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宋加荣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父亲已去逝三年多了，每当想起我的鼻子总是酸楚，眼睛湿润。父亲是一个非常普通、平凡的人，说普通是中国十多亿农民中的一员，靠着勤劳的、布满双茧的手不停的劳作；说平凡是父亲自己并没有多显赫，甚至是连照片也没有几张的一个平凡的父亲。但在我们子女心中父亲又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父亲，说伟大是父亲对我们非常好，一生从未好好的享受生活，总是不停地劳作、为家人付出。

从我能记事时说起。那时村里是生产大队，每天上工下工都是定时的。记得那时下工后父母还不回家，拿着锄头再在收割完的地里刨地，把没有收走的土豆刨出来(其实就是捡露，偶尔才能创出一个土豆)，差不多刨2个小时能刨一箩筐(大约20斤右)。此时天也黑了，父母亲才回家，回家后把土豆洗干净，手工磨碎，把淀粉过滤，有时深夜我醒来时还见父母亲在劳作。

大概我6岁时，记得有一次晚上，父母用扁担挑着土豆去磨(生产队中有个电磨)，让我在家看弟妹，妹妹4岁，弟弟才1岁多点。因为磨土豆排队的太多，所以父母回家已是深夜，我已经熟睡，弟弟早已爬到灶台上睡着了，由于受凉吐了许多奶(第二天母亲告诉我)。

小时候玩皮，和几个玩伴站在高处把土块往别人家扔(村里地不平，象梯田一样，有人家住在低处)，最后把这家主人惹的火了，把我们几个都揍了。最后我受到了惊吓，每天下午睡醒后哭闹。父亲知道了这件事找那家理论多次。

小时候看见父亲抽烟特帅，一般自己卷烟抽，偶尔买官厅、大前门烟，至于牡丹烟那是送人的。有次偷偷地拿了父亲一包烟，刚拿走就被父亲发现了。我赶紧就跑，心想这次肯定挨打吧。父亲在后面追了我好长一段路才追上了我，但并没有打我，只是警告我小孩子不能抽烟。

由于父母亲的辛勤劳动，我家也有了一点钱，于是我家也陆续添置了当时娶媳妇必须的三大件之二：收音机、自行车。收音机让我接触到外界，听唱歌(外婆的彭湖湾到现在还有印象)，听小说(水浒传、西游记、杨家将)等，然后把听到的讲给小朋友，以至于我成了孩子王。收音机陪伴着我的童年。

我也有另一个玩具一一自行车。个子没有自行车高，开始时只能推着自行车走。有时父亲看见了就扶着我骑(只能从三叉架中穿过去蹬)，许多次下来我能骑走了(其实不能算骑，因为个子低，连大梁也探不着，只能算遛车吧)。因为村子里只有两三家有收音机，自行车，又因为父母为人和睦，所以村里人出远门来我家借车。如果借自行车我就玩不成了，所以我一哭二闹不让借，以至于借车人都承诺我许多，如铅笔、橡皮、糖果等。还记得有一个堂哥家穷，女方到他家相亲时家里摆着从我家借来的收音机、自行车。

冬天，由于村子中间是小河沟，沟里都结了冰，这是我儿时的乐园。父亲是半个木匠，于是就给我做了冰车，让我玩的不想回家。

我们旧村是两山夹一沟，日照时间短，每天有4一5个小时日照，以甚于天亮的晚，黑的早，所以我们村有个外号：夜长村。

由于父亲赚了点钱，向村委员申请了一块沟外的宅基地，盖了五间窑洞。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新家。不长时间，土地承包责任制开始实施，我家也分了地，羊。着父亲拉回几头羊我着实高兴几天。但几天后就愁死人了。因为父亲规定，下学后先拔草喂羊。这个规定一直到我小学毕业。有了自家的田地，父亲更是早出晚归，把汗水洒在地里。秋天丰硕的果实第一次回报了农民，我的父亲。我家也是大丰收，饿了许多年的肚子终于能吃饱。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由于政策的松动，我父亲也成了走西口的一员。由于父亲是木匠，每到冬天就到内蒙古去做活，赚钱补贴家用。冬天骑自行车到内蒙古贩油，回来后耳朵、手都冻疆。后来与蒙人熟悉后，然后领人去给蒙人打草(割草)，然后赚了钱均分。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那么东大团结。

此时就得提起我的姥姥家。我姥姥家有6个孩子。我妈是老大。由于姥姥家村子贫穷，所以二姨出嫁时的条件是把一家子带到大同新荣区。现在看来只不过是从一个穷村搬到了另一个。刚搬去也没地，粮食更不用说了。全家生存都有问题了。于是父亲没有多说一个字，把家里的粮食尽可能多的装到村里的拖拉机捎去姥姥家。

有一年，母亲养了一头猪，腊月杀了卖肉。由于姥姥家那儿猪肉贵点，父亲骑着自行车驼着二百多斤猪肉出发到大同，整整骑行两天行了200多里。

由于村里耕地用马或驴，村里买贵，为了省点钱，父亲直接骑自行车跑到内蒙古买了一匹马(带马驹)，回来后直接训练。半路训练的不好用，好几次差点出事。

由于父亲是木匠，所以家里的家具都是父亲自己做。锯木头时需要我帮忙，一起与父亲计算，画线，锯木板，刨光，胶粘，凿眼，锯铆，最后组装成型，虽然有点累，但看着与父亲一起做出的家具无比自豪，成就感十足。我的数理化学的好可能与父亲一起做木工有关系吧！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很少打我，可能是两次吧。记得一次是推糕面(用石头碾子)，结束后中午了，天热就把外套脱了让弟弟给拿着，弟弟不给拿就把外套扔在路上。回家后因为兄弟俩不和，父亲把我俩都打了。

还有一次是蒸糕，糕面和的有点硬，差稍许的水。父亲让我舀点水，我舀了半瓢水。因为我不识眼色直接让打了。

8岁时，我简单地能做饭了。尤其是秋天，父母中午都不休息，连晌收割庄稼。我是家里的老大，让妹妹拉风箱(生火时有时火倒喷，头发、眉毛让火烧了，不懂事以为妹妹拉风箱拉的过大导致的，这样没少打妹妹)，我做饭。一开始就煮乎希饭，慢慢的可以蒸糕、蒸馒头、闷小米粥。记得第一次闷小米粥时，一半糊了，另一半生的。父母没有责骂，有的是鼓励、教导。在父母的鼓励下，饭越做越好，做好饭后打包骑着自行车送到地里，等父母吃完把碗盆拿回家，做着洗锅、喂猪等家务。

就在那一年秋收的季节，我家土豆也喜获丰收。那天，场面上晒着黍子，我负责看守。我父母在地里刨土豆，刨够一车父亲就送回家，放到窖子里，妹妹负责看家。一下午父亲送回两车土豆，最后一车窖子口堵了，由于地里忙就让妹妹把窖子外的土豆放到窖子里后锁上，当时妹妹才6岁，她没锁窖子门就玩去了。等晚上父母回来后发现土豆丢了差不多十几袋子。只有母亲在骂着大街，父亲并没有报警，父亲考虑都是邻居，查出来以后没法相处，而且父母都相信人在做天在看(这都是后来父母讲的，那天很晚了父亲才去场面上收黍子，当时我也睡着了，幸运的是黍子没丢)。

再后来，我十多岁时，我做饭、挑水，赶车、简单的庄稼活都能做了，能帮父母分担一些生活的压力。

由于父亲走南闯北的原因，眼界比村子里的人看的宽。记得有好几年我父母在自己家的承包地种瓜，有香瓜、西瓜等。夏天我与弟弟在瓜地看瓜。想吃香瓜就遍地闻，如那个香瓜有香味就摘下吃。父亲也让我挑着担子到自己村子里卖瓜；也让我用自行车马驼着到邻村去卖。锻炼了我的胆子，不怕与陌生人说话。以至于以后做销售打下良好的基础与心里素质。

父亲不但种瓜，在我们村也是第一家种小麦的。收获的小麦到县城里换白面。这也是我家白面馒头成为正常主食的原因。又过了两年村子里的别人才开始种小麦。

可能是孟母三迁的原因或是搬到新村更方便的原因，我家又申请了宅基地并盖了五间新的窑洞。

父亲就是闲不下来的一个人。在我记忆中就没有闲坐半天。即使是在家坐的但手里也得干活。父亲不但自己干，孩子们也得跟上干。记得有一次父亲从外面回来，赶紧叫我拿上铁锹，街上有一坨猪粪，把猪粪铲回来做农家肥。这也间接锻炼了我不怕脏不怕累、吃苦耐劳的精神。

父亲为这个家想尽办法。记得有天晚上10点多了，父亲把已睡着的我叫了起来，说是到地里锯一棵树去。我瞬间就明白是去偷树。到了地头，我与父亲开始用锯树，我很紧张。树锯倒后把树枝去掉，然后父亲手里拿工具，肩上扛着树的粗端，我扛着细端，抬着回家。看着父亲的肩头，父亲扛着全家人的希望，我顿时就不紧张了。回家已十二点多了，我去睡觉了，但父亲在院里挖了长渠把树埋了。

父亲永远是一个不满足的人。村里的支部书记买了拖拉机跑运输，父亲的心早活了，前年专门到其他村购买二手的拖拉机，最后由于对方返悔而失败。买新的钱又不够，贷款又没门路。此时，大舅在煤矿不想受了，也想买车。于是两个人东凑西借，加上父亲积攒的一万多元钱终于够了。买了解放牌141，买了车后车牌没上就跑开了。我现在记得后来挂的车牌是晋B15467。买上车全家人都高兴的合不拢嘴。过年本来是团聚的日子，但父亲、大舅、二舅大年初一自已去煤矿装煤(煤矿工人放假)，一车煤20多吨，全自己手工一锹一锹地装，就这样一直跑到上班。

跑运输时，司机负责开车，跟车的负责看叉路口的人，提醒司机前方路上的车与行人，后半夜陪司机说话，以防司机瞌睡。父亲50岁的人一直这样干。在路上有政府部门设卡，有交警、路政、煤检等，一路红旗飘展，不是收费就是罚款，父亲为了省钱低声下气，求爷爷告奶奶的，受尽了欺凌。还有路上有黑社会拦路要钱的、赖皮要钱的、偷盗的等，危险重重。但父亲从不说苦。买煤时压价，到张家口这儿卖煤时抬价，还得防止被骗。这种在我放假时也体验了几次。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父亲、大舅、二弟等人的辛苦、努力下，车从141换成了思泰尔。运输的高峰也不期而至。父亲通过二叔伯在县城边买了一块地，盖了新房，迎来了第三次搬迁。

父亲就是这样操劳着，虽然跟车时有发生有惊无险许多事，但总算是平安。父亲供孩子们上学、就业、成家，孩子们大了而父亲却老了。

忽然有一天，父亲难受的厉害。于是来我这检查。一张胸片给我一个沉重的打击：肺癌。接下来就是各种检查，估计父亲也知道是不好的病。但我一直瞒着父亲，不想让父亲有心里负担。后面从太原肿瘤医院请来专家手术，手术也非常顺利。虽然家人不知道父亲能活多久，但我是清楚的。肺癌一般也就是几年，最多也就5、6年吧，我默默地祈祷父亲能活过70岁。

手术后恢复了一年，父亲便坐不住了，拾破烂、给人看门。我时常对母亲说给父亲做点好的，不要凑合。

五年一晃就到了，父亲的病又恶化了。北京去了，医生说去北京的景点转转吧，父亲说常在电视上看，见过了，不想去，主要是气短不舒服。后来又去太原肿瘤医院，专家也没办法。最后又回到五医院呼吸科对症治疗。记得有一天，父亲说想吃稠粥，那天正好我休息，于是我在家调好凉莱、闷好稠粥。然后把饭送到医院，由于父亲手输液，于是我一口一口地喂，父亲吃的特别地香。吃完饭，我拉着父亲的布满茧子的粗糙的双手，我的心非常沉重，说句实话，这是我第一次抚摸父亲的双手。一个下午与父亲拉着家常，父亲还让我去看迷信，我也承诺下来(其实我是不信的，但是为了父亲的心愿我还是去了)。没有想到这是我第一次喂父亲，也是最后一次喂父亲，也是父亲的最后一顿饭。没有想到也是陪父亲最后一次说话。

晚上8点多，忽然接到母亲的电话，说是父亲昏迷了。我赶紧赶到医院，看着带着无创呼吸机的父亲，我感觉到父亲恐怕要离开我们了。我赶紧通知弟弟妹妹们，要父亲见最后一面。9点后，父亲醒过来了，母亲告诉父亲刚才抢救。父亲说其实不要抢救了，何必让我再受罪呢！我心如刀绞，到底怎么办？11点钟，两妹妹来了。母亲问父亲认不认识，父亲说你们都是我最亲的人，父亲还安顿我们怎么休息。第二天，弟弟也来了，接父亲回家，我深知，一旦回家就是离开我们，在医院还能维持一段时间，但是父亲遭罪。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选择！

当天我不知道怎么想的，也不知道父亲是又如何被拉回去的。总之，我一直心里内疚着：如果抢救父亲还能弥留一段时间；也一直自我安慰着：父亲解脱了，不用遭罪了。就这样父亲走了，没有留下任何的遗言。

这就是我们父亲，勤劳、不满足现状、敢想敢干、不求享受的一个中国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