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军旅生涯

王晓宏

　　我的军旅生涯很短暂，仅有3年时间。但是它却在我的生命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迹，我一直为有这样一段经历而自豪，为我曾是光荣的139野战医院的一名战士而骄傲。

我是1972年12月参军的。当时我还在760厂15车间当无线电总装工，已经工作三年转正成了2级工了，也就是出徒了。在那个年代参军是多少女孩的梦想啊，我当然也不例外，一直非常向往女兵的飒爽英姿，但因为每年招的女兵都太少，一直没机会。那一年，姥爷负责新乡地区的征兵工作，而新乡地直机关也就2个女兵的名额，舅舅问我想不想当兵，我当然说想了，然后舅舅说可是在云南边疆，很艰苦的呢，你觉得行吗？我说我才不怕艰苦呢。然后经过严格的体检和政审就顺利地收到了入伍通知书。

因为当时我还是760厂的工人呢，参军必须通过厂领导和军代表同意批准。我自己跑去找当时的军代表、厂领导在我的录取通知书上签的字。当时我们的车间主任和全组人员还在我们厂门口拍了一张欢送照片呢。可是我听说我走了以后在厂里工人中还引起了不小的意见，甚至有人贴大字报，说我走后门当兵什么的，具体的也不太清楚了。反正我也听不见了，不管他们说什么，我是高高兴兴当兵去了。

我们是1972年12月11日在一个军营集中的，办好各种手续后就发了军装，从里到外全部换上新军装，只是没有帽徽领章。我们又被军用汽车（卡车）拉到省会郑州，在那里全省的女兵集中并分流。我们就在省军区礼堂的长椅子上睡了一晚，第二天乘开往昆明的军列出发。在军区礼堂集合的时候知道了我们这一年的女兵是分属于昆明军区后勤部22分部和23分部。除了我们卫生兵，还有一些通讯兵，通讯兵当中就有有焦裕禄的女儿焦守云。

我们乘坐的是专门运送新兵的运兵车，是长长的一节节闷罐车，没有座位，没有窗户，只是在车厢的中部两侧都有可以拉开的门。我们的背包就打开来铺在地上，大家一个挨一个地躺着，中间留了过道。因为带兵的有几个男同志，还用一部分背包在中间垒起了两道墙。

我们乘坐的这种军车不同于常规的火车，它是没有时刻表的，完全是根据线路上车辆的避让情况，每天三顿饭会停在一个地方让大家下来吃饭，解手。因为人太多了，长长的几十节车厢，每节都有六七十人。吃饭的时候就是各人拿着自己的碗到一米多高的大桶去盛饭，其实就是抢呀，打到饭的人凑成10个就可以领一脸盆菜，我记得有三个郑州的女孩子每顿都抢不上饭，都得带兵的首长亲自给他们抢饭，我们看到她们吃的菜比较多我们还好羡慕的呢。

　　乘坐这种闷罐车可能更考验人的是解手。首先在列车行进的时候如果要解手，就比较难。带兵的连长只好在车厢的两头放了两个桶，有谁要解手了就会有两个人把被子拉起来挡一下。可是会有声音呀，因为密闭的车厢里还有男同胞，实在让人不好意思。所以我们有几个脸皮薄的就坚持到停车时再解手。可是也挺不容易，因为刚发的皮带和我们平时用的不一样，如果是像平常一样想把它拉开，那就糟了，越拉越紧，一边是着急的要命，一边是解不开裤子，厕所里大呼小叫的，你帮我，我帮你，大家都不老练，热闹死了。后来才慢慢摸着窍门。要用右手捏住那个小棍棍慢慢往中间推才能解开。

尽管这样，我们这些女孩子很快适应了这样的旅行，大家讲故事，唱歌，猜谜语，每天都是从欢乐中醒来，因为总有人梦中会笑出声，比如我。而且每天晚上睡觉都是要带兵连长命令着才能止住大家的欢声笑语，每一个小女兵都是洋溢着慢慢的幸福感。

　　这样我们的军列一直在路上走了5天才到达昆明。这时离家已经6天了。是在军区礼堂开始分兵。有几个个子高的，有文体特长的女孩分到了昆明军区总医院，其他的都是分到下面医院。我们22分部是往西双版纳方向，23分部是开远方向。一般是一天的车程有一个医院，一个兵站。我们这边一共是20个新兵。

第一天我们到了墨江的时候，郑州那三个女孩因为晕车，就被留下来了，我们大家继续往前走，第二天是普洱，思茅，每一天留下几个女孩，越走离得昆明越远。每次也都是临时决定谁留下。一般都是会晕车的先下。我不会晕车，一直被拉到西双版纳的勐腊县，这里是最后一站。

记得大概是从元江出来以后不远的地方，带兵的连长指给我们看右面山坡上有一大片坟墓，连长说有33座，是一车新兵，还没来得及带上帽徽领章。看着山坡上那一片坟茔，顿时叽叽喳喳的一车人没了声息，我们都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冷战，不敢乱动，不敢说话，也不敢再往山坡上看。带兵连长跟我们讲，这条路一直通到老挝，一路上普洱、思茅、澜沧很多军营、兵站、医院、边防团，每年都有大批新兵入伍，老兵退伍，都是这种卡车运兵。因为路不好走，路很窄，拐弯又多，蜿蜒曲折，大部分是盘山路，弯弯曲曲的山路两旁又有茂密的树木遮挡一部分视线，以致于增加了驾驶的难度，况且开车都是一些年轻的战士，所以事故经常发生。我当时心里就想着不知道等我复员回家的时候是不是能全身而退呢？

　　到第五天行程的时候，我们到了位于西双版纳自治州的勐腊139野战医院，这里距离州府景洪还有50公里左右吧，并且老兵说我们距老挝边境线也就几十公里。分三个医疗所，每个所都有内科、外科，就是一个随时能拉出去的独立单位，我们到的时候3所刚从老挝回来不久。我们医院的任务就是为援老筑路部队服务的一个口岸医院。两个所都出过国了，相对安定一点了。

　　刚到部队就开始了新兵训练，每天练习队列、站军姿，齐步走、正步走。虽然动作简单，但是要把动作做到位也不是那么容易的，特别是要求整齐划一。这些是我们这些新兵从一个老百姓变成一个军人的必要措施和手段，也是每一个军人的必由之路。和所有的新兵连一样我们也晚上经常搞紧急集合，这是最考验我们的，因为要求打背包的时候不仅是把被子打上，还要把自己所有的东西都打到背包里，包括褥子和蚊帐、衣服。那时恨不得把衣服褥子蚊帐都扔了，减轻负担，不然那个背包打的呀，真是不怎样，经常有人在出去跑一圈以后回来背包都散了，还得回去找衣服，真狼狈，不过还好我没有出这个洋相。

对于我来说最怕的是去原始森林拉练。西双版纳的原始森林既有参天的大树，还有很多灌木丛，如果没有人在前面拿着砍刀开路的话，真的是一步也走不了，而且老得爬山，有上的时候，就有下的时候，因为背着背包走起来很困难，经常被树枝划着、挂住、受伤。半夜三更，伸手不见五指，一不小心还会被树枝绊住脖子。有一次，下坡时背包被树枝挂住，整个人基本上就吊在那里了，还是老兵想办法把我弄下来了，气得直掉眼泪。

每天早晨的跑操也是我最难过的事情，我们是顺着公路跑的，净是上坡，男兵们跑得很快，我们拼命跑也跟不上，心脏好像要从嗓子蹦出来了，胸口那里好像要憋炸了，累的恨不能死了。那时真有打退堂鼓的冲动，可是肯定不敢说，甚至不敢想。非常费力地总算熬完了新兵连的日子。

　　结束了新兵训练，我们就被分配到各单位。当时我们同年的女兵一共有6个，4个河南的，2个昆明的。我们6个女兵除了一个来自驻马店的吴菊英分配到院部当广播员外，其余5个都分到了各所的炊事班。男兵则除了分到炊事班外，还有一些分到院部警卫班。这也是这种边疆的野战医院的习惯，女兵基本上都要当炊事员的，除了个别的当广播员的除外，还有如果分配到供应室，也可以不用当炊事员了。

我被分到了3所，我们的内科是一个四合院，能住50多个病人，外科在山坡上，三排房子，一排比一排高，后面直接就是大山了，也没个围墙什么的，一直向里走就是原始森林——应该叫热带雨林吧。

刚分到所里就被分到了炊事班，和我一起的有一个昆明的女孩子叫夏吉林，她比我小4岁，父母都是老红军。我们分在的是个营养灶，就是给病人做饭的地方，说是给病人做饭，一般还是正常饮食，如果有需要吃病号饭的，一般都是个别的做点小锅饭，比如下个挂面什么的。

第一天到炊事班看着那直径一米半的大炒锅，还有那铁锨一样的炒菜铲子可真吃惊，一时间怎么也弄不明白这活该怎么干了。

　　我们开始学着做大锅饭了，说难也难，难就难在大锅大铲操弄起来比较费力，柴火灶需要一定技巧，说不难也没有什么，看着别人怎么弄，多向老兵讨问要领，慢慢摸索也就会了。开始的时候我们比较乐意练刀工，慢慢学着把菜切得有模有样。我们也学会了把一扇猪剔骨，分割，并且切得丝是丝，片是片。学会了用大铁锅烧柴火闷大米饭：加多少水，烧多大火，什么时候把火弄灭，怎样把余碳摊好才可以继续把米饭闷熟而不夹生、不串烟。学会了怎样把一大锅菜炒匀，炒熟；怎样发面蒸馒头，怎样下面条，都和我们家里是不一样的。现在想想这几年炊事员当得真值。锻炼了自己的意志力和思想作风的同时还学会了一些烹调技巧，一辈子受用。

在家里的时候因为很少真正的干家务，实在是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该干什么。就是妈妈说的眼里没活。当兵以后我觉得这方面进步很快，学得眼里有活了，会见缝插针地一边做饭一边就把卫生打扫了，也不会计较个人得失，能多干一点就多干一点。

当时我们最怵头的就是起早床了，就是早起做早饭。每3~4天1次，本来应该是一个人起的，可是我和小夏都害怕，我们只好作伴，每次都是两个人一起。一直到我已经在内科上班了，还会陪着她一起起早床，那时真是象姐姐一样疼她的，生怕她受伤害。

　　西双版纳那地方没有煤，我们做饭烧的都是木柴，可不是像内地那种树枝什么的，而是实在的大树啊。我们都知道在内地砍树是犯法的，但是西双版纳不同，因为没有煤，大家都是烧柴，所以像这种地方单位和部队有集体食堂的都是要用将近2个月的时间抽调一部分人上山专门砍树。那时国家还没有怎么重视保护环境，据说砍一座小山的树只需要缴纳很少的钱就可以了。

因为每个食堂都需要很多的柴火，砍柴的工程浩大，全院三个医疗所和院部后勤都是各自为阵轮流抽调一部分人上山。上山的人要住在山上的帐篷里，所以每年的砍柴比起其他的种菜、砍芭蕉杆（喂猪）、割稻子什么的应该是最累的劳动了。

我们砍的一般都是直径50~60厘米左右的成材大树，锯倒了以后再锯成80厘米左右的一节一节的。那时没有电锯什么的现代工具，就是那种大片儿锯，两个人拉的那种，还是需要一定技巧的，不然根本拉不成，我们就慢慢学着把一棵棵大树锯倒，然后我们要把这些大木头想办法扛到能通汽车的路上，有的时候这段距离需要翻两个山包包，汽车把这一节节的大木头拉回所里,我们再把它们堆在篮球场上，像一座小山一样占据了整个篮球场。

剩下来就是全所的工作人员每天吃了晚饭以后就去球场上开始和这些大木头作战了，要把它们全部砍成直径5~6厘米的柴火，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一个人抱都抱不过来的那么粗的木头要慢慢砍成能直接烧火的劈柴，真的很不容易。

大家都很自觉，吃了饭就来干活，有力气的用斧子把大木头砍成小一点的块，力气小的再把小一点的砍成更小一点的，然后再整整齐齐地码在工作灶和营养灶的柴棚里，好大一片啊，看着那么多的劈材有时候真不敢相信是我们自己弄的。这就是我们两个食堂一年的柴火啊。

　　我们伙房的后面有一片芭蕉林，每当看到有长得差不多快熟了的芭蕉的时候，我们班长就会把它砍下来，放到库房，没几天就能吃了。就我自己而言，我还是喜欢吃芭蕉，而且喜欢不那么熟的，不那么甜，不拿么香，但是口感很好。还有我们的房前屋后有很多的木瓜树，大家也会把基本成熟的木瓜摘下来放到窗台上，看哪个熟了就吃那个，一年四季家家户户的窗台上都摆满了木瓜，有青的，也有黄的，煞是好看。

在一进医院的路边有一大片菠萝地，每年到成熟的时候就会发给大家很多菠萝，一到那时候全院到处飘着一股很大的菠萝味道，真的很好闻。我们大家也都学会了一手削菠萝的手艺。我们院部的后山上有一大片黄果林(其实就是橙子），每年也会分好大一盆黄果，那时候到处都是橙子味，也是沁人心脾的那个香啊。 我们外科的山后面还有缅石榴、酸角、菠萝蜜等也会有人弄来大家尝尝。所以我老是说这几年吃的水果比以前几十年吃的都多。真是美好的回忆。

　　边疆的部队就是劳动多多，除了前面说的砍柴，还有隔上一段时间我们就会上山去砍上一次芭蕉杆，那是为了我们工作灶喂的那几十头猪作饲料的。芭蕉杆很长，也很粗，一根得有100多斤，要从山上扛下来也挺不容易的，更要命的是湿漉漉的芭蕉杆上会有蚂蝗，可以从领口、裤脚钻进衣服里面，我们都是把裤脚扎住，领子扣紧，但是还是经常难免有钻进去的。走在山路上，只要你稍微弯下身去，就会看到路边很多很多蚂蟥，立在那里等着你呢，吓死人了，第一次看见吓得叽哇乱叫，双脚不停的蹦，只怕它爬上身来。不知为什么，对那种软体动物我就有一种强烈的恐惧感，一有这东西爬到我身上，我就会不停地大声尖叫，经常会吓得哭起来，说句老实话我复员回家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最怕的还是蛇，主要是因为太多了，老听说有爬到人床上去的事情，真是太可怕了。我们内科小四合院的入口有一棵橘子树，几乎每天上班都能看到有人在那棵树上挂着的剥了的蛇皮，有粗有细，有大有小。还有我们厕所的外墙有一个蛇洞，去上厕所经常能看到几个蛇头聚在那里向外张望，我总是会吓得尖叫，能把它们吓跑了我才敢上厕所，要不然经常就会在便池看到它们。有的人说这些东西看多了就不怕了，可是我也不知怎么了，每次看到都吓得不得了，惊恐万分。三年也没有一点点好转。

还有一种牛蚂蝗，也是让人毛骨悚然的。我们去割稻子的时候，因为田里还有泥，需要脱了鞋下田，经常看到人们从田里出来两腿上爬了无数的大蚂蝗，每一个有我们的小手指那么粗，他们就用镰刀的刀背把蚂蝗推下去，然后就看到两条腿血淋淋的一直流血，恐怖得很。然后看那些牛的屁股上好像是挂了很多的铃铛，仔细一看全是吸了血的蚂蝗，挂在那里的时候就是吸血吸得差不多了，准备下来了，然后牛的身上也是一道道的不停向下流淌的血印。因为实在不敢下田，我就抢着干挑稻谷的活，虽然那比下田要更吃力。记得那次劳动回来的时候，怎么也走不动了，好像就是爬回来的，坐在门口的台阶上觉得就要死了。每次经过一次这样的劳动，我的心脏就会出毛病，漏跳特别多。

　　当时我们最怵头的就是起早床了，就是早起做早饭。每3～4天1次，本来应该是一个人起的，可是我和小夏都害怕，我们只好作伴，每次都是两个人一起。一直到我已经在内科上班了，还会陪着她一起起早床，那时真是把她当妹妹一样，生怕她受伤害。其实战友之间情深义重，是胜于亲姐妹的。

西双版纳的气候是半年雨季半年旱季，在旱季的时候所里会组织大家种些菜，但是平常吃的菜主要还是专供的。休养灶伙食费高一些，一天每人8角。只是新鲜蔬菜不多，干菜、花生米、粉条这类多一些，除了每天会有一头新鲜猪肉外，还有不少红烧猪肉罐头，炒菜、下面条的时候放到锅里增加营养，也的确很香。每天中午班的时候，我们要把那两半边猪肉剔骨、分割，我竟然真的学会了有条有理地分割猪肉，并剔下腿骨、排骨。并且会利索的皮肉分割。老兵班长教我们如何切丝、切片。学会了切萝卜丝、土豆丝。班长还教我们蒸馒头，看到发面时要用到猪油和白糖，感到很惊奇，因为我们北方发面时不用这些的。煮面条也和我们北方不一样：要两个锅同时工作，一个锅做汤把菜和红烧猪肉罐头都放在汤里，香香的一锅汤，另一锅则是清水煮面条，煮好了捞在汤里，也就是说只能是汤面条。这对那些北方兵来说就是最好吃的饭食了。一星期一次的馒头也很受欢迎。白白软软的馒头老是不够吃，不对，应该是吃不够。廖恩铭司务长的厨艺最好，一般有个小锅饭、病号饭什么的，司务长一定要亲自做，我们旁边看着很是羡慕，也趁机学习了不少技巧。

　　虽然有这么多可怕的东西困扰着我，但是我干活还是不惜力的，这一点大家有目共睹，所以在这方面深得大家好评。我们医院有一大帮来自思茅分区的子女，小女孩入伍时最小的只有14岁，她们生长在边疆，大部分人是很能吃苦耐劳的，只有很少的几个会有些娇气。我们来自内地的这些人，平常没有多少锻炼机会，比如肩挑、人扛都很不适应。但是自己有股子生死不怕的劲头，会拼尽全力去做这些劳动，而且很自觉，从无怨言。这种劲头让我锻炼的很坚强，劳动能力提高很快，我可以扛着100多斤的白糖一口气跑一二百米。有一次，自己逞能帮小夏挑着100斤的开水，上到了外科的第三排病房。

　　逢年过节的我们也会给大家想办法改善伙食，吃饺子是最热闹的，我们负责弄、绞肉、剁菜、拌馅、和面。然后分发给各个病房，战士们都不怎么会包，我们要教大家。没有那么多擀面杖，大家也是各显其能，有用汽水瓶子的，有用竹竿的，包的饺子奇形怪状，还很大。煮饺子可麻烦了，大部分都会破，有时候就是一锅片汤和菜，实际上是不成功的。馅、绞肉、剁菜、拌馅、和面。然后分发给各个病房，战士们都不怎么会包，我们要教大家。没有那么多擀面杖，大家也是各显其能，有用汽水瓶子的，有用竹竿的，包的饺子奇形怪状，还很大。煮饺子可麻烦了，大部分都会破，有时候就是一锅片汤和菜，实际上是不成功的。

后来有一次我们就费劲巴巴的弄汤圆给大家吃，要泡糯米，然后水磨成米浆，再把水滤掉。馅是炒熟的花生米和芝麻碾碎，放上白糖，一个个捏起，搓圆。大家那天都来加班，病号吃的好开心啊，可是我们炊事班的工作人员都没吃上，个别人尝了一个，好几个人连尝都没捞着。好遗憾啊，为什么就没想着多做一些呢？

　　我们的医院是一个没有围墙的医院，四面都是直接通往山上，每个医疗所后面都是大山，我们的外科后面就是原始森林；我们修养灶的后边，就是一条从山里流下来的小溪，溪边有一片芭蕉林；再往远处是我们的菜地，菜地的那边山坡上远远看去有一片坟，是我们139的烈士墓地；再往远就是森林了，有一条通往曼帕傣族寨子的山路。

一所和二所的外面也是山，是通往我们砍柴，种地的山和山林深处的傣族寨子。所以我们的医院就是一个开放地带。一到那里就听说这一带有住在境外的国民党蒋残匪特务，会袭击解放军，一般都是趁黑夜。所以我们觉得起早床做早餐是最可怕的，总觉得会有人在远处拿枪瞄着我们。

因为勐腊没有供电局，我们晚上的照明只是医院自己发电2小时，10点钟以后就黑漆漆的了。我们每人有一盏小马灯，就是做早饭时用的，为了看书方便，我们还每人买了一个煤油灯。因为小马灯只能照见眼前一片，看不到远处。我们还要背上一个手电筒，如果是安全起见，应该是走在路上的时候不要点灯，也不要打电筒，可是还有更怕人的，那就是蛇，我们宿舍通往伙房的路上常常有蛇来回穿梭，一不小心踩上它，就会咬你，我真是太怕蛇了。心想，宁愿被蒋残匪的子弹打死，也不想让蛇咬到。每次起早床，我总是打着电筒仔仔细细照着路上，生怕踩到蛇。

　　我们伙房的后面有一片芭蕉林，每当看到有长得差不多快熟了的芭蕉的时候，我们班长就会把它砍下来，放到库房，没几天就能吃了。就我自己而言，我还是喜欢吃芭蕉，而且喜欢不那么熟的，不那么甜，不那么香，但是口感很好。还有我们的房前屋后有很多的木瓜树，大家也会把基本成熟的木瓜摘下来放到窗台上，看哪个熟了就吃那个，一年四季家家户户的窗台上都摆满了木瓜，有青的，也有黄的，煞是好看。

在从370部队一进139医院的路边，有一大片我们自己种的菠萝地，每年到成熟的时候就会发给大家很多菠萝。一到那时候，全院到处飘着一股很大的菠萝味道，真的很好闻。我们大家也都学会了一手削菠萝的手艺。

我们院部的后山上有一大片黄果林(其实就是橙子），每年成熟的时候，每人也会分到好大一盆黄果，那时候到处都是橙子味，也是沁人心脾的，那个香啊。 我们外科的山后面还有缅石榴、酸角、菠萝蜜等，也会有人弄来大家尝尝。所以我老是说在139这几年吃的水果，比后来几十年吃的都多。真是美好的回忆。

　　小夏是我的亲密战友，我们住在一起3年多。我一直把她当做妹妹，缝缝补补、洗洗涮涮我擅长一些，经常就帮她做了，很自然也很情愿。她长得很漂亮，个子高高的，皮肤白白的、头发是那种金色的，很像一个俄罗斯姑娘。我们在炊事班工作的时候，来给她帮厨的战士很多，他们都爱听她讲她父母的传奇故事。

到了1976年元旦前夕，自己知道，因为身体的原因，这一年要复员回家了。而当时小夏还在炊事班工作呢，她已经当了三年炊事员了。我想让她稍微早一点到科室工作，就和领导提出我重回炊事班，让她出来，领导表扬了我，批准了我的要求，小夏也非常高兴。

我在139最后的这一年，云南地震不断，最多的时候我数了一天有24次有感地震，每次都震得我们的房子哗啦啦直响。因为我们住的房子都是土坯墙、石棉瓦，棱角处都有铁架的，很难塌了，但是地震感觉不小。

后来因为有一个部队地震时洗澡堂的房子塌了，砸死了12个女兵，上级通知，我们都不能住在房子里了，就在每栋房子前面盖了地震棚。地震棚是我们自己上山砍的竹子盖的，上面是盖的油毛毡。地震棚就是说不是房子，只是棚子，是透气的，墙和顶之间是有20厘米的空隙的。病房也盖了地震棚，伙房也搬了出来。我们伙房的地震棚和外科的距离最近，只是不在一个层面上。我每天在伙房干活的时候，都能看到小夏的身影，听到她的笑声，她还是那样爱讲故事，每天她周围围了不少听故事的和帮忙的战友。

　　在炊事班工作1年多的时候，我参加了一次后勤22分部举办的军体运动会，取得了半自动步枪3×20射击第三名的成绩，和温跃军、李云华等几人被抽到分部集训了1个月，准备代表昆明军区参加全国的军体运动会。

集训的人员是各个单位根据平时的射击成绩抽调的。我们住的是帐篷，在远离村庄和集镇的一片旷野山坡上，每天就是趴在山坡上对着靶子三点一线地练习，瞄啊，瞄啊，看的眼都发直了，逐步体会呼吸的配合和扣扳机的轻、稳，和无形无痕。就那样练一天空靶，每天结束的时候打上10来发实弹。真是觉得好枯燥呀。

　　当时我们队里有一个女孩，记不得是哪个医院的了，当时她有一把琴，不知学名叫什么琴，只记得她叫它“蚊子林”。是一种小小的类似月琴，但是是琵琶状的，声音也挺好听的。她经常会在帐篷里弹一些我们没有听过的曲子，讲一些我们没有听说过的奇闻异事，也算是我们的一种娱乐吧，当时还挺崇拜她的，觉得她多才多艺，懂得也不少。可是后来我们听说她弹的曲子，说的话被不知哪国的情报机关作为攻击我军的材料，然后这女孩也被部队处分了，据说还审查了不少时间呢。

　　在集训中自己度过了21岁生日，生日那天，突然就感觉心里非常的失落，哭了一场，总觉得自己已经这么大了，学没的学上，当个兵吧一直在做饭，有些蹉跎岁月浪费青春的感觉，情绪很不好，不想继续往下进行了，因为如果再次被选拔上还要集训，不知道多长时间呢。在后来的每次测验中就故意不好好打，不等报靶完毕就开下一枪，甚至连发几枪，有一次把子弹打到了抱靶杆上，被教练训了一顿。但是去意已决，就是不打算继续了。

　　最后的考核中自己终于落榜了。回医院的时候是自己一个人，小温她们几个还留在集训队继续训练。来的时候有部队的汽车送，走的时候只好坐长途汽车了，一个女兵扛着杆枪坐在长途汽车上也是引来不少好奇的目光。晚上一个人住在兵站空空的房子里，睡觉时怀里抱着枪，眼睛盯着那扇坏了门栓的门，心里害怕得很，真有些后悔了，不该冲动闹着回医院的。好在只有一晚上，第二天下午终于回到了医院。

　　回到医院就被从炊事班调出来分到了内科。

我们医院的习惯，就是刚到科室的人都要先上3个月的护理班。每天护理班的工作就是早6点起床，不需要参加跑操，先到科室把男女厕所冲刷一遍，如果碰上下水道不通，还需要自己亲手把它疏通。那种厕所实际上就是野茅房，没有水管，每一个便池是一个长长的斜坡，我们从外面挑来水以后要挨个把便池冲一遍，然后再把厕所的地面也用清水冲一遍，一般需要半个小时左右。 每天早晨干完这些活就已经累得满身大汗了。

然后是扫院子、挑开水、给重病人打开水。7点钟为伤病员开早饭，我们要到伙房把饭、菜打回来，然后再给所有的病人分饭，不能自己打饭的重伤病员，我们还得把饭送到他的床旁，有的还得喂。伤病员吃完饭，我们要把他们的碗洗了，同时把装饭菜的锅盆洗干净，送回炊事班。做完这些事情，我们才能到工作灶去吃早饭。

　　吃完早饭后，立马回到病房，再开始更细的护理工作，包括给病人洗衣服、擦身、倒大小便、刷痰盂。中午再开饭，洗涮……。总之，一天到晚忙个不停，那时候每天穿上工作服，应该是有四层衣服的，上班一会儿就湿透了。天天都是那样，很多病人看在眼里会很感动。所以在我工作的时候，总是会有些轻病人来帮忙。有一次我去用手掏便池里堵塞的东西，一个男兵就一定要替我干活，自己也很感动，对他一再说谢谢！谢谢！他却说：“王护士，你快别说了，是我们应该谢谢你，你看你每天那么早就来到病房，不停的干活，这么脏的活你们这些来自城市的女孩子都能干，我们这些来自农村的男兵帮你干活是应该的。”

他们这些病号们没事了也会议论我们这些护士们，据说是对我印象最好，他们叫我“勤劳的小蜜蜂”，自己知道后也很感动，觉得自己的付出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再辛苦也没什么。

　　还有一件事，自己想起来就觉得有些内疚。可能是自己的勤劳让人喜欢吧，有一次一个病人让我帮他刷鞋，我觉得很正常，一双鞋不算太脏，翻过来鞋底朝上扣在盆里，一接上水，把鞋翻过来，就发现里面有一双新的花的尼龙袜子，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情的我，真是难为情死了。我正在那里红头胀脸地不知所措，我们科的护士刘勤远远地问我，“什么东西啊”，我竟然说“屎”。刘勤马上就说：“怎么这么坏啊，人家王晓红对他们这么好，他们怎么这样啊，真没良心。”我在那里呆了一会，想想还是把鞋洗了，晾在他的窗台上，实在是不好意思直接面对他说什么，就把袜子交给了我们科的一位金医生，她是我们科里最老的医生，是党小组长，后来也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她帮我把袜子还给了那个伤病员，从那以后我每次依然和以前一样该干什么干什么，只是发现那个战士再也不好意思见我了，我发药的时候，他钻在蚊帐里只伸出一只手，默默地接过药吃了。我后来慢慢长大成熟以后才感觉到，我是已经伤害到他了，他的感情应该是真挚的，这是没有什么错的，自己真不应该这么处理的，自己直接退给他就好了，不应该让别人知道的。只怪自己当时年轻，第一次遇到这种问题，不知道怎样处理，也没想到这样会对别人造成伤害。

　　三个月的护理班上完以后就开始学着上治疗班，也就是负责加药、配液体、输液、打针。这就是说已经开始学技术了，记得第一次打针出的洋相，把针扎进肌肉立马就拔出来了，根本就没有推药，并不是忘了，而是吓的，手直抖，扎进去的针根本没敢停留。后来学习静脉穿刺的时候还真的在自己手背上练过，扎了3针也没扎上，弄得淤青一大片。后来有几个战士自告奋勇让我给他们扎针，一来给了我勇气，二来他们的血管都非常好找，让我有了成功的感受，慢慢自己手底下也有了感觉就得心应手了。不过小儿头皮针还是不行，特别害怕小娃娃哭闹、挣扎，一直到现在都不行。

学会了这些操作技术，更重要的是还要学习理论，因为没有上过卫校，一切东西都是自学开始。护士长给了我一本他们学习用过的护理教材，自己慢慢开始自己学习，有不懂的地方就向老护士请教，刚学习的时候，感觉每天都有收获，而且也感觉到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

　　我们的护士站窗外就是山，一上夜班我就把窗户关得严严的，不然一看到窗外黑咕隆咚的就会很怕。有的时候怕得不敢在屋里呆着，只要夜里有一个发烧、输液的病人，我就会搬个板凳坐在病号床前守着，给病人用温水擦擦身做做物理降温什么的。实在没有事情的时候才坐在护理站看书、学习。那时老是觉得一夜的时间好长啊。

我们每个科都有一个小煤油炉，是让大家做夜班饭用的，每周一次到司务长那里领来挂面、肉罐头、油盐酱醋和煤油等东西，一到夜里11点半，小夜班写好交班，就开始和医生一起做饭，虽然千篇一律，一直都是那个内容和口味，但每次大家都吃得很开心。而且我们都养成了习惯，逐渐逐渐的小夜班把叫大夜班的时间往后推，尽可能让别人多睡会儿。有时都是到2、3点才换班。

　　在内科工作了几个月后，已经能胜任各班工作了。因为复员走了一个老护士，她原来是管总务的，护士长就把她的工作也交给了我。我当时还兼着科里的通讯员，具体工作就是除了开会的时候给领导端茶倒水，每天还要负责办公室的卫生，早晨打开水，负责科里小图书室的书籍管理、借阅登记等。这些工作原来也是由专人负责的，而我呢就是一面还同时在科里上班，一面做这些工作，自然就忙很多。总务护士的工作也不轻松，全科50个病人的被服的清洗，需要每周一下午下班后去抱一堆柴火，在一个专门煮被服的大锅旁边，第二天早上出完操回来就先去把水烧上，把脏被服泡在里面，等吃了饭就带着轻病人到那个地方开始洗衣服，用搓板把衣服搓好后，就带着轻病号去河里清洗，然后再抬回来晾起来，当天下午还要把这些东西收回来、叠好。

星期三是给外事病号买东西的时间，我要把每一个外事病号要求的生活必需品登记下来，到军人服务社去一一领来再发给他们。那段时间我真的是全所最忙的一个，每天能睡觉的时间也就是4小时左右。当时自己就很得意的跟爸爸妈妈说，我现在是身兼数职：卫生员、洗衣员、图书管理员、通讯员、外事管理员、仓库保管员。自己真是也不知怎么有那么大的劲儿，一天到晚不知疲倦地干活。后来我发现病号的蚊帐几乎个个都有窟窿，因为我们的病人几乎一多半都是疟疾，是被蚊子传染的，为了不让蚊子来回咬他们，我就趁上夜班的时间挨个把50几顶蚊帐都补了，有的一个蚊帐上有3、4个洞呢，真的好耐心啊。有时病号半夜起来，看到我在给他们补蚊帐，感动的不行，一定要我歇一歇。他们说我太辛苦了，可是自己当时真的很高兴做这件事，一点也不觉得苦。

　　由于自己的勤劳、诚恳、踏实，自己是我们这一批战士中第一个入党的，当时我们所比我们早入伍两、三年的都还有没入党的呢。这一年院里给我立了三等功，次年3月到思茅分区参加了分部举办的功模代表会，自己还代表立功人员发了言。我的立功喜报还对弟弟的“留城”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想想，这是一件多么让人高兴的事。

二所的张青是我的好友，她也荣立三等功（第二年她再一次荣立三等功）。我们一起到普洱参加昆明军区后勤二十二分部的功模代表大会，遇见了我们郑州老乡80医院的小涂，我们一起合影留念。

　　我们这一代人的问题就是文化水平太低，我们这一届其实也就是初中一年级的文化，中学的课程只学了一个1/3，只要一想到这些我就有一种想哭的感觉，都是文化大革命耽误了我们。

一到139，我就有一个计划，要把中学的数理化自学一遍，可是后来一直都有一些当务之急把我的计划弄泡汤了，直到后来复员后上了工农兵大学，各种学习任务不断、考试不断，根本无闲暇时间实现自己的计划，才让自己彻底打消了这个念头，但是这件事总是我心中的一大遗憾。

那时，我们也是经常要学习政治的，当时正上批林批孔运动，这方面真是没什么记忆了，能记得的是学习哲学的事情。好像在中学还没有学到这些，我那时也是刚刚接触，学起来倒不觉得困难，道理也很容易懂。院里还经常组织考试，在一次马克思学说哲学部分考试中，除了一些基本理论，还要求谈谈学习体会，自己就根据学习的感想写了自己的体会，把矛盾的对立和统一、一分为二认识世界等基本观点结合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写了出来。

下面就是这次考试最后一道题我的答案。

问：你学习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后主要收获、体会是什么？

答：几个月来，通过对马列原著的学习，尤其是对马克思学说哲学部分的学习，使自己的思想逐渐开阔起来，细想还是有不少收获的。通过学习，自己知道了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这是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使我们做工作能够做到从客观到主观。由于小灶就餐人员不稳定，所以我们炒菜煮饭的量就得随就餐人员的变动而变动。我们应该根据就餐人员的多少决定煮饭炒菜的的多少。如果是以自己的想法去套客观，就会陷入唯心主义的泥坑里去。过去自己对于辩证法是只知其名不知其实，通过学习，自己对于辩证法和它的规律有了一定的认识。比如我们的工作吧，似乎是一种重复，一天三顿饭，天天如此，常年如此。但这种重复并不是原地转圈子，而是另一种重复：我们虽然每天三顿饭，但是每天与每天，每顿与每顿却都不一样，从就餐人员、饭菜的量，饭菜的花样到炊事员的技术水平都在不断的变化。再比如节约和浪费这一对矛盾吧，它们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节约搞好了，浪费就少了；浪费多了就是没有很好地节约。它们互相矛盾，但又在相互转化着。总之，我们每天生活在矛盾之中，我们周围的一切都在变化，要使自己思想适应新的情况就要多学习，多动脑筋。

以前自己没有学习过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对于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也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通过学习，使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有了一点肤浅的认识，但也给自己指出了前进的道路是宽广的，自己知道的太少了，还需要更努力地学习。以前自己在如何对待学习上有不正确的认识，认为炊事班学习时间少，自己文化程度低，一定学不好。通过一段时间学习使自己认识到：时间少，文化程度低，相对来说也是一个有利条件。因为时间少，所以就更需要我们培养学习的自觉性和发扬钉子精神，由于文化程度低，也就使我们更因为自己的不足而感到更需要学习，更需要比别人多花几倍的功夫来学习。

　　没想到的是，这篇文章得到院长、政委的大大表扬，把我的文章打印成册，发给各班让大家学习。院长还在大会上说，你们这么多大学生、高中生，学习起来还不如一个刚入伍不久的初中生，你们想想，什么原因？后来我们的教导员还让我给全所指战员讲课，内容是让大家了解三大战役的。

这件事情让自己自信心大增，也在大家心目中树立了威信。

我的读书笔记本上大部分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内容，还有一些革命的诗歌、散文摘抄。通过学习使自己树立了良好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通过学习开阔了眼界，提高了自己的政治思想觉悟。感觉真的就是上了一个大学，学到了本应该在学校学到的知识。

　　糟糕的事情是自己渐渐发现心脏出了毛病（心肌炎后遗症——房室传导阻滞）。那时因为劳动较多，几乎每次繁重的体力劳动过后，晚上休息的时候就会出现心悸。自己数数脉搏，每分钟只有40次左右。有一次，竟然只有38次/分。医生也吓坏了，做了心电图，发现是房室传导阻滞Ⅱ度，漏跳时少时多。记得路建民军医跟我说：是“不治之症”，见我脸色变了，赶快告诉我：“毕竟你现在只是‖度，虽然治不好，但也是一个不必要治疗之症”。

我不得不住院治疗，住院也就是输输阿托品，提升一下心率，以后到劳累过度的时候还是会有的。就这样，反反复复。因为这个心肌炎后遗症住院4次，当然每次也就3、4天，但是对自己的情绪影响不小，每次劳动后都会在夜里出现心悸，心前区不适，不能睡觉。

住院的时候每天夜里躺下，独自在床上望着天花板、数着心率，心中忐忑不安。尽管主管医生一再交代以后劳动时不要过于使劲，但是每次劳动都会拼尽全力，（实在不好意思不拼命干活，好像那样就会是不诚实了。）出院后照常上班、拼命劳动。

　　说起住院，还得说说阑尾炎住院那次。是在一次起早床时，觉得肚子很痛，坚持着煮饭、开饭。在我开完饭趴在锅台上刷锅时，痛的怎么也直不起腰来了，满头大汗。小夏忙去找了外科的郭医生，她诊断我是得了急性阑尾炎，必须要立刻住院手术。

很快，外科就拿来了担架，抬着我去手术室。小夏拎着我的鞋，跟在担架后面。麻醉用的是腰麻，我竟然不知怎么抖个不停，郭医生问我是不是害怕得很，我还说不拍。

手术中意识是清楚的，可以清楚地感觉到内脏牵拉的痛楚。但是那时我不懂（也没人告诉我）为什么手术后要去枕平卧6小时。自己没有枕头睡着不舒服，就自己伸手把枕头垫在脑后，护士巡房发现后给我拿走，等她们一走我再拿过来枕上，直到护士把枕头甩的很远我够不到，也就没办法了。

十几张床的一个病房，只躺了我一个，迷迷糊糊睡一会儿，醒一会儿，醒来的时候小夏在陪着我。那一晚，她好像也没休息，我很感动，不然自己会委屈的想家。

术后三天的时候我发烧了，41度还多一点，护士不太相信，又量了一遍。结果是刀口化脓了。郭医生郁闷极了，她说：“做了那么多阑尾手术，从来不感染，怎么给自己人做一个就感染了呢？”我想大概是自己不听话，在术后第一天晚上就自己捂着肚子爬到山上去上厕所了，不小心造成的感染吧。郭医生开始给我处理刀口，她要把化脓的地方戳开，把纱布塞进去，把脓引流出来，痛的我满身大汗，郭医生说我，你怎么不吭一声？我说痛得说不出来，把郭医生心疼得不得了。以后几乎每天需要换药，很痛苦，但是我没有哭过。

经过这些，我觉得自己已经很坚强了，没有什么困难能难住我，再苦再累的活也不怕了。

　　心肌炎后遗症的病成了我复员的原因。

那天是1976年4月5日，已经决定了要回家了，但心里面没有一点点回家的愉悦——实在是舍不得离开这个自己生活工作了3年的地方，舍不得这些给了自己美好记忆的人们，包括领导和战友们。

我把棉衣棉裤，绒衣绒裤给了同一年复员的一个贵州战士，他可以回去以后带给弟妹。我和小夏已经哭了好几场了，真的觉得就像亲姐妹，知道以后难得有机会见面了，那个难受呀，就别提了。可以说这是我这一生最难过的一次别离了，哭到手脚发麻，不能自己。

　　4月6号那天早上，我们乘车离院，广播里传来了天安门事件的报道，突然间觉得很紧张，好像会有什么大事要发生，本来和战友约好要在昆明玩几天的，可是这一来什么也不想了。到了昆明马上就买了回家的车票，回到了家乡，开始了老百姓的生活。

　　复员后回到新乡，幸运地被推荐到河南医学院上大学，经过学习成为一名内科医生，在新乡市中心医院工作三十多年，从住院医师、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到主任医师一步步成长起来。从医三十四年，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一名毛泽东时代的共产党员，是一名复员军人。兢兢业业工作，实实在在做人，心里踏实坦然，问心无愧，自信可以光光荣荣地去见毛主席他老人家。

在职工作时忙忙碌碌，加上不断晋升、学习，养育孩子、照顾老人，没有什么闲暇时间。退休以后年纪也大了，爱回忆过去，思念故人，经常怀念自己人生中最值得骄傲的那些年——当兵的岁月。抽空写了一点回忆录，此为其中一部分。

夏吉林、王晓宏、吴菊英、张青。

张川军和我都是新乡的，她在一所。

我和张青

吴菊英和我

我和小夏在医院后面山上

谢婉玲副所长和我

刘燕燕也是我们内科的，她温婉大气，成熟老练，字写得非常漂亮，是我学习的榜样。

我的好朋友小夏和她的爱人邱伟结婚的时候来河南，我们的合影。

在自己心目中，曾经的当兵日子，就像歌词中说的“闪亮又明媚”。遗憾的是，复员以后由于工作忙，家务事多，慢慢地和战友们失去了联系，后来听说我所在的139野战医院也解散了，人员分散在很多医院。再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复员、转业的也很多，更是不知道都去了哪里。即使是最亲密的战友，在通了几年信以后也失去了联系。以前工作时忙忙乎乎的，也就把这件事忽略了，后来开始写回忆录的时候，还是狠狠地难过了一阵，总觉得这辈子可能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他们了。上大学期间张青探家期间我曾请假去驻马店看望她，小夏旅行结婚时曾来新乡看望我。当时觉得昆明好远，需要坐好几天的火车，同时不菲的旅资也叫那时的人们不敢考虑出远门。

　　 就在2014年8月底，我正准备去韩国旅游之前，有一次在电脑上查资料的时候，突然想到“我既然思念战友为什么不到百度上去搜一搜呢？”敲了个“139野战医院”，哗啦一下让我一眼就看见了“139家园”这几个字，兴奋的忙打开浏览，发现正是我要找的139医院的人写的。记得好像是何若鲁医生写的文章，讲述139医院建院时的情况。可惜自己当兵时间太短，认识的人太少，好多人和事都不太清楚，但是还是能偶尔看到几个熟悉的名字，特别是有一个聚会时用的通讯录，赶忙翻看一遍，找到了刘勤、温跃军、张青、陈思玉等名字，但是却没有找到小夏的名字。后来就在QQ群中给刘勤留言询问，没想到战友们不但记得我，聚会时总会互相问起有没有我的消息，真是太高兴了。

　　我申请加入了139家园群，发了几张当年的照片，立刻有的认识我的战友开始询问，他们也找不到张川军了。张川军是新乡的，我虽然也没有她的电话，但毕竟是同一城市的，我说我因为马上要去韩国，过几天回来以后就马上找她，一定会找到的。从韩国回来，很快就找到了川军的电话，告诉了战友，他们也跟她们两口子联系上了，真高兴。

　　  很快，我就接到小夏的电话，真是兴奋极了，恨不得立马就去见到她。她从微信上给我发来了照片，真是岁月不饶人呀，胖了许多的小夏还能看出原来的模样，说话还是那样大声大气、快人快语、直爽豪迈的。

       听着战友的声音，马上就好像回到了三十多年前，这么熟悉的声音，这么熟悉的口音和说话习惯，真的让人恨不能马上就见到他们。

　　从那天起，连续好几天都兴奋得睡不着觉，高兴得见人就说：“我找到组织了，找到我的战友了！”所有的人听说以后，都为我高兴。我觉得我一定要尽快去一趟昆明，争取尽快见到他们。我征求了老伴儿的意见后，就立刻在网上订了飞机票，运气真好，订到了3.7折的机票，即使加上燃油附加费和机场建设费也比火车软卧便宜好几十元呢。

        买好飞机票以后我用了10来天的功夫做了一件事，把我以前的照片只要是没有电子版的全部扫描到我的电脑上，然后把其他照片好好的整理了一下，从网上买的新相册和相角，工程挺大，当兵时照了不少照片，等于我又把那个年代温习了一下，常常回忆起那些年的好些有意思的事情

　　时代的发展，科学的进步把世界变得小了，再遥远的距离乘上飞机就不远了过去3天2夜火车的距离只要3个来小时就到了。到了昆明才从电话中得知，这一天是他们家老爷子的头七，一家人要去墓地的，结果小夏的车子毫无征兆的又把电漏光光，修车又费不少时间，我给她打电话的时候，刚刚从山上下来，还没有安顿好。再一次深深的歉意，人家家里这么忙还得接待我们！我真是不好意思。

　　小夏慌慌忙忙骑了电动车来接我们，刘勤也到了，她是打的来的，因为单行线的问题，虽然路不远，刘勤还是带我们打的过去，到了一家叫做昆翊的小宾馆，宾馆虽小，房间倒还干净，主要是离小夏家很近，我们一旦出去旅游就可以把箱子放在小夏家。而且也很便宜，每天110元，小夏已经给我们付了一天的房费了，真是想得周到。而且这个地方周围有很多小吃，生活极方便，这一家宾馆还有个很好的地方，有很多的衣架，洗衣服很方便。

小夏已经胖得跟个苏联老大妈一样了，本来就是欧洲人那样的白皮肤，头发染成了金黄色的，个子又高，真是欧范儿十足的。风风火火的脾气跟年轻时候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说话做事干脆利落。

　　把我们住宿安顿好以后，小夏就带我们去附近吃饭，是烧烤和火锅同时可以吃的自助，很不错。小夏家邱伟还带来了他们家自己酿的酒，真的是用自己家的粮食酿的酒啊，真让人羡慕。席间两个男人酒喝的挺嗨，我们3个女人一直在说战友的事情和回忆当年的趣事。听着小夏那豪爽的笑声和熟悉的口音，还有那唛…唛的感叹词，真的好像又回到了从前。只是遗憾我当兵时间太短了，他们说的好多人和事我都不知道，或是记不得了。她们两个呢，刘勤因为她的两个弟弟是自卫反击战时牺牲了，组织上照顾他父亲，也就把她调回昆明父亲所在的干休所，一直工作到退休，退休时已是副师级文职。小夏是提干以后也是组织上照顾她的老红军父亲把她调回昆明57医院，记得那时我们还通过几回信呢。后来她转业后到了公安局，管理的就是火车站这一片的治安，难怪她微信名叫大姐大，老董说她是霸王花，真的很厉害的，她仍然是那样自尊、自强、而且不会阿谀奉承，快人快语，直言不讳，透明至极。太有意思了，我不知道该是感慨30多年前谁能想到今日呢，还是唏嘘30多年前年少青春，前途莫测呢。

　　我还惊奇地知道小夏家老邱在昆明郊区的山上买了30亩地，种些蔬菜水果，自己吃，亲戚朋友吃，也让家里老人有机会去山里养生休闲，她家山上物产丰富，勾起了我极大的兴趣，我说一定要去看看，虽然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果实了，一点也不影响我的情绪。我们在那山上玩得可开心了，遗憾的是因这一天太兴奋，连拍些照片留着纪念都忘了。

　　来昆明的当天知道小温还在西班牙旅游呢，我们知道战友们都很忙为了不太打扰大家就抽空自己玩耍，有时在昆明市玩耍比如滇池、西山、植物园，还和小夏张青一起游览大观园，并断断续续报团去了石林、西双版纳、景洪和腾冲大理和顺。

　　小温回来后联系了郑谦教导员两口和谢婉玲副所长，领导们热情地请我们游玩翠湖，并在翠湖旁边一个很漂亮的饭馆吃饭，郑教导员头发已经全白了，精神很好，记性也很好，我一直记得他对我的鼓励和锻炼，金医生也老了，她已经不太记得我了，可是我永远忘不了她和护士长王琼英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是对我的进步帮助很大的人。

       看到老领导们年纪大了，但精神还是那么好，真为他们高兴。遗憾的是3位领导都没有微信，致于以后无法再联系。

　　同时还看到了当年经常一起工作和玩耍的马利群、张素英，还有何琼英医生。她们还是那么热情，真遗憾自己不是昆明人，这么好的战友三十八多年没有联系。看着这些战友领导们可以经常的在一起回忆过去，聊聊家常羡慕死了。

特别为谢副所长的精神感动，她已经80多岁了，现在每周6天上老年大学，什么都学。她说是害怕阿尔茨海默症，说是应该让自己经常动脑，不断学习新知识，不断刺激。她劝我回家后也要上老年大学。还在一次饭局上见到了几位原来不认识的战友，其中郭远明翻译好像有些印象，肯定是没有说过话，没想到他竟然知道我发在QQ上的回忆录，他劝我可以发到139家园，可自己总觉得自己写的东西实在难以示人，怕人笑话。郭翻译鼓励我，写的东西就是要人看，要和战友分享。哪知我回家后竟找不到家园入口，后来忙着旅游玩耍也没怎么再上网浏览。

2018年在成都琼英护士长和曾医生还有小四川张清雅非常热情地和其他战友一起请我们吃饭，在公园喝茶，并一起去遂宁看荷花，其实只有王琼英护士长和曾医生我们曾在一个科室工作过，然而青涯、周桂、大雪和王福信我们在139时都不认识的，包括遂宁的一所事务长胡邦明，但他们都是那么热情，战友的情谊真是和一般的感情不一样，就像每次战友见面会，即使以前不认得，因为我们都曾是139人，就是觉得感觉很近很近。

和王琼英护士长还有一所的大雪在成都百花公园喝茶聊天。

听周桂讲她家的菜园子

曾医生和一所事务长胡邦明、王福信

我和王琼英护士长、张青涯还有大雪

和护士长在去往遂宁的高铁上

　　2018年10月16日到18日139全院战友一百六十多人在上海欢聚一堂，我和川军一起各自带着老伴也兴奋地来了。从下了高铁就接到了战友的电话，接着一个个见到了胡伶俐、金寿萍，真没想到她们还认得我，四十年了啊，当初的小姑娘都变成了老太太，但也依稀都有当年的模样。然后看着看着周围陌生的面孔熟悉了起来，心里一股股暖流涌了上来。刘燕燕、黄桂兰、温跃军、刘生云小四川张清涯，甚至一所的荀云珍，院部的李登水也认出了我，还有我的老板班长陈思玉，我们三所的陈敦茂……。

　　上海的战友们真辛苦，组织一场这么大的聚会不容易。更让人惊奇的是，好些个当年的小姑娘们大老远的自带服装道具演出了文艺节目，有独唱、合唱、舞蹈、诗朗诵。让我再一次见识了139的了不起。

　　139是一个神奇的集体，她是因一场特殊的秘密战争应运而生，白手起家，自力更生、励精图治，各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培养锻炼了一代又一代优秀的军人，虽已撤编三十多年，可仍然具有极大的凝聚力，只要一声召唤，就能把这些早已退休多年的老人们聚集起来，说演出就演出，说写书就写书……。绝大部分人一生经历了很多单位，但是唯独139最难忘，最有感情。我一生会为我曾是一名139的战士而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