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安兄，一路走好！

老杜

　　惊闻《山花》原主编何锐先生逝世，心中顿感凄切！静下来后，一些往事不免从记忆的深处缓缓升起——

（一）第一次见何锐是在1980年。那年《山花》2月号发了我的几首小诗，有两位自称山花诗歌编辑的人带着刊物，专程从贵阳到遵义找来我家。正是午饭时间，母亲赶紧煮了两碗素面递到他们手上。

年纪稍长的那位一表人才。大概平时就比较注意自己的仪态吧，吃起面来不声不响的。另一位腮宽面阔，脸无赘肉，架一副深度近视眼镜，吃相狼狈，稀里呼噜放抢似的吃完面，伸掌一抹嘴，便开始自我介绍：

“我是何锐，他是程显谟。”

我恭恭敬敬叫了“何老师、程老师。”

“你是川大的？”何锐也不待我回答，紧接着就说，“我也是川大的，中文系。笔名何锐，本名何顺安。”他语速好快。后来我才知道，他一直是这样的，而且不说则已，一说就得把想说的竹筒倒豆子一口气说完。

尽管如此，当“何顺安”这个名字一入耳，我心里就咯噔了一下：红卫兵成都部队川大支队的铁杆干将，难道就是眼前这位？

见我诧异，他朝我会心一笑。我敢肯定，他明白我为何诧异——文革中，他是川大“极右”的代表人物，我是“极左”的头目，虽从未谋面，但彼此都早有耳闻。

他们此来，是选了我几首诗，要我修改一下，编成一组发表。改好后，他们拿上底稿就起身告辞，说编辑部等着发稿哩，要马上赶回贵阳。

作为一个刚起步的业余作者，我深切感受到来去匆匆的他们身上那份对作品，对作者，对刊物的责任心、责任感。后来我做了文学编辑，他们当然就成了我的榜样。

那组诗稍后果然发在当年《山花》的4月号上，还获得了贵州省首届文学艺术创作奖。

（二）打那以后，我只要上贵阳，就会去拜访何锐。有一回我问他：“那次你老兄是如何逃脱的？”我指的是文革中，大概1967年吧，他被川大八•二六抓了，关在理化大楼。我当时听说，当晚他就跑了。

“狗日的，好险！”四川人说“狗日的”，一般不是骂人，仅当作顶级的感叹词，用来加强语气，何锐也不例外，“被他们锁在四楼。一想凶多吉少，不打死也要打残。到晚上我当机立断，把被子和床单撕成布条条，接起来，就翻窗子梭下来了。”

何锐从来不是爱炫耀自己能耐的人。这么多年来，哪怕工作中取得多大成绩，都从不自夸，就一条默默耕耘的老牛。可当他向我讲述这个逃命事件时，却明明显显面带得色。

（三）何锐知道我和董酒厂熟。1987年，他约我写一篇关于该厂的报告文学。看了初稿，不满意，提了几条意见。改好寄去，没想到他拿着稿件又急匆匆跑来遵义，熬更守夜和我一道再改。这样你来我往，反反复复打磨月余，他才签发了，刊在《山花》上。

这篇《董酒情深》，后来获《人民文学》首届“茅台文学奖”，1993年被收入《小平你好——中国第二次改革浪潮报告文学集》。这样的成绩，离不开顺安兄的鼎力帮助。

自从我“下海”之后，跟顺安接触就少了。只知道他做了《山花》的主编，呕心沥血，把一方僻处西南角的文学园地，办成了享誉全国文坛的纯文学平台。

如今斯人已逝。无奈何只道得一声：“顺安兄，一路走好！”

何锐（第四排左三），本文作者（第三排左二）。

何锐（第三排左一），作者（第三排右四）。

何锐（第二排右一），作者（第一排右四）。

《小平你好——中国第二次改革浪潮报告文学集》。

该报告文学集目录。

该报告文学集《代序》（冯立三）里，对《董酒情深》一篇的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