裙子的故事

坏妞儿

<h3>  经历了十年“文革”严寒的姑娘们,终于在改革开放的春风迎面扑来的时候,试探着穿上多彩的服装,悄悄地给萧瑟素淡的大地播散着美的花种,滋润着人们已经被灰、蓝、黑色禁锢得近乎麻木的心田。</h3><h3><br></h3><h3> 作为“文革”结束后乘上第一班改革列车,恢复高考后首批考入高等学府的我,也是这召唤春天的姑娘们中的一员。我们在校园里勇敢地穿上了连衣裙,戴上了花围巾,伴着笑声和歌声,与明媚的阳光和绚丽的鲜花一起装点着复苏的大地。</h3><h3><br></h3><h3> 1982年初,我从大学毕业分配到某机关工作。怀抱着“八十年代新一辈”的豪情和在“广阔天地”里磨炼了十年的干劲,带着向往,带着敬畏,我走进了这座神圣又神密的大院。</h3><h3><br></h3><h3> 我所在的部门光是女大学生一下子就分来了五个,还都是未出闺门的姑娘。工间休息的时候,我们不约而同地从各自的办公室聚集到楼厅的乒乓球桌旁,那里立即凝结了青春与活力,在当时白发人居多的机关里颇有些引人注目。</h3><h3><br></h3><h3> 我记得那时我最爱穿的是一件自己缝制的、墨绿色带暗花的连衣裙,在领口处还做了一个小蝴蝶结。那时衣服少,那条裙子是我唯一的裙子,总是晚上洗,第二天又穿上(就是封面图这条裙子,被某些人认为坏了规矩大逆不道的)。其他姑娘们也是穿着自己合体的衣裙。</h3><h3><br></h3><h3> 是不同的衣服色彩还是飘动的裙摆,总之我们自然地组成了一道五彩的画屏。(今天回想起来,这个画屏其实是非常平淡无味的,那个时期的服装,样子古板,既不讲款式又不讲面料,更缺乏色彩搭配)。这座画屏立在灰黑色中山装和涤卡“一字领”的汪洋之中是那样引人注目,因为在这个大院里,改革开放后在服装上的变化还没有渗透进来,这里没有条纹斑驳的T恤,没有色彩各异的领带,没有剪裁合体的连衣裙,更没有端庄大方的职业装。大院里人们的装束继续停留在十年动乱期间没有改变,甚至在一些人的意识中,穿着打扮依然与“资产阶级情调”有着某种内在联系。</h3> <h3>  不久,终于有一些老同志提出善意的批评了,我们几个新来的女大学生分别被领导找去认真地做了“提醒”,告诫我们在服装上要与整个大院的装束相吻合。这个信息在我们中间迅速传递开来,几个人异口同声地呼喊出:“文革服装还要我们穿多少年”!</h3><h3> 半个月后,一份《XX机关仪表规定》的文件正式发到我们手上,至今我仍清楚地记得其中的一些要求(因为刚从“文革”走过来的人,对那其中的语言那么似曾相识):男同志不许留大鬓角,小胡子;女同志不许梳披肩发,不许穿奇装异服;不许配戴不健康饰物;……。这个规定立即在《北京日报》的头版刊出。</h3><h3> 象动员令一样有效,随后的十来天中,《北京日报》上接连出现一些小消息:某某工厂、某某学校、某某单位制定仪容仪表规定……。真是乍暖还寒时刻,任何一点的改革开放都会在思想观念上发生碰撞。</h3> <h3>这是当年的北京日报。</h3> <h3>这是本文阅读者的留言截屏,这一屏的留言者刚好都是当年的当事人。</h3> <h3>  然而春天必然携带着春天的色彩。后来听说,团中央很快把这个情况向胡耀邦同志做了反映,这种倾向立即被制止了。机关大院的人们悄悄地、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包括老同志们)改变着自己的外表与观念,在潜移默化中换上了与时代相适应的服装,那种“穿一件新衣服出三回门”的情景终于成了历史故事(这是我们老领导的典故:夫人给买了一件新夹克,穿上后出了两回门又都退回家里来,担心单位的人有所点评,第三次由夫人“押送”到机关门口)。<br></h3><h3><br></h3><h3> 改革开放的四十年,人们生活的变化令人瞠目,许多在过去看来是天方夜谭的事物今天却是生活的自然。服装的变化只是这诸多变化中一个小小的组成部分,然而她却历历呈现在走过来的人们眼前。今天的服装真可谓百花齐放,争奇斗艳:上班有职业装,宴会有晚礼服,下班穿上休闲装,连在家中穿的内衣都成了系列……。</h3><h3><br></h3><h3> 年轻姑娘们更是各展风姿,哪里有她们哪里就有了靓丽的风景线。已经过了不惑之年的我,面对今天另人眼花撩乱的服装天地,真想找回那逝去的青春,真想挽回那灰黑色十年的损失。周围的同事朋友也一再鼓励我:衣着打扮要与时代合拍,要与身分相称,该“破废”的要舍得“破废”。</h3><h3><br></h3><h3> 回想起来,在特定的时代特定的场合,我也曾有过“时髦”得被领导找去“提醒”的经历呢。而今天,我需要时时提醒自己的却是:必须紧追慢赶,千万别被时代淘汰!</h3> <h3>文字写于 1998.11.3 北京家中 </h3><h3> 2019.5修改补充</h3><h3>上图中图 1983.夏 </h3><h3>下图摄于 2013.秋</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