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姥的四合院

若愚无言

在我的脑海中，姥姥一家住在一个四合院里。姥姥家原先住在营口，究竟是怎么来到沈阳的我就不知道了，反正到现在为止，在盘锦，大洼县还有姥爷的叔伯兄弟。

姥姥家姓周，住在小河沿西边一个叫“金觉寺胡同”的地方，那一带有许多座四合院。那四合院有门房，正房，东厢房，西厢房，和耳房。四合院与四合院之间离得很近，砌有高墙，人走过时的脚步声产生很好听的“咣、咣”回声，我每回走到那儿时，总要使劲地跺着脚走，巨喜欢听那咣咣的脚步声，仿佛是置身于时间的隧道里，那“咣、咣”的回音就像是历史的脚步声在耳边回荡。所有的房子都是青砖灰瓦，门房的中间是两扇黑漆大门。门的两侧卧着两只石狮子，门是木质的，上面有门钉，门环，还有一个用来投递报纸和信件长方形的的孔，由于四合院住的人家很杂，在我的记忆里那两扇大门从来就没有关上过 。

姥姥家住在东厢房，房子很大，分里外屋。外屋是一条走廊 ，在走廊的尽头是一间约有六平方米的屋子，屋子里只有一铺炕，一般都是来的客人临时居住，算作客房吧，里屋的北面是一铺长长的炕，南面放有一张大床 软软的。应该是那种老式的钢丝床 ，屋里的家具不算多，有一个门上带有穿衣镜的大衣柜，炕梢有一个炕柜，屋门的两侧摆放着水缸，碗架柜和两张条桌，桌子上有一台日伪时期生产的电子管三灯再生式收音机 ，这架收音机年龄实在是太大了，接收效果一点儿也不好，收音机连接着一根地线，每当声音越来越小的时候，表姐就往埋地线的地方浇一瓢凉水 ，这一招特灵 ，那收音机的声音立马就大了起来 ，每逢这时，我便打趣地说，是戏匣子里的人渴了，喝点水，清清嗓子声音就大了。本来是句玩笑话，可姥姥却十分认真，使劲地夸我：“我外孙就是聪明，那里的人就是渴了嘛 ！”我听了以后相当高兴，可表姐硬说我听不出好赖话 。

这所房子似乎有些年头了，棚顶上隐隐约约地能依稀看出早年绘的图案，北窗台上的马赛克都已经剥落了，地面上铺设的地板已经衰老，脚一踩上去就吱吱作响，忽忽悠悠的。

房子的南窗外是一个雨搭，堆放着煤坯。煤坯是自己加工的，脱煤坯必须有黄土，而姥姥家所在的地区根本就没有黄土，只能去买。所以那年头就有人专门到二台子或三台子挖黄土，用手推车拉到大南门，大东门一带销售，一角钱一洗脸盆。那时节经常能听到街上有“卖黄土喽！”“卖黄土喽!”的吆喝声。现在这个职业早已消声诺迹了。现在的人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出一文不值的黄土居然能卖钱。

姥姥家吃的是自来水。自来水的水栓设在胡同边上，几个四合院的居民共用一个水龙头。经常遇到打水需要排队等候，寒冬腊月天，有时候水龙头冻住了，就用火烤，或用开水烫。所以家家都得预备水缸。大舅告诉我，那水是从设在小河沿公园里的水塔上输送来的，将水用电泵泵到水塔上，利用水的压力，水就流到水龙头里来了。

姥姥家的人都十分洁净，一张桌子，你抹一遍，他抹一遍的，屋子里的地面，一天之内都不知道要扫过几遍。整个房间从来都是窗明几净，一尘不染。每天早晨，收垃圾的摇铃一响（当年，市内设有专门上门收垃圾的垃圾车，收垃圾的工人每到一个四合院的大门口，就使劲地摇动手中的铃铛，招呼居民出来倒垃圾），第一个出去倒垃圾的准是我姥姥家的人。

姥姥家的人口很多，有四个儿子，三个女儿，大儿子结婚后又是三个女儿，两个儿子。解放前就是七八口人，解放后虽然先后出去了几个，但是又添了几个，等于是没增没减。妈妈在女孩里排行第二，她的后面有一个二舅。当年二舅患上了肺结核，妈妈的心眼儿特好，无微不至地照料着二舅，一直到二舅去世，妈妈也就是在那时染上了肺结核病，由于肺结核病菌的潜伏期很长，妈妈的肺病一直到1964年才爆发，从发病到妈妈去世整整十年的光景。

由于家里人口多，姥姥家里的经济条件不是很好，上小学的时候，我每次到姥姥家，都看到姥姥一家人在糊纸兜，（所谓纸兜，就是商店为顾客准备的方便袋，用旧书旧报纸糊成的兜子，当年，我们到商店买东西时，商店都使用这种纸兜子）全家人围坐在一张桌子旁边，铺纸的铺纸，裁的裁，抹浆糊的抹浆糊，糊纸兜的糊纸兜。分工明确，有条不紊。每次我赶上姥姥家糊纸兜，我都上阵帮忙。糊纸兜的旧书报是大舅从商店里拿回来的，每每遇到旧书堆里有我感兴趣的旧书时，我就挑出来留下。通过这个途径，我曾经得到过不少的好书，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特别乐意到姥姥家去玩，既能坐电车，又能拣到好书看。

大舅是一个生意人，经常到外地跑生意。妈妈在世的时候，讲过她小时候一件尴尬事：去天津的大舅回来了，妈妈和二舅接过大舅拎的包裹，就忙着打开，翻翻看里面有什么好东西没有，翻来翻去的，就发现一个包的得齐齐整整的纸包，打开一层，还有一层，一连打开了七八层，妈妈和二舅的胃口吊得老高老高的，“一定是好吃的，要不就是好玩的”！两个人不约而同地想。再打开一层，是一条裤子，皱皱巴巴的，还有一股难闻的臭味，但是两个人不约而同地想到，有些好吃的东西是闻起来臭，但吃起来却是香的。打开裤子，裤裆里是一滩人屎，两个人当时是哭笑不得，大舅见到两个人的不寻常表现，赶紧过来，一见这情景，便不好意思地说：“天津那个破地方，到处都找不着厕所，憋得我是实在憋不住了，就拉到裤裆里了，又没法子洗，也就只好想此下策了，千里之外纸包纸裹地带回来了，让你们嫂子给洗吧！”每回我听妈妈讲这段往事，都憋不住乐一回。

我有四个舅舅，大舅，三舅和四舅，二舅早年去世，我根本没见到过。大舅和三舅都是嗜酒如命的人，每逢星期天，哥俩一见面，都是以酒代茶，一小碟花生米，一斤“老龙口”，边唠边喝，边喝边唠，用不上一个时辰，花生米没了，“老龙口”也光了。当年表弟筹备结婚的时候，大舅就发话：结婚最费的是酒，一定要多预备一些。当下就买了三十斤白酒。可是没过一个月，表弟的婚事还没办呢，三十斤白酒没了。这下，大舅倒有理了：我就说结婚费酒费酒的，你们都不信，看看，这酒没了不是，还得多预备。舅妈在一边接过话茬：有你在家，预备一百斤也不够。为了喝酒方便，他剜门捣洞把一个女儿安排到老龙口酒厂上班，所以，姥姥家一年四季有缺酱油的时候，却没有缺酒的时候。

从三台子到姥姥家所住的“金觉寺”胡同，当时有两条路线可以到达，一条是乘十路公共汽车，到太原街车站转乘环路无轨电车到大南门，另一条是在皇寺广场附近的民族电影院车站转乘 1路有轨电车到大东门。记得我第一次单独从三台子去姥姥家是在九岁的时候 。临行前，妈妈给了几毛钱，再三嘱咐我，一定要坐有轨电车去。一来，车钱便宜，（当时的1路有轨电车是从大东门始发，横贯沈阳城，终点到铁西区的十四路止，全程才五分钱）二来呢，是1路电车到了大东门终点后就不再往前开了，我必须下车，这样我就不能走丢了。从大东门到姥姥家，我妈妈带我走过好多次，我都记得牢牢的了。根本就丢不了，再说了，当年也没听说过谁家的小孩子被坏人拐跑的事，哪像现在呀。有轨电车已从沈阳城消失多年了，那种车的噪音挺大，行驶起来车身乱晃，人坐在里面特别不舒服。车厢里面顺着车窗有两排长凳子，从车头到车尾的棚顶上挂有两排吊环，充当扶手，车速非常慢，车的两头都有驾驶设施，所以当车到达终点以后，不用调头，只要司机到车尾的驾驶台上操作就可以了。

当年从大东门到大南门，再到大西门，有一条长长的残缺老城墙，我经常和表姐表弟们去爬城墙玩儿，多数时间是抓蛐蛐。大人们都说那是城墙，可是在我们的眼里，那只不过是土堆子，土堆的边上有一些狼藉不堪的老式的青砖罢了。可就是这样的城墙，到了现在也踪迹全无了。唉！那饱含沧桑的可怜古城墙！

姥姥是在妈妈死后的第二年去世的，那是在1975年春天，下乡走“五七道路”的大舅和三舅先后从新民和昭乌达盟回来了，姥姥家四合院里的房子也分给了别人居住了。大舅搬到四合院南面的一幢平房里，与四合院隔街相望。那几年我从昌图农村抽调到410厂技工学校学习，学校离姥姥家很近，我就经常去看望姥姥。当路过那座四合院的时候，总是站在大门外万分留恋地往里面看几眼，早年的大门早已不见踪影，每看一次，心头就紧一次。那已经不是什么四合院了，大门破烂不堪，两个石狮子早已无影无踪了，宽敞的院子里盖满了一座一座的杂七杂八的小房子，那是居民们自己私自盖的。也是没办法的办法，子女大了，要结婚，又没地方住，你说咋办。只是可惜了那写满了历史的四合院了，也和那古老的城墙一样，永远永远地从我们的视线里消失了。再也看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