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江视界：聚焦历史——财政部沙洋“五•七干校”旧址

江汉汉江

毛主席五•七指示原文

＊＊同志：

你在5月6日寄来的总后勤部的报告，收到了，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将这个报告发到各军区，请他们召集军、师两级干部在一起讨论一下，以其意见上告军委，然后报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军作出适当指示。请你酌定。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

毛泽东

1966.5.7

　　 1969年，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八大民主党派、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财政部、农林部等中央国家机关和湖北省直有关单位从各地来到沙洋，先后建起 27 所“五七”干校，一万多机关干部及家属来到这里接受劳动锻炼……

　　下放到沙洋“五七干校”中不乏政坛要人、文学巨匠、社会名流：

1，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社会学家费孝通

2，中央统战部部长张执一

3，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黄火星、江文

4，公安部副部长胡之光

5，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李克木

6，原财政部部长项怀诚

7，原财政部 常务副部长吴波

8，外交部副部长杨文昌

9，驻英国大使查培新

10，驻芬兰大使张直鉴

11，驻联合国副代表张义山

12，“文坛祖母”冰心

13，作家、翻译家冯亦代

14，外交家章含之

15，社会活动家吴文藻

16，原宁夏自治区主席黑伯理

17，原国家民委副主任丹彤

18，原中国佛协会长赵朴初

19，原中共湖北省常务副省长张旺午

20，原湖北省政协副主席蒙美璐

……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费孝通回忆：

在五七干校里我们的生活条件实际上改善了，但我们智力衰退了。在那里智力有什么用处 ? 一天接一天就那样过去。在那里我成为一个相当好的劳动者！我学会了怎样盖房、种棉花、烧饭，但是我没有目的地生活着。在劳动中可以不展望，不回顾，可以随时强自取乐。当你累的时候休息一会儿，抽一支香烟，那时会觉得很舒服，但是没有希望。我们和外界隔绝，一点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文坛“祖母”冰心回忆：

久别重逢后不久又从分住的集体宿舍搬到单间宿舍，我们都十分喜幸快慰。实话说，经过“反右”期间的惊涛骇浪之后，到了“十年浩劫”，连国家主席、开国元勋都不能幸免，象我们这些“臭老九”，没有家破人亡，就是万幸了，又因为和民院相熟的同仁们在一起劳动，无论做什么都感到新鲜有趣。如种棉花，从在瓦罐里下种选芽，直到在棉田里摘花为止，我们学到了许多技术，也流了不少汗水。湖北夏天，骄阳似火，当棉花秆子高与人齐的时候，我们在密集闭塞的棉秆中间摘花，浑身上下都被热汗浸透了，在出了棉田回到干校的路上，衣服又被太阳晒干了。这时我们都体会到古诗中的“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句中的甘苦，我们身上穿的一丝一缕，也都是辛苦劳动的果实呵！

外交家章含之回忆：

沙洋农场正如当时许多“五七干校”那样，原来是一个改造罪犯的劳改农场。为了要办干校，一部分已刑满留场劳动的前犯 人就被迁移到旁边一块土地上去了。这些人被称为“新人”。1970年7月我第一次到沙洋时，军宣队安排我住在总部所在的一大队的一间小房间里，这无疑是十分 特殊的优待。总部离开英语系所在的二大队走路还要大约半个小时，我所住的小屋好像是泥瓦结构，旁边的一大间是办公室，左边的两间也被用来作了教改办公室。 对面有一道沟，过了沟是东欧语系的住地，所以那时我很难得见到英语系的同事，倒常常见到德语系的李肇础、殷桐生这些“战友”。

我 的小屋简陋得不能再简陋，泥土的地，泥土抹的墙。一扇门，一扇门边的窗，屋里只有一张小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那时正值7月酷暑，这小屋像一个闷罐，温 度起码三十七度以上。周围宿舍的教师晚上都把床搬到院子里，即使这样，也要到午夜之后才能入睡。我不能搬到院里去睡，只好大半个夜晚都坐在屋外，屋外蚊子 多，幸而从北京带了防蚊子叮的药水。

但最糟糕的还是下大雨，有一次天降大雨，屋顶漏雨不说，由于没有什么排水设施，院里的水开始 灌进屋里，最后放在地上的脸盆都漂在水面上，床也差一点被淹了。整个大队只有总部那一排房子是砖瓦房，而且有台阶，比较高，不怕水淹。孙泽福政委派警卫员 把我接到了他的住处外的办公室才解了我的围。第二天，水退了，我那小房间的泥地湿透湿透，踩下去一个个脚印。人就睡在这满是潮气的房间里，这日子也就过来 了。

作家、翻译家冯亦代回忆：

十年动乱中，我被下放到劳改农场，每天做着我力所不及的劳役，心情惨淡得自己也害怕。……在干校里成为“打倒在地还要踏上千万只脚”的待罪之身，在监督劳动改造。即使年已半百，仍须每日上下午推拉500多斤重的拾粪车来回往返，以图重新做人。

北京传来命令，干校撤消，留校的干部和家属便浩浩荡荡回北京；……我原来以为下半辈子要老死异乡的厄运，便一风吹散，跟着回京，真是“来是无言去绝踪”，与贫下中农永远“拜拜”了。

财政部部长项怀诚回忆：

文化大革命后期，财政部许多干部被下放到沙洋五•七干校劳动，我是1969年4月去的，同去的有200多人，都是财政部的干部。

干校的校址是范家台农场的几个分场，四周是高高的围墙，围墙上有瞭望哨。这里原来是关押犯人的地方，看到这样的地方，心里很不是滋味，心想：我们的响应毛主席号召，来劳动锻炼的，可怎么把我们安排到改造犯人的地方？难道我们成了二劳改了？但又一想，那么多部级、司局级干部都来了，我这一般干部算什么？

干校按单位共设四个连，我在四连。除了三连、四连在校部，其他三个连都在范家台的另外几个分场。由于住房少，大家都住一二十人一间的大统铺，下面是泥巴地，上面是没搭顶棚的屋顶，屋外杂草丛生，屋里到处是臭虫和跳蚤。

刚开始，干校没有种菜，只能天天吃农场种的牛皮菜，而且清汤寡油，吃得眼睛发绿，生活很艰苦。1970年春节后，干校开始种植蔬菜，养鸡、养鸭、养鱼、养奶牛、喂猪、打机井。到了下半年，干校生活条件有了很大变化，大家吃到了自己种的粮食和蔬菜、养的猪肉和鱼，小卖部的商品也多起来，干校的生活甚至超过了北京。

为适应农业生产的需要，1970年下半年，又成立了五连，也就是机务连，专门负责养护各种农业机械，大家的劳动热情都很高，特别是农忙季节，白天黑夜轮轴转，不知疲倦，埋头苦干！我在干校干了一年农活，主要是种棉花、种水稻。天还没亮就下田，披星戴月回家，虽然辛苦，但学到了不少种田技能。

干校的业余生活比较丰富，经常组织放电影，排演节目，打篮球，活跃文化生活。同时，除了劳动，晚上还要搞运动、搞学习。让我记忆较深的是，要求我们读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这本书晦涩难懂，读着读着就睡着了。

干校是一个团结的集体，大家互相帮助，互相照顾，特别是对一些被打成“走资派”的老干部给予很多照顾。如让63岁的副部长吴波去看树林，安排税务总局的副局长邹明看桃园，吹起床哨。

干校办了一所五七中学和一所五七小学，各有两个班，每班十余人，全校共四十多人。从干校各连抽调一些干部到学校当老师，我也被调去中学教语文，在五七中学当了两年老师。学校的老师大多都是正牌大学毕业生，有的还在前苏联留过学，教育质量很高，同时还办夜校，给青年班的学员补文化课，我也给青年讲过课。

1970年下半年，因业务工作需要，干校学员陆续返回北京。1972年4月，财政部调我回部里预算司工作，于是我就回到了北京。

我在沙洋“五七”干校三年，学了不少东西，身心受到很大锻炼，对我一生的帮助都很大，永远不会忘记！

2019.3月

拍摄於沙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