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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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 北京串联天安门

大串联前的陕南比较闭塞，出门是件不容易的事情，读高二了我还没去过行署安康县城，不知道外边的世界有多精彩！

1966年 西安串联示意图

记得串联到西安后，第一件事就是到火车站去看火车，想知道火车长什么样。那天，火车站的大木门被一把大铁锁和一串铁链子紧紧的锁着。我们只能透过门缝往里看，猫来猫去看不全一节完整的火车车厢。

我在小学五年级下乡秋收时染疾，大便带血。那时家里条件差，没有多余的钱去医院及时检查治疗。母亲一直以为是痔疮，先是看中医，后来就用偏方。

鸦胆子

据药书记载：鸦胆子是一种植物果实，作中药，味苦，性寒，有清热解毒、止痢疾等功效。

鸭胆子既苦又涩，实难下口。我那时作蔽，把它压在舌根下，假装漱口时再吐掉。有一次终于被母亲发现了，挨了一顿饱打；为治病还让我吃过“肠扎刺”，用料是切段十来公分的肥大肠头，上边扎上野外采集的树刺，用大火清炖，蒸熟透了吃。碗里油腻的大肠，敌不过母亲手里的竹条子，每次都只有咬咬牙，吃得万般无奈。

我在学校体子一直单簿，从小学五年级到“文革大串联”前，病魔整整折磨了我六、七年，始终不见好转，身体日渐消瘦。1968年春我报名应征入伍体检时，体重差点没走成。标准体重要求45公斤，我当时刚够下限43公斤。

上高二时在“文革”大串联前，我去医院化验检查后才知道，得的不是痔疮是阿米巴痢疾。医生给我开了药，让我带着药去串联上路。可喜的是，中途药还没吃完，大便不再带血，病全愈了。当年的大串联，我比同学们多了一喜：多年的病患治断根了。

1966年11月11日 革命串联介绍信

当年串联，夏红兵（夏西能）、刘翔峰（刘家吉）、蔡剑（蔡景霞）、吕蒙光（吕志坚）、杨文仓（杨帆）、殷葵（殷正荣）还有张玲（张坚），一共七人是一个串联队。

别看这张不起眼的“革命串联介绍信”，当年凭它走遍天下，吃遍天下。出门时带的全国通用粮票，一两都没用上。

串联出发前，我为串联队画过一张图。精心绘制的串联路线图上，那时羡慕的革命圣地和大城市，全都绘了进去。那时候，好像图能画到哪里，路就能走到哪里，人就能到达那里。

1966年 精心绘制的串联路线图

1966年11月11日，石泉汽车站的一辆大卡车，车上装满花花绿绿的背包，背包上坐了满满一车串联的学生。

清晨8:30卡车从石泉站出发；下午17:40翻越秦岭；18:40车出丰峪口；19点卡车多达南关汽车站，随后安排到省团校接待站，我住在二楼209号房间。

我们在西安住了五、六天，见到了先期去延安的陈绪珍、刘秀家一行，她们延安没去成，一直滞留在西安；见到了从新疆串联来的蒋礼珍；见到了家住西安的赵军同学；在西安北大街有个红霞商店，殷正荣的姐姐在那里上班，那段时间红霞商店成了老高二的“联络站”，大家常去那打探班上同学的信息。

1966年 西安外地革命师生临时乘车证

在西安的那些天，串联日记是这样记载的：

1966-11-12日（六）

饭后去财经统计学院，路遇陈绪珍、刘秀家、蒋礼珍等同学；

财经统计学院文革指挥部接待并交谈，给了两份传单。返回时遇大雨。

1966-11-13（日）

去西安交大参观文化大革命展览馆。因西安三干会参观，11点的票推迟到12点入场，颇受感动。

1966年11月13日 西安交大文革展参观证

1966-11-14（一）

经过革命公园到人民体育场参加“炮打刘澜涛、火烧霍士廉，批判假检讨，粉碎真反扑，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大会；

15日本来应该是去北京的日子，我在16日的日记中记载道：

夜晚九点左右到五局一中，同蒋（礼珍）、陈（绪珍）上街去找张（玲）、殷（珍荣），未见。路遇张涵，告诉我晚12点去北京的车。走的这样急，使我全然不信。同归回省团校，他们几个均在办理离站手续。我慌忙捆了被子，托蒋、陈代寄，草草而走。到站后方知上车不易，686次没人下车，我等有票而不能入。

在上天桥时，我被人群冲断，喊数声，不见应，自此只好绕车寻，终未见......。上海之车，我因顾虑重重，故下车不去......回省团校，鸡已鸣。

1966年 西安外地革命师生临时乘车证

在西安的那些天，串联日记是这样记载的：

1966-11-12日（六）

饭后去财经统计学院，路遇陈绪珍、刘秀家、蒋礼珍等同学；

财经统计学院文革指挥部接待并交谈，给了两份传单。返回时遇大雨。

1966-11-13（日）

去西安交大参观文化大革命展览馆。因西安三干会参观，11点的票推迟到12点入场，颇受感动。

1966年11月13日 西安交大文革展参观证

1966-11-14（一）

经过革命公园到人民体育场参加“炮打刘澜涛、火烧霍士廉，批判假检讨，粉碎真反扑，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大会；

15日本来应该是去北京的日子，我在16日的日记中记载道：

夜晚九点左右到五局一中，同蒋（礼珍）、陈（绪珍）上街去找张（玲）、殷（珍荣），未见。路遇张涵，告诉我晚12点去北京的车。走的这样急，使我全然不信。同归回省团校，他们几个均在办理离站手续。我慌忙捆了被子，托蒋、陈代寄，草草而走。到站后方知上车不易，686次没人下车，我等有票而不能入。

在上天桥时，我被人群冲断，喊数声，不见应，自此只好绕车寻，终未见......。上海之车，我因顾虑重重，故下车不去......回省团校，鸡已鸣。

1966年11月13日 西安交大文革展参观证

　　

1966-11-14（一）

经过革命公园到人民体育场参加“炮打刘澜涛、火烧霍士廉，批判假检讨，粉碎真反扑，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大会；

15日本来应该是去北京的日子，我在16日的日记中记载道：

夜晚九点左右到五局一中，同蒋（礼珍）、陈（绪珍）上街去找张（玲）、殷（珍荣），未见。路遇张涵，告诉我晚12点去北京的车。走的这样急，使我全然不信。同归回省团校，他们几个均在办理离站手续。我慌忙捆了被子，托蒋、陈代寄，草草而走。到站后方知上车不易，686次没人下车，我等有票而不能入。

在上天桥时，我被人群冲断，喊数声，不见应，自此只好绕车寻，终未见......。上海之车，我因顾虑重重，故下车不去......回省团校，鸡已鸣。

1966年 串联日记

到西安听到一些消息后，我们没再坚持徒步串联，把铺盖寄存后，急急忙忙的找票去北京，去赶“毛主席接见”的末班车。

火车票是晚上12点的。那天晚上进站一看，根本上不了车。吕蒙光个子大，背上背着包，手里抱着包，左右开弓想挤出一条道，无奈，站台上想坐车的人实在太多，挤来挤去就是挤不上车。最后大家决定：从天桥绕过去碰碰运气。

我是我们串联队第一个走丢的。上天桥时，我弯腰系了一下鞋带，很快就被人流冲散了。上到天桥后一看，到处是黑压压的人群，到处是寻人找车的吆喝声。我后悔那天看火车时忘了问“天桥”是咋回事，其实，咋问呢？压根就不知道火车站有天桥，更不知道天桥上会有那么多岔道。

我试着绕着一列列火车边找边喊，始终没有看到他们的身影，只好稀里糊涂的先挤上一列火车。车厢里人挤人，没有立足之地。又听说这车不去北京，要一天一夜去上海。我慌慌忙忙又从窗口挤下车。出站后，一个人凄凄惨惨的步行回接待站，当我一屁股在省团校接待站大门台阶上坐下时，周围村子里的鸡都叫了。

天大亮后，我去五局一中也没有见到蒋礼珍和陈绪珍他们。日记中我写到“自与他六人分开后，心里一直不好受。”

走投无路，正打算弄张票回石泉时，在接待站大厅遇上高三的程洪、方静和封岚，他们说也都是走丢的，让我和他们一起，先到北京，再去找人。就这样，加上高一走丢的李秀珍和初三走丢的的周洪芝。我们一行掉队的六人，重新组成了一支新的串联队。16日我们先上682次，后换690次，在车上熬了整整一夜。直到1966年11月17日中午11点左右，这趟西安去北京的火车才终于开了。

1966年11月16日 西安至北京串联火车票

离开西安不久，火车在窑村车站停了很长一段时间。西安到北京足足走了一天半，1966年11月18日的晚上，火车终于到达北京。随后，汽车把我们送到北京马神庙接待站（北京市教育行政干部学校，电话：893717），我们在行政干校走廊休息，一切安排就绪后，到夜里两点多才吃上饭。

1966年11月19日，是北京串联的第一个清晨，我们很早就起床编班，我被编入“第100师四团二营三连四排二班”，同班的还有四川万县建筑学校的崔吉林，西安音院附中的郭新民。

这天上半天学习训练；下半天出去串联。下午，我和高三程洪一起去看天安门，去游中山公园，去登人民英雄纪念碑。晚上回到接待站，房间作了调正：我们由二营搬到一营三连四排。串联在京的日子，接待站由部队实行军事化封闭管理，管理我们的班长是一名河南籍的解放军战士。

接下来的几天“总部通知：一律不准外出”，我们在接待站呆了四天，连续两、三天的军训，一整天的唱歌。学唱《三八作风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直到23日晚上，才宣布放假两个小时，可以外出。

据相关资料记载：

“到1966年11月中旬，在北京的红卫兵更多了。无奈，毛泽东决定当月的11日接见红卫兵。这是毛泽东第七次接见红卫兵了。这次接见结束后，毛泽东焦急地问周恩来:“我已经几次接见红卫兵了，为什么北京还有这么多红卫兵要接见？”周恩来回答说:“你不见他们，他们不走啊。”毛泽东又问:“中央不是决定停止串联，要红卫兵回原地闹革命吗？”周恩来回答说:“这些红卫兵已经来北京了，天气又渐渐冷了，北京市的压力很大，要尽快想办法见他们，让他们回去。”于是，毛泽东当即决定:“11月25日、26日连续两天接见红卫兵，让在北京的红卫兵都参加接见。接见完毕后，再不接见红卫兵了。由中央起草一个通知，以后串联再不实行免费了。”

班上同学大都赶上了第八次接见的末班车，11月25日我参加了天安门前的游行接见，我的串联日记记载：

1966-11-25（五）

夜里起床，随队伍行进到天安门东长安街等候；中午12点路过天安门，见到了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以及中央其他领导人周总理、林彪等。毛主席身体很好。

1966-11-26（六）

奉命不外出，接待站文艺会演，军队文艺工作者演唱《长征组歌》；

至今还记得那个激动人心的24日夜晚，我们按统一要求，作了认真准备，鞋子必须用绳子捆扎，《毛主席语录本》必须用细绳连在手腕上。串联队伍由解放军带队，在北京黑乎乎的夜里走街串巷，天蒙蒙亮时才赶到指定位置。

天渐渐亮了，能看到宽阔的长安街上，摆满了密密麻麻的队伍，听惯了的晨曲《东方红》，在那天早晨响得最带劲。

高音喇叭宣布游行开始，在解放军的带领下，每个人胳臂挽着胳臂，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曲声中开始游行。我们一边走，一边有节奏的唱歌、呼口号。中午12点，队伍行进到天安门前黄金地段时，脚步开始放慢，人群开始沸腾，眼泪开始外流，我们一个个都激动的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见毛主席的当天夜晚，大家都激动难寐。第二天，接待站奉命不准外出，安排看军演，由部队文艺工作者演唱《长征组歌》。演出中途有过一阵骚动，校外街上有车队一惊而过，后来才知道：第二天26日，毛主席继续接见了串联学生。

接受毛主席和中央首长检阅后，接待站自由活动时间多了，除30日在家整风外，每天都能上街。27日我们去过亚洲最大动物园——北京动物园；28日去过前门大街，去过西单；29日去参观过军事博物馆；12月5日还去过新北大（北京大学当时改名为新北大）。

北京的岁末，冬季很冷，那年我身上只穿了件拉链薄棉衣，从照片看，没拉拉链，外衣畅穿，脚上那双球鞋，是为徒步串联准备的。在北京的十多天，我们一直睡地铺，说是睡地铺，其实就一张高梁席，没有被子，没有枕头，睡觉也不用脱衣服，完全靠暖气御寒，夜里还常常热得满头是汗。

白天的串联就有些惨了，街上寒风呼呼，把人冻得受不了，我们一边走一边找店铺取暖，那时没有空调，也没有电暖气，店铺大堂中间是个大煤炉，大家围着半人高的煤炉烤火取暖。稍暖和一点就继续赶路，继续串联。在北京快半个月了，天越冷大家也越想家，打算早点回去，等开春暖和了再出来继续串联。

我日记记载：

1966-12-07（三）大雪

我们是于昨天4:40离开北京的。和我们一块生活了半个多月的解放军同志把我们送上火车后，他们才离开。我的纪念章上车时丢了，一位解放军（军事院校）知道后就摘下自己的赠给我了......他在洛阳下的车。

每个串联人都有两个小小心愿：一是在天安门前照像，二是得到一枚毛主席像章。这两件事对我来说，更加来之不易。那天离开北京挤上车后，就发现胸前毛主席像章不见了。当时我闷闷不乐，同学们也替我惋惜。一块坐车的解放军知道后，把自己胸前的像章摘下来给我佩戴上，这些军人是在洛阳车站下的车。

1966年12月7日 解放军在列车上送的毛主席像章

多年来，我一直惦记着这位没留下姓名的战友。近些年，看倪萍《等着我》的电视寻人节目，本想碰碰运气，却苦于实在没有线索，只好放弃。我珍藏了数枚毛主席像章，这枚不是最大的，不是最精致的，但它是最早的，是我心中最重的。

1966年串联 北京天安门留影

再说这张在天安门照的像片，串联回到石泉后，同学们都陆陆续续收到了自己的天安门留影，我的照片却迟迟没来。抱着一线希望，我给天安门摄影部去了一封信，寄去了自己的半身照，诉说了山里孩子的“不容易”和“渴望”，请求他们帮我查找。最后，总算在数千张照片中为我找到了。摄影部在寄照片的同时，给我回了一封道歉信，述说了照片的查寻过程。那时候的工作人员的素质和社会风气可见一斑。

1972年北京天安门（立等可取的一次成像照）

我当兵后，出差、探亲、退役，在北京天安门照像的机会更多了，每次照相总想找找1966年那次照像的感觉，因为那是我第一次在天安门前照像，是在祖国的首都照像，是在毛主席的身边照像。

天安门留影

1966年12月7日，我满载而归，回到西安后先住胡家庙接待站，后转省团校接待站。12月9日去红霞商店打探到串联队同学的消息，12月11日在陕工大见到了夏红兵等人。12月17日我们一块儿回到石泉，第二天，12月18日一块儿张贴公告，声明加入石中临委，那一天，学校正在大操场开大会。

2017年3月19日写在高六七纪念“毕业50周年”聚会前夕

初稿：2017-03-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