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家乡那些老去的亲戚

三成

　　今年正月，我走了六家“亲戚”。

我去下天乐村，給已七十四岁的表哥拜年，听着他不紧不慢地讲述最近这些年的生活，我的眼泪忍不住要流下来。我只好划拉手机来掩饰一下，却豁然看到一句话——“这些天来，我忍住的泪水已足够宽阔”。

接着是张长美的诗《赠白云》：

现在，就抬头看看天空

从飘过的白云里

挑出你最中意的那一朵

——做为可靠的信物

在古诗里，人们

曾无数次相互转赠过

现在，我转赠给你

——在已经大不一样的天空下

在表哥轻一句重一句的恍惚的述说里，我的眼泪就再也抑制不住了。

在这些村庄的某些人生里，似乎真的要下一场大雨。

       

                        正月初六

      走亲戚，是乡里乡村的一个宝贵传统。逢年过节，你来我往，相敬如宾，使这世间多了些人情温暖，让那些老者弱者有了些生存的希望和活着的力量。可是，我已经好多年没有走过亲戚了。

        前些年，过年忙着給领导、关系单位、单位同事拜年，也就是回一百多里的老家上祖坟的时候，顺便看看族里得病的老人，或是出了大事的人家，亲里亲戚的，大都由老家弟弟带着去看。

      这几年，单位不再容许拜年了，过年终于有了空闲，可是舅舅家，姑妈家等等的亲戚家老人都去世了，小辈们的关系一年年淡下来，可走的亲戚已所剩无几。就是老家那几个爸爸，逢年过节地带点礼物，当“亲戚”走一下。他们也当亲戚一样来款待我。

      腊月前，我侄儿外父在市医院住院。有一天，侄儿突然打电话来，说外父病危，医院要让定夺，是进重症监护室呢还是回家。说是即便进重症监护室，也不会有几天时日，叫他们及早准备后事。家里人一时拿不定主意，就打电话问我。

      说实话还真没有作过这样的主，尤其人命关天。我就问，病人本人怎么说，回答说是他自己要回家。我就说，那按他说的，快快回。

      谁知回到家，病人竟一天天见好，甚至走下床来做扩胸运动。不久又走下楼去活动，就连市医院大夫也觉得奇怪。

      想想这死里逃生的亲戚，我计划在正月初七上班前一定去看看。顺便去看看那两个老爸爸。不想初六一早下起雪来，路上开车危险，就推到周末，正月十二三再去。

     

正月十三

正月十三没下雪,就和弟弟、女儿一起去。弟弟去，是找几个“亲戚”方便。现在，亲戚亲房的有时住在县城，有时住在村里，有的住村里楼上，也有的住在老式院里，找起来不方便。女儿也去，是想让她多见识一下老家的人情事理。她大学毕业，会离开村庄比我们更远。我想，不能让这些村庄的根系就这么快断掉。

我们计划，先到侄儿的外父家，看看“大难不死”的亲家，之后到爸爸家吃中午，就吃榛子面条，最后看生会爸。

我们的祖上什么年代到的顺化堡村，无可考证，曾经有过家谱，遗失了。口上传下来的就是山西大槐树那个说法。倒是三个祖坟是个物证。最老的祖坟大概五辈人，之后的祖坟是九辈人，第三个祖坟是我太爷立的祖。粗算起来，还真能和明洪武年间对上点茬。

我太爷一共生了五个儿子一个女儿。我爷爷排行老大，村里人叫秀才爷，其他几个爷爷依次是木匠爷、褐匠爷、吃粮爷、生意爷。一个女儿据说锅头针线活了得，嫁到邻村，家里主內是一把好手 。

就五个爷爷在村里的“名号”，足可以看出太爷经营家里的良苦用心。老大学文，是秀才，算是家族有个识字人，老二学的木匠，老三学下织布，都是能糊口的营生，老四当兵吃粮，是子女里为家国当差的，老五搞生意做纸活，算是村里的公共人物。真是各有一技，各占一头。想必，那时的顺化堡村里，这样的“工匠”会有许许多多 。尽管随着时代发展，一些技艺已退出村子的历史，但一个家族的传统似乎至今还延续着。比如，我爷爷这一枝，似乎念书上成就些，四爷那一枝，当兵是传统，五爷那一枝，生意上多一些 。

五个爷爷共生下十三个儿子，若干个女儿。其中也有不少匠人，但这样的称呼已经不够用了，于是用字辈来称呼。民乐洪水河以西，管父亲叫爹，比父亲大的叫大爹，比父亲小的叫爸，我父亲这辈是“生”字辈，我们就用“生辉爸”、“生俊爸”、“生友爸”等等来称呼。

我爷爷生下两个儿子一个女儿。我父亲是老大，老二就是“生俊爸”，所以我没有大爹，有12个爸。我父亲的弟弟是我亲爸，不能用字辈直接称呼，就叫爸爸。一个女儿，也就是我父亲的妹妹，我的姑妈，嫁给离顺化堡十里地的下天乐村，有名的马铁匠家。

这次，除了看有病的亲家，再就是看我爸爸，另一个是木匠爷的儿子生辉爸。我父亲母亲和姑妈都已去世，至亲的也就剩爸爸了，必须去看。生辉爸已经82岁了，算是爸爸辈里岁数最大的，家里又出了些事情，也需要去看看。

我们先来到亲家家。亲家端坐在沙发上，站起来迎接我们。他精神很好，看起来比以前还胖了许多，说话底气也足，只是时不时还得吸着氧气。我说他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他就笑着迎合。女亲家沏了年茶，拾了年馍，又拿来水果和干果盘子。年茶里少不了白砂糖，我们叫甜茶，尽管现在已经不大喜欢喝这个，还是很高兴地喝着。

聊了一段时间，我说年茶也喝了，年馍也吃了，我们也该走了，中午前还要到另一家。可女亲家不依，要做饭。我们说要到爸爸家吃榛子面条，就硬出来了。

没想到，这简短的寒暄，竟是和亲家的最后一面。

爸爸原来住的是我们家的老房底子，前年村里修住宅楼，正好占了这地方，就不得不住在楼上，尽管是四楼，可下面似乎基本对着原来的房底子，叫人有些许安心。

来到顺化堡，我们在四社住宅楼门口遇到了同社的几个老乡，大都和我年龄相仿，有两个还是小学同学，但他们都显得苍老，叫人认不出来，似乎正在进入南墙湾里晒太阳的行列。

来到我爸爸家，我们作揖，給爸爸和婶婶拜了年。先是喝茶，还是有白砂糖的那种年茶。年馍是自家做的，但是用电烤箱烤的。之后是一桌子的各类肉食，当然还有好的烟酒。我们吃着喝着聊着。

一阵嘘寒问暖的客套话之后，七十多岁的爸爸天一句地一句的说起来。他说，过去能吃，可是好吃的很缺，现在肉这么多，却吃起来不香，几口就不想吃了。他又说到了土地，说许多人都不会种田了，土地都流转了，会不会又回到地主的年代。正好我婶婶过去是地主成分，她屏住气，不动声色地端坐在沙发上，气氛一时有点凝固，而我爸爸却自顾说，完全没有意识到。我只好解释说，不会的，国家法律保护农民土地，不准买卖。

后来他又说到下天乐姑妈家的事。早些年，铁匠姑爹先去世了，几年后姑妈也去世了，当了一辈子生产队长的大儿子，也就是我的表哥却难下了。表哥的小儿子在西藏开车打工，打了许多年工，本该积累点钱。可看起来一个连话都不多说的本分人，不知咋的沾上了赌博，有人说是上了别人的套，把前几年挣下的钱输光不说，还欠了五十多万的赌债。最后，连人带车被人家扣下 。无奈，家里向亲戚朋友四处借钱，才把人弄回来。

可是，借下的钱一时还不上，又被人家起诉，去年被拘留了一段时间，今年连过年都没回家来。最苦的是我表哥，现在眼睛也看不大清了，七十多岁了两口子还扒车打工，冬天还到地里割芨芨草。有一次晚上十点了还没回来，他弟弟就去地上找。原来手扶拖拉机冻住了，又因表哥人老力衰，发动不着机子，两口子只好黑天半夜在野地里用芨芨草烧机子。

听着这些，我心里很难受，就拧了酒瓶盖子，不再想喝酒。又问弟弟，这么大年岁得人，哪个包工头还敢让打工呢？弟弟说，一般是不要的，人家也怕出事。但一些六七十岁的老人，蹲在家里也没事情干，就围着红头巾，或是口罩罩着没了牙的嘴，蒙混着扒上拉人的车，等到了工地，也就只好让干了。

我们又回忆起过去的表哥。那时候他高大英俊，是附近几个村受人尊敬的生产队长。他还时常接济我们家里。有一次他到公社开“三干会”（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会，简称三干会），顺便到我家，我就给他去沏茶，结果不小心打烂了一只玻璃杯子。父亲就责备我，表哥说没事，就掏出两元钱叫我去买杯子。我花八毛钱买了四只新玻璃杯，剩下的他让我自己拿着，为此我还“富足”了好一阵子。而今，恍惚间，他人老了，却落得如此境地。

这时候我就想着，啥时候一定去看看我这位表哥。

　　吃过榛子面条，我们去生辉爸家。生会爸一直住在老院子里，每年过年我们去拜年看望，他都是在老院子的土坯房里住着。可我们到他家，街门上挂着锁。弟弟就打电话四处打问。

      生辉爸是木匠爷的后代，却对秦腔感兴趣，他和他的六个子女几乎都会唱秦腔，是曾经那个村里戏班唱戏最多的人家，可惜这个戏班就剩下几箱子旧戏服，已经好多年没有唱戏了。本来，我生辉爸家里一贯的平平安安，不想三年前他三儿子因为包地种茴香，一下赔了一二百万，贷款还不了，借人家的钱也还不上，叫人打折了几根肋条，又起诉到法院，被拘留了若干天，去年过年就没有回家。八十多岁的人了，经受这些，真是不易 。

      弟弟联系了一阵，才知道他今年过年去了二儿子家楼上住着。到他们家，我们先拜了年，然后就喝年茶吃年馍喝年酒，谁也不提那档子事。生会爸也不说，只是告诉我们两个孙子（承包地陪了的三儿子的两个儿女）出息了，一个在兰州榆中有了工作，另一个也学成了牙科专业，就有了着落。那意思是让我们放心。

       之后他就问起我们七一秦剧团上演的秦腔现代戏《民乐情》，是不是真的到北京演了，我说是，他不相信似的，问了几遍，我回答几遍。当然，他耳朵确实也有些不好使了。接着他又问，为啥剧中的韩正卿变成了甘润卿。我感到惊讶，因为只有去年在西安演出时改过，后来我们又改回来了。可见他对这部秦腔戏关心的程度。

      接下来，本想问问村子里的其他事，可其他话题他似乎不那么感兴趣，加上听得很吃力，我们只好作罢。

        

正月十七

        有些事可以计划，有些事却不能。正月十四晚上，侄儿说他外父去世了。这叫我吃惊不小，昨天还好好的，今天就去世了。要是正月十三还不去，真还就见不上最后一面了。

      人生一世，说走就走。活着的人，真是要且活且珍惜。

      按照民乐的乡许，正月十五之前是不能发送人的。所以是十六哭纸，十七奠挽，十八发送。这样，我们决定十七去奠挽，同时去看看两个生病的爸爸和下天乐村的那位表哥。

      生病的两个爸爸，一个是生友爸，一个是生斌爸。

      生友爸比我小，和我是小学一个班的同学，我们关系很密切。那时我是班长，他很支持我，在学校，我就叫他名字，到家里，我才叫他生友爸。

      春节前七一秦剧团到顺化堡唱戏，周末我也上去，正好在路上碰到他，他酒喝得跌跌撞撞，非拉我去喝酒。我劝他别再喝了，请他去看戏，他不去，劝他回家，他不听，自个儿向另一家酒场子走去。

        我去看戏，在戏台下碰到了曹营村四舅家的大儿子和他的媳妇，他们走了五里路，专门来顺化堡看戏。他们说也想让七一家的戏到曹营村去唱几场，可是戏台已经在早些年被拆了，搭戏台的话，花费很大，就只好留下电话号码，有可能了再联系。是啊，一个戏台，说拆就拆了，再建一个新的，对于一个人烟渐稀的村子来说，真是个难事。

      我庆幸顺化堡村还有个戏台，尽管有点小，可古色古香，每望一眼都是个享受。只要你安安稳稳地活着，村子里总有些令人安神的东西让你温暖，让你心悦。不过，等我看过戏回来，却见路边有两辆警车，一些人围着一小滩血。原来是生友爸被村子里的小车撞了，人已经送县医院了。说是碰得不重 。

      过了些天，我打电话问他，说是好多了，只是眼睛有些模糊。年三十给先人上坟，他也来了，看起来精神状态不太好，原来爱喝个酒，现在酒也喝不成了。我劝他按医生吩咐，按时检查，切不可马虎。

       也是正月十四这天晚上，我突然听到手机响，一看是他的电话，还未来得及接起，对方就挂了。我回过去，是他夫人，我小婶接的，说是没事的，不小心按错了。我心里有些嘀咕，他可从来没按错过呀。所以这次要看看究竟。

　　正月十七没有下雪。当然，奠挽这样的事，就是下雪也得去。正月十七也不是周末，当然，奠挽这样的事，就是请假也得去。请一天的假，去向逝者道别，給生者温暖。不过，女儿已经回学校了，这次就我和第弟去。

       奠挽要早些去，越早越好，我们就先去亲家那里。

        我们刚到，就有两个吹鼓手吹着唢呐迎出来，一路吹着，伴我们献花圈、烧纸、磕头、上礼。程序走完，我们就站在灵堂下寒暄，说逝者之好，惋惜走得意外。其家人也说，正月十四那天，他似乎感觉到自己已经到了最后关头，要家里人搀他下楼，送他到医院。结果还未到医院就去世了。逝者的用意是他死后，避免子女们从楼上抬下的周折。因为上次从医院回来，子女们抬他上到四楼家中，在狭窄的楼道里费了好大劲。这使我想到我另一个亲戚，去世前磨下了自己去世后“过事情”需要的麦子面。这些内心柔软的亲戚们，人之将死，也忘不了最后所能做的一件事……

        和上次一样，原打算不在亲家家吃午饭，一方面处于白事上人家手忙脚乱的考虑，另一方面还有三个亲戚要看，下午时间来不及。但女亲家坚决反对，言辞强烈，我们只好留下来吃午饭。也算是对逝者的一点告慰。

        事实上留下来是对的。亲家家是随解放西北的大军来到民乐的河南人，亲戚比较少。两桌子的客人里，有小时候和逝者一起生活过的老者。从几位老者口里，听到了逝者遥远的故事。而同桌的两个吹唢呐的，经问询才知并不在哪个唢呐班，只是随时被人请来吹唢呐。其中一个是下柴庄胡家人，祖辈几代都是吹唢呐的道士。我问他会多少曲子，他说无数个，多得很。我问他知道有多少个曲牌名，他说就知道几个。是啊，他吹的是什么，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乡村就是在这些不知名的唢呐声里，送走了一辈又一辈的人。

        我们吃了一个完整的丧席，没有再提出提前离席走亲戚的话，女亲家对我们也表示了理解和感激。是啊，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既来之，则安之，有些事，急不得。

        接下来我们去生斌爸家。生斌爸是五爷、也就是生意爷的三儿子，他在顺化堡街上有一个超市。本来身体高大强壮，还是划拳喝酒的好手，没想到去年中风，行动说话都不太方便。

      生斌爸住在村子最西头的青年街。来到青年街，尽管家家户户门上贴了春联，可大过年的，大部分街门上都挂着锁。

        过去这里曾是整片的耕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村里繁衍生息，快速发展，新修的房子很快占了这片地方，因为住的大都是年轻人家庭，村里人就叫这条巷为青年街。一度时间，这里朝气蓬勃，人丁兴旺，生活热闹，是村里的旺势地方 。可这些年，年轻人外出打工，进城的进城，上楼的上楼，巷子里经常住人的院子所剩无几，白天是两溜子铁锁，哑鸣静悄，晚上是一处子黑路，黑灯瞎火，几乎没了人气。

        我们以为生斌爸会好找些，如果家里不在，可以到超市去找。结果出乎预料，到他家，门上挂着锁。到超市去，门上也挂着锁。一打问，才知是到县城姑娘家养病去了。而过去，这个时候正是开门做生意的大好时机。

　　我们只好去生友爸家。

        来到生友爸家，他正好刚从县医院回来，神色似乎比原来还差了些。跟着还进来两个同族的人。我吃惊地发现他家门口扔着一把菜刀。他手里提着检查拍了的片子，嘴里埋怨肇事的小车司机。说是自从碰下，只到医院付过一次治疗费用。还说那人正月十五之前连一千块也不愿再拿出来。他越说越生气，又说肇事者还去找了交警队的关系，说他眼睛看不清并非碰的，而是老花眼。说这话的时候，我就联想到那个电话。我说你放心，是不是老花眼，医院说了算，不是交警说了算。医院检查和治疗的，病历上写的，一定不是你的老花眼。

       生友爸这才松了口气，但对那个司机不拿钱还是很生气。我就劝说，身体还是自己的，心情好些恢复身体为重，该处理的钱，不会少下你。

       一会儿我和他出房屋门，我指着门口的菜刀悄悄问，菜刀为啥扔在门口。他说，是昨天晚上“擦说”来，今晚还要“擦说”，还要到出事的地方烧纸。

       “擦说”是民间治愈疑难杂症的一种方式，村子里的人也叫“燎”，大致相当于驱鬼之类。病人医治不好，认为是鬼缠身，就请来会“擦说”的人，在躺于炕上的病人头下放一个水盆，"擦说”的人嘴里嘟嘟喃喃，在盆里面捋着竖起几根筷子，似乎把鬼捋在里面，站住。之后，“擦说”的人拿起一张表，在病人头上绕着，嘴里念念有词。接着把表点着，又在头上燎着，嘴里依旧念念有词，似乎是说哪个鬼缠身了，快快离去，等等。念道完了，把燃尽的表灰丢进水盆里面，之后拿起菜刀，一刀将竖着的筷子砍倒，就像是砍倒了那恶鬼，紧接着撵鬼似地，舞着菜刀把“鬼”撵出开着的屋门，还用菜刀在门槛上砍几下，似乎是把“鬼”惊得跑远了，又像是在门槛上划了几道符咒挡着，鬼再不敢进来。最后把漂着烧纸灰的那盆水泼在街门外的南墙头上，似乎把晦气的东西一下子泼出去，明天就在光天化日之下一晒了之。

         当然，这都是村里人病急乱投医，无奈之下的一些迷信做法，有时候也会起些心理暗示作用，精神上会有些释然，似乎病人也会一时间轻快些。

        看到门口停着车，左邻右舍又进来几个人，他们好不避嫌地谈论生友爸的病情，有的说是他魂丢了，说是当时被碰下昏昏迷迷地往县医院送，一路上没有人“叫魂”，所以丢了魂，这样的话，还得“叫魂”。有的又出主意，说是找个法医来鉴定，是不是碰下的，老花眼什么的，由不得他们说了算。而生友爸和我那小婶，也似乎被来人的七嘴八舌搞得六神无主。看到这些，未免也叫人感慨无奈。

        话说着，年茶年馍年菜上着，生友爸又拿出好酒，让大家喝着，像是还要大家拿出更好的主意。

      一会儿，进来两个年轻后生，顿给屋子里带来些生气，他俩给我们作揖拜年，其中一个就是生友爸的在西藏当兵的儿子，精神焕发，一身正气 。不过探亲假就满了，也着急父亲的病几时能好。

       眼看时候不早了，我们不得不告辞。临行，我们劝慰生友爸，还是听医院大夫的话，按时检查，好好治疗。也不要找什么交警、法医的关系。目前治病要紧，等到病好了最后处理如何，我们再想办法。

　　表哥家在离顺化堡十里地的下天乐村。何为“天乐”？《庄子·天道》：“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我的印象里，这是一个十分古老而顽强的村子 。这个村子和另一个叫上天乐的村子都在民乐洪水河西岸的高高的崖沿上头坐落着。站在河岸上，可以看到并不遥远的民乐县城、对岸的三堡徐家寨，以及六坝乃至甘州的模糊身影。脚下的大悬崖上，上天乐村一带有著名的朝阳洞，经常有学者文人攀上爬下，嘘嘻慨叹一溜洞窟里的文物壁画。而下天乐村东北侧，则有一个令人生畏，陡峭深邃的大冲子直通沟底，人称下天乐冲子，是这一带通往三堡六坝，捷径甘州的必经之路。尤其脚下这条河里，曾经每个夏季呼啸而至的洪水，昼夜不息的吼叫，让住在岸上的人家心里总有点嘀咕。于是，早些年，村里的近乎一半的人家先后搬到远一些的地方，形成一个叫新天乐的村子。

       可是，无论怎样，这个叫下天乐的村子，依然存在。我表哥的两个儿子一个在兰州工作，一个外出打工，楼房也买在民乐县城，可他老两口依然固守在这个村里。

        从顺化堡村到下天乐村，过去走的是沟槽土路，从顺化堡北头出去，沿着弯弯曲曲的古河道，就能投到下天乐村南头，骑驴或是坐驴拉车，需要大半天时间。不过那时走亲戚沿沟槽行路，自然曲折，一会儿草坡路岔，一会儿田野稀树，移步换景，很有些诗意情趣。特别是忽然地出了那沟槽，眼前豁然开朗，先有几户零星人家，像是在路边欢迎你。不久进了下天乐村子，树木房屋人烟渐多起来，进而绕过涝池，来到村供销社一带的村子中心，说不定就会碰到挑水或是买东西的亲戚，把你迎进家里 。

        现在的乡间公路，一般沿新修的干渠修筑，水泥路面，直来直去，拐个弯也是硬生生的九十度，往往从这个村子出来，直戳戳到另一个村子，再加汽车速度快，已没了过去的那种走亲戚的婉转悠长得味道。

        我和兄弟开车，不一会来到下天乐村表哥家的那个巷子，看到规划统一的门面和一个个挂着锁的街门，竟一时间找不到表哥的家门。向巷子深处走了许久，才找到一个开着的街门，我们向那家的女主人询问表哥的家门和表哥的去向，她说估计是到街上拾垃圾去了。拾垃圾？！我脑子里立刻闪现出城市里拾荒者的形象，不相信这会是真的。我们又找了一家，也是一个中年女子，一问，她说估计是给村上捡垃圾去了。这时我才意识到这不是拾荒，而是去参与村里的打扫卫生的事宜。于是，弟弟就去村子里街上找表哥，我在车里，面对着空旷安静的巷道等着。

     静静的等待中，我忽然感到，尽管两边的街门上都贴着新新的春联，使巷子有些春节的气氛，但整个巷子里不见人，不见鸡狗，甚至连一只麻雀也没有。一会儿，终于从巷子上头走下来一个人，这人慢悠悠的，手里提着盒盒袋袋的礼物，走到一个锁着的门前站住，对着门上的锁子思谋了一阵，又提着礼物不紧不慢地走了。

       我正坐在车里出神呢，却见表哥穿着一身半新不旧的衣服，扛着铁叉，提着铁夹子，和兄弟喧喧说说地走来。我立刻下车，给表哥作揖拜年，他扛着叉提着夹子给我还了揖，歉意地说，村上周一周五这个卫生，其实一两个小时也就干完了。

      表哥开了锁，引我们进了院子，一边说，你嫂子她走了县城，我一个男爷们，没想到你们来。那意思是歉意不能炒菜做饭地款待我们。

      先进了一间小耳房，迎面一个炕，一个生火的炉子，看起来是日常起居的所在。我正在发愁落座的地方，表哥又把我们从一个侧门引进一个宽敞的客厅。客厅装修现代，有沙发电视，还有冰箱，尽管里面没有炉子，但明媚的阳光从窗子照进来，倒也觉得不咋冷，沙发上放着表哥的一件新棉衣，估计是打扫卫生时换下的。

      表哥让我们落座，拿来茶杯，提来暖壶，又提来两个塑料袋子放在茶几上。一看到这小的玻璃茶杯，我就想起了几十年前他给我两块钱买的茶杯，几乎一个模样。而且，我和我弟的杯子还是两个样式。暖壶黑乎乎的，已经看不清底色，估计很有些年成了。两个塑料袋里，盛的是年馍。

      表哥一边给我们沏茶，一边还在歉意家里没个女人，招待不好。又说现在来的亲戚也少了，也没个准备，今年过年就来了姑娘女婿一家。我和弟弟有些尴尬，自从姑妈去世，我们也好些年没来过了 。

       说着，表哥似乎又记起了什么，从冰箱里提出了一个塑料袋子，里面装的是桔子，让给我们吃。接着又像记起了什么，起身，找来了酒杯和盘子。看得出来，表哥的生活情趣已大不如过去，几乎没有了以往的那些盘盘碟碟的仪式感。家里来的人少了，突然来个客人，已经有些手忙脚乱。满茶几的塑料袋子，像铺过多次塑料薄膜田地，紊乱而无奈 。

　　接下来表哥要敬年酒，拿过半酒瓶，却倒弄着打不开瓶盖。我们一看，原来这个酒瓶按着个新式瓶盖，上面有个机关，手指拨动机关，瓶盖才能打开 。

      一阵忙乱尴尬之后，表哥终于坐下来，和我们拉起家常。

      他说起了小儿子赌博负债拘留没回家过年的事，语气里有一种负罪感。他说到这些年的生活，似乎轻巧随意，却分明有那种子债父还的赎罪感。

      他说，前几年两口子还扒车子打工，现在人老了，干不动了，人家也不要了。

      他说，现在每周一、周五给村里捡垃圾，下等活，每月200，一年下来也有两千多，今年捡垃圾干得好，还被乡政府评为卫生模范，奖了500元钱。

      他说，我眼睛也看不大清楚了，有人帮着办了个残疾证，每年也还有1200元。

      他说，村里关心，也给办了低保，吃低保，也有些低保钱。

      他说，前两年扒车子，现在不能扒了。割芨芨扎扫帚也能挣些钱。可惜的是失去了一个大买主。本来每年给一个学校一把十元送二三百把，不想前年送的时候，把上一年扎下的一二百把拉去了，谁知道上一年的芨芨塌了水气，扫把松了，哎！我咋就没想到再加进些芨芨，结果一扫就散了，丢了个大买主，还害了人家帮忙的人。他一边说，一边惋惜自责，好像失去了一根救命稻草。

       他说，人一辈子一转眼也老了，爹是七十五走的，妈多活了几年，八十走的，我看，我也就在这几年了…

      听着这些，我心里难受，强忍了几次也没有把眼泪忍住，就装作看手机，抹着眼泪。

      我说，你这么大岁数了，也不要再干活了，还有儿子他们，你们两口一年也花不了多少。欠下的债有年轻人哩。

      他说，庄稼人，一辈子劳动下的，不干个活，人就散了。再说，娃子的事，也不能无关。

      我说，不会把扫把给买卫生用具的超市去卖吗？

      他说，倒是有一个商铺要，一把八元，可拉来送去的不说，一月也卖不了多少。

      弟弟说，我的挑子在县城中学里教书，我问问他们学校要不要扫把。表哥一听眼里立刻有了光芒，高兴得连连说好。我也说，要是我们那里有需要的，我也给你打问一下。他高兴地站起来，连忙取了纸笔，记下电话号码。

      要回去了，我们起身到院子里，看到南屋沿下立着一溜扎好的新扫把 ，整齐的就像一个排的士兵在列队。弟弟问有多少把，表哥说是五十把。

      我说，这么大年龄了，上地割芨芨也危险了，要是房前屋后有点地，轻来轻去，种些自己吃的，倒也是个办法 。

     表哥听了，认为也是。说是毛主席时代的自留地就好，要不是自留地，包产到户时，人都不知道地咋往好里种庄家。要是现在能在村子跟前给每户几分自留地，不要进行土地流转，不能外出打工，蹲在村子里的人倒是有些干头，能蹲得住。我说，这个好主意，也能为乡村振兴留住人，有可能找个渠道反映反映。

       说着这些，表哥似乎精神了许多，说话也爽朗了，好些年没有相互行走造成的生疏也逐渐消逝了。他还说，有机会到你们家，也走走亲戚。

       我和弟弟开车走了，回头望去，深深的巷子里，留下表哥孤单的身影……

　　今年正月，我走了六家“亲戚”，走来了一些感慨和心事，也走来了两个任务：卖扫把的任务，自留地的任务。

       下一个正月，我能给表哥一个怎样的答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