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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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高六七毕业五十周年合影

　　1955年，我发蒙上学读书了。从那以后，一上就是十多年，直到1968年2月走进军营，才结束了学生生涯。

人生最美好的回忆是童年，童年最美好的记忆在校园。人人都要上学，人人都有同学。上边是我发蒙上学读书时，最早学到的三篇课文。

那个时候，学校开的课程有国语、算术、劳作、唱歌、画画、体育等。《国语》课后来改称语文，学过的这三篇课文在我心中始终没变。

那个时候，课文文字竖排，全是繁体字。字数虽然不多，笔划却是不少。当时写字用毛笔，书包里天天背着“文房四宝”，上学写字首先得学会磨墨，写完字还要学会把笔插进笔筒里。大概到三年级时才有了铅笔和钢笔。

那个时候，语音是注音字母，至今仍被《新华字典》在语音系统里保留着。现在用的汉语拼音，我们是到五年级时才学的；

那个时候，以传统的甲、乙、丙、丁为序，老师评改作业，用珠笔画个红色大圆圈，写上一个大“甲”字，在甲字最后那笔长长的尾巴上，再细分为“上、中、下”，“甲上”算是最高奖励。中途有段时间一度照搬过苏联老大哥的5分制，后来才改成现在的百分制。

　　我在当地县城读完小学和中学，上学地点在老城的江南馆。馆东边的教室是甲班和乙班，我们丙班的教室在馆西边的一个角落。建国初期学校学生多，教室少，完小就把一年级的三个班和三年级一个班放在了江南馆。

印象中上小学时几乎年年都在搬家：一年级在江南馆；二年级在黄州馆；三年级时搬到好汉坡新修的二完小；四年级时，赶上修建石泉电站，学校被占用，我们在石泉中学上了一年；五年级的时候，老城一完小临街的两层教学楼完工，我们住上了新教室，一直读到小学毕业。

江南馆小学旧址和小学毕业像

童年时期小学的印象很美。一完小的梧桐树和梧桐树上的阵阵钟声；二完小的桐子花和教室窗外的牵牛花，看蜜蜂和蝴蝶在花丛中飞来飞去；看蓝天白云下雄鹰在自由翱翔，看一群群小燕子“去了又来，来了又去”；还有那南坡的荆棘丛，是“躲猫”和“捉特务”游戏的好去处。那个时候的校园“味道”真是好极了，长大后再也没有找到过那种感觉。

客居石泉中学的那间简陋的四年级教室，位置在学校水井东侧，是一间紧挨校教务处的偏房。房前有棵香缘树，院子里长满了层层青草和鲜花。教室中央有根很显眼的大柱子。上课时得把头偏来偏去避开柱子，才能完整地看清楚黑板上老师写的板书。就在这间教室，谭国俭老师教了一首时代感很强的歌曲：

推开长江千层浪，

踢倒拦路万重山。

春雷一声震天响，

千军万马奔向前。

小学一年级，我的班主任是何中南老师，她后来当过二完小的教导主任。听说她当年奔赴延安只走了一半，差一点就是老延安、老革命。代课的老师有刘凤英、蒋凤鸣、袁凤仙，陈泽荣老师的夫人习老师教过我们算术。

1961年 城关小学六二班毕业像

熨斗街小个子的吕绍卿，同学们叫他小吕老师，后来我在南区工作时，他在那里教书。三年级时班主任刘尤贤老师生病，请的代理老师叫何定中，他和小吕老师一样，上代理课喜欢讲故事。小吕老师讲的是一只鸟儿的故事，何老师讲的是《说岳传》。

1955年在江南馆上学的丙班同班同学有：

刘天明、刘国新、陈儒香、吴立桂、陈为国、刘贤华、吴柱贵、张运芳，张文豪，杜近英、崔金华、喻盛英、李少学、董家华、邹定时、吳大银、陈昌华、凃启饶、陈秋英、秦培莲、陈建华、朱智和、戴庸太、戴晴明、袁道芝、曹日华、徐世兴、王化折、王早成、傅成兴，刘凤祺、刘天兰、范世荣、张长秀、张新秀、蒙正明、蒙正坤、黎启富、黎启凤、

在甲班、乙班的同学有：

陈绪珍、刘秀家、夏红兵、刘元林、段永康、彭仕其、刘惠珍、彭述宪、黎培金、胡甲奎、

小学同学：

夏西芝、夏西龙、夏西银、夏玉清、郑诗礼；陈佑仙、胡华科、黄花春、李茂清、高世广、黄启成、陈良学、王书歉、程维芬、胡明兰、王可仙、海文胜、周本泉、王瑞兰、沈以兰、郭堂萍、慕希荣、韩志国、任玉玲、李万秀、马志新，纪大敏、纪大翠、王全美、马德意、余保琴、舒成兰、胡玉风、张福兴；

初中同学：

王淑贤、候南玲、杨晓玲、杨弟成、马志莲、刘大全、胡宪清、翟家桂、左秋星、刘选成、周建中、蔡中朋、謝鉄嘴、刘子平、陈世友、沈兰芳、张厚明、朱良彩、武学兰、王西风、田秀兰、张运芳、华永明、谭明芝、邱枝奇、石友玉、傅宏俊、王义选、陈建明、凌世江、焦荣志、李生田、柯友国、李巧珍、马光凤、吴明友、邓成和、候定明、金 陽。

高中同学：

刘家吉、蔡景霞、刘声奎、刘国新、陈绪珍、官正国、沈东驰、夏红兵、官靖芝、孙富德、党秀兰、金玉莲、刘秀家、王朝和、李景夷、陈文林、蒋铁轮、付永友、陈远禄、杨宁森、刘天明、陈卫国、蔡中鹏、吕梦光、徐荣清、殷正荣、陈朝民、蒋礼珍、杨文仓、郝长生、陈更新、邹镜、郭勇、赵军、张涵、张玲；

姚仕明、张俊值、吴立桂、陈儒香、范杨威、谭文亮、罗声安、程纪元。

其中，刘家吉、刘天明、刘国新、夏红兵、陈绪珍、刘秀家，陈卫国、吴立桂、陈儒香等九个同学、一直从小学同到高中毕业，算上文革，我们足足同窗共读了十三载。

1962年 石泉中学初一二班合影

1964年 石泉中学初三一班毕业像

寒窗苦读、我们往返在求学路上，班里的同学有来的，有走的，有走的，又有来的。分分合合，合合分分，铁打的学校，流水的学生。

如今“奔八”了，都老了。岁月苍桑，给我们留下的是挥之不去的同学情，是青少年时代最美好的回忆。

我和夏红兵一块在西关斗巷子长大，有着共同的经历和相似之处，以至于前几天还有人当面问我，说分不清我和夏红兵。

我们的父母亲公私合营后都在杂货商店工作。我俩搭伙玩抓子游戏，小时候能赢斗巷子小伙伴一大片；初中时班上杀象棋成风，我们又常是老师办公室的“座上宾”；

小学时我们一起戴红领巾；中学时一块儿升初中，考高中；“文革”中都在文艺宣传队，还成立了两个人的《学鲁迅》战斗组，刻印个几本小册子。直到1968年2月，我俩又一起应征入伍，一块儿去部队当了兵。

夏红兵原名唐学坤，外婆过世时从习俗隨母姓，改名夏西能，“文革”中两度改名，最终叫夏红兵。

1961年 小学毕业合影

1968年海军招兵，学校走了十几个同学，我们班去的最多，我和邹镜、夏红兵、郭勇、陈远禄一块去了部队。那个年代，算是给学校，给高六七长了脸。从那以后，我们是同学加战友，从同学情到战友情，把友情延续到了千里之外的秦皇岛。

在部队我做过连部文书和营部“专职新闻报道员”，整天忙着出板报，画伟人像，写语录牌，给军队报刊投稿件，多是写写画画的文字工作；他在连里、团里、海后搞文艺宣传，忙着唱歌跳舞演节目。

1969年建国二十周年大庆时，我们都被抽调到北京去执行任务：我去参加筹备全军技术革新展览会（海军馆）；他去参加国庆文艺调演。

超期服役后我们又一前一后回到家乡，巧的是我俩都被安排在县计划委员会工作。单位送我去财院学习计划、统计，送他去冶院学习建筑。可惜的是我只搞过了一年统计年报就下乡任职了，他却干了一辈子建筑，至今还留恋在工地上。

1968年 城关镇欢送新兵入伍

高六七有两对同学夫妇，一对是邹镜和陈绪珍，一对是张涵和王朝和；其中，我和邹镜、绪珍夫妇走的近。原因是绪珍和我是街邻，从小两对门，一块同学，一块长大。

邹镜和我入伍后分在同一个营，他在一连，我在三连。1970年我们同时任连队连部文书。 那年夏天我俩骑自行车游览北戴河，他为我拍摄了这几张海景照。

1970年 骑自行车游览北戴河海滨留影

刚入伍那年感冒，高烧不退，部队送我到秦皇岛温泉堡海军408医院住院治疗，有了一次同郭勇和陈远禄见面的机会。他俩都在四营，离温泉堡医院不远。后来部队调整，陈远禄去了山西，郭勇不久退役后分到县革委会政法组工作。

2016年 同学＋战友再度相聚

两年后我和陈远禄、夏红兵也都退役回乡参加工作。那些年大家都年轻，同学间走动的很勤，每年过年都少不了的转转席，印象最深的一是陈远禄的打火点烟动作，能“亲热”到烧到鼻子；二是郭勇酒桌上的“五”字拳，能从头到尾一个“五”字舞到底。

2015年 夏季两个灿灿在一起

一转眼，几十年过去了，如今都老了，班上同学都成了爷爷、奶奶。我和夏红兵都有了小孙女，取的名字都叫“灿灿”，大人只好在称呼前加上大、小来区别，于是有了“大灿灿”、“小灿灿”。

2016年 春节两个灿灿在一起

“大灿灿”在重庆，常惦记着老家的“小灿灿”，两个灿灿一年能见一两次面，她俩就像我们小时候一样，从小玩得好。

两个小孙女异地出生，先后都取名“灿灿”，完全是巧合。但细细一想，又不全是巧合，就像他们爷爷一样，两个“灿灿”从小也在一起玩得好！

2003年 陈绪珍、刘秀家、张玲在农家乐

陈绪珍和刘秀家都是我们西关人，她俩从小玩的好，初中来了个张玲后，无论是知青岁月，还是招工走上工作岗位，她们几十年彼此相随，算得上是班上的一个“铁三角”。她们的共同之处是人情味足，看重同学友情，待人随和。

2016年 高六七聚会“铁三角”漫步石泉街头

2017年高六七聚会 “铁三角”表演诗朗诵

同陈绪珍、刘秀家、张玲一样，官正国，刘声奎、沈东驰则是老高二的男铁三角。老高二好多好多的“铁三角”共同铸成了高六七的大三角，稳固的同学关系，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经历了“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承受了岁月的磨砺，接受了历史的检验。

又一个“铁三角” 官正国、刘声奎、沈东驰

我们班有两位“师”级同学，一位沈师，一位官师，奇怪的是“铁三角”的刘声奎一直没能晋升“师”。

我到总工会工作后才知道，“师”是厂矿企业里彼此间的尊称。我们班的“师”，源于沈东驰的大哥当时是石中校工，是名副其实的沈师，起初可能就是这么来的。

至于官师，就不清楚是咋回事了，很大程度上应该是沾了沈师的光。数年之后，官正国成了名副其实的师，叫他官师的人也就越来越多。

马池的刘声奎是班上的老团员，班干部，他为人忠厚，招人喜欢。1984年，中组部招收电大党政班，声奎和我有幸再度同学，那年还有官正国夫人弓凤林，我们一起脱产学习两年，共同圆了大学梦。

1998年 春节相聚在刘声奎家

沈东驰原名沈继贵，汉阴人，上中学后就来到石泉和我们同学。去年聚会班上同学同游九寨沟，收获颇丰。尤其是沈夫人，收获是前所未有。

沈师烟瘾大，戒烟多年，就是不改，沈夫人十分头痛。在去九寨沟的旅游车上，揭发的揭发，炮轰的七嘴八舌炮轰，一场大批判后，沈师招架不住，只得当众表态接受监督：痛改前非，坚决戒烟。

2016年 杨文仓夫妇邀请西安同学在咸阳小聚

如同杨文仓前两天在群里说的，五年级时我们就相识了。那时是大石泉，与汉阴、宁陕三县合一。校门临街，他在三班，我在二班，教室在教学楼的东、西两侧，窗外有一排高高矗立的梧桐树。打那之后，我们一起升初中，读高中。一直同学。

2016年 杨文仓夫妇邀请西安同学在咸阳小聚

如同杨文仓前两天在群里说的，五年级时我们就相识了。那时是大石泉，与汉阴、宁陕三县合一。校门临街，他在三班，我在二班，教室在教学楼的东、西两侧，窗外有一排高高矗立的梧桐树。打那之后，我们一起升初中，读高中。一直同学。

从我家斗巷口到石泉中学上学有两条路：走斗巷子是捷径，另一条就是走大北巷。时间充足时，我爱绕道走老城大北巷上学，一是喜欢去老街新华书店看不要钱的书，二是喜欢路过大北巷看看黑板报。

杨文仓父亲办的防疫板报很有特色，我喜欢看他父亲写字，看他父亲排版。杨文仓也像他父亲一样，重视写字，他那首1968年写的《赞帆》，一打眼就能看出，是他从小就喜欢的北魏体。

1968年 杨文仓《扬帆》

同学中刘天明和刘国新自幼一块长大，他俩的家离江南馆很近，那时，学校午睡可以回家，我去他俩家都玩过。天明从小二胡拉得好，听说是民间艺人梁瞎子教的。

天明和刘国新都爱好体育，在江南馆丙班读书时，一次天明带我玩两人翻，动作是头脚颠倒，相互抱腰，在地上连续翻滚。由于我个子小、体质单薄，那天没能翻过去，我们倒在地上，天明受伤最重，额头皮破，血流不止。

上小学的时候我就认识吕蒙光，他个子大很显眼，和他妹妹在一个班。我们升中学那年，吕蒙光幸运的赶上了“大跃进”。学校搞速成教育试验班，他和他的试验班同学，从五年级跳级和我们一起考中学。毕竟催熟的果子耐不得久，像马拉松赛一样，后来那批速成学生一个一个掉了队，升高中时就只剩下他一个。

1966年 蔡景霞、张玲、殷珍荣在北京串联

蔡景霞是在四年级时到的石泉，那年她用泥做的一只绣球，参加过学校的六一儿童节手工展，那时我始终没弄清楚，一层套一层的泥绣球，她是咋雕刻掏空的。

离开学校后我见过郝长生一面，那年我还在统战部工作。郭勇带他来后，我看他变化不大，还是那么健谈，我们三人在办公室一直聊到下班。走出政府楼刚好碰上从人大下班的何老校长，他赶忙迎上去打招呼。郝长生在西安太阳锅巴厂工作时，给过我名片，可惜的是，他很忙，我们一直没有联系上。

1990年石泉县人大九届常委会合影， 后排第四人为李景夷老师

同学李景夷，做过工人，当过老师，自学成才，能为单位画图，搞设计。他在石泉做过县政协委员，还和我一起做过县人民代表、县人大常委。李景夷是随父亲工作变动来的石泉，后来又随父亲工作变动离开石泉，去了安大。

景夷是班上的足球队长，那时连我这?育方面一毛不拔的也动员上了球场，封了个“后卫”，交代给我的任务是“踢大脚”：“球来了，使劲一脚把它踢回去”。

2017年 聚会时的李景夷与刘秀家

景夷聪明、好学，受他和天明影响，在经济拮据的年代，我也学他们做木匠活，给自己做茶几，包沙发，给小孩做小桌子、小凳子。自已制作，自己刷土漆。他俩的手艺比我高的多，结婚时居然敢给自己做“陪嫁”。

2017年 聚会时的李景夷与刘秀家

景夷聪明、好学，受他和天明影响，在经济拮据的年代，我也学他们做木匠活，给自己做茶几，包沙发，给小孩做小桌子、小凳子。自已制作，自己刷土漆。他俩的手艺比我高的多，结婚时居然敢给自己做“陪嫁”。

2013年 在北京邹镜、绪珍家小聚

班上的能人还有官正国，那段时间，流行柴火抽风灶，他四处忙碌，帮人改灶，我弄抽风灶就是当年跟他学的。

官正国和邹镜，一个在省城作邮运局长，一个在京城人民日报社机关当纪委书记，他们都做官不像官，就像天明在聚会时说的：我们高二的同学，没得大富的人，也没得很大贵的人，都是普普通通的人，但普普通通的人过普普通通的生活，他长远，他长久。

2013年 在北京邹镜陈绪珍家小聚

2013年 在北京邹镜陈绪珍家小聚

2015年 受付永友夫妇邀请在后柳水乡小聚

说到孙富德，我喜欢听他满嘴的马池俏皮话；

说到付永友，班上公认他和刘国新的水性最好，2015年高六七同学聚会时，付永友和党秀兰两地隔空通话，他问北京的党秀兰：“你还记得我教你在汉江河划水吗？”

高六七还有不少是从初中开始同学的，板桥子的蔡中鹏、马池的孙富德、迎风的蒋铁轮、后柳的付永友，熨斗的张俊值，还有外地来的官正国、金玉莲、蒋礼珍、陈文林。

到了高中，一下子又添了好些同学，他们是西安来的赵军、陈更新；宁陕来的党秀兰、郝长生、陈朝民和南京来的张涵；安康来的王朝和，以及徐荣清、官靖芝、殷正荣、杨宁森、程纪元，范扬威等，班里一下子更加闹热起来了。

高二的女生不太喜好文艺，我几乎没听过殷正荣、徐荣清、金玉莲还有陈为国唱过歌。2019年，陈为国在老家山东的演唱，让我大开眼界。

金玉莲和我做过同桌，他的老公还是我部队的战友。金玉莲上学时喜欢数学，最终选择当了数学老师，选择自己的喜好过了一辈子。

老高二的女生都很缅甜，好静不好动，党秀兰是个例外，她性格开朗、活泼。那时上山下乡演出，是班上唯一登过台的“半边天”，她唱《共产党来了苦变甜》，唱《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我都会为她笛子伴奏。

1968年 “战斗的友谊”

陈为国是我们班上的“红二代”，她父亲是山东来陕南的老干部，“文革”前任石泉县委组织部部长。1980年恢复政协、统战部后，做过一届政协主席，让我有机会直觉认识这位老领导。

记得那年我从部队回家探亲，在街上碰到陈为国，带我去她家小坐。那次印象最深的是她家里的那只电灯泡。

他家和城里百姓一模一样，房子不大，卧室和客厅用竹笆子隔开，竹笆子上方开了个洞，挂着一只电灯泡，一个泡子照两边。那时小县城自发电点亮的的灯泡有些微微发红，但在我印象中要比煤油灯亮的多。

陈为国的性格如同她父亲，也如同那只电灯泡，他们普通了一辈子，低调做人了一辈子，把光明永永远远的留在了人世间。

金玉莲、陈为国、殷正荣合影

徐荣清的父亲是栲胶厂的老工程师，她理科学的不错，记得有次抢答数学题出了点意外。徐荣清抢答提问后，教数学的程建基老师面向黑板一边审视着数学题，一边用手中的粉笔下意识地敲打着另一只手，不快不慢的说了她一句：你这怕是“徐氏定理”。之后，同学们叫她“徐氏定理”，她总是笑笑，从不发气。

官正国的姐姐我记得叫官敬芝，可她自己却说叫官靖芝，还强调“靖”是李靖王的“靖”，官正国也为他姐姐作证，我和同学们也就只好认了。官靖芝是四川人，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四川人，她说话做事总是那么响当当。

2016年 聚会时的官靖芝和张玲

相比之下，殷正荣要斯文些，除偶尔说几句俏皮话外，在同学印象中她是“大家闺秀”。去年杨文仓邀同学小聚咸阳，听说殷正荣要去的消息后，大家都着实高兴了一阵子。遗憾的是她最终因身体不支，未能成行。后来她告诉我，说杨文仓带着夫人专程去看望过她。今年清明节同学聚会，她再次因身体欠佳未能参加，我和大家都祝愿她多多保重，盼望她明年再来，若明年不行后年再来，再不行了就大后年来。

女同学中，张涵是从南京转来的，学习底子好。那年我在长水公社工作，她在长水学校教书，恢复高考时，我去学校动员她高考，结果她一考就中，如愿走进了大学校园。

1966年 赵军和张涵串联在北京

张涵性格温顺、老好，几乎没听她说过高声话，也不知道她发火是什么样子。那年她小孩在工作中遇难出事，班上同学都为之惋惜，景夷约我骑自行车过江进山，去二师她家中看望。见到她时，她还是那样平静，但我们知道，她内心在痛，一个母亲思念女儿的痛在无声的呻吟。

张涵和王朝和是班上两对同学夫妇中的一对，听王朝和讲，当年来石泉读书时家里比较困难、身体染病、后来下乡，教书，都有点坎坷。在我看来，王朝和来石泉能遇上张涵，是那些小不幸中的大幸。就像张玲在聚会时当面祝愿的：佩服王朝和在高六七找到了张涵这样的好媳妇！

蒋礼珍的近照和老照片

照片中的蒋礼珍，现在定居在福建厦门，上初中时她就是班上的美女同学，听她自我介绍说：“我是初二转学去石中，高一上完就转去新疆。后因先生调厦大工作，就定居在此。”

“高六七”前两年聚会，同学们都念及蒋礼珍和赵军，一些同学说记不起来了，一些同学说记得清清楚楚。

那是因为蒋礼珍和赵军都只在高六七班只上了一年学。说起来该是蒋礼珍和赵军俩相互没印象，她们一个上完高一走了，一个读高二时才来。

蒋礼珍和我初中、高中一起同过三年学；赵军是上高二来的同学，1966年在西安串联，班上同学都见过她俩。

记得那天急着赶车去北京串联，是蒋礼珍和陈绪珍两人一块帮我们存放的背包。至于赵军，在西安串联时大家还去过她家。西安一别，细算起来，和她俩分别也有半个多世纪了。

2017年 杨宁森在聚会时演唱汉剧

在班上同学中，杨宁森是个故事比较多的人，我知道的是他很能吃苦。那年他在西门里修了一栋两层楼的红砖房，我们县水电局的谭局长在老陵园沟口盖了几间平瓦房，那时都被人瞅上，说他们是“暴发户”。说句实在话，他的红砖小楼和谭局长的平瓦房，现在未必有人能看得上。

杨宁森是县农机厂的工人，被师傅看上做了女婿，被县上看上后当了经理。

当年帮公司讨账，杨宁森住在赖账的家中讨不到账不走；还有一次听说为讨账只身滞留武汉，只好在桥头帮人算命，讨几个盘程后才回到石泉。

杨宁森小孩多，上老下小一大家子人要吃要喝，他说不累点咋行？同学印象中，没听到他叫过苦，没听到他喊过累，他把个人困难看成是自己的私事，从不叫街骂娘，总是自己去想办法解决。下岗后，他在老街西门里摆摊炸过油条，在西安药王洞帮女儿卖过陕南蒸碗子，那个时候没有谁来拉一把“暴发户”！

我听说过杨宁森在火车站扫水泥车皮的故事，那栋红砖土楼就是他辛辛苦苦扫出来的。他扫水泥修房，摆地摊养家，都是靠自己的辛勤劳动来养家糊口。他不是党员胜过“党员”，他没官帽但比“官”强。他从不骂娘，从不麻烦政府，他是十几亿普普通通百姓中的一员，是他们默默的支撑着自己的小家，默默的支持着我们这个国家。

高中三年，上了两年文化课，搞了一年运动。1968年当兵的当兵，下乡的下乡，当年的高六七老高二连个毕业像都没照下就各散五方。

几乎就在那一年，两大县的四十四个高中生，还没来得及踏入社会就走掉了三个。半个世纪后再次点名，又有五位同学不再答“到”，他们是：姚仕明、吴立桂、张俊值、陈儒香、范杨威、谭文亮、罗声安、程纪元。尤其是姚仕明、吴立桂、张俊值三人，实在是走得早了点。

1967年9月19日 姚仕明在宣传队合影

第一天姚士明还在和我们一起照相，第二天却从我们身边悄悄地走了。那天我顺着枪声看他时，没听到他说一个字，只见身子慢慢的后倾，一条生命就这样倒了下去。

景夷帮他清理遗物时，给我留下他的两本书，成了我对他的永久怀念。

1967年9月20日 姚仕明遇难

吴立桂和张俊值的死，我是在部队后知道的，先是听说吴立桂结婚了，后又听说她去世了。一个返乡知青，就这样匆匆忙忙、草草的了结了自己；

张俊值的死，听到的更惨，说一顿乱棒打死后扔进了汉江河，尸骨难寻。人死多年了，长眠地下也半个世纪了，

想起他们我已无话多说。我在想，如果重洗人生牌再来一遍，他们仍然会选择做我们的高六七同学；如果重洗人生牌能够再来一遍，他们都不会再去选择上一次走过的人生路，他们会和我们现在一样，在人世间明明白白地走自己该走的路。

感谢老同学提供部分照片

2017年3月10日写在高六七纪念“毕业50周年”聚会前夕

初稿：2017年3月10日，

再稿：2019年3月15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