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 那些事

海清

原创图文

　　北方的二月虽然已经是初春，仍然没有走出冬的寒冷。大片的雪花漫天飞舞，三挂马车艰难地在辨不清车辙的路上前行。

第一辆马车上拉着全家人的口粮，大小不一的袋子被厚厚的苫布覆盖得严丝合缝。还没离开村子多久，铺天盖地的雪花又厚厚得覆盖在苫布上。

第二辆车是用毯子、毡子搭起来的简易蓬车。四面透风的蓬子里，蜷缩着瑟瑟发抖的一家老小——妈妈紧紧抱着皮裤筒里刚刚满月的弟弟，小我四岁的妹妹睡得一塌糊涂，前来帮忙搬家的三姨被颠簸得晕了车，时不时探出上身哇哇呕吐。在她掀起帘子的当口，我好奇地向外面张望，外边是灰蒙蒙白茫茫的世界。

后边那辆马车上的柴草，虽然被横三竖四的麻绳紧紧地捆绑着，仍然时不时从扭曲的车身上抖落下来，还没有落地，直接被风卷起和雪花一起狂飞乱舞起来。车把式坐在左边的车辕上，原本厚厚的皮帽上挂着密密的白霜，已经完全看不到他的脸。他偶尔朝他的马喊声“驾！”，偶尔甩一下拴着红缨的大鞭，半空中便传来清脆的鞭声。

拉车的马呼哧呼哧地喘着白气，马脖子下面那串铃铛🔔随着马蹄的上下起落，“叮叮当当”的响个不停。车轮碾压着雪地发出“吱吱嘎嘎”的声响。所有这些声音交织在一起偶尔被风吹散，偶尔传进马车里成为我人生中最悦耳最难忘的乐曲。

　　“坐稳啦，下梁啦！”车把式大声吆喝着。

车速慢了，车子随即颠簸起来。从车把式不停的“驭！”“喔！”“驾！”的叫喊声里，我听出他们的紧张与不安，也跟着害怕起来。对于年幼的我来说，是没有时间概念的，只感觉又过了很久，风停了车子也平稳下来。

“大川就是比墁甸暖和！”车把式们轻松地交谈着。

又过了一段时间，爸爸跑到我们的马车前，高兴地告诉我们，“到小门外啦！咱们到家啦！”

这一天是一九七三年的二月十三，这是我们一家五口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大迁徙。

后来的日子里，我不止一次问爸爸，“搬家那天我们走了几百里？”“哪有几百里！大约有二十多里吧。”爸爸不知道也不理解，这次出行对七岁的我来说，是怎样的艰难而漫长。

“二十多里”对我家来说是非常有缘的一段距离，七年里，我家的活动轨迹以二十多里为半径，以爸爸的出生地大夫营子为圆心，按照顺时针方向画了一个圈。大夫营子东三十里的炒米房（我的出生地），东南方向的呲风岭、西北方向的西场、北面的柴家梁（妹妹的出生地）、东北方向的水泉梁（弟弟的出生地），这些村子都是我们的落脚点，确切地说这都是爸爸曾经代课的地方。最后，我们又走了“二十多里”的一条半径，回到了圆心——大夫营子，而且在这一呆就是四十多年。

      当时，我们一家五口就安顿在爷爷家。爷爷的四间房很特别，东西两间是“套间屋”。我们一家五口住东套间，大爷一家四口住西间。爷爷和老叔住的是有过道的那间。红铅木的门窗不但结实耐用而且看着特别气派，“猴顶灯”式的窗格子设计尤其巧妙别致。

        后来我才知道，坐落在村子中心的这个院落，以前是地主何二先生的家，土改时，这个院子分给了爷爷。这四间房是何二先生的内宅，大门口的位置本来还有四间外宅。当初分房时，爷爷和姜姓人家每家分得两间外宅和两间内宅。为了方便，两家人达成协议，爷爷要四间内宅，姜家要四间外宅。后来姜家去了外地临走就扒掉了四间外宅，带走了全部落房木，只留下了进出内宅的门洞。

        这个起脊的门洞连同大门都是红铅木的。高高的门槛外左右两侧有两个圆形的石头门墩，白色石条砌成的台阶，是邻居们茶余饭后谈天说地的好去处。这个院子确实不错，面积又大又方正。东边是菜园，西边有三棵大杏树。听爸爸说，这几棵杏树是爷爷栽的。

       我们回来时它们正是丰产期，高点的树枝已经超过房顶，西边的枝条已经搭进了邻居的园子。三棵树中的小甜核杏果肉较薄成熟最早，成熟时颜色鲜红；甜核杏吃完后，黄杏已经由绿变黄，它果肉厚、个儿大；最晚成熟的是秋白杏，顾名思义，这是秋天才成熟的浅绿色的杏子。北方的秋天是沙果成熟的季节，偶尔吃个杏子，也是别有一番滋味的。

       因为血缘关系吧，我和大我一岁的堂姐、小我一岁的堂弟一见面就成了最好的玩伴。除了在家里打打闹闹以外，堂姐还带我去逛村里那些地标性建筑。

            小门外，是我最想去的地方，那是搬家那天迷迷糊糊中我听到的第一个地名。原来，小门外就是村东头，那里有一道又高又宽的板打土墙把村子与外界隔绝开来，两扇笨重的木门是人们进进出出的唯一通道，六条三寸宽的铁条，被碗大的盖瓦钉紧紧地钉在门板上。站在墙下仰望着天空，墙头和蓝天白云是连在一起的，顿时感觉自己渺小得似乎落入尘埃。在我眼里，这土墙、这红色的铅木门是神圣的庄严的。

         堂姐还带着我，从后院吕家和刘家之间胡同去了后山，山下一道长长的土墙早已断断续续地坍塌，我们踩着土墙的废墟一直往东走，就在墙的尽头一座土建的炮台出现在眼前，炮台虽然已经坍塌得只剩下两三米高，但上面的射击口和斑驳的弹孔还在。

        堂姐告诉我，这是用来打土匪的。她说以前大爷还在这捡过子弹壳呢。她讲得眉飞色舞，我听了很不淡定，生怕从哪再冒出土匪，赶紧央求她回家。我即担心她说的真的，又怀疑它的真实性，于是到爷爷那里去求证。

     爷爷说我们看到的土墙叫围子墙，咸丰年间他的祖辈兄弟二人，从山东逃荒走进围子门的时候，围子里只有几户人家。其中何家是大地主，这里所有的土地都是何家的，围子墙和围子墙四个角的炮台也是何家建的。板打的土墙高六米，宽一米五，为了防备外面的人搭梯子翻墙，墙头上横着布了一层厚厚的粗树枝。村东、村西各有一道进出的大门。小门外那的门就是东门。何家富甲一方，远近闻名，俗话说“树大招风”，民国初年，一伙儿土匪试图从东边的围子门打进围子，结果被围子里的人打得落荒而逃。除了围子墙上留下一些被子弹打的疤以外，村里人毫发无伤。坚固的围子墙，让围子里的人安居乐业了百十年。

       爷爷说，就在爸爸出生的前两年，一场百年难遇的洪水突然袭击了村子。历经了百年风雨的围子墙毅然抵抗洪水的肆虐，但它毕竟是土建的，直接与洪峰对抗的西北角的炮台最先被推倒，紧接着整个西面大墙连同一扇大门都被卷入滚滚洪流，西面只剩下一个门垛和一扇大门。南面的墙被冲走一半，洪水顺势进了村，幸亏营子里的人提前撤离了围子，才没有人员伤亡。爷爷说如果不是西围子墙和围子墙下那一排百年榆树，整个营子都会被冲走。

      爷爷还说在打北墙的时候，往山下运黄土特别难，就在黄土里掺了石子，所以北墙没有其他三面墙结实，再加上山水的不断冲刷，北墙逐渐倒塌了。我们看到的炮台是东北角上的那座，西北角（老马家门口）那座只剩下一个底座。东南角上的炮台是最完整的，可惜我那时候对炮台有点恐惧，后来偶尔去果园路过那里也没正眼看过那座炮台。

       从小门外的围子墙到爷爷家的大门口，道南的那片区域是大夫营子的政治经济中心。长长的两排房子临街而建，以辘轳井为界，西边三间碾坊、五间俱乐部是一排，它们的门口都是朝北的。东边的一排是铁匠铺、油坊、粉坊和放农具的库房，它们的门口都朝南。仓库的东边两座圆形的粮仓特别醒目。从两排房子中间、辘轳井东边走进去是饲养处，过了铁匠铺西山墙才发现左手边是并排两栋土房，前排房子是接羔室和牲口的草料库。草料库东侧，南北走向的牲口圈整整齐齐地连在一起，牲口圈门前是一大片粪场。这些牲口圈的后墙和东墙就是原来的围子墙。

         东西走向的围子墙，继续向西延伸，墙里稍高一点，是用黄土垫成的大场院，也就是碾坊那排房子的南面。墙外是小场院和生产队的菜园。粪场西边大榆树下，一道矮墙、几个简易的停车敞篷和一口储青窖，把粪场和大场院分割开来。

         饲养处最靓丽的风景是那三棵老榆树，它们已经生长了上百年，棵棵枝繁叶茂。大场院南挨着围子墙的那棵，又高又直没有明显的分杈。粪场和场院之间的那棵又矮又弯。最大的一棵靠近粪场，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还没有长叶子，它粗壮的树干、皲裂的树皮以及它裸露在地面上伸向四面八方突起的树根，足以让我震撼！因为它上头明显地分了三根大杈，大家都叫它三杈树。

       初春时节，饲养处是村里最热闹的地方，大清早就能看到人们忙碌的身影。牛倌、羊倌赶着牛马羊刚从这里浩浩荡荡出发，铁匠们已经在铛铛铛得打铁了。饲养员麻利地清理圈里圈外的粪便，顺便还要给留在圈里的小羊羔和待产的母羊送水、添草。粪场上赶着牛车、马车送粪的，挥着二齿子、板锨倒粪的村民一边忙碌一边说笑着。墙根下更热闹，有人在编筐、编车排子，有人在搓麻绳，还有人在修理农具。他们手脚麻利地忙着活计，嘴巴也闲不住，张家长李家短地唠着，村里村外的新闻在这里汇总，又从这里散播出去。

       这里的气味也特别丰富，油坊炼麻籽油的大锅里“咕嘟咕嘟”地冒着泡泡，麻油的香味弥散在油坊里。油坊外糟着皮子的大缸里散发着阵阵恶臭。炼铁的火炉里冒着刺鼻的煤烟味，诺大的粪场里浓浓的牲口粪味，所有这些气味混合在一起就是饲养处独有的味道。

          在那个没有电视没有手机的年代，南边的这片区域就是全村孩子们的乐园。在松软的粪场上追逐打闹，在羊圈里帮着接羔员喂羊羔，在平坦的大场院做游戏，在碾坊里帮着大人推碾子，运气好的话，那些馋猫还会找到好吃的：喂羊的胡萝卜、碾台上半生不熟的黄豆、青储窖里的玉米秸……我总是跟在堂姐身后，稀里糊涂地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偶尔分食一点儿他们的战利品……

就在那年秋天，当谷子像小山一样堆积在场院的时候，我们一家五口就搬到了山弯儿的张家借住，我对道南那片区域的记忆也就停在了那一刻。在后来的日子里，七三年经历的一切总是时不时出现在脑海，被我一次次剪辑，永远镌刻在心底。我感觉自己的记忆之门似乎在七岁那年刚好开启，世界上所有精彩的故事、美好的事情恰恰在那时展现在我眼前，让我目不暇接，有些事则深深地烙印在心里……

那年的清明，我被堂姐从睡梦中叫醒，朦胧中堂姐放在我手里一枚热乎乎的鸡蛋，“快起来，今天是清明，吃囫囵个鸡蛋不长疙瘩！”清晨的阳光暖暖地照在我的脸上，俏皮得晃着我惺忪的睡眼。我伸着懒腰，手里握着热乎乎的鸡蛋，屋外飘来小米烙羔特有的香味，从未有过的幸福感油然而生。等我来到外间，大娘正在用冒着油的腊肉蹭着滚烫的鏖子，她旁边的盖帘上圆圆的、金黄色的烙糕已经摞得老高啦！爷爷家有小石磨和鏖子，后来我们经常吃烙糕，但是那天大娘烙的甜丝丝带着嚼劲的烙糕，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最难忘的烙糕。

也是那年春天，我第一次亲眼目睹了窗外的杏花一夜之间开满枝头，我和堂姐、堂弟坐在板凳一样舒服的树干上，看着清雅的杏花，闻着淡淡的花香，无忧无虑地说笑着。洁白的花瓣在笑声中轻盈地飘落在我们的头上、衣襟上，爽朗的笑声惊飞了枝头的鸟，吓跑了墙头上的大花猫。夹带着花香这笑声越过屋脊、飞过墙外……那一年，诸如此类的小幸福掺杂着我对新生事物的迷惑与好奇让我一下长大了好多。

一九八二年，“分产到户”，生产队里所有的一切都分成了若干份，被分到了各家各户，除了辘轳井、碾坊和那三棵大榆树。饲养处那个曾经热热闹闹的地方随即肃静下来。至于围子门是何时不见的，围子墙何时成了两户刘姓人家的院墙，三棵大榆树何时只剩下了一棵，我不得而知……

完成上面的文字，我迫不及待地联系了住在围子墙西的叔叔，我求他给我发一张三杈树和围子墙的照片。叔叔只发了三杈树的照片，他说去年“十个全覆盖”围子墙被推倒了。失望之余我想起了爷爷曾经讲过的故事：

咸丰中后期，一位行走江湖的“栽花先生”走进了围子，救治了九死一生的“天花”病人。后来，围子里的人就留下并供养着“栽花先生”，十里八乡前来看病的人越来越多。再后来，为了纪念悬壶济世的栽花先生，围子有了自己的新名字——大夫营子，埋葬先生的那片地也有了自己的名字——先生地。

自从我的祖先走进围子，二百多年来刘家与何家就结下不解之缘，成为世世代代的表亲。尽管何、刘两家的许多后人早已离开大夫营子，尽管大夫营子随着时代的变迁，先后变成了“大夫营子生产队”、“大夫营子村民组”、“大夫营子村”，但是对何、刘两姓的人来说，这里有我们曾经赖以生存的土地，有我们的根。三杈树可以作证，这里永远是我们心心念念不忘、日日夜夜牵挂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