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团生活的点点滴滴

GEBISHI

屯 垦 戍 边 四 学 友

——天津一中四学友同走戍边路

六十年代曾是个激情燃烧的年代，尤其是我们这些血气方刚的中学生，每天心里想的就是如何能像董家耕、候隽和邢燕子那样，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用实际行动报效祖国、视解放全人类为己任。当时，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还没有形成气候，只是有“时刻听从党召唤，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说法，就是让有可能无法实现升学梦的青年学生要做好到农村去的思想准备。我们当时就读的中学是一所颇有名气的男校，毕业生的升学方向基本就是清华、北大，而对即将面临的初三毕业生来说，我们这些学习成绩还相当不错、升学根本没有问题的学生，是根本不需要考虑到农村去的问题。

但是，一九六四年六月的那个夏天，注定是我们生命历程中令人热血沸腾的里程碑式的日子。那天，我们学习小组的三学友倪志奇、孙玮和我，就因为在云南路口与一个身着崭新绿军装的海关大院邻居女孩儿的偶然擦肩而过，一则中国人民解放军生产建设兵团农建十一师在天津招兵的消息，竟然触动了我们那早已就不安分的、躁动的心，我们三个人一拍即合，当即就风风火火地赶到设在渤海大楼的农建十一师天津接兵工作组，而当时三个毛头小伙儿在头脑发热的瞬间冲动做出的抉择，也从此改变了我们人生的轨迹。应该说，当时社会的大环境是我们这代人的思想基础，而一个人如果因为出身或家庭问题被打入另册，就是我们急于改变“政治身份”的驱动力。

当时，农建十一师天津接兵工作组的胡开云指导员，是一个和蔼可亲的南方人，他十分耐心的倾听了我们三人慷慨激昂的“演讲”，然后笑眯眯的告诉我们：首先农建十一师的这次招兵没有招收应届毕业生的任务，其次即使我们要报名也必须提交户口所在地街道办事处的介绍信，而且当时招兵工作已经接近尾声了，确实无法满足我们的请求，劝我们还是回去好好念书准备升学。当时，正在兴头上的我们好像被人迎头浇了一桶凉水，只是这桶凉水非但没有让我们放弃，反倒激励了我们那股子天不怕、地不怕的拧劲儿，紧接着我们又赶往户口所在地的和平区体育馆街道办事处。

在街道办事处，由于架不住我们连续两天的软磨硬泡，工作人员最后好心的告诉我们，新疆的银行系统正在天津招收应届毕业生，劝我们还是去工作环境好的银行，没想到我们三个人硬是把头摇的拨浪鼓似的，明确表示条件好、坐办公室的工作不去，就是要到戈壁大漠的兵团、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脱胎换骨。我们天真的认为唯有把自己置身于最艰苦的地方，才能表达我们坚定走革命路的决心和毅力，最后街道的工作人员无可奈何的开了介绍信，我们三人这才欢天喜地离开街道办事处。

随后，在渤海大楼的农建十一师天津接兵工作组，我们三学友、尤其是我，又经历一次艰难的“持久战”，因为工作人员要以“家庭成分”为政审的理由把我从三个人中剔除出来时真的把我急坏了，我就差一点儿要咬破手指写血书了，最终在我们三个人以“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为论据的轮番攻势下，胡开云指导员终于同意网开一面，同时接受我们三学友成为农建十一师光荣的军垦战士。对于当时那个年代的青年人来讲，那一身令人羡慕的戎装无疑是最光荣、最革命的标签，那一纸盖有中国人民解放军生产建设兵团农建十一师鲜红大印的《录取证》又在搅动着多少懵懂少年的心。至于将来大西北的生存环境有多么艰苦，今后的人生道路会有多么坎坷，说实在的我们始终就没有认真思索过，而是一门心思的认为能穿上一身国防绿就是“革命”的证明。

因为当时我们决定参加农建十一师都是瞒着家长干的，所以当真的拿到农建十一师的《录取证》、需要办理粮户关系转移时，又都面临着家长如果不同意的话，我们之前为去甘肃支边的一切努力就会前功尽弃。最后，我们三学友又不约而同的选择了回家先把户口本和粮本“偷”出来，完成粮户关系转移、依然成为不可逆转的事实后，再跟父母说去甘肃支边参加农建十一师的事儿。就这样，我们三个鲁莽的年轻人，凭着一时的心血来潮，自作聪明地干了一件让家长们目瞪口呆的“惊人之举”，同时也为此付出了自己人生最宝贵的青春年华。 最后的手续就是到所就读的学校办理学生档案，在那里我们有遇到前所未有的“阻挠”，学校方面坚持要求我们的“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是先升学，如果升不了学再做去农村的准备。因为，在六四年的时候，全国还没有开展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就连农建十一师来天津招兵都没有接受应届毕业生的任务。学校团委书记还委派当时校团委负责毕业班前途志愿教育的高三辅导班的杨占军学长，专门和我们三学友进行思想交流做工作，希望我们能够回心转意安心参加升学考试。

同时，还严令禁止我们三学友穿着那身绿军装再进入校园，生怕我们的出现会在同学中引起波澜。让学校团委书记意想不到的是，受命动员我们回校参加升学考试的高三学长会与我们三学友产生思想上的共鸣，最后竟然连个招呼都没打，就和我们一块儿“同流合污”悄悄地登上了西去的列车，加入了农建十一师军垦战士的行列。

七月七日是我们这批支边青年启程的日子，为了确保没有任何应征手续的学长杨占军能够浑水摸鱼顺利的登上我们的“专列”，我们三个人还真的下了一番功夫。由于我们早已在街道集中的几天中，和支边的新战友们及领队都混熟了，所以无须全身戎装也不会引起丝毫的怀疑，三学友分别把自己的军帽和军上衣给学长装扮上，让他始终和我们在一起，尽可能的少说话避免引起别人的注意，一直到火车驶出天津的“老龙头”车站，总算没有被人发现，顺利的完成了我们密谋的“协裹学长”行动，每当想到校团委书记肯定会为此气得七窍生烟时，我们三学友那股高兴劲儿就甭提了。

由于是未经正式报名批准而“偷偷溜上专列”的缘故，一路上杨占军始终一声不吭的坐在角落里，直到第二天才开始逐渐和几个从学校直接支边的学生战友有了交流。当我们的专列到达甘肃黄羊镇时，就开始有一部分安排到糖厂的战友开始下车了，后来在到达农建十一师的师部所在地——酒泉车站时，又有一些分配到师直单位的战友下车。当时，领队的工作组长李主任奉命动员杨占军下车去师部机关报道，但在征求他本人的意见时，战军却执意要和我们一块儿到艰苦的基层连队去锻炼。

当我们的专列喘着粗气停在玉门镇车站时，已经是七月十一日的晚上七、八点钟了，大家怀着一种终于到家了的心情，兴高采烈地分别爬上早已等候在那里的解放大卡车，我们一路上唱着、笑着、闹着，在团部经过暂短的停留后，我们的“专车”又经过一段辗转颠簸路途，当我们跳下车在提着昏暗的马灯的老兵们的指挥下，按照班、排的排列整队的时候，全连的支青们好像预感到什么似的突然鸦雀无声了，大家根本没有听见连长的在讲些什么，而是不约而同地向四处张望，在那空旷的黑夜中寻觅我们住的房子，难道会让我们在野外露营吗？很快我们就找到了答案，各个班排按着老兵班、排长的号令，在昏暗的马灯的引领下，摸索着的向地平面以下走去，当我们低头钻进号称“地窝子”的集体宿舍时，有生以来第一次身临其境的目睹了“地窝子”的芳容。

只见那十几米长、五、六米宽的空间，中间是一条长长通道立着两根碗口粗的柱子，中间的房梁上挂着两盏昏暗的马灯，通道的两边是土炕，上面铺了很多柔软的麦草。就在大家还没有从朦朦胧胧的茫然中回过神儿的时候，炊事班的老兵们给我们送来了满满一水桶热乎乎的用四川腊肉做的汤面条，可当大家满心高兴端起搪瓷饭盆准备喝面条汤时，很多人马上又一口吐了出来，腊肉的哈喇味和面条的牙碜劲儿，让这些刚从大城市来的年轻人实在是难以下咽。这时，从旁边相邻的女生排的“地窝子”里已经传来了阵阵委屈的哭声，而更多的人是对着搪瓷饭盆里的面条汤发呆。我们四学友也和大家一样，只能用沉默面对眼前的一切。可是我因为一上车就不停的为战友们服务，四天四夜几乎没有合过眼、也没有正经吃过一顿饭，这时已经顾不了许多了，带头狼吞虎咽的消灭了饭盆里牙碜汤面条，这就是我们到达军垦营地的第一顿饭，至今那牙碜面条在嘴里咯吱咯吱的声响和陈年四川腊肉的那股子直辣嗓子眼的哈喇味儿还让我回想起来就浑身一激灵。

记得当时，我们的随身行李没能随车同时运到连队，所以当晚大家只能合衣靠着土炕上的麦草堆上休息，许多人都是在极度困乏而又难以入睡中翻过来、调过去。从“地窝子”两头和外边地面一样高的小窗望出去，戈壁的夜空显得更深邃，静寂地的夜空闪烁着点点星光，远处时不时地传来几声动物凄厉的嚎叫声，老兵说那是戈壁荒滩上的野狼在呼唤同伴，军垦连队的进驻破坏了它们原本平静的生活，所以只能晚上出来在戈壁滩上游荡觅食。眼前的一切和我们憧憬中的军营有着天壤之别，大家心里都像打翻了五味调料瓶，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在胸中弥漫着、翻腾着，我们就这样在一种十分无奈、困惑，甚至有些失望的复杂心情中度过了军垦生涯的第一个难眠之夜。

第二天，当太阳再次升起的时候，我们这些在茫然和沮丧中熬过一夜的年轻人，好像一下子又来了精神，在行李运到连队后，大家又高高兴兴的在班长的带领下，开始体验军营式的整理内务。每个“地窝子”里都是七嘴八舌、叽叽喳喳的，一种即将体验集体生活的新鲜感，又让这些刚刚离开家的年轻人陷入一种莫名的兴奋中。就在这时，我接到调到炊事班的通知，原因是在来甘肃的这一路上，我一直积极主动地为战友们服务，四天四夜几乎没有合过眼，在列车上就被大家评选为“五好战士”，所以阴差阳错就被选进炊事班了。就这样，我们四学友在来到十七连的第二天，第一次被分开不在一个班了，战军和志奇、孙玮都留在二排四班，而我则成为连队第一个、也是当时唯一调进炊事班的天津支青。我到炊事班后唯一的缺憾就是没能和同学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窝子”里，但是我也有他们享受不到的待遇，那就是有九个像兄长一样呵护我的复员老兵们。

后来没过多久，战军也被调到炊事班专门负责挑水，这样我们四学友兵分两处，两人在炊事班，另外两人在大田班。那时的战军确实要比我更加刻苦地改造世界观，在炊事班倒休的时候他都要扛上铁锨回到四班参加挖排碱渠的劳动。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那艰苦的环境中他始终像大哥哥一样有一种责任感，为了活跃连队的业余生活，他发动热爱篮球的战友们在驻地附近平整出半个篮球场大小的一块场地，利用休息时间带领篮球爱好者们，苦练传球过人的技艺和简单的战术动作，为后来连队组建篮球队做了不少努力。

到了十月底、十一月初左右，全连从巩昌河边的营地搬迁到团部机修厂背面的新营房，从此告别了“地窝子”住进了土坯房，我们炊事班又陆陆续续调进几个天津支青，其中还包括两名女生。这时战军已经开始同时负责烧火和拉水，我还是在面案和菜案。记得当时，我们都是属于出身成分先天不足的“可以教育好子女”，所以都是想拼命地通过积极表现、努力工作主动地去改造自己头脑中“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其实 我至今也没有弄清楚，当时为什么那么想投身到“解放全人类”的伟大斗争中去，却没有认认真真的想过自己究竟能够实实在在的做些什么。

那时，我的学长战军那可真的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干，为了降低煤耗努力节约每一两煤，大冬天硬是把灶坑里烧过的炉灰，全部过筛再用手检出还能回炉烧火的煤核儿。当时我们从巩昌河边的“地窝子”搬迁到了新营地后，连队挖了一口水井供全连人的饮用水，战军负责用排子车（后来还升级到毛驴车）拉水，一双棉手套经常是湿透的，回来后还要扒煤灰、检煤核儿，直到后来手指头冻得跟胡萝卜似得，满手都是渗着血水的裂口，可他硬是一声不吭的挺着，真的让人不得不佩服。记得当时他的事迹被广为宣传，战军已然成为我们天津支青的楷模和典范。

直到十二月份，我们四学友又面临一次离开连队的分离，志奇和孙玮被选派的师部集中参加农建十一师第一届为期半年的会计、统计培训班。这样我们在一个连队仅仅共同相处了五个月后他们就走上了另一种职业生涯，就在那一届培训班结业后，志奇被分派到老寺庙农场，孙玮被分派到山丹农场，开始了后来从事了一生的会计专业。我和战军则一直还在连队炊事班当我们的“伙头军”。一直到六五年的三月份，战军作为天津支青的标兵被选派参加天津的接兵工作，紧接着四月底农一团要筹备召开的第一届共青团代表大会，我被借调到团部机关食堂帮厨，让我和战军在十七连相处了九个月后又兵分两路了，就是在这一次团代会的借调后我被留在了团部机关食堂，并且三个月后就被选送到兰州饭店培训厨师一年，从此开始了我的厨师生涯之路。

我们四学友是中学时代亲密无间的好朋友，一九六四年我们一同报名、一同支边，在军垦连队最初的艰苦岁月中同甘共苦，没想到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陆续兵分四路、各奔东西，分别开始了各自后来从事一生的职业生涯。在一九七九年，志奇和孙伟在大返城中回到天津，但是由于他们的配偶都不是天津支边青年，结果又都经历了一段解决夫妻分居、调动工作的艰辛；后来八十年代初，战军也在天津知青办的努力下奉调回津。

就这样，在经历了十几年的兵团岁月后，我们四学友就剩下我一个人还留在酒泉农垦职工医院（原农建十一师中心医院），一直到1990年底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们夫妇俩在经过多方努力后，终于能够在离开天津赴甘肃农建十一师支边的二十六年后又调动工作回到了故乡。

至此，我们四学友终于在两鬓如霜、乡音未改的时候，又都生活在同一座城市里了。但是，在兵团的那段苦乐年华所经历的喜怒哀乐和酸甜苦辣，至今依然是我们每逢聚到一起总是津津乐道的话题，而对祁连戈壁那片土地在心底的那份眷恋，更是我们一生永远无法割舍的情愫。

( 张立群 执 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