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误而美好的虚构

秦＠晉

　　最近几天，有一位“流浪的国学大师”在抖音走红。这位上海街头的流浪汉，蓬头垢面，但却能在嘈杂街头认真阅读儒家经典，且能娓娓而谈。与这些视频同时走红的，还有“大师在流浪，小丑在殿堂”这一句评语。

我也认真看过相关视频，说一说感受和想法。

总体来说，这位“流浪大师”应该是流浪界中最爱学习的，而且，学的是国学、儒家经典。无论如何，这种热爱学习的精神，尤其是在艰难环境下依然如此热爱，都是值得赞赏和鼓励的。

但是，从其所阅读的书籍，阅读方式，以及他所对经典的阐释来看，这位大师，应该只是一个国学发烧友，一位刚入门的学习者，尽管有一些学习心得，但是，还远称不上深刻和准确。

这位流浪者所展示的书籍，都是初学者所用的现代人译注版，而且都很新，不是经过多次阅读的那种。但凡对传统经典有了深入地了解，就会知道，现代人的译注充斥臆断、扭曲和胡扯，是决不能信赖的。研究儒家经典，一定要越过现代人，研究古人的注解，唐朝的、宋朝的，明朝的，清朝的，尤其是清朝的。我之前多次给朋友提建议，学习儒家经典，一定要看清朝的注疏。因为清学的核心在考据，在文字考据上是集大成者，一书在手，就能详知一字字义在历史中的流变。

譬如，《论语》一定要看刘宝楠的《论语正义》，《孟子》一定要看焦循的《孟子正义》，《尚书》一定要看孙星衍的《尚书今古文注疏》，《诗经》一定要看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疏》，《礼记》一定要看孙希旦的《礼记集解》，《左传》一定要看杨伯峻的《春秋左传注》。杨伯峻应该算民国人，但学风继承了清朝考据学。

但绝非说，只看清朝人的注解就够了，依然不够，因为清朝也有清朝问题。大家一定要知道，中国整体上对经学信心的崩溃，就是在晚清发生的，与考据学有着密切关系。对清朝人所极力批判的朱熹，也是务必要看，《四书章句集注》必要反复阅读。如果有时间，还要看看《朱子语类》、《朱子全集》，这些都是大部头。

也不是说，现代人的译注一定不要看，也得看，尤其是对文言文能力比较低的初学者。但是看现代的注解，心里一定要有个念头，这里充满陷阱和错误，这不是经典本身，一定要去古人的版本里去求证。直至你什么时候开始以读现代人译注为耻，才说明你真正入门了。显然，这位大师尚处于以现代人译注为主的学习阶段，尚处于以读现代人译注为荣的阶段。

　　关于这位流浪者对经典的诠释，我注意到两段。一段是关于“不与民争利”的，一段是关于《论语》与《左传》的关系比较的。“不与民争利”是中国古代最核心的政治原则，其真正的版本是“不与民争业”，最早出现在董仲舒对汉武帝的《天人三策》中。实质指的是产业分工，是说做官从政的人，不允许再从事其他任何产业，这样就逼出一个独立的专业——政治业。但是，司马迁将其改成“不与民争利”，就产生了误导，变成了对“利”的不争和轻视，看轻名利的意思，变成了利益分配问题。这位流浪者对“不与民争利”的理解也是停留在这一流俗的水平。在讨论《论语》和《左传》时，这位流浪者说，在科举考试中，多以《论语》为题，但却很少以《左传》为题，原因是《论语》太薄、太简单，《左传》太厚、深奥。这就是完全不了解中国经学史，不了解《四书五经》轻重关系的外行话了。

《四书》之所以被排在《五经》之前，绝非因为《四书》简单，而是因为它们本身的重要，比《五经》更重要。只有真正理解了《四书》为何比《五经》更重要，你才对中国的传统学问才达到了一定的水准和境界。

从西汉的经学史来看，《左传》的出现本来就很晚，而且一直被人质疑。直至东汉，此书才开始被重视。而且《左传》的特点恰恰不是深奥，而是简单和流俗。内容多、书厚并非因为深奥，而是补充了大量的历史事实、历史故事，甚至很多迷信的故事。《春秋》三传，《公羊》和《谷梁》都偏重义理，书也薄，唯独《左传》偏重补充历史事实、讲故事，是大部头。要说深奥，也是更注重义理发挥的《公羊传》最深奥，但是《公羊传》在西汉时的地位却远非《左传》能比。大名鼎鼎的董仲舒就是公羊家。

历史上，《左传》在《春秋》三传中位处末流，这并不是说它所补充的历史事实不重要，当然重要，但是《公羊》和《谷梁》所讲述的义理更重要，这就是所谓的“春秋大义”。“春秋大义”重在大义，而非春秋。而《论语》在西汉的地位又是超越春秋三传的。西汉末年大儒杨雄认为，《论语》是所有的传中最重要的，即“传莫大于《论语》”，因此他模仿《论语》而作《法言》。

所以，真正值得关注的并非这位流浪者本身，而是他能够被安上大师的标签而迅速成为网红这一现象。真正值得研究的，不是这位爱学习的流浪者，而是那些追捧这位流浪者的人，因为他们是一个庞大的群体，而且都是代表着中国未来的年轻人。

总体而言，可用两个词来概括和形容这一现象：渴望和无知。渴望是说，现在的年轻人的确渴望国学大师的存在，渴望真正的儒家大师的存在。无知是说，现代的年轻人，对传统的经典，对《四书五经》太陌生了，太无知了。

无知让人失去判断力、辨识力，而渴望则让人去追求，去想象，两者的结合，则是错误的美好虚构的出现，然后将这种错误的虚构投射到现实中的人和事之上。这位流浪汉秒变国学大师，就是一种错误的美好虚构，是年轻人将自己的错误的美好虚构投射到他的身上。因此，这位大师并非真正的大师，而是虚构的大师，是错误而美好的虚构。这位流浪者被选中而成为眼下年轻人的渴望、愿望的承载者，这是一个美丽的错误，或者错误的美丽。

但凡被渴望的东西，都是一定被认为有价值的东西，年轻人群体性的渴盼和追求国学大师，意味着中国的价值已经在深层已经发生了变化，更崇尚传统，崇尚传统的学问和智慧，崇尚传统的经典。这是中国正在向传统回归的有一个例证。

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学问、智慧是和财富无关的，甚至是负相关的。在中国历史上，凡是被尊重的大学问家，绝对没有大富豪，一般都是不富裕的人，甚至穷人。孔子的周游列国，实质上是流浪列国。庄子有时穷的都揭不开锅，陶渊明也一身清贫，与草庐为伴。这位流浪的国学发烧友的流浪特征则与此相合。

同时，中国还有“礼失求诸野”的传统，认为真正的大学问不在庙堂，而在江湖。事实上，《五经四书》在西汉初期朝廷一本也没有，都是从民间征集的。这不是秦始皇烧书的事，这是当时中国学术的实情。即便在秦朝，主要的书也是在民间吗，而非朝廷。因此，秦始皇烧不了几本书的，但这事却让他成为一个背锅侠。这是“小丑在殿堂，大师在流浪”的深层历史背景。这位流浪者身上的标签也能够与此相合。

当下的年轻人，之所以对传统经典陌生和无知，到不在于他们自身，而在于我们的教育系统。我们当下的教育系统，实则起源于辛亥革命之后，其基本理念是否定中国文化，引入西方文化。我们教育告诉孩子们，中国文化是落后的，因此在1840年就挨打了，被西方列强打。中国要想不挨打，即必须摆脱落后，必须否定和摆脱儒家经典。

也就是说，在中国的学术和教育系统中，传统经典是没有地位的，不是被彻底否定，就是居于边缘。“小丑在殿堂，大师在流浪”，可以改成“西学在殿堂，中学在流浪”，这是中国学术和教育的现状。

是中国的教育系统造成了当下年轻人对传统经典的陌生和无知，而这位流浪者的流浪形象，则的确暗合传统文化、传统经典在当下中国学术界的真实遭遇。

这位流浪大师，还让我想起了若干年前的国学大师于丹，此人凭借央视的百家讲坛而晋身网红。昔日之于丹与当下之流浪大师根本相同之处，都是错误而美丽的虚构，反应着近来之中国对真大师的渴望，对传统学问的渴望，同时也反应着对传统学问和经典和陌生和无知。

但是，于丹是大学教授，而流浪大师则流落街头，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对大师的虚构，已经由庙堂转向江湖。虚构大师的下沉，也反映着中国的进步，反映着年轻人对主流学术系统的藐视。

　　当年轻人开始普遍藐视主流学术系统时，开始普遍认为“大师在流浪，小丑在庙堂”时，以否定中学宣扬西学为基础的主流学术系统将失去权威，必然将被变革和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