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父亲母亲

牧马人

父母的结合

父亲母亲相识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初的内蒙古自治区首府乌兰浩特（后首府定在呼和浩特）。他们是自己给自己做主，相知相恋到结为夫妻在当时的旧中国，乃至少数民族地区是个稀罕事。

母亲的成长经历很苦。听母亲说她的祖辈人是从库伦旗迁徙过来的农户。她的父亲，我的外祖父叫少布（少布:译为:飞禽的统称）姥姥叫菇娘（音）外祖父除干农活还会打猎。祖太爷祖太奶奶都活到八十多岁。那是当时人的寿命不高的时代算是高寿了。祖太姥双目失明了，而且无一颗牙齿。祖太姥爷会把放盐巴烤熟的野兔肉一口一口的嚼碎喂给她。祖太爷死后，祖太姥谁喂都不吃，一心想跟随祖太爷走的她活活把自己给饿死的。在我看来，这就是祖太爷祖太姥凄美的爱情故事。

母亲上面有一姐五哥，她是姥姥姥爷最小的女儿。幺女本是受宠，但姥姥姥爷死的早，母亲竟成了有一帮哥姐的孤儿。大姨和母亲是两头的，中间五个哥哥。姐妹岁数悬殊，大姨和母亲之间相差二十五岁。大姨所生的俩外甥就比我母亲大。当年姥姥抱着幺女看望她的大女儿海棠的时候，外甥们会说姥姥怎么带来个没长牙姨娘。

姥姥姥爷死后母亲彻底没有根基，农人活计多，今天不是大嫂唤她看侄子侄女，就是二哥吆喝她喂鸡喂鸭……七岁就学着野孩们学抽烟了。

命运的转折是从八岁开始。是母亲的叔叔，我们的小姥爷阿尔斯冷创造。小姥爷当过喇嘛，还俗后跟小舅舅过日子。小姥爷聪明能干，家里是个说了算的人。他可怜这个没爹没娘侄女，没跟任何人商量，自做主张从永和（老名白音乌兰）村送到他生活殷实三妹家。

永和到乌兰浩特走近道也要两百多华里。那年母亲虚岁八岁，一老一小就这么步行走进去的。那时候的农村落后，八岁之前母亲没见过玻璃是个什么东西。出了家门看什么都新鲜，两只眼睛看也看不够。

母亲的三姑，我叫她三姑姥姥家过的阔绰，农村有牧铺田地，市里有产业。佣人都是亲戚里道在帮衬。我的三舅一家打理着牧铺的一切事宜，堂的叫大喜的舅舅帮衬打理乌市的家。三姑姥公公是个私塾先生，一只手残疾，左手写字。先生讲课认真，但严厉，对调皮捣蛋孩子教鞭伺候。

母亲第一次见她三姑的情景竟是:小姥爷指向刚从那达慕热闹走向家门的小个子女人让她叫姑。母亲只有自己听到的声音叫了声三姑好!她的三姑姥不冷不热“嗯”了声一同进了屋。母亲跟我们讲，小孩子往往希望大人们会喜欢她，摸一下头也好。长大后她才明白，难怪姥爷事先也不跟人家打招呼，捎个口信也好，就这么稀里糊涂投靠人家来了。

三姑对这个未曾谋面小侄女还是尽心的。她让侄女跟着这帮孩子读书。母亲怕挨揍说啥也不读。但她帮三姑做家务的时候学会了不少。母亲十三岁上公立学校读书了。因为耳濡目染了先生的课程，两年中连跳三级，国高毕业。旧时代，没父母的庇护，在人家屋檐下没遭受过轻慢，是三姑姥保护了她。三姑姥的优良家教在未来几十年的生涯中得到了印证。母亲的字体美，除了工作，没有任何闲情雅致的爱好，而是没完没了的家务。

父亲是奈曼旗人，地区不同，说出的话不同，也闹了很多笑话。伪满时母亲大表哥来俊舅舅是警察署的人，他家一个亲戚也在警署当警察。父亲是被奈曼旗旧政府选拔优秀青年到日本国留学三年的那批学员中的一员。学满回国政府把他分配到乌兰浩特警署当了宪兵。那么，前面说的三姑姥家那位亲戚会领着少事少语，俊郎父亲每个周末都会来到三姑姥家帮干这个或帮干那个，会吃丰盛的午餐或晚餐期间认识了母亲，两个人就这么好上了。婚礼是在母亲的出生地永和办的。父亲离家那么远，兜里面又没啥钱，婚礼简单到被褥都是借来的。婚后还给了人家。说起这个的时候父亲母亲是笑着的。可能这个日子是找人算的，母亲和她大侄子（大舅大儿子只比母亲小一岁）一天办的婚礼。办完婚礼双双回了乌市。

1946年内蒙古率先解放。那时候文化人少，父亲母亲积极向上，新政府没嫌父亲的留日，又有短暂当过宪兵历史，让他参与了土改运动，后面把父亲母亲分配到科右中旗二龙屯镇小学任教。父亲校长，母亲教员。父亲母子双双是好园丁证实了以下细节。

文革期间父亲被圈入牛棚。多数人像防瘟疫一样躲着我们家。二龙屯镇认母亲干亲一家人来的就频繁。她干妈二儿子徐劳模（自治区种粮能手）带着儿子认姑来了。当时家庭困难读不起学时穷孩子父亲母亲拿出来不多钱帮助他们度过难关，后来出息到北京工作了的学生念老师当年的恩情几经周折找上门来。

在外人眼里父亲母亲是不搭配的。父亲五官端正身形高大，手指修长文人气质浓。而母亲身才矮顿，手脚骨节大而粗糙。年轻时他们从来不在一起走路。父亲直率，没有很繁杂心思，对外答应办的事一定照办。母亲则性格急躁，点火就着性格。他们是干不了仗的。母亲叨叨了，父亲找机会溜走了，‘等火灭了’两个人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安静了。对于母亲的大粗手她的同学图门舅舅坦言:“在学校跳交际舞时，人家其她女生纤手搭在男生肩的时候，而你妈的粗手一亮相那是吓人的”。谈这个的时候，人到中年啥都也不在乎，父亲母亲哈哈一笑完了。别看母亲的手粗糙，能做出很多细活。母亲会和泥砌墙，会扒炕盘炉灶、纺线织毛衣。我们穿的衣服鞋子都是母亲亲手做成的。家里的大事小情都由母亲张罗。母亲很会攒钱，父亲工作性质总要公出，把穷日子当富日子过。广交朋友。出钱大方。有一年，在另一城市偶然间见到多年没见的堂弟请到饭店吃饭，把自己心爱的瑞士手表摘下来给弟弟戴上了。父亲对金钱没有很深的概念，常年举债生活，他的缺口母亲来填补。我们家的生活，恰恰特别需要这样一位会过日子母亲，也需要这样一位大无畏父亲。这可能就是所谓的“对立统一”吧父亲母亲一辈子没攒下啥，只攒了人气和和谐大家庭。有人认为双职工家有钱，来借钱了。没有母亲的家庭生活父亲简直没法过，他对来人说，我们家钱财都是女当家的管，你们跟她说吧！

父亲母亲的为人处事

在我幼小心灵里，生在一个大度豁达父亲母亲是幸运的。他们从不打骂孩子。母亲说教我们重了，父亲会劝解。那是个物质匮乏年代，买什么都凭票，农村亲戚找上门来有治病救人的；有结婚缺布票粮票的找上门来，他们勒紧裤带也要帮助。

因为父亲在政治上是个“有污点”的人，派下乡干部的时候总会派往穷山僻壤。节假日父亲会骑着马来见我们。有次我还小，夜里有人敲门，喊乌德乌德。‘乌德’蒙语中是门，有人在叫门了。听出来是父亲，我们大大小小从睡梦中兴奋的坐了起来揉起了睡眼。母亲把他领进门的时候父亲头上还滴着血。母亲帮他清理完伤口让他睡了。是赶夜路时从马背上摔下来的。路不平，马也有失蹄的时候。

其实父亲是个快乐的父亲，他很会联络人。我们六个孩子除了老妹小弟没认干亲，其他四个都有干爹干妈。三妹的干亲在西尔根。是爸下乡时候认识的。你来我往像亲戚一样走动多年。大弟干亲是突泉县的汉族人。姓李，在我们家吃饭时，干爹一时兴起给他干儿子起了‘李连喜’名字。这帮孩子中也许只有我记住了这个没叫响的名字。

父亲又是一个很有审美观的人。他讲究穿着。呢子服，蓝华达呢料子服就有两套。中山装的风纪扣的扣子总是板板正正的。左上兜永远是两个抽水钢笔头向外露着。从外地回来，给大家总有点小惊喜拿出来。一个精美的烟盒有它的特制机关。一摁，一个准弹出两排烟。还有就是我们穿的童装。我是最先穿布拉吉的人。已经是老的路上走着的我们，和姐姐妹妹唠起和爸妈在一起的幸福时光，那是说不完的美谈。周日爸爸妈妈会带我们到乡下种地。小一点的孩子在自行车前面或后面拖着，我和姐姐像小鸟一样车前车后奔跑。不是捉蚂蚱就是捉蜻蜓，过一天田园生活美极了。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父亲被勒令去赶牛车修路。有两次我和姐姐去看了他。一次坐路过的敞篷车去的。另一次是一台自行车俩人轮番骑着去的。各有一把钥匙，骑行一段，锁上，另一个到地方再骑。车休息，人不休息那种的。骑行那次我们都很累，父亲求做饭的多做两样菜犒劳了我们。饭后父亲一刻都不休息把我们俩带到代钦塔拉供销社门口给我截车，给司机师傅递烟连人带车送走才肯回去赶车劳动。这就是我们慈爱的父亲。

父亲最不喜欢奉承人。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做人坦坦荡荡。一起改造的薛耀中大伯比我爸大好几岁。忙完一天的活还要给管事的打洗脸水，洗脚水，帮洗袜子。父亲这个就免了，干活就行。有个跟母亲没过五服的亲戚从农村抽调干修路工。辈分上他要管父亲叫姑父。他在私下里说，没人的时候他可以教他姑父，有人的时候叫你老哈。父亲说，你有人没人都可以教老哈吧！

冬天天短，吃完晚饭我们正在听广播。老四老五玩累了早早就进入了梦乡。父亲风风火火回来了，这个时间回来很反常，母亲问。爸说只是个问询会，让他参与。这时候大弟好久不见父亲来，揉揉眼睛是个夜以继日想念的父亲，举起双手让他抱，父亲说一会儿散会了再抱你，就匆匆忙忙走出了门。去了几小时不见人回来，母亲坐不住了，出出进进几次。后面是色旦送回来的。父亲额头上很明显有几个大包。他说，他们私设了公堂，打人的是白某祥，挺大岁数走路八字型漫画中的周扒皮式人物。父亲没有跟他有过节，他是被人使唤了。他用皮鞋专往太阳穴上踢。说这个的时候大弟醒了，父亲抱着他就哭。我第一次看父亲哭。后面我们聚到一起哭。过后父亲说没有实质性问询，竟是小儿科事情。敖国珍说的是:你老哈资产阶级思想严重，老百姓喝不到茶末的时候，你喝过的茶根都那么的浓稠就放在办公桌上了。我当勤杂工的时候喝你茶根学会的。你看，溜人家茶根也是一个罪状。再就是你每天都看参考消息，说不又想到日本当特务去啦？

中年人的刘某才是接父亲工作的人，在工作上给他很大的帮助。他说四清的时候某村死人了，是不是你指使打死的？父亲说，是有这回事，他是村里恶霸地主，是被百姓打死的。工作组有领导这事不关我事。在众人面前说他丈人是地主，丢了他的人，愤怒的他狠狠的给父亲两脚。

第二天早上姐姐带着四妹到东头白七十三家。她要找白某祥算账。问问他为什么这么狠心的打我们的父亲？白某祥是白七十三的叔，这天他没来，白跑一趟。后来四妹跟我说，姐是拿根树枝去的，用树枝敲他们家的门:“老白头你出来，你为什么打我父亲？”为找他的事姐可能想了一整夜。平时威威懦弱的姐，急了也会有反抗。真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老白头是个品德不好，强奸了自己的傻侄女，把没了父亲的傻孩子肚子搞大了，兄弟媳妇把大伯哥送进了监狱。刘某才在一次水库游泳中溺死了。

接下来是父亲的真正考验在等着他。

母坚强又很有主见，父亲身体恢复到最佳状态母亲让他逃了

群众运动一浪高过一浪。东方红和井冈山天天在掐架。母亲不甘落后也加入了东方红。我们还小，在我眼里东方红里的人都是好人，井冈山最坏。镇子里天天有新故事。当权派、牛鬼蛇神被两派人抢着批斗。那时候娱乐少，说哪儿哪儿批斗人了，孩子们脚底板抹油了般追逐着跑。一日东方红井冈山又掐架了。大礼堂房顶站满了人。十一岁三妹看热闹时被卷入到大礼堂里出不来了。据说她是跟她的同学叫一个关开花的小姑娘看热闹跑进大礼堂的。她的母亲看到了劝也劝不动回家。听说后我们一大家人急的不行。身体刚刚恢复中的父亲时不时的开后窗探听消息。上上下下无数次北炕洞塌陷了。第二天经多人交涉三妹他们被放了回来。形势一天天严峻，批斗中有有被打死的，也有被打残的，有的承受不住蹂躏选择自杀。一天夜里趁着月黑风高母亲让父亲逃了。

逃跑路线粗略定了银铅矿。母亲意思是暂时让父亲躲一躲，等情况好转了再回来。铅矿有我俩表哥。母亲认为去那儿相对安全些，他们不会告密。去银铅矿走平缓路六十华里，直走是它的一半路程。路况不好，要翻山。父亲借着黑夜站岗放哨的人看不清的有利条件走出了白彦呼舒圈，走近路去了银铅矿。

父亲去了四舅儿子王福增家。他在我们家长大，成家不久，孩子还小，还没转正住地窨子呢，这里隐匿性强。不知道住了多久父亲去了永和村。我已经记不得父亲走多少日子了，母亲让我去领工资。我去了。管工资的刘金才让我去找色旦。他们观察到父亲不在家。色旦严肃的告诉我，领工资让你爸亲自来领，其他人来不给。他的脸拉的很长。

好心人探听到消息，父亲很快被抓回来了。母亲做了快速决定，让姐把消息传递出去让他自己回来。姐去晚了一步，她去的那天上午爸已经被带走了。姐住了一宿第二天返回。后来父亲说的情况是这样的：两个人去抓他。他在小舅家正在听收音机。这是探听国家形势的唯一途径。一个老太太进过屋，问爸哪里来的？后面抓他的两个人进了屋。没费一枪一弹，没有半点反抗，乖乖跟他们走了。这是爸的聪明点，反抗是没有用的。

带走爸的俩人都是生面孔，他们之间的话不多。中午时分，仨人一字排开走在村的羊肠小道。他们俩一头一尾，爸在中间。有异常情况两头夹击你无处可逃。走路他们仨距离拉的时远时近。爸怕搜身，把平时做笔记削的铅笔刀扔了。傍晚他们住到六户招待所。

后来听大舅说，当时做大队秘书的二表哥那一夜就睡在他们隔壁房间。他们要是对他的姑父动粗，他会保护他。我堂哥走了半天一宿，黎明时敲窗开门。也是担心叔叔的安慰而来。他跟姐走岔道了。过完忐忑的一天一夜，有人捎信来了，让家里给父亲拿行李和洗漱用品。母亲开怀的笑了，把多少日子的愁苦通通扔掉到一边，说，你爸安全了。吉人天像啊!你们没看，你们父亲的耳垂那么的大，逢凶化吉。母亲不知道什么时候也迷信了。我和母亲送的行李。父亲被关在一中红砖房里。房间小而暗，造反派给唯一的窗户上也贴了报纸，屋子越加的黑了。送行李的时候看守始终站在一旁。我握住父亲的一双大手哭了。父亲劝我不哭，说他们对他很好。

我开始给父亲送饭。他每天有写不完的交代材料。六岁的大弟不太懂事，他认为给父亲送饭有多好，非送不可。还不能跟随他，怕是把他的成绩夺走。可能是半路被人嘲弄了，后来说啥也不送了。一日送饭，爸的门虚掩着，我一开门父亲向墙壁九十度大弯腰，像是请罪。我惊讶到跟前没有一个人，他为啥这样？爸说刚被造反派提审过，让他闭门思过。要是我不来，父亲一直是这个姿势，太过分了，他们戏弄人。真正意义上的悲剧还在后头。群专那个低矮房里圈了很多人。失去一切自由，那是个啥滋味儿。

父亲炼狱般生活

那年月，有的人借机使坏发挥的淋漓尽致。我们家的客人明显少了。派别不同、观点不同、夫妻反目、父子成仇、亲友为敌、同志相残的事情司空见惯。最最难能可贵的是，我们的母亲还是一如既往地关心着我们的父亲。让我们这些子女少受伤害而努力着。父亲被群专后我们不能轻易见到他了。母亲病了，起不了炕，找原单位领导说说情让爸回来见母亲都不行。母亲越加的敏感了，半夜猫头鹰叫她都觉得情况不妙，怕父亲出事。等病好些，给父亲备烟。规定里不能带卷烟只能带烟叶。母亲买了些烟叶，揉碎了再把牡丹烟卷撕开揉碎掺和在烟叶子里头送进去。当时牡丹烟是最好的烟。

听说有个叫钢图木尔的看守很会打人，伤不外露，要了命的痛。为了父亲不被打，母亲想了很多办法接近他。一天夜里我和母亲去了他家。他们家孩子多，还有在炕车里睡的双胞胎女儿。钢图木尔不在家。看面相，他的女人善良，女人和女人沟通容易些，尤其做了母亲的女人。寒暄过后说明来意，给他们带去了奶制品。算是小恩小惠吧。有一次母亲做了个梦，夏天了，父亲没有换洗衣服，竟把羊皮袄翻着面穿着，抖一下，里面的虱子像扬糠。母亲醒后让我们给父亲送进两套换洗衣服。嘱咐我们无论如何跟看守说见父亲。

父亲说他一生饥饿过三次。第一次是在日本，才17岁，刚刚长身体的时候吃不饱饭。第二次是三年自然灾害。这次人为的不让人吃不饱饭。母亲上上下下没少动脑筋给父亲捎东西吃，收到的只是一少部分。一次饿的不行，半夜里偷过食堂大饼子。是个好心的做饭师傅告诉他什么时间可以拿。当拿过几次终被发现，被狠狠地打了一顿。过年的时候不知道谁出的馊主意，贫下中农的站一排，地富反坏右站一排。成分好的加一两个好菜，不好的次加。父亲在劳动中锻炼了体魄，增长了很多知识。在后来的小菜园伺弄上成绩显著。凡是用劳动耍弄人的途径是徒劳的，劳动使人身体健康，劳动使人多了思维，父亲笨拙的手锻炼出了一双巧手。把一小段杂木加工成漂亮的瓢羹让母亲惊艳了一把。已经是文革中期了，快要解散的风声有了，但群专内部把控很严。父亲开始把每天定量水节省下来把棉被拆洗了。没有线怎么办？从布的一侧慢慢拆出了经纬线就把被子做了。这是父亲做的第一件大手笔手工活。

父亲已经在群专里关压很久了，很多人放回家了，而父亲没有动静，母亲急的不行。放也好，判也好，痛快点最好。夜里一行人抄家来了。又是色旦领路。问父亲有没有藏枪？有没有藏文件？一无所获，只拿走了几张相片，还有母亲在寄卖店上班的时候，一个叫孙文汉的人给大弟弟满月宴上赠送的一个银制长命百岁项圈被他们拿走了。家被野蛮的抄的不成样子。母亲担心起父亲被折磨成啥样子？母亲开始找人打探消息。有个姓曾的人，我清楚的记得他叫曾福增。是养路工区工人，光棍。人长的高高的，黑瘦黑瘦的，斜视。见到母亲总是客气的嫂子嫂子的。母亲让他打听父亲的消息。他答应了。有一天他来转告消息，说父亲很安全，让母亲放心。母亲给他炒菜喝酒了。过了几天他又来了，母亲照样给他烫酒吃饭。他说，嫂子呀，不好了，老哈可能要判刑！母亲急了，有这事？听谁说的？他说老哈全名叫哈斯额尔顿吗？母亲说不是，叫哈斯出鲁。老曾说，那就错了，我以为前者呢，如果是那个人的话这辈子完蛋咯！我们一听，是个逋风捉影事。只不过过来骗骗两盅酒罢了。最后他请求母亲给他问一下邻居家为叔叔婶婶看孩子的侄女可不可以跟他？我觉得他走近我们真正想法在于让母亲给他做媒。母亲给问了，人家不想在这儿搞对象，只好拉倒。

文革后期街道小脚老太太带着红卫兵抄过我们家，那次父亲在家。深更半夜的有人在擂门。接下来是几道手电筒的白光照在我们的脸上。我吓的不行，闭上了眼睛不敢出声。小脚老太命父亲打开箱子。父亲开箱子站在一旁。有两个人乱摸一气，他们自己都不知道在找啥。最后找出来两本相册，很多是母亲年轻时候的珍贵照片，他们指着照片上的人不懂了。这么多花技招展照片，你老婆啥成分？父亲说中农。我记得他们没拿走任何东西，可能列行检查。事情过后，父亲母亲商量，把照片烧了，其中有四舅唯一一张穿马褂戴礼帽照片烧的太可惜了。

劳动最光荣

从群专放出来后，父亲被叫去打北山备战备荒洞了。除了领班，打山洞的都是有污点的人。父亲告诫自己，只抡大锤，其它事情都不去想它。劳动中父亲炼就了快速吃饭本领。早餐比较简单，一圈锅贴两碗酱菜还有稀饭。父亲就着酱菜吃几个玉米面饼子，再喝两碗稀饭两盅烈酒一杯浓茶骑单车走人。父亲心情高涨的时候跟我们说，五合一一起来吧，省事省时间。父亲对任何事情都看得开人。如此重活儿，说到他嘴里津津是乐道。他说，五金店那个上海老只能抡三四锤就败下阵了。让人瞧不起。他标榜自己是个干活的料，他一只眼的神经萎缩了看不到任何东西。如果砸在把钳子的人，那是个不得了的事情，人家为你把钎子是信任你，小心了再小心。所以父亲在生理上和技巧上一直在克服。昨天打二十下有所喘，今日一口气三十下玩儿似的了。父亲对自己很满意，这就是心态。

各种运动来了父亲都不好过，然而母亲的处境也好不到哪里去。名义是托儿所所长，干部级别。另外的两个是长期临时工一个韩某芳，王水莲都高高在上。韩美芳是个大文盲，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但她老公老乔是造反派头头，她欺负母亲的事是有目共睹的。病孩子，爱哭闹的孩子自然由母亲管。母亲的事情很多，内外管理，做账的时候父亲帮他做。父亲进去后自己找时间做，夜里挑灯工作。托儿所维修工作母亲找施工队夜里干，母亲陪着。小弟那时候很小，哭的不行，让三妹看他我去找妈。没有路灯，没有月亮的夜晚漆一片，伸手不见五指。我壮着胆唱革命歌曲，边跑边回头看。一不小心人仰马翻。爬起来拍一下身上的灰土再跑。到场地还没干完，我又往回跑。那时候没有双休日之说，外地女干部来镇机关学习或者到某单位学习取经，带过来的孩子都放在托儿所临时代管。母亲忙不过来的时候调动我们帮她。长期的压抑和无规律劳作母亲抑郁了，夜里会喊韩美芳我跟你没完！母亲表面坚强，但她有好多病。胃下垂，心率不齐、关节肿痛。牙齿五十几岁的时候几乎掉光，下面牙是义牙。

母亲的代名词是坚强

母亲吃了父亲的亏。但母亲不会这么想问题，爱不是对换，爱不讲吃亏沾便宜。那个时候多少丈夫被揪斗，为划清界限女人到街道办事处哭诉丈夫的不好，检举揭发外人没有掌握的“罪行”。我们的母亲一刻也没后悔她当初跟定父亲的选择。工作中被他人排击挤怼时找知心朋友聊天来找心灵的安放处。

一次我跟随母亲下班回家，在旱厕旁遇见了乌恩阿姨，乌恩阿姨是某单位会计，她和她的老伴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早年双双在日本留过学。她老伴是中学校长，文革中也被专政了。老姐妹在一起有唠不完的嗑，小到怎样育教，大到当前形势。一一分析的那么的透彻。老姐俩长时间就一种站姿，厕所的阵阵臭味儿她们确无动于衷。

父亲有心算能力

父亲的工作是总会计师。他的运算能力是惊人的。他的工作从来不加班加点。交通局道路养护繁杂的很。什么沙土，沥青、水泥、木材运输等等的。这些工作到父亲手里有板有眼完美完成。父亲心算能力强，离休后，新老同志们上门讨教过他。父亲说没有奥秘，实践中摸索出来的。

运动后期父亲的压力少了，争取到去长春看眼病的机会。他的一只眼在批斗中枢神经被踢坏了，看东西模糊不说疼痛会折磨着他。他一人去了长春。排号等待期间去了长春电影制片厂观摩拍电影过程，讲到这个的时候父亲很兴奋。他喜欢新的尝试。一次在一个公园遛弯儿的时候听两个朝鲜人谈论狗肉的好吃，父亲不停的流口水，问哪家饭馆做的好？第二天按指点去了。结果去晚了，别说狗肉了，连汤都没喝着。后来父亲说没吃也罢，蒙古人哪能吃狗肉，它是我们的朋友啊！父亲会调侃，没吃到狗肉，反而找了很好的理由吃狗肉不好。

x光检查并不复杂，那时候的医务人员素质很差，加上看的病人多麻木了。瞧到蒙古名字，怕是听不懂，不沟通，示意他躺倒，仰面拍了一个，然后拍片的走近父亲，硬楞楞把他的头扭向一侧，父亲说像似扳一块儿死肉那样粗鲁。后来父亲的眼睛还是没保住，塌陷了。

父亲是个很有满足感的人。已经是文革后期了，父亲的问题还没给彻底的的解决。母亲住院期间父亲陪床，外地调查组两个人找到父亲，外调一个人的情况，父亲事实求是给了说明。交谈中父亲礼貌的递给他们烟，当他们欣然接受的时候，父亲是高兴的，按他的意思是，他们把他当人民内部矛盾看了。其实谁不是为了尽快完成任务才这样？父亲是个善解人意的人。父亲母亲别说吵架了，给对方大声呵斥都没有，是相互扶持取长补短一生伴侣。父亲做错事，母亲从来不揭他的短在他人面前出丑。父亲公出回来总要给母亲买穿戴的。母亲非常满意。父亲常会说在给母亲挑选鞋子的问题上对自己是不满意的，总是买不好。而他不会说她的脚宽，街面上寻不到你的鞋。

母亲爱父亲，说到老都没去上父亲的出生地。那时候总觉得路那么的遥远。而父亲把母亲的故乡当做自己的故乡。父亲工作忙，又被专政那么多年，母亲对我们的爱是双份的，把父亲的那份也给了我们。以前父亲母亲忙于工作，对家里老物件没有改造，干净就成。父亲被专政期间，母亲没有萎靡不振，她把木工师傅请到家做了几样家具。面板是新打的。以前面板是用饭桌代替的。母亲说，你们的爸不在家，我们别让人家看笑话，把日子过的红火一点。

母亲七十岁那年走的。难过的时候总要父亲安抚才好。父亲比母亲大三岁，母亲叫他老哈，父亲唤母亲乳名，在孩子们面前也不难为情。父亲刚离开，母又唤他了。我说父亲睡了，她说不是的，他睡的时候打呼噜，父亲在母亲身边她才会安心睡去。父亲在政治运动的大风大浪没被倒下，除了自身的豁达性格以外得溢于母亲不忘初心不离不弃携手前行有很大关系。母亲走后的第六年，父亲又寻着母亲的路他们又重逢团聚在一起了。（完）

作者简介：本名：娜仁高娃，生于1954 年古历八月初三，内蒙古人。蒙文基础，高中学历。文革中，家庭遭受毁灭性摧残，沦为“可教育好子女”下乡两年。从工人岗位上退下来后移居他乡多年，闲暇时喜欢用文字记录生活点滴，描写人生酸甜苦辣。坚持做自已，写极富有个性色彩的文字是我今后的追求。现有诳言几句：七十岁后定能写出很多漂亮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