都会发生，这个毛病陪伴了我几十年。一崴脚自然就看到了那一眼望不到边的荒凉草原，一车茫然不敢奢望未来的年青人依靠在满载垛草的三挂马车上。

郭定一：安勇记得很清楚，我前后都忘了，仅记得在黑暗的屋子里，合衣与老乡们人挤人的躺在同一铺炕上，也顾不上嫌谁髒了，至今记忆深刻。

说起头一年冬天回村搂草，男生女生约的一趟车回去的，每人都带了三四件手提包，都是滿滿的大米白面挂面。到镇赉时车停的与站台有两个车道远，只能每次搬两件，走一段，再回来取余下的。记得当时都集中在靠着站台的那条轨道上，当一件件搬上月台后刚直了一下腰，连一分钟都没有，就见一列火车从刚才堆放行李的铁道上飞驰而过，看得我都惊呆了，庆幸老天保佑。

搂草在野外一干就是一天，总要带上干粮和水，水是装在军用水壶里。等到中间体息时，内衣都是汗，口干舌燥，火烧火燎，军用水壶里的水早就冻成了冰，只能使劲的摇晃，倒出来的都是冰块，吃着一点都不觉得凉。生活又给我上了一课，渴到极至冰是不凉的。

插队期间每年从京返回农村时，我都会带些大米，白面回村。然而有一些更重要的东西要带，那就是药，每次我都会将家中的存药尽可能的搜罗一空，首先是抗生素，还有咳嗽药，感冒药，眼药，一切常见病用药只要有的都会搜罗一空，深知它比细粮更可贵，会救命于水火，一次我眼睫毛处长了一个小包，当时没有眼药，很难受，正好还有些合霉素，我就准备了一些凉开水，将药砸成粉末，容于凉开水中，只取上面的清水，自制了一份眼药，还就真的把眼晴治好了。

黄友柏：深有体会那时药的重要，同时也体会深厚情谊。1970年夏末，我突患细菌性痢疾，不仅发烧，而且肚子疼得厉害，没什么办法，就在炕上打滚。后来有两位或三位户友跑到腰围子大队，请来了一位30多岁男的赤脚医生，在炕头给我打了一针氯霉素，当夜就好了，第二天正常上工。怪我当时疼迷糊了，没弄清楚都是哪几位去请的医生，这里我要向各位亲兄弟们拜谢！再拜谢！

马津：插队每年要返回东北时，都要炸一瓶酱，炼一瓶大油，炒些油炒面——以备解馋。

黄友柏：看到白学甫背安勇，危难之时大家都能帮一把。白学甫真是个心地善良有爱心的好人，还特别细心和有耐心，好像还教过我怎样缝被子。老白助人为乐是经常性的，东屋的可能都得到过老白各种各样的帮助。有一次，老白开始洗衣服，我经过时，老白板着脸厉声喝道，黄友柏你衣服又脏又味儿，你给我脱了，再不洗不让进屋。老白个儿最高，我个子小，是弱势一方，只得乖乖服从（只是觉得有威慑感，老白从未欺负过人）。老白说，衣服我给你洗了，但是你得帮我轰轰蚊子，蚊子直咬我（东北蚊子厉害，能隔着衣服叮人）。我说行，那我进屋找件衣服穿上就出来。进屋后忘记是因为谁问了我一个什么事儿，给羁绊住了，换的衣服还没找着呢，这时老白又大喝一声，吓得我赶紧蹿了出去，使劲儿讨好老白，给他轰蚊子胡噜背。这大概就是你和宝兰看到场景了。老白是值得我敬重的人。

【链马扣】——黄友柏

在西围子的时候，男生们多多少少都跟马打过交道，那还对系链马扣有印象吗？起初是见车老板儿拉着缰绳拴马，也就是三五秒钟就系好了，而且非常牢固，马是挣不开的，那绳扣是越拉越紧的。需要把马牵走时，只需抓住绳头一拉那扣就开了，非常方便快捷。我就特别想学，可是车老板儿挺牛的不愿教，而且他动作特迅速，在旁边看是看不会的。我就三番五次磨他，见我真心想学，也可能是打动了他，终有一次他把着手一步一步教会了我。这个拴马扣我至今不忘。后来去甘肃插队还用得上，那里人不会这个，都很惊奇。再以后的日子里也时不时的能派上用场，比如拴个晾衣绳什么的。有时我也想，下乡插队带给我们的不是只有磨难，也让我们或多或少学到了知识和技能。看看咱们集体户各位，不是都能在后来的生活中独当一面吗。

【牛粪的火焰】——郎素慧

为了解决集体户的烧柴问题，我们不仅搂草，还要捡牛粪。

也是在春天，天气比搂草的时候暖和一点儿，因为我们都不用穿大衣了，但是还是穿着棉袄棉裤，围着毛围巾。早上也不用那么早出发，天亮以后坐着马车到草甸子上。我们每人左胳膊挎着土篮子，右手拿着一把铁锹，低着头四处寻找，发现一坨牛粪就高兴的快步上前，因为一般都是只要看见一坨牛粪接着就是一串。捡满一土蓝就倒进做了茓子的马车上，要捡满一车才能回家。同学们各自低头走着，看上去优哉游哉，显然没有拉着大耙搂草那么累。只见赵晓微头上围着条方格围巾，像个鸡妈妈，高高瘦瘦的个子挎着土篮子晃晃悠悠的走着，那样子就像逛菜市场一样悠闲。

春天的风还是很厉害的，老乡常说：“春冻骨头秋冻肉”，意思是春天的风刺骨的冷。那风不仅吹透了我们的棉衣，也吹裂了我们的脸，个个都是布满了“萝卜丝”的“草原红”。那时候可没有保湿的护肤品，只有传统的蛤喇油，高级些的就是“友谊”雪花膏了。尽管这样，这些“不知愁的姑娘小伙们”还都是欢欢喜喜地满草甸子的捡着牛粪 （捡牛粪的那些日子夜里做梦都是满眼的牛粪，那时见着牛粪比见着麻酱花卷都高兴）。把牛粪拉回家后放到用秫秸编的“栈子”里储存起来，栈子顶上还用泥抹了个盖儿，以防被雨水淋湿，这可是我们做饭用的燃料啊，得好好保护！为此还将灶台改成了“风灶”，可总觉得烧饭的时候不如烧草来得痛快，但是牛粪的炭火还是比草灰持续的时间长。

黄友柏：拾牛粪饼做燃料好像70年就开始了，所以有印象。西北地区也弄这个，特别是有牦牛的地方。刚去甘肃时见那里有的人家把收集的牛粪饼垒成小墙了，有人还问过我，知道干啥用的吗？我说是当烧柴用。他原估计我会回答积肥料的，没想到我知道，所以还有些小小失望。

【一张大队证明】——黄友柏

1970年在插队的第二年，父母来信让我代表全家人，前往黑龙江省密山县，看望在生产建设兵团的弟弟。1969年，我们一家五口人分离到了四个地方。我68届到了镇赉插队；我弟弟69届的去了黑龙江兵团；我父母应“6.26”指示，去了甘肃省静宁县的医院做医生；妹妹71届的在校学生，留在北京，后来进了工厂。父母最为惦记的是远在黑龙江边境的弟弟。应父母之命，我向当时的集体户户长陈永和请假。他说，你要去的那地方诚远了，可能到边境了，带个证明妥当，你去大队开个证明再走吧。陈永和是中年人党员，我的印象里，他说话办事比较稳当。记得他常挂在嘴边的话是“我是党在身，任务重啊”。听了陈永和的话，我赶紧跑到腰围子大队部，凭着我弟弟给我来信的一个信封上的单位名称，开出了插队以来的第一份证明。证明上写了我的知青身份和要去的地方单位以及弟弟的名字，请沿途各处予以放行，云云。后来，当我换了3趟火车，疲惫不堪地到了密山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4师，找到师部接待联络部门时，人家给了我当头一棒。挺凶地斥责了我一大通：你这大队证明不好使，不合乎（规定），就是一张废纸！这里是边境地区，说打仗就打仗，你弟弟那个43团19连在兴凯湖东边呢，部队岗哨检查站有好几道，你指定过不去，你赶紧回去吧！然后就把我那个大队证明扣下不给了。

我没有回去。上千里地来到那里，哪能轻易就返回呢。我想，咱一个农民，穷的身上没一件值钱的东西，有什么怕的？咱就跟他磨，跟他搭话。慢慢地，工作人员态度缓和了一些，告诉我正确的程序在当时应当是：腰围子大队给黑鱼泡公社开证明信，然后跑到公社，由黑鱼泡公社给镇赉县公安局开证明信，然后跑到镇赉县公安局，申请办理边境通行证（当天办不了，审批得等7—10天），再次去县公安局，取回边境通行证（取证的过程还不知有无变数），择期动身出发。显然，大队给我开证明的人也不明白这些程序。后来，那个工作人员说，不是我们跟你急，你这省略的也太多了吧。现在想想也是，在那种特殊的年代，老百姓办点事多难呀。

但是在当时我怎么办呢？总得先得找个住处，住下来再说吧。从他们口中得知，4师在密山有个招待所。找到了师招待所，可手里没了证明，人家不给登记入住。于是我就在那招待所里面转悠，边转边想辙，就转到了后院，大概是一处维修设备和工具的地方，见五、六个的兵团战士正在修理手推车之类的工具，他们十五六岁或十六七岁的样子，有说有笑的，我马上听出全都说的是北京话，那亲切感啊，就甭提了！二话不说，上去就加入进去帮着干活，忘记当时用肩膀扛起什么东西了，反正挺吃劲儿的。那会儿除了能出力气，我身上也真没什么可出的了。那几个男孩子吃惊的同时，赶紧说，您别别别，别累着您，您是哪团哪连的？我说，我哪团哪连的都不是，我是来探亲看我弟弟的，走到这儿了，看哥几个活儿挺重的，搭把手。那几位同时嚷道，一听您就是从北京来的，老家来人啦！您弟弟是几连的？叫什么？哪个学校的？我说是4团19连的，然后报了弟弟名字，告诉他们，弟弟是鲁迅中学的。那几个立刻欢呼起来，您弟弟我们这帮人全都认识，我们是一个学校的！我说我是三十一中的，咱们是一站地的邻居。他们问了我的情况，我也告诉了他们我遇到的不顺。他们告诉我，他们是分配到师后勤部做维修的。他们几乎是异口同声，大哥您放心，住师招待所不用您拿证明，有我们就行了。明天进兴凯湖，我们给您把票买好了，送您上车。很快，他们就帮我办好了住宿手续，还有人用他们的饭盒打来了热菜热饭。

由于得到那几位北京知青的帮助，那次看望弟弟得以顺利实现。我在弟弟的连队住了一个星期，白天我跟连排的知青一起下地干活，吃的是一锅饭，晚上和弟弟睡在一个通铺，不知是谁还给我赞助了被子和枕头。感觉得到，那里的知青们不仅是把我看做我弟弟的亲人，也当做是他们自己的北京家乡来的亲人！

　　为让父母和妹妹放心，临返回的时候，在团部的一个小照相馆，我和弟弟照了一张合影，照片同写的信一起寄给了父母和妹妹。每当看到这张老照片，我就想起将近50年前的那一幕幕，特别是我面临绝境时，在4师招待所偶遇的那几位北京知青并得到他们鼎力相助，真是够神奇的。我没有再见到过他们，但我现在要对他们隔空喊个话：喂！哥几个都在北京吗？您几位过得一定挺好的吧？我真心祝愿哥几个好人平安！健康长寿！

至于那张大队证明，我直到离开密山也没再去往回要，就留在那里吧！

说起大队证明，我再讲一个回家探亲开大队证明的插曲。

秋收完毕农活不多了，生产队是希望知青回城，腾出的劳动力安排社员出工。但公社和大队却不同意，他们希望知青在农村过一个革命化的新年，所以也不给大家开回京探亲的证明。怎样才能开出探亲介绍信呢？没有身份证明回京会遇到很多麻烦（比如到居委会报临时户口，是否是逃避劳动非正常回京等）。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冬天快到了也是发布票的季节，吉林省的布票当年是每人22.5尺，北京的布票是每人17.5尺，知青可以凭证明把外地布票换成北京市布票。不知是户里那位高人无耐想出的好主意，在换布票的介绍信上移花接木、做点手脚，就是凭着这样的证明，解决了我们在农村期间回家探亲的难题。这样的介绍信也被人指出不规范，只能解释说农村穷，买不起信纸，一张信纸要开两张介绍信，所以只能开这样了。介绍信的式样是这样的，不知大家是否还有印象。

这是换布票的介绍信。

在大队部盖好公章拿回来之后，把上半部分裁掉，用同一个人的笔迹再写上探亲的证明。这份介绍信缺点是纸张明显不成比例，在那特定的历史年代，谁也不会去深究的。（宋曙明）

马铃：1969年夏天，父母都去干校了。到我妹妹要走时让我回去处理家里剩的东西。到县知情办开的证明。借钱买的火车票。回去街道主任来查户口时还真用上了。这主任就住我家后院，盯我家可紧了。以后就没开过。

【捞麻的故事】——马津

记得在9月底或10月初，我们到村边的大泡子里捞麻。初冬的东北，吹着刺骨的西北风，没有一点遮挡。老乡都不愿下水！知青们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下到又臭又脏寒冷的齐腰深的水中，将泡烂的麻吃力的拉出来。劳动后衣服湿漉漉的，西北风一吹直打哆嗦，都赶紧跑回集体户钻到被窝里取暖。白学甫给大家熬了姜汤水，使大家感到了温暖和家的感觉。为此，我们这些当年的知青如今都或多或少的留下了终身的疾病与痛苦。

黄友柏：捞麻的事儿，极有印象，活儿很重，水又凉，又扎脚。可恨的是他们竟然还派女生做这活儿，现在想想真不人道！

【豆猪】——郎素慧

第一则：记得一次董殿臣父亲家杀猪，村民们可以去买，集体户也决定买些回来改善伙食。记得当时我们几人拿着一个搪瓷盆兴冲冲的去老董家等候，结果一开膛发现是“豆猪”，大家都怔住了，因为都知道“豆猪”是不能吃的，所以一时不知怎么说好，此时猪的主人已将称好的肉放到我们的盆里，还没等大家想好怎么说，这时小燕来了，看到局面有些尴尬，问怎么回事，当知道是豆猪时非常干脆的说：“豆猪啊，豆猪咱不要了”！说罢掀起盆边把肉扣了出来，拿着盆冲大伙说：“走，回家”！于是我们大家跟着她一起走了。走出来后，大家一起冲着小燕大声说：“我们正不知怎么说好呢，你就来了！”后面话不用说也知道什么意思，用现在的话就是给她“点赞”！

第二则：集体户也养过一头“豆猪”。好像那头猪不是从小养的，是买的别人家养的半大猪，没想到杀后发现是豆猪，挺大的一头猪，怪可惜的。户里决定：肉不能吃，炼成油，解决户里的少油问题。结果炼了整整一坛子油！当时已近入冬时节，同学们纷纷准备回京，晚上收拾东西，进进出出挺热闹，一直折腾到很晚。第二天一早，做饭的同学做早餐要用油，可是找不到那油坛子，以为是男同学把油坛搬到屋里去了，于是用烧火棍敲了敲东屋的门：“东屋的，把油拿出来！”就听男同学在屋里说：“呦，油丢啦！”这时，大家意识到一坛子猪油——丢了！

当时也有怀疑对象，但苦于无证据，只好忍了。

【打草轶事】——黄友柏

在西围子，夏末秋初时节的打草，是全村每年最重要的农事之一。西围子的冬天寒冷漫长，生产队上百头牲畜过冬的饲料、全村农户冬季近半年的烧柴，主要指着它了。打草在当地也称作打羊草。由于草原的退化，盐碱化越来越厉害。我们刚去时还是在附近的草甸子打草，后来要乘马车走几天的路程，到北面人烟更稀少的大草甸子打草。

那年生产队全村几乎所有的马车浩浩荡荡天不亮就向北方进发，载着全村的精壮劳力和他们的行李、工具和粮食。途中除了喂饮马匹稍作停留外，就是连续地赶路几十里，没有午饭。入夜就是草原露营，搭窝棚、埋锅做饭、打井取水。只见一位社员提着把捅锹在离锅灶不远的地方转悠着，我好奇地跟了上去，他告诉我，要找个适合的地方打井。位置确定后，他开始用捅锹挖了起来，很快一个深约一米、直径一尺多的圆坑挖成了，他就招呼我去取水桶，等我带着水桶和水舀子回来时，惊奇地看到那“井”里已经有了多半坑的水，那水竟然还是清清亮亮的。社员告诉我这地方泡子多，水皮儿浅，出水快。果然，我提着一桶水送到灶上，再跑回来，那井水就又满了。我说，既然附近有水泡子，直接去打不就行了。他说，泡子的水直接用会闹病的。我想着他说的话，又抬头看着不远处已经搭好的几个不高却整齐美观的窝棚，心里不由地佩服起农民来。

天慢慢地黑了下来。东北的草原蚊子相当厉害，马群要喂夜草，放烟火熏蚊子。那时我感觉在这支队伍里，那群马才是真正的“老大”。一个窝棚里挤着睡十几个人。最大的麻烦来了，就是半夜上厕所的问题不好办，如果半夜要行个方便，只要出了帐篷，立刻就会被蚊子围攻。晚上睡觉总是听到蚊子在耳边嗡嗡，睡梦中不自觉的就要伸手在脸上胡撸一下。第二天醒来，枕边一片死蚊子。

第二天，天不亮就起来，收拾窝棚，每人半块贴饼子（一个贴饼子比手掌还大），喝一大饭盆稀的东西（忘了是粥还是汤啦）。装车出发，不知走了多长时间，天才慢慢亮了起来。又奔袭了一天终于到达打草的地方，这里草确实长的好，有近两尺高。第三天虽然还是摸着黑起来，但变化是早饭不限量了，贴饼子随便吃。队长喊着：大伙吃饱了开始干啦！天蒙蒙亮，除了看马的，所有人都跟着队长来到头一天规划好的地段，每人一把长杆钐刀，没有什么动员讲话之类，大伙各就各位，轮起钐刀开干，直到中午太阳已经微微偏西了，才听队长喊歇着了。那天开始中午有饭了，而且管饱。看来，忙时吃干、闲时吃稀的安排农民们老早就懂啊。吃饭的时候，有个社员揪下旁边一株一尺来高的草的叶子让我闻闻，一股新鲜的黄瓜味儿扑鼻而来，他笑着说，这草叫黄瓜香，可以入药，我却联想起过去在家里吃黄瓜的情形，直咽口水，心想还不知什么时候再吃到黄瓜啊。后来我转到甘肃插队，只要是有草的地方，就仔细查看，但是再也没有见到过黄瓜香。饭后接着打草。天黑收工，晚饭依然是稀的。如此连续干了好几天（具体几天记不清了，可能是三四天），只记得每天都换一块地方打草，相距不远，一二里地的样子。在每一片地块，打下的草被堆成一个个临时性草垛。

终于在一天早上，队长宣布打草胜利完成，上午装车，中午饭后开拔回村。队长安排一部分人负责装车，都是些有经验的中年人，装车不只是要有力气，更是技术活儿，不然装不够数量，还容易散车，严重的还可能翻车伤人伤牲口。又安排另一部分人去附近泡子里摸鱼，说是中午吃炖鱼，犒劳大家。这部分人大都是年轻人包括知青们。郑朝通找队长要求跟马车去装草，记不清队长同意了没有。那会儿，朝通对马和马车挺痴迷的，他肯钻研，人又聪明活分，车老板儿们也很喜欢他。来的路上，趁队长不注意，还让他执鞭赶了一段马车呢。摸鱼的这一部分人在两位中年社员带领下去找泡子。我这才发现，距离我们不远的地方竟然藏着那么多的水泡子，那一个一个的水泡子大的不太大，小的也不太小，都是齐腰深的水，藏在一人多高的芦苇与其他的大草之中，在阳光下闪着亮光。若干年后，这种地方被称为湿地。泡子的水很清澈，不是很凉。社员们简单教给我们一些基本方法，大家即刻兴高采烈地摸了起来。有意思的是，泡子里似乎是清一色的黑鱼，都是一拃来长，既不大也不小，而且那鱼比较“傻”，没有网和其他工具，我们就用草帽、衣服、毛巾在水里又兜又捞，很快每人都有不小的收获，时间不长大师傅就在岸上喊道够了够了。于是，我们又在水里玩了一会儿，也借机粗粗洗浴了一番。这时郭定一（又或许是宋维刚、高宾、宋曙明）指着水中的几束三棱形的大草说，这就是乌拉草（靰鞡草），把它絮在毡疙瘩里，冬天绝不会冻脚。我挺佩服他们知识真多。

中午，所有的车都装好了，很长的一列，高高的羊草车，很是壮观。开饭了，没有什么仪式，没有什么致辞。一切都在不言中：只见笸箩里、所有的水桶里全是大白馒头，几口大锅里全是黄酱炖黑鱼，香味弥漫，管够管饱。所有的人们都张开笑脸。那一顿，我吃了9个大馒头，炖鱼“无数”，直到腰直肚歪。这是我在西围子插队唯一一次吃白面馒头、炖黑鱼。参加了那次打草的东屋男生们，应该都记着那一顿收工饭吧。回到了村里，好多的村民迎了出来，看着挺热烈感人的。只记得正副队长们大声喊着赶紧卸车，先留出集体的草然后就地按户分配。第二天，我们照常出工，干别的农活去了。

【搓泥球儿】——黄友柏

西围子插队的第二年，第一年的国家供应没有了，完全成了“自力更生”。集体户的饭锅里油水越来越少，北京带来的固体酱油也用的差不多了。社员们能吃上小米饭。我们主食只能主打红高粱米—好像队里拿它做马的饲料，反正社员家一般不吃。不知是谁提议用弹弓打鸟以改善伙食，大伙一听来了精神。插队第二年，男生们大都从家里带来了弹弓。我们的弹弓起初为了是防狼，大概还有防坏人的意思，作为男生，不仅想提高自卫能力，其实潜意识里还有要保护西屋的女生不受欺负的意思。传说周边发现有狼出没，有个知青一个人赶路时遇上了狼，被咬死还掏空了肚子，县里都内部通报了。好像是聪明的高宾，说搓泥球，晾干之后特硬，当“子弹”特好使。一时间，在东屋兴起了搓泥球儿运动。窗台上、向阳的平地上到处晾晒着我们搓的泥球儿。不久我们开始行动了。那天在屋后树上发现了一只体型较大的鸟。我们出动了五六个人，模糊记得有郭定一、宋曙明、郑朝通、高宾、安勇、黄友柏（还有谁记不清了）。我们拿着弹弓，衣兜里装满泥球儿，发起第一轮攻击。大概我们的射术不行，鸟落的位置又高，没能击中。现在想想那只鸟也挺有意思，我们每打一轮，它就往前面树趟子飞个三五十米落下了，等我们打过去，它再飞个三五十米。如此，越走越远，把我们带出去不下六七里路，很荒凉的树趟子里，那鸟就不见踪迹了。那是一次失败的狩猎。当时，我们真的好想打下一只鸟来，然后煮一大锅鸟肉汤，改善改善伙食，那锅汤真香啊，同鸡汤不相上下！还有大家一起喝汤时那开怀的笑脸……我们几个可能都是这么想的，反正我的脑子里当时就是这么“演电影”的。但现实是我们仍旧两手空空，心里失望至极，肚子里就感觉更空了。不知是谁起的头，还是不约而同，我们这些男儿突然就痛哭起来，只记得哭声很大，哭了很长时间，并没有难为情。说不清为什么，是为鸟肉汤没有了？是为如何挨过秋收前的日子？还是为今后的前途？可能都有。当然，天无绝人之路，队里还是帮了我们，而我们也更加勇敢地面对生活。我们养了猪，后来还养了不下20只鸡。打那以后，搓泥球儿的那一篇儿就翻过去了。如今说起这个历史瞬间发生的那点事，不只它是怎么也抹不去的记忆，它也时时提示着我珍惜现在的生活，珍惜集体户兄弟姐妹的情谊。

【苦难的岁月】——安勇

现在有很多描写当年知青下乡的影视剧和作品，在他们的描述下上山下乡欢乐多于苦难，在讲青春无悔。那是在演戏，他们没有亲身经历过那段历史，只要是知青下乡农耕劳作哪怕是短短的一个冬夏，都会有一种终身难忘回忆。那年我们还是不到十六、七岁的孩子，从北京相对优越的生活环境，一下子来到贫穷寒冷的东北农村，如此巨大的生活落差，以及随之而来的种种困难，打击着这些单纯懵懂的年青人。

下乡第一年下田劳动非常的艰辛。初春的刨茬子，夏天的铲地，秋收的挥镰，那一样都需要我们付出百倍的努力。在那一眼望不到边的地垄田间上，顶着夏季炎炎烈日，不停的挥舞着锄头，豆大的汗珠不断地流淌。在这里不分男女，没有体强病弱，每人各持一陇地干活，农民和知青的体力差距显而易见。连续几天下地干农活男生都受不了，那西屋的女生受的罪可想而知。艰辛和痛苦只有自己经历了那个过程才会有深刻的体会。那个时代的痛苦和无奈我们无法改变，在下乡的岁月里我们慢慢适应了艰苦的生活和繁重的劳动。收工回来经常是在水缸里舀上水来就喝，真是甘甜解渴。可是，如何连续喝上几天，就会开始拉稀。这就是我们挑的井水，水质不好，当地人很多得大骨结病的。我记得曾经加明矾净化处理水质。现在的我们喝着自来水，还要再加过滤器，外出拿着瓶装水，自带杯饮水。想想当年那真是不能活了。

每当收工回家时，我们拖着疲惫的身躯，在夕阳西下的农间小路上，看到收工的队伍越走越长，稀稀拉拉走在后面的都是我的户友。走在后面的越走越慢，有的累的就连肩上的锄头都扛不动了，拿着锄头在地上拖着走，这个场景好多年一直在我的脑海中闪过。

当然，也有苦中作乐。夏末铲地在田间地头“歇气儿”时，会跟随老乡仨一群俩一伙，撅树杈、找嫩玉米烤玉米吃。那红红的炭火烤出来的金黄色玉米，吃起来真香、非常的香，那是我们在西围子吃过的最美味的东西。

年青人对生活都是充满了美好的愿望，当晚上在东屋响起了激昂的《三套车》歌声时，那是忙碌了一天的宋维刚和郑朝通带领我们用歌声宣泄着青年人独自忧伤和深深的叹息。

乘坐奔跑在白雪皑皑荒原上的三套车，更能体会歌曲《三套车》的意境（赶车的是郑朝通）。（刘少谦）

下乡后我们独自走入了社会，一切都要靠自己。我们知青是集体户，大家还可以相互依靠，抱团取暖。那时我性格比较内向不太爱说话，可能随我母亲。随着独自步入社会，忽然感到在很多场合由于少了几句话，就会少了一些信息和机会。而我的好友却是快人快语，他和我的感觉相反，感到言多有失。我们俩个应该是互补。自那以后，在和人打交道的时候，我开始有意识的没话找话说，锻炼自己的语言交际能力。这方面可能是父亲的隐性基因在起作用。用夫人现在的说法：我现在是“喜欢和陌生人讲话”。

记得下乡第一年底，父母要下放五七干校离开北京，我自己回了北京。下午从县城上火车，这是一趟从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快车，车上人很多没有座位。一问最近的都要到大虎山下车，要到第二天早上的三四点钟了。这时看到过道旁的一个座位空中，就问：“有人吗？”

“有人”，旁边座位上的人说，

“我先坐会”我说，我就坐下了。

车开了，一会一个人过来站到了我旁边。我一看可能是坐这的人，马上站起来说，这是你的座位吧？那人倒是很客气，说可以让我先坐一会。我就没话找话的和他闲聊了起来，现在也记不得聊什么了。总之，说的旁边座位的人也加入了进来，关系一下子拉的很近，后来三个人轮换着坐两个座位。一直聊到夜里11点多，车厢里渐渐安静了下来。我一想别耽误别人休息，虽然我不聊就没有地坐。就说，该休息了。这时，靠窗的一个人说，你就坐在小桌上吧。我说，那多不好意思！其他几个座位上的都说，出门在外都不容易。我也就坡下驴，坐在小桌上，对付了半宿，到大虎山找了个座位回到了北京。（刘少谦）

【孤独的除夕】——安勇

下乡的第一年我不适应重体力农耕劳作，体质下降发烧感冒引起了气管炎。在镇赉县医院看了病也不好，在西围子没几个月在夏天的时候回北京去治病。在北京看病待了一个多月后又返回了西围子（由于没能很好的治愈，最终发展到哮喘，支气管扩张等病症，常年咳嗽发烧伴随了我50年）。到了10月底西围子已经是冰天雪地，滴水成冰的季节了，集体户的同学们开始陆续离开回北京了。当年我干了大半年到年底也没挣到火车票钱，不能总是依靠家里寄钱。因为刚刚从北京回来加上父母弟弟都去了干校，姐姐也都下了乡，因此，这一年的冬天我就没有打算再回北京。 一个在大城市成长的年青人怎么也不会想象到贫穷、边远、寒冷的农村过年会是什么样子。从来也没有离开父母在外地过年， 独自一人的生活现在想起来仍是心有余悸。

当我赶着牛车送走了最后一位回家的同学，在寒冷的夜色下，一个人孤单的赶着牛车行驶在草甸子上。随着县城的灯光渐渐远去，只见那草原深处微弱的灯光在闪烁，漆黑的夜晚只能听到破旧牛车车轴吱拗吱拗的回响，一下子静下来感到昏昏欲睡时，老牛不时地哞哞的提醒不能在车上睡着了。

我独自一人回到村里，看到那低矮黑暗的一排小土屋，进到屋里没有了往日说笑的户友，映入眼帘的是空荡的房间，只剩下一个个的箱子排在墙边；五间干打垒的土坯房内外静悄悄的，没有炊烟缭绕的五间大土房是那么的冷清、寂静，摸着那冰冷的土炕面对漫长的寒冬我怎样熬过去？ 在集体户前的庭院没有灯光，仅有的几只母鸡在房子里咯咯欢叫着等待着我回来，随手抓了几把玉米撒给他们，除了急促的叨米声外屋里屋外是那么的安静。躺在不热的土炕上我盖上两床被子才能御寒，土屋的窗户纸在刺骨的北风呼啸下阵阵作响，在寂静的夜晚久久不能入睡，时而听到远处传来狼的嚎叫声；从此我开始了近三个月孤独的“集体户”生活。多少年过去了那凄凉的经历都无法在脑海中抹杀，我一直不敢去触动这一段悲伤的回忆。 

我记不得是哪一天开始了独自留守在集体户的生活，孤独寂寞陪伴着每一天。每天在寒冷的屋里守望着20人的行李和箱子，过着清静如同出家人般的生活，至今我朦胧的记忆中还不断闪过那日日夜夜留守的片段。孤独的留守生活还要继续。那年取暖做饭的柴草存的不是太多，加上我一个人做饭也很简单所以土炕不是很热，屋里很冷，中间屋厨房的酸菜缸已经结了厚厚的一层冰，冷灶凉炕没有一点生气。村里的老乡偶尔有人到集体户来坐坐，进屋也不敢多呆，看着冷清的屋子关心的提醒我：太冷了，小心受病。

临近年根老乡家早早的就开始杀猪宰羊，忙着包粘豆包，蒸馒头，做豆腐准备过年。进了腊月我向老乡讨教了做豆腐的方法后，我也泡了几斤豆子在西队的磨坊里排队磨豆子，煮豆浆，自己点卤水，这是自己第一次做了一板鲜嫩醇香的豆腐，豆腐出屉布马上品尝了一块热腾腾的豆腐，热乎乎的豆腐散发着鲜美的豆香味。那年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吃到那么香的豆腐。

传统的春节是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每逢佳节倍思亲，小时候年年盼着和家人除夕夜聚在一起吃年夜饭。虽然那个年代物质不丰富，生活水平不高，但每年的大年夜家家都要摆上一桌丰盛的美味佳肴，阖家团聚，围坐桌旁吃团圆饭，唠家常。这是家庭最热闹愉快的时候。49年前我独自一人在西围子集体户度过的那个除夕是我第一次远离亲人在外过年，那年我年满不到18岁。

除夕那天天气非常好，头天下了一场中雪，村庄在白雪覆盖下暂时抛弃了落后贫穷，阳光映照着雪后的村庄是那样的洁白无瑕显得生气勃勃，衬托着蓝宝石般的天空浩瀚无边。除夕夜也与往日一样这里的村庄里静悄悄，每家每户的窗户似乎比平日亮膛一些，烟囱冒着浓浓潮气的烟雾。那时的农村太穷了，过年夜村庄里沒有一点喜庆的气氛，没有灯笼春联，没有烟花爆竹，没有喧闹的拜年场面。依然保持着典型的东北农村猫冬生活。

小米饭，大锅炖猪肉酸菜，这是我的除夕大餐。在厨房忙了半天，我蹲在三尺大锅旁守着炉灶开吃除夕大餐，边吃边取暖。下乡的期间能得到这样一顿除夕年饭的美味已经是很难得到的。集体户在大家回北京前杀了猪给我留了些猪肉，冻在门外我的窗户下的墙根边，在那寒风刺骨滴水成冰的季节上面浇些水马上就冻住了，即保鲜又能保证不让狗和猪拱开叼去，想吃就刨开冰层拿出一块后再浇上水就冻住了。

在那个年代是多么贫穷落后，孤独的留守，没有电话没有亲人的问候；没有交通工具，到县城十几里路经常是走着去，我们只能翘首盼望等待着乡邮递员一周一次的送信送报；没有收音机、报纸，更不可能有电视；我们得到的信息都是口口相传或听大队的广播站得知的。 不知从哪找到一份报纸要反复的看多少遍。 我们住的屋里连一张吃饭的桌子都没有，更不用说椅子，大家吃饭都是坐在炕上或在院子里吃。 我一个人吃饭每天都很犯愁。厨房在五间土房的中间，靠近门的一侧西边有口大锅大约直径80公分，东边的小一些也有60公分的尺寸。烧水很方便但做一个人的饭用这些大锅很是头疼，少做饭菜不是不熟就是干锅，只好每次都做出能吃好几天的饭菜；集体户的厨房冬天就是天然冰窖，用猪油熬一锅酸菜放在厨房冷藏放多少天都没问题，想吃就蒯一勺热热，生活就这么简单。这里的冬季不可能有青菜、水果，只有酸菜，土豆也很少见；我们的厨房除了大铁锅，简单的炊具、个人的碗筷，一包大盐粒，又一酱缸，两个酸菜缸；不会像现在有酱油、香油、味精等等调料品，高粱米、大碴子、玉米面和小米是日常的主食，除了第一年以后就很难闻到大米饭的香味；没有商品供应就不会有地方买到鱼肉，只能靠自己养猪养鸡解决，我们在农村一年也不能吃到几次肉。 那年我们曾经用10块钱买了一只小病牛，没人考虑吃了是否会得蹄疫病。

在遥远的东北远离亲人独自一人度除夕，这是我人生中一段刻苦铭心的记忆。多少年后想起那顿孤独的年夜饭至今依然历历在目。冬天，这里不到四点多就黑下来，不到五点我独自就吃完了除夕饭。村里人晚上一般都不出门，尤其是冬天都在家里猫冬。我的屋里太冷了，基本上都是找暖和人家去聊天，经常去贫农户长徐盛和、会计徐财、刘计才等人家蹭热炕头。除夕白天去了王队长家暖和了会儿，王大婶正忙着年夜饭，在那尝了刚出锅的粘豆包，村里人过年吃到粘豆包是非常喜气的了；晚饭后踏着积雪先去了陈玉成家串门，村里过年的年货就是请你嗑毛嗑(嗑葵花籽)，我掏出北京带来的大前门香烟一起冒烟；离开陈家，我不想早早的回到冰冷的集体户受冻，随后去了董殿发家。坐上他家的热炕头背靠着火墙，暖洋洋的真舒服。我们嗑着瓜子唠着家常，天南地北的聊了两个多小时。董殿发三十出头，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爹了；孩子们很愿意听北京腔的新鲜事，在炕上听着听着都睡着了。虽然炕上暖和一些但屋里还是挺冷的，我们聊天说话依然冒着哈气。看着这些孩子没有脱衣服穿着棉袄棉裤随意着躺在热炕上呼呼大睡，熟睡了孩子脸红彤彤的，不忍心再打扰这些习惯早睡的人们，不到晚上8点钟我告辞离开了董家。

除夕夜天空开始飘落着雪花，回望四周寂静漆黑的村庄这就是农村的大年夜？我踏雪漫步在村中小路上留下孤独的—串串踏雪的足迹。

回到集体户站在土房前宽阔的庭院我遥望远方，想对远方大声呼喊，想对亲人诉说些什么？在这宁静的夜晚我久久地站在那里深深吸着寒气，呼出一团团霜雾，平静的仰望着前方——北京。这一幕幕的场景几十年过去总是让我梦牵魂绕。

记得春节期间有一天下午，天气灰蒙蒙的，房檐外面结了长长的的冰挂。我们的厨房门是永远关不上的，门框上的窗户纸破烂不堪随风飘荡。忽听到有人在窗外边走边问：屋里有人吗？我正在阅读户长老郭带来的小说，听到来人的声音迎出屋。在厨房看到两名军人走进来，一位披着军大衣的中年军人热情的和我打招呼，年青的军人给我介绍那位披着军大衣魁梧的军人：这是镇赉县革委会主任，来看望知青同志们。革委会主任叫什么，现在真给忘了。主任就带了个通讯员，绿色的吉普车停在不远处，我没记得有村和乡里的干部陪同。我让两位在炕上坐，年青的军人摸了摸炕感觉炕冰凉就站在那里没有坐，我蹲在小火炉前取暖听着革委会主任热情的鼓励和最新指示，他们空着两只手，带来县革委会对坚持在农村过冬的知青慰问，都是革命年代的精神食粮。见到这两位干部多少给我这个孤独的留守者带来一些温暖，那个年代不会有更多的奢望，前后不到十分钟两人匆匆离去。不管怎样我还是非常感谢他们的慰问。

那时我们都还不到18岁，应算是未成年人，没有谁(包括我们自己)把我们看做孩子，我们在村子里就是个劳力。可在评工分时就拿我们同小孩比较了。记得也有不少社员认为我们还是些“小孩（ga）”，属于“半拉子”，不同意给10分，是户长为我们多次说话，说是上边对知青有政策。后来才给我们评了10分。当然，也是通过我们自身的努力。那时干活真是不甘落在社员后面，拼死的心都有，拼命地跟上社员的速度，不愿意让人说“半拉子”，反正当时我是这么想的。1969年秋天割（gā）谷子，开始时我镰刀用得不熟练，右腿肚子砍了好几个口子，其中一个肉翻开像张开了嘴，血直流到鞋里走路直滑脚，要是现在怎么也得缝4、5针，但那时硬是一天都没歇，倒不是有思想觉悟，而是担心被社员看不起。后来腿肚子上留下很大的疤。以后我转插到甘肃，我带去了镰刀、扇刀、四齿钗子等几样农具。那把镰刀还让我闹了个笑话。一天晚上收工，队长高声布置明天收麦子，第二天早上我手握西围子镰刀跟着社员们往后山梯田走，准备大干一场。一路上社员们有的奇怪地看着我，有的笑着低声议论着什么，队长过来问你拿的那是个啥？我说是镰刀。队长笑笑说咱们这里用不上这个。等走到后山梯田，我向地里一望，顿时傻了眼。原来那麦子只有一拃高，只能蹲着用手拔，镰刀真的用不上。当然，那扇刀更无处可用了。后来我离开的时候，将那几样农具都送给了村里农民。虽然在甘肃插队只一年，西北干旱地区种粮、吃粮之难我仍深有体会。往往春节刚过，绝大部分农户就面临断粮了，需要靠国家的返销粮（每人每天8两原粮）才能渡过饥荒。这种情况持续到80年代才发生了很大改观。后来老队长几次到兰州办事都来工厂看我，从他口中得知，大包干以后，农民的口粮完全够吃了，麦子能长到一尺多高啦，很多农民还种了苹果树，手里也有点钱了。顺便说一句，甘肃静宁的苹果的确不错，不输富士，有机会可以品尝一下。（黄友柏）

在农村我们大家都出过大力，流过大汗，付出了辛勤的劳动。郭定一皮肤白，夏天太阳一晒就曝皮，一块一块的脱皮，看着真让人心酸。我们和社员一样同工同酬的工分，都是用自己的血汗换来的。（宋曙明）

【上厕所的尴尬】——安勇

生活艰苦环境恶劣的程度是现在年青人和我们的下一代都不可想象的。我们下乡的经历很多，大都是心酸的往事。其实，那时比较尴尬的是上厕所。上厕所这是我们每天都要解决的。当我第一次看到集体户所谓的厕所谁都会傻眼，在集体户房后的地面上挖了个坑，周边用秫秸秆简单围档，面朝黄土抬头望天。夏天蚊蝇飞扑恶臭难忍，冬天寒风刺骨也不可避免的要光顾。原始生态的茅坑不分男女，东屋的男生好一些，西屋的女生还都是小姑娘面临的困难不言而喻。出行要结伴而行互相站岗，西围子没有月光的夜晚黑的让人瘆的慌，晚上深一脚浅一脚走在坑洼的泥土上。刚下乡时还好，每人一只手电。记得那时经常去我们旁边小学校的有围墙的厕所。有一次我们几个人上完厕所回来时，一边走一边拿着手电乱照，正赶上西屋女生在屋旁的猪圈方便，忽然，传来了站岗女生的骂声“臭流氓！”（因为刚到农村，男女生双方都不熟悉）。后来很快手电筒就没电了，再也见不到手电筒的光芒。时间久了慢慢也就适应了黑暗，风雨无阻的上厕所。

青春的记忆

　　安勇拍摄

　　安勇拍摄

　　安勇拍摄

　　安勇拍摄

杀猪吃肉。（安勇拍摄）

　　安勇拍摄

　　安勇拍摄

　　安勇拍摄

　　安勇拍摄

　　吉林松江河林区（1972年）

回想当年，似乎有过扎根农村一辈子的噩梦。可当朝霞满天的时候，当日落西山的时候，当月亮升起的时候，走在荒野的小路上，我们的心底总会漫出一种未来向何处去的惆怅！（刘少谦）

安勇：上山下乡这个历史的产物是当年转嫁社会矛盾危机的一种措施，倒霉的是当年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我们班大约有50人实际真正下乡的也就是十三、四个人，根红苗正和老师关系好的有1/4的同学参军，1/4的人去了工厂，其余部分同学就是坚决不去下乡留守北京的，最后还是解决了在北京就业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被要求下乡？真正响应号召的很少，大部分还是被打倒的干部子女和再教育子女，你不答应下乡老师和驻校工宣队天天来做工作，下乡这一决定改变了我们一生的命运。插队头脑一热远离父母家乡来到了西围子，那个年代从城市转变为农村户口很容易，去派出所销户口就改变了我们北京的身份，不像现在你想变成农村户还真不是那么容易办到。集体户的户友从1971年开始不断有人离开，有的是通过招工，有的是招生上学，有的是无法忍受西围子的贫穷、寒冷、看不到什么希望，而通过各种关系投亲靠友离开了西围子。最后离开的几位是用一种病退的方式，最终解决了下乡知青的回城问题，回到了北京。还有一大批已经在外地工作的户友在90年代落实政策带着家属和子女回到北京。无论是如何离开西围子最终回到北京，我们这些人都经历了漫长的等待和复杂曲折的经历。我是1974年离开集体户流落在吉林——河北获鹿——石家庄——关岛——河北，在外地工作多年。1991年4月落实政策才回到北京。22年后回到北京已经是翻天地覆两代人的变化，逝去人生最美好的一段青春年华。美名其曰落实政策回北京，但必须需要自己落实接收工作单位，否则也不能落实回北京，如何解决工作单位是个很复杂的往事。

郭定一1972年离开西围子，抽调到通化钢铁厂。当年在给我的信中说到在通钢的工作：“每天八小时，要晃荡五个半”，说到回京：“大道如青天，我却不得行，对于我的离去好比上青天，难于上青天。除此就是等、等、等……。天无绝人之路，等待柳暗花明”。1978年柳暗花明，从通钢对调回到北京。（刘少谦）

黄友柏：在集体户2年。1971年初追随父母转插到了甘肃省静宁县。1972年招工进了兰州的工厂当车工。1991年1月根据知青回城政策回到北京。说起知青回城政策，当时有文件但未公开，原来也不知道。那时我在兰州市委工作，也真巧了，遇到了在兰州市政府工作的小学同学（石附马大街第二小学），他也是随父母下放到甘肃的。他信息比较灵通，于是赶紧联系。我们都是由北京市人事局发的调函。他先我2个月回京，先在市民政局过渡，然后去了邮电部；我是先在西城区委过渡然后去的中国残联。我们都是此前先回北京联系好接收单位，才走的调动程序。至于为什么要过渡，主要是那时直接去中央单位，只能解决一个进京指标，但北京市单位就不存在这个问题，连老婆孩子户口以及老婆工作单位和孩子转学一并给办了，但也是有条件的，一般来说，一是至少工作2年才能调走，二是不得申请分房。有不少人都是走的这种“曲线调动”战略。我为了回京，退掉了在兰州的3居室住房，空着两手回来重新打拼。记得1990年12月回京在市人事局办手续时，回京老知青还真不少，按省排队，陕西、山西、内蒙古排队人最多，其次是东北、云南的。甘肃、宁夏只有寥寥无几的三四个人，很快就办妥了手续。

宋曙明：当时上山下乡确实是被逼无奈，每天面朝黄土背朝天，看不到任何光明的前途。1970年开始，有人陆续开始离开集体户。先是王红兵被安排去了县办企业，黄友柏投亲靠友去了甘肃。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怀着这样复杂的心情离开了大家，1971年9月6日抽调到七〇油田（后更名为吉林油田、吉林省油田管理局），分别时五味杂陈很不是滋味。

七〇油田是1970年吉林省大会战白手起家的省企业，参加大会战的近万人绝大多数是知青，还有一部分复转军人和本地青年，当时来到油田的北京知青就有数百人，我被分配到七〇油田采油二厂10号站，当了一名石油工人，为祖国献了23年的石油。就说我们采油二厂北京知青有长岭县的（宣武区）、扶余县的（东城区）、镇赉县的（西城区）、前郭县的（东城区）、突泉县（丰台区）近百人。

随着知青政策逐步放开，我们这些人也看到了回京和家人团聚的希望，终于在1994年5月3日回到了阔别25年的北京，进入了旅游系统的下属单位，也算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吧，因为同学在那兼任董事长。我在那里一干就是18年，直到2012年9月退休。

刘少谦：1973年，为考大学，化了半年的时间学习初中课程，还要回村参加劳动，以便能够获得推荐参加考试。结果，张铁生的一张白卷闹黄了。年底征兵，全公社符合征兵条件的知青只有我一个，有幸从村里应征入伍当了兵。1980年，基建工程兵成立兵种扩编，借机调回了北京。1983年百万大裁军，基建工程兵成建制撤销，转业才正式落户北京。

1973年为了考大学，学习初中课程，为背诵数学公式抄写的小册子。

在农村什么事都有曲折。记得1971年冬，通化钢铁厂到镇赉招收知识青年。当时只有我、安勇和郭定一在村里，生产队就给我们报了名。其后就没了下文，谁也没有把它当回事，一直拖到1972年夏天才来通知。我当时已经离开西围子去了哈尔滨。安勇给我打电报问我去不去？我说，我不去了。结果我和安勇都没去，只有郭定一去了通钢。可谁成想通钢带走了我的档案，听郭定一说，到通钢点名时还有我的名字。到了准备考大学时问题来了，公社没有我的档案。1973年初春，只能是一边在农村挣表现，在修水渠的工地上和安勇搭伙挑土方，每人每天五方土，我们俩合起来就是十方土，与当地最棒的劳动力干的一样多；一边还要和家里各方联系开证明，补办我的档案费尽周折。

历史的变迁 1998年 2000年

　　黑鱼泡乡政府，现在是黑鱼泡镇。

　　2000年8月13日重返西围子。在王德昌（当年大队书记）家。右侧是2000年腰围子村书记。

　　2000年西围子通往腰围子的分界线碑。当时道路依然是泥泞不堪的土路。

2011年

　　县城十字街。

　　腰围子村委会路口

　　我们最早住的老房子通向井台的路，大树旁就是原来村东的井台。

　　村西头，进村的路。

　　董殿发家。

　　原村东井台。

　　小学校。

　　1971年，我们的房子。

　　2011年，我们的房子。

　　2017年，我们的房子。

有同学说，别看是土房，50年依然耸立。

2018年

　　我的战友谷金富拍摄

王永和（当年的生产队长）

　　光阴如梭，第二故乡依然贫穷依旧，是东北人懒？还是……？想当年，我们的队长王永和勤劳智慧，虽不识字，但算起账来，口算算得精。当年为了给大家挣点活钱，拉着队伍到县城搞副业。你能说他不精明、不勤奋！最后，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也远走他乡落户黑河。（刘少谦）

再聚首

　　五十年后的聚会。

　　2019年

　　2007年

　　2003年

五十年，弹指一挥间。这其间的甜酸苦辣我们已尝尽。我们这代人是建国后的基石，今天的一切有知青的血泪！但愿后世不再有！！（高宾）

五十年前，青春年华的我们走出学校变成“知识青年”、离开农村从贫困青年进入磨难的中年，暮然回首我们已经进入年近古稀的老年时代。青年和中年时代，我们每个人都在为自己为家庭打拼，前景未卜但怀有梦想，没有时间和经历去回味过去的苦辣酸甜。这五十年中每十年都是人生一个重要阶段，进入了老年似乎又有时间可以在墙根下晒阳阳回忆往事。多年来我们不断有人回西围子故地重游，看到当年集体户住房的衰败，每人的心情和感受各有不同，也有更多的人不愿再提起和回忆那段经历。而我的感受是去西围子寻迹怀旧，是对受苦受难之地进行的一次缅怀。缅怀我们五十年前被强行中断的学生生涯和由此开始的知青生涯，思过我们五十年里被迫荒费的青春和逐年逝去的年华，缅怀五十年里先后过早离开人世的知青伙伴们。（安勇）

追忆青年时代的“十月十日”——郑朝通

——摘自2014年4月16日的回忆

这几天脑海中不断飘过我们在一起的青春美好时光。我和“十月十日”相识在1965年31中学读中学时期，我们一同在古老的崇德中学陈旧的东教学楼二层教室上课学习。我们是男校，木地板的教室、楼道经常让这些男孩子奔跑耍闹地面升起尘土，冬天教室中间放置着煤火的大铁炉子。体育课及放学后我们时常在一起在操场奔跑、踢球。我们一起参加国庆16周年游行，在国旗仪仗队方阵后走过天安门。中学时代虽然很短暂，但是人生最幸福的时光。那个时代的中学生单纯和守纪是现在的孩子是无法想象的。

1969年3月22日我们和”十月十日“同坐一趟专列告别父母、告别北京。3月23日下午三点多我们到达吉林省镇赉县。在新的生活环境开始了五年的西围子集体户生活。

回想着当年我们在西围子每天朝夕相处，似乎又看到了当年和满脸幼稚的“十月十日”并肩在一眼望不到边的地垄上，夏秋顶着炎热挥斩着镰刀一起收获，冬季赶着马车到草甸子割草。生活虽然艰苦，每天过劳的体力付出，我们还是那样不知疲倦，似乎有着使不完的气力。我们大家和“十月十日”同吃一锅饭，同睡一张炕，欢乐、痛苦、茫然、失望伴我们一起度过了五年美好的青春时光。回到北京大家在一起相聚回忆往事时，依然谈论着我们当年的下乡时那朝气蓬勃、意气奋发的经历，想起在西围子的我们纯朴的人生，荣辱与共、同甘共苦的环境和经历。把最美好的青春留在了农村，大家都感叹下乡经历"那时候真好"。（安勇）

集体户的第一骑手——缅怀户友郑朝通同学

记的那是刚下乡没几天，快要刨茬子了，大家各自收拾分发给自己的农具，主要是铁锹和刨茬子用的筒锹。

这时大队书记来看望大家，咱们刚下乡书记是走屯入户，一来是代表贫下中农欢迎知青的到来，二来也是同知青见个面熟悉一下情况。

大家热情的把书记让进屋里唠起嗑来。书记是骑着高头大马背着枪来的（因为当时中苏关系很紧张要准备打仗，基干民兵都发了枪）。大伙都在屋里同书记唠的火热，高头大马就栓在院子里。

就在这时，屋外传来一阵惊呼声，大伙儿赶紧跑到院子里，一看远处高头大马正驮着一个知青在飞奔。马上清点人数发现郑朝通不在，大家都慌了，书记的脸也吓的变了颜色。如果骑手不小心掉下马来，脚被套在马蹬子里那后果不堪设想这责任谁也承担不起。

过去了好一阵，马儿带着骑手终于跑了回来，由于一路狂奔马儿累的气喘嘘嘘，看到郑朝通平安归来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书记和社员都夸这小伙真“尿性”。再看郑朝通虽说是第一次策马飞奔，无师自通的聪慧，驾驭自如的本领真是令人钦佩，他勇敢沉着、大胆实践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虽说是有惊无险，但给集体户的男生也带来极大的震撼，为以后男户友普遍喜欢骑马起到了很好的表帅作用。（宋曙明）

说起朝通骑马，那是到西围子没几天，一天下工后刚回到户里，就听宋维刚喊大家去看郑朝通骑马，在陈二瞎家东山墙就见朝通骑着那马从村里朝着二瞎家的东墙路口跑来，那东墙上与对面房间拉着一根晾衣服的铁絲。只见朝通马到铁絲前，伏身马背用手轻轻一撩就过去了。宋维刚兴奋的告诉我说，这马想把骑手弄下来，专贴着墙角拐弯，跑了一个村子它还是没成功。（郭定一）

寒冬中留守的伙伴——孟永靖

那年（也许是第四年）秋收以后大部分的户友先后离开了集体户回北京。剩下我和孟永靖坚守在冷清的集体户，快过春节前才回到了北京。10月底西围子就进了入冬季天气一天比一天冷起来，家家户户都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开始猫冬了。各家各户大都盘在炕上搓玉米、磕毛壳，这是当年农户们唯一的生活乐趣。而我们俩每天无事可做，也不能天天去串门，大多的时间早早地躺在土炕上盖上厚厚的棉被，开始天南地北漫无边际的坎大山。干打垒的房屋保温性还可以但是房檐及门窗到处跑风冒气，刮起西北风时窗户的窗纸随风呼啸，我们住的室内温度很低，脸盆里有水晚上没倒掉的话，到了早上结了一层薄薄的冰，厨房水缸每天都结冰，时常要动用菜刀破冰取水。我们每年打的柴草勉强能保证做饭使用，烧炕取暖只是借着做饭和烧水的余热。孟永靖和我两人是31中学的但不是一个班的，1969年在镇赉车站才见到第一面。他给我第一面的感觉北京人讲话，就是一个顽主。在集体户的几年生活中的常常体现了这一点。大家生活在一起接触时间长了认识到他实际上是一个很热情，遇事很仗义的人。孟永靖是靠近皇城根最近的院落长大的孩子，第一年我回北京治病返回西围子前，我去过他南池子家。从长安街进入古老的南长街不远，左转紧邻故宫西墙外就是他家。现在讲那里是地道的皇城根下，是北京人非常自豪的居住宅邸。孟永靖平时话不多，一旦和你聊起北京的往事和文革期间的玩闹，就滔滔不绝。一旦接触到家庭的话题，他的心情似乎变化起伏很大，慢慢的了解到他对姥姥的感情和惦念。回到北京，第二次去他家已经搬到了甘家口搬迁房，我特意到他家看望过姥姥，打扮干净整洁、利索，穿着非常讲究的一位北京老太太。阳光明媚的天气下我们两人经常坐在集体户房前晒太阳聊天，有时村里的小伙子也到集体户打听城里的新鲜事。西围子冬天很冷，但是有阳光时就不一样了。我们经常是眼中无神的凝视远方，此时我们没有希望，没有悲伤、静静的享受着阳光；我们忘记了饥饿和时间，默默地守候着太阳爷爷的离去。孟永靖则坐在那里一根接一根的抽烟。太阳一下山气温巨变，又开始了漫漫冬日的煎熬，听着北风呼啸窗户纸沙沙作响，慢慢进入梦乡。梦到回到了北京，梦到31中学校门口的丸子汤、油饼……。一觉醒来看着对方两人都笑了，我们睡觉带着老头帽，被窝里捂得严实就露着脸，这时的眉毛和被头上都是一层厚厚的白霜，这是我们呼出的热气产生的变化。西围子的冬天是如此的寒冷。（安勇）

孟永靖的姥姥精明干练，记忆力超强。记得，我转业回京后去过一次孟永靖在百万庄的家，进门见到姥姥，我说：您还认识我吗？她说：刘少谦，怎么不认识！其实，我也是近十年前见过姥姥两三次吧！孟永靖从外表看，有豪侠仗义的一面；而其内心，还有很脆弱的一面。要不也不能年轻轻的得了癌症。后来，孟永靖住院，我到中日友好医院看过他，他表现的很豁达，但多少也流露出内心的酸楚。可是不久就去世了。可惜啊！走的太早，还没能够品味人生的甘甜。

【怀念郑朝通、孟永靖】——郎素慧

三哥——郑朝通：那年夏天打羊草（也叫碱草），因为付跃庚家盖房子大部分男劳力都去帮工了（包括集体户的男生），老队长徐印带着一帮女劳力（包括我和刘宝兰）去了草甸子。打草时，东围子的人也在我们附近打草，没想到装车时东围子的把我们好不容易打的草装到他们的车上了，这不是欺负人嘛！我们跟他们理论，他们不但不还我们的草还骂我们，只是我和刘宝兰听不懂，但把徐印气得不轻。从草甸子上回来徐印被请到老付家去吃酒，我梳洗之后就到王大婶儿家去了。在大婶儿家正述说着打草的事，郑朝通就来了，看着我说：“六妹，谁骂你了？告诉我，三哥给你出气去！”当时，这一声“六妹”和“三哥”把我怔住了，还要给我们出气，心里好感动！我说你怎么知道的？他说是徐印在老付家喝酒时说的，而且是一边哭一边说：“今天咱们没男劳力，被人欺负了，女劳力打草容易吗，那草都没背透，他们硬说是他们打的，郎素慧和刘宝兰跟他们讲理还让他们给骂了。”听到这儿他就跑来找我了。于是西围子集体户要找张×清（据徐印说骂我们的叫张什么清）算账的风声就传到了东围子，吓得张×清上县城都不敢从西围子过了。转过年的春天，有一天搂草回来路过东围子，正巧车下走着一个人，那个人就是张×清，我们都坐在草车上，孟永靖瞥了他一眼问我：“怎么样？报仇吗？”我看着张×清，见他十分紧张的看着我，生怕我发话揍他的样子，迟疑了一下说：“时隔这么久，算了吧。”再看张×清，低下头赶紧走了。现在想起来，当时真不该就让他这么走了，应该让他向我们道个歉。

记得有一年冬天是孟永靖看家。开春时好几个同学一起回来，有男生也有女生忘记是谁接的了，只记得进到集体户的灶屋，就见到一个头戴羊剪绒帽长发披肩的人，屋子里灯光很暗，我竟看不出这人是谁，后听到声音才知是孟永靖。看到同学们回来了，他兴奋地里里外外张罗着，我们也看清了他的样子，不仅头发长，穿在棉袄外面的罩衣有一圈儿油亮的污渍，心中不禁感叹：这日子过的！第二天白学甫给他理了发，结果就是感冒了。原来那长发可以给他保暖，理掉了反而受凉了，唉！这可如何是好！

忘记是哪一年的夏天，那一天在孟永靖灶屋做饭（其他男同学好像是上了县城）。女生在西屋跟送信的邮递员吵了起来（应该是邮递员说了不尊重女同学的话），逼得邮递员一步步往后退。当邮递员从西屋退到他身边时，只见孟永靖拿起擀面杖回身就给了他头上一下，血一下就流了下来。

邮递员也蒙了，直说：“孟永靖我没得罪你吧，孟永靖我没得罪你吧？”

孟永靖义正辞严的说：“我听了半天了，你骂女生，就该揍你！”

此时好多老乡过来看热闹，也有借机搞事情，想着这次可以整一下知青了，把大队领导和县里邮局的领导都找来了。

在领导们没到的时候，孟永靖跟女生说：要是把他带走了，让我们给他送衣服去。女生听着都快哭了。

领导们来了以后，听了女生对邮递员的“控诉”，也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对歪在一边的邮递员说：“你活该！”真痛快！这下孟永靖没事了，也不用我们给他送衣服了！

看！集体户就是这样，对外的时候我们都是团结一致的！

愿户友孟永靖、陈卫红、郑朝通灵魂安息！

五十年后，20位户友除三位故去，还有刘宝兰失联，至今杳无音信。

宋维刚拍摄

犁耧锄耪西围子，转眼已是五十载。我们能够走到一起；能够生活在同一屋檐下；能够朝夕相处同甘共苦；能够成为兄弟姐妹、乃至夫妻，那是缘分，那是上辈子修来的缘分！古人云：短短人生一照面，前世多少香火炎。十世修来同船渡，百世修来共枕眠。

七律 • 缘分

犁耧锄耪西围子，

朝夕甘苦在当年。

东有宋白郭刘郑，

续作黄宋孟安高。

（注，集体户东屋有：宋维刚、白学甫、郭定一、刘少谦、郑朝通、黄友柏、宋曙明、孟永靖、安勇、高宾）

西出刘马赵郎许，

尤有马刘邓陈王。

（西屋有：刘书娣、马铃、赵晓微、郎素慧、许莉、马津、刘宝兰、邓晓燕、陈卫红、王红兵）

今日相隔五十载，

兄弟姐妹叙旧缘。

宋维刚拍摄

犁耧锄耪西围子，转眼已是五十载。我们回想当年一个个春夏秋冬，一起叹“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一起看“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一起思“人言落日是天涯，望极天涯不见家”；一起盼“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而今朝“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

天净沙 • 青春祭

刨茬铲地打草，土房草甸水泡，犁耧锄耪辛劳。

夕阳西下，叹知青岁月愁！

纪念我们的犁耧锄耪五十年！

唤起我们的青春记忆！

青春万岁！

西围子知青轶事

从己酉年到丁酉年

“那时候真好！”

追寻历史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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