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西北情怀

开宗明义

　　不久前，毕业分配在西北的老同学，回忆起五十多年前工作和生活的往事，字里行间展现了那个艰苦年代忘我的创业精神，以及他们为大西北铁路建设，献出了自已青春的年华和毕生的精力，看后令人感动和敬佩！这也勾起了我对那块热土的怀念，我也曾经在西北生活过，虽然时间只有三年，但对我来说却是刻骨铭心的三年，我生命的终点差一点就定格在那片土地上。

　　一九六七年七月应该是我们67届毕业分配的日子，但直到年底还杳无音信。一九六八年的春节又来得特别的早，一月二十九日便是除夕夜。根据市里要求：春节前上海高校要各派大联合，成立“革委会“、实现"一片红"，并向各高校派出了军代表。一天《东方红兵团》的头头、我班周锦春同学拿了两张表格来找我说：“你是党员(预备)、又是烈士的后代，经过我们协商决定委派你为院革委会常委"。我连忙推辞说：“我没做过什么工作，也担当不了这个重任"。他忙说：“没有关系，你是党员，以后可以帮我们查查档案，做一些我们不便做的工作"。就这样上海铁道学院革委会成立后，便参加过两次常委会，而每次会上由于双方争论不休，所以也没有任何成果。加上春节就在眼前，于是大家不欢而散地放假回家过年去了。

春节后没几天，学院给我家拍来了一份电报，说部队要来我校征兵，并要我立即返校。因我当时不在馬鞍山市而去了合肥大哥处，当电报转到合肥后，我便立即启程返回了学校。原来空军部队要在我们中专部67届毕业生中征招十名军人，学校要我负责这项工作。由于部队征兵的干部已事先查阅了所有同学的档案，所以有针对性地向相关的同学发出了返校参加体检的通知。大概受到66届毕业生已分配的影响，结果不少同学没能返校。最后经过部队的政审和体捡，批准了四名同学：刘介林(信号43班、无锡籍、已故)、孙春江(通信43班、浙江桐庐籍)、钱宗明(信号42班、合肥籍)和孙进宝(信号42班、上海籍、已故)光荣应征入伍，我们便成为67届的第一批毕业生。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八日将是我们离开母校、离开上海的日子。在这即将离开母校的日子里，我念念不舍地在校园里转来转去。是呀！自一九六三年九月进入这座学校，至今快要五年了，望着校园内那熟悉的教学楼、宿舍楼、实验工厂、运动场、食堂……，是那么的亲切。往日和老师、同学们每天相处在一起的情景，似乎就发生在眼前。一天当我走到红旗楼前时，一群68届的校友们圍了上来，要和我拍张照片留念，可这张照片直到五十年后，我加入了校群，老校友张振忠(中排右二、信号46班、青岛籍)发给了我，这才第一次见到这张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历史老照片，望着这一位位老校友的面容，虽然我至今还叫不出他们中大多数人的名字，也不知道他们现在是否都健在，但我衷心的祝愿他们一切都好！

　　三月十八日上午，学校武装部送我们去南翔火车站集体报到、新兵集结。由于走得急促，武装部送我们的干部带了相机，却忘了在校门口拍张照片。于是到了南翔火车站，在站前边上的农田前，给我们四位参军入伍同学拍了一张合影照。

　　新兵全部集结后，我们被临时编班分别登上了闷罐的铁皮车箱内，大概这车箱运送过马匹，一进去就闻到一股浓浓的刺鼻气味。开车前那扇大铁门一关，只有几扇小窗还能透透气。一路上军列走走停停，我们这些新兵，谁也不知道要去何方。只是在学校征兵时，听说是沈阳空军地勤部队，再看看我们发放穿戴的军服，好象真的要去东北了。半夜里列车又在一个车站停了下来，我在蒙蒙眬眬中听到带兵的干部在说："大家可以下车活动一下”，于是我连忙爬起来，跟着大家一起跳下了车。学过铁路的对"站名"十分敏感，我四周张望一下，看到不远处显示有"郑州"二字，我立即感到这趟军列看来要往西北方向开。第二天一早醒来，军列又停站了。这时不停地听到一遍又一遍的叫喊声"大家快整理好行装、准备下车"，看来真的到了终点站。我跳下铁皮车箱后习惯地看看四周，只见军列的左后方有座高山，山下是黄土，山上却被白雪复盖着，一打听说是"兰州”。兰州在我的印象中那可是西北重镇，可我怎么也看不出这重镇的风韵和豪华。

我们这些新兵就在这站台上，又一次按报到的名字集中起来分别上了军车。军车后来一直沿着黄河边向前开着开着，不知何时转向了上山的土路一直向上攀爬。遇到了大坡度，驾驶员猛踩油门，军车的后轮便掀起了一阵飞扬的雪土。当军车开到了连队时，已是吃午饭的时间了。我们再次按报到的名字分到了各班排。大家简单地洗去满脸的尘土便开饭了，不知是见识少、还是太饥饿了，有些初中毕业的上海兵看见金黄色的小米饭，以为是蛋炒饭，盛上满满的一大碗。一大口吃下去，怎么也噎不下，倒又不能倒，只好一口一口慢慢地吞下去，这也成了当天饭后笑谈的话题。后来知道国家对我们部队粮食是按6：2：2的比例配给的，即60%面粉、20%大米、20%高梁米和小米。

那天下午连首长把我们这些新兵集中起来，进行连史教育及熟悉环境。原来我们是空军高炮一师(现已撤并)，过去的确驻守过东北，后去了越南参加了抗美援越的战斗。回国后便调到西北和二炮(导弹)、机场(战斗机)及灯团(探照灯)协同作战，保卫一个被周总理称作"关系到国家命运"工厂的领空。而我分配的班却是：空军高炮一师一团一营一连一排一班，这六个"一"连我自已也感到十分地好奇。而我们连队是一个多次受到国防部授予三等功的先进集体，又是一个连续多年的“四好连队”。连队的整个营房则建在一个被削平了山头的大院内，院子四周的墙是用土砌成的。除了进出车辆大门的一面，另三面便是由角铁作为支架搭起来的一间间简陋的小屋，那是连部、大会议室、厨房及各班的宿舍。营房的中间建有一个蓝球场，也是每天出操的唯一活动场地。再往上走便是高炮陣地，是削平了的山头最高处。四门高炮和指挥仪器以及指挥所就分别在各自独立的掩体里。这里的海拨有2300米，站在山头上向四周张望，远处的一座座山头被白雪铺盖着，几乎看不到一个老百姓的踪影。当天我们新兵便由老兵带着轮流站岗放哨了，没几天便独自一人去执行这项常规的任务。站岗放哨看似省力，但在那严寒的冬季，当你正进入到梦乡时，突然被人叫醒从暖洋洋的被窝里爬起，一个人前往空荡的陣地时，的确有点不好受。站在那高山之巅、遥望四周、漆黑一片，周围静得让你几乎感到这个世界只有你一人存在似的。有时遇到野狗野猫在你眼前一窜，真让人吓出一身冷汗；有时望着满天的群星，寻找自已熟悉的星座，似乎又感到我离那银河系是那么的近。

部队的生活确实是很艰苦的，也是很紧张的。每天“早请示、晚汇报"雷打不动；政治学习、軍事训练周而复始。我们连的高炮型号是八五炮，炮管的直径8.5厘米，听老兵说这一颗炮弹就可以买一头牛。每个炮班由五位战士协同作战，根据指挥仪班传来敌机的方位、高度、以及相关的数据后，对应的炮手便以最快的速度转动火炮的方向和高低，分别准确地对准传输来的标的，并由一名炮手迅速地将沉重的炮弹推入炮堂，拉下炮栓将炮弹打出去，每天就这样反反复复地操练着。一天团部宣传股来了二位同志，一位是我的老朋友、老同学孙进宝，他分在团部宣传股负责放电影和摄像工作，还为我在高炮前和炮位上拍了几张照片。而另一位是干事说要来采访我，了解一下我放弃高校革委会常委不做，心甘情愿地来到西北当兵的情况。后来他再次来我们连队的时候，拿着他的剪报告诉我：上次采访报导的文稿被《兰州日报》采用了，兰州电台也进行了播报。

　　不久我从一排(炮排)调到了二排(指挥仪排)，担任了指挥仪班班长。这年九、十月份，我大哥出差来到了兰州，在街上看到穿篮裤子军人开的军车停在路边，上前一打听正是我们团里的，于是他们便把我大哥带到了团部。经电话联系，连首长批准了我下山的假期，我便跟着给连队送水的军車下了山。第二天早饭后我送走了大哥，到汽车连一打听当天没有去一连的车。为了及早地赶回连队担任战备，我便决定步行赶回去。在其他战友的指点下，说有条小路要近一点，但要翻山越岭，我便选择了走近路，尽快地返回连队。在上山的一路上，累了就唱唱毛主席语录歌，鼓午一下自已的斗志，调节一下体内的疲劳。当我爬回到连队时已是下午了，看到各班接到了新任务，正在各自的营房里深挖洞。于是我便去厨房拿了两只冷馒头，一边吃一边和战友们干起活来。大概太累了吧，这天半夜里我突然几次一大口一大口地从口中吐出了鲜血。连队卫生员见状紧急地联系了車辆，直接把我送到了兰州西北陆军总医院抢救，院方也当即就向团部发出了我的病危通知。后经各方全力的抢救，六瓶1800CC的鲜血输入到我的体内，使我的生命又一次地获得了新生。

　　真是祸不单行，这年年底我突然阑尾炎发作，卫生员又一次地把我送到兰州西北陆军总医院开刀抢救。一九六九年元旦那天部队放假，分在团部的孙进宝和刘介林(团部通讯股)来医院看望我，并告诉我：他们联系上分在兰州铁路局的一些同学于今天碰头，事后老同学们还一起去了照相馆，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照。他们是：前排左起：钱宗明(信号42班、合肥籍)刘介林(信号43班、无锡籍、已故)、孙进宝(信号42班、上海籍、已故)；中排左起：王海峰(通信43班、合肥籍、已故)、袁柏范(通信42班、上海籍)；后排左起：许崇典(信号43班、合肥籍)、邱玉秀(通信43班、青岛籍)、杨钧铭(通信44班、无锡籍)。毕业分配后能在这么远的大西北，由国家的建设者与保卫者互约相见，这不能不是一件十分难得喜事。难怪我的老乡、老同学许崇典为了这次相见，连夜坐了近五个小时的火车，从偏辟的打柴沟车站赶到了兰州。而遗憾的是孙春江由于他也分配在连队(四连)，虽然元旦放假，但不允许离开军营。如果那时我不是因病住院，也是同样不能下山会友的。天天蹲守在山头上其实大家也逐渐地习惯了，我们每个月经团部批准，才能有半天的时间解除战备、集体下山洗个澡，顺便买点日用品。那时我们的津贴费虽然每个月只有5元，以后每年增加一元。但由于平时下不了山、基本服装用品都是发的，所以每次下山时买点必须品还能有积余。

　　一九六九年是个充满火药味的一年，苏联在我国东北、西北新疆边境地区不断地进行挑衅，内紧外松的形势只有我们军人才能感觉到。三月二日珍宝岛自卫反击战打响，部队加紧了随时打仗的军事准备。有一次夜晚大家都已上床睡着了，连队突然接到上级发来的预警，在刺耳的警报声中大家急忙地穿上棉裤和鞋子，拿着棉袄和帽子边跑边戴边穿衣，在二、三分钟内就奔到了各自的战斗岗位，进入到一级战备状态，在那严寒中坐在炮位上等待新的命令。后来即使解除了一级战备命令，回到营房也只允许穿着冬季的着装睡觉。紧张的局势缓和一点后，我抽空给我刚认识三、四月的女朋友写了一封信。信中我简要地向她介绍了一下局势，告诉她今后我真要有不测“光荣"了，请她有空时看望一下我的老妈。这位女朋友是我大嫂的徒弟，后来大嫂担任那个厂的副厂长，她感到这个徒弟不错，便给我牵线当起了红娘。虽然我俩从来没见过面，但自介绍认识后相互间也信件不断。妹妹来信还告诉我，年迈的老妈也认可了我未来的媳妇，甚至后来老妈去商店时，也会买上几件她看中的床上用品，存放在她那里。我那封信发出后不久，她给我回了一封信。不看满臉有种幸福感，一看心里一下凉半截。她在信中说，我如有不测，去看看我的老妈是一种“罕见”的要求，看完信我真的傻了眼。但当我在那夜深人静中，沉下心来仔细地想想，感到她说的也对呀！我俩认识时间不长，有什么资格对她提出这样、那样的要求呢！战争是极其残酷的，真要打起仗来什么事情都会发生。如果真的“光荣”了，这对她来说是一种解脱；但万一要残废了，这不是给她出了一道“两难选择"题吗！后来我给她去了最后一封信表示了理解，只希望她把我老妈买的物品退还给她老人家。我倒不是在乎那几件物品，实际上我的用意是让她告诉我的老妈，这门亲事终止了。

直到那年七、八月间中苏新疆边境地区还发生了流血事件。到了一九七0年时，局势才渐渐地平静下来，但部队的軍事训练却一直没有放松过。团部不但组织了各连队高炮实弹射击考核，还进行了轻武器(步枪)的射击考查。就在轻武器考查后，其他班的战友告诉我，一排打靶弄虚作假，虚报成绩。我是连队党支部委员、战士代表，在支委会上我反映了此事，没想到却受到连长的一顿训斥，我只理解他们被那些先进荣誉的包袝压得喘不过气来。后来在团部党代会的小组讨论时，我在发言中又联想起此事，被参加讨论的一位团部干事汇报给团首长，还专门派人来到连队调查情况，受到了批评，弄得连长很不开心。是呀，我这种性格一直很难改正，即使后来回到了地方、直到退休，却不自觉地一次次无意中得罪了我的一些顶头上司，这便是后话了。

在那艰苦而又紧张的环境中，土豆和大白菜是连队每餐的主要菜谱，特别每到冬季来临前怕大雪封山，所以连队总要储存大量的土豆和大白菜。有时胃病发作的时候，能吃点细粮那也是一种特殊的照顾了。在这三年的革命大熔炉中，我的确得到一次锻炼和考验，也获得不少荣誉。但最让我出洋相的一件事发生在这年的冬季，团部组织一次长距离步行野营拉练，在返回的途中，胃病又发作了，奇痛难忍中掉了队，最后还被“收容車"收了上去。

一九七一年初，一天团部又来了一位政治处的干事找我，想了解一下我的身体状况及对未来去留的想法。我如实地反映了我的情况，不久后我的名字出现在复员退伍的名单中。在离开兰州前，连队让我们这些老兵去了一次市区，孙进宝得知后特意请了假，驾驶着一辆三轮摩托车赶过来，为我们在兰州大广场上拍了好几张照片作为永久的纪念。

再见了，我的连队和战友！再见了，我坚守西北领空的兰州！这年三月我正式复员回到了上海，开始了我人生新的征途。

　　三年的军旅生活，对于我一个长期生活在城市里的学生兵来说，是劳累的也是艰苦的，但我无怨无悔，我为我曾经是一名军人而感到骄傲和自豪。其实在那三年中还有很多很多的故事，甚至有些事还是惊心动魄的。例如：团部组织全团的野营拉练迷失在茫茫的雪海中；师副参谋长私自调动部队企图搞兵变……。可以说这短短的三年，是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得到了一次又一次深深的磨炼，为我人生的成长奠定了更加坚实的根基，这使我永远怀念那段难忘的西北军旅的岁月。

二O一九年三月十八日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