芜湖宝藏│25件元代瓷器

郭青

　　对于元青花，无须多加解释，大家都知道它有多珍贵。但对于霁蓝釉，了解的人恐怕就不多了。本次“芜湖宝藏”就带各位到繁昌县博物馆里逛逛，看看他们收藏的那25件旷世奇珍……

遇见不一样的你，谁懂你的美？

1998年12月的一个周末下午，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在繁昌县文物所值班室响起，当时正在值班的徐繁所长拿起电话，是该县新港街道派出所打来的。据派出所干警说，新港街道的建筑工人在挖排水沟时，意外发现一处元代窖藏，里面有许多瓷器。

繁昌县博物馆副馆长汪发志清楚地记得，那时他刚刚来文物所工作两年时间，还是一个单身汉，平时就住在单位的单身宿舍里。徐所长接到电话后，立即喊上汪发志一同直奔新港。

等他们匆匆赶到新港时，文物已经被运送至新港派出所。在派出所那间不大的办公室里，徐繁和汪发志看到了让他俩终生难忘的景象：一共25件各种元代窖藏文物被整齐地摆放在一起，这其中仅元青花就有15件（包括2件元青花大罐，13件元青花高足杯）。此外，还有3件霁蓝釉供器、1件龙泉青釉大罐、1件枢府釉爵杯、3件枢府釉器座、1对南宋官窑贯耳瓶。在25件文物中，除了两件元青花大罐罐盖、罐身有损坏之外，其余的文物几乎是完美无缺。这其中，贯耳瓶、部分高足杯为官窑产品中珍品，国内罕见。因此，该窖藏甫一发现，即在学术界产生巨大反响。霁蓝釉供器更是文物界赫赫有名的“蓝神”，明代的蓝霁釉已经非常珍贵了，可新港发现的这3件霁蓝釉下限年代当为元末，如此“蓝神”，即使能够见上一面，也足以慰平生了。

　　除了这25件文物，在这处窖藏中还发现了一些瓷器碎片和两件金属器残件。一次性出土如此多数量的文物，在号称文物大县的繁昌县历史上也属仅见。汪发志笑称，支撑起繁昌博物馆馆藏重器最主要的“两大笔”，其中之一就是这25件元代窖藏文物。另外一笔是1979年发现的汤家山青铜器（“芜湖宝藏”栏目将另行详细介绍）。

　　在新港，徐繁和汪发志还到出土这些文物的现场去实地察看了一番。对窖藏出土的具体过程，发掘情况都做了详细的了解。由于这次出土的这批文物实在太重要了，许多文物专家听闻安徽芜湖繁昌一下子出土如此巨量的文物，特别是仅仅元青花就一下子出土了15件，都惊叹不已。当时包括故宫博物院的耿宝昌、南京博物院的张蒲生等许多国内一流文物专家闻讯都主动前来鉴定。经过专家的鉴定，断定此15件元青花的烧制年代为元代末年，距今已有近八百年历史了。

在这次出土的文物中，还有一对颜值非常高的珍品——南宋官窑贯耳瓶。两只瓷瓶造型古朴，高16cm左右，为八方形，口微外撇，颈部凸起两道弦纹，两侧各有一筒状圆形直耳，中空，俗称“贯耳”。腹下部丰满，圈足相比同类馆藏较矮外撇。底足一周无釉，胎釉结合处有火石红、有护胎釉，露胎处呈黑色。此瓶釉面呈青灰色，光亮莹润，通体开细碎纹，纹片自然，别具一格，为典型的南宋时期官窑产品。

寻寻觅觅， 等你八百年又何妨？

此窖藏出土25件文物，经鉴定，全部为国家三级以上珍贵文物，其中近三分之一为国家一级，两件为三级，其余全部为国家二级，极大地丰富了繁昌博物馆一、二级珍贵文物数量。谈及此次出土文物，特别是15件元青花的文物价值时，汪发志告诉记者，首先出土的文物种类丰富。其次，不仅展现了典型的元青花的时代特征，也反映了南宋中原文化和元代蒙古文化融合、更替的历史背景，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第三，这些文物中的绝大多数都官窑器物，均为江西景德镇生产。

当年的这25件文物中，因元青花在百姓心目中享有极高知名度，所以15件元青花格外被人垂青。元青花系元代生产的青花瓷，主要指元代晚期的“至正”青花瓷。在我国陶瓷史上，元青花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可谓中国陶瓷艺术的瑰宝，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甚至有人认为：“青花”斗艳，最美不过元青花。须知道，15件元青花是个什么概念。目前，国内文博界流行的观点是：作为元代末期正式出现的新兴瓷种，目前已知的元青花极为稀少、珍贵，存世量不超过400件，其中，有200多件在国外，100余件在国内。100余件，知道吗，咱繁昌县博物馆可是占了约四分之一的量。仅此一点，是不是感觉咱繁昌在全世界的元青花收藏研究领域有点孤独求败的味道。

　　为何能一次性出土如此数量巨大的元代文物，学术界一直有诸多说法。汪发志说，鉴于这批文物无论在规格上，还是数量上，都是非常高端的，绝非普通百姓所有拥有，所以有专家认为，跟明朝开国大将蓝玉有关。但徐繁认为，这25件文物并非个人所藏，而是繁昌县府所使用的供器。徐繁经过多方考证后认为，元代繁昌县的规治非常高，这跟繁昌县所处地理位置有关。当时繁昌紧依长江，背靠皖南腹地，是一处极具战略地位交通“皖地锁匙”。也正因如此，当时元王朝才委派一位蒙古王族孛罗铁木儿任繁昌县达鲁花赤。元朝以后，中书省和行省以下的行政区划依次为路、府、州、县和录事司。路、府、州、县等各级地方政府，都设置达鲁花赤一职，虽然品秩与路总管、府州县令尹相同，但实权大于这些官员。这些达鲁花赤虽然是蒙古族人，但只有在一些具有战略性质的要冲地区，才由王族成员或重臣担任这一职位。比如芜湖县的达鲁花赤是忻都，担任无为州达鲁花赤的则有脱欢、脱列伯、常妥英、石抹翁吉剌歹。南陵县达鲁花赤有哈迷、阿里牙答思等人，这些哥们不是屡见史乘的元代名臣名将，就是皇亲贵戚。

　　元代的繁昌县治就设于新港（当时称旧县），文物出土的地点离当时繁昌县治所旧址（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新港人妇孺皆知的旧县饭店所在地）非常近。徐繁据此推断，这批文物的出土地点极有可能就是当时堆放官府用品的一个有着官方背景的仓库。在这些窖藏出土之前，在新港就曾陆续发现过一些与当年繁昌县衙的一些遗址和相关的遗物，甚至一些县衙建筑的构件，如柱础等。它们皆分布于1998年25件元代窖藏出土地点附近，这也从一个侧面佐证了这些元代文物的官府属性。

当然，围绕这批窖藏文物的许多谜团，至今仍难下定论。

　　元青花、霁蓝釉、官窑瓶，这些对于寻常百姓而言，只能是一个遥远的传说，而无缘亲近。因此，当我们在繁昌县博物馆里亲眼目睹25件稀世珍品时，真的要感谢当年那些保护文物的施工人员、干警，还有像徐繁、汪发志等这样默默无闻的文物工作者。

本文图片由繁昌县博物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