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如烟

任端贵

1969年部队留影

序

端贵先生，吾师也！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吾求学于泸县三中，曾师从先生。

先生讲课，喜欢引经据典并深入浅出，吾辈受益匪浅。

课中，先生俨然一严师也；平常，又极像一位父兄！

依稀记得，时食堂用膳，常常是力大且勇者先得；待到弱小者挤临窗口，往往也是空无一物……每逢此时，先生总是将学生领至家中，让师母煮上一碗面条……

离校后，曾与先生通过几次书信。每次通信，先生总不忘教导吾如何与人相处、如何安全自保。至今想起，依然温暖在心！

     后来，时事变迁，渐与先生失去联系。再与先生联系上，也是三十年后，先生早也退休并随师妹迁居长安。

先生老了，也是七十有二；吾也渐老，早过天命之年！

闲来无事，先生喜登高望远、一路行吟。为文，则多为人生阅历和人生智慧。

先生老有所乐、老有所为，吾倍感欣慰。

读先生文章，方知先生少年清贫，一生坎坷。然先生自强不息，无处不彰显顽强、刻苦、正直、善良之高尚品德，堪为我辈之楷模！

君为吾师，吾为君徒，幸甚也！ 

浓浓师恩，无以为报，惟愿先生健康长寿、幸福永远！

   

雨 荷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记

 

一、童年记忆

1946年，我出生于位于长江之滨的四川泸州城里。父亲是一位小生意人，母亲是一位普通的家庭妇女。

母亲一生共生育了九个子女，其中，老大出生不久拜继给别家，在别家排行老八，所以我们都叫大哥为八哥。大哥很优秀，人也长得帅，又聪明懂事，并且对父母很孝顺，遗憾的是于解放初期即将成人时因病去世。大哥一直是母亲心中的宝贝，他的离世，让母亲伤心欲绝。老二和老六很小就不幸夭折。余下三哥、四姐、五姐、我（行七）、九弟（实际行八）和幺弟（实际行九）六个兄弟姐妹均长大成人。

临近解放，父亲生意破产了。解放初期，一家八口，生活非常困难。父亲尽可能地做点临时工，但微薄的收入难以维持家庭生活。为帮助家庭，1950年，年仅16岁的三哥就参加了工作，去赚取一份工资支撑家庭。家庭生活的重担，主要落在了三哥身上。

五十年代中后期，两个姐姐读中学，我和九弟读小学。父亲的临时工作已不好找了，全靠三哥的工资已难以维持全家生活，不得已，我们全家于1958年申请下乡到泸县况场公社（大都观）务农。

1959年，我考上泸县三中就读初中。

1960年农历七月，1961年正月，母亲和父亲在大跃进中不幸先后去世。

父母的离世，让年仅14岁的我一夜之间成了家里的顶梁柱。尽管上有三哥、四姐和五姐，但四姐大学尚未毕业，五姐正读高中，而三哥远在泸州工作。家里两个年幼的弟弟（九弟11岁，幺弟7岁）需要我照顾，万般无奈，我只好休学回家，每天与其他社员一起出工，去挣一点工分，还要做自留地和繁重的家务杂活……家里就我们三兄弟相依为命。

那时的我身体单簿，身高仅一米五，又矮又瘦。家务劳动中，最难的就是挑水。水井在离家几百米外的山坡下，挑半担水回家已要歇上几次。往往是早上天不亮或晚上收工了才能去挑水。

午饭后的休息时间要抓紧做自留地或找烧柴，或是到堰塘洗我和弟弟们的衣服。有一次，洗衣服时我不小心掉在塘里了，可四周一个人都没有。就在我连呛了几口水几乎绝望时，挣扎着好不容易踏上塘边一块突出的石头，才幸运地检回了一条命。

而真的参加生产队劳动还不算啥事，社员们都同情我、照顾我，不让我干重活，我的日子还好过一些。当时，我宁肯在队里抢工分已不愿做家务活。一天到晚忙于生计，有些好心人一直担心我的身体迈不过那道坎……

最恼人的是粮食严重缺乏，常常晚上饿得三兄弟哭成一团，那个惨状自今想起还心有余悸。我曾经想到过一死了之、一了百了，但看到两个年幼的弟弟，我只能咬着牙坚持下来。这段时日，应该是我一生中最悲惨的日子，两年多的艰难岁月，我已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熬过来的？

现在想来，我们最终能走出困境，除了自身努力拼命挣扎外，还有三哥对我们关怀备至的无私奉献，和好心人的大力帮助。当时“大都观”回来了一个从工厂下放的年轻人，名叫殷坤如，体格好，心地善良。他见我们家里没有大人，做自留地挖土、挑粪等重体力活都很吃力，很是同情，就常常来帮我们一把，并帮忙解决一些生活上的困难，使我们在最困难时期有了盼头。他对我们的恩情，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为了对我们几个弟弟有个照应，三哥主动从泸州百货公司申请下调到泸县况场公社供销社，并在1962年底，想办法把我们全家从交通不便的“大都观”搬迁到况场公社永丰大队（现游湾村）“滩子上”，“滩子上”在公路边上，三哥回家照顾我们就方便多了。一直到我四姐大学毕业了工作后才在农村安家。三哥为了一家人的生活，为了我们几个弟妹学习，他多次放弃了自己的个人幸福，为这个家做出了巨大贡献。

好不容易到了1963年，三哥结婚娶了嫂嫂，我才从繁杂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

2018年初冬于西安。

　　 1963年秋，四姐大学毕业工作，家里的负担稍为轻一点了，我心中又燃起了复学的希望。在四姐资助下，我又回到了三中校园继续学业。

1965年，我顺利考上了泸县二中就读高中。这时我五姐已毕业分配工作了，就由五姐代替四姐继续资助我读高中。可好景不长，入学刚一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学校停课闹革命了。

停课之后，先是由老师在课堂上组织学生学习中央文件、报刊杂志、《毛主席著作》等。随后部分老师被批判了，老师们也不再组织学生学习。学校在部分学生中成立了红卫兵组织，由红卫兵负责组织学生学习。后来慢慢乱套了，同学们各自为政，自己成立了不同的组织。由于各自观点不同，学校里大字报、大辩论已频频出现。课上不成了……

     随着毛主席几次在天安门上接见红卫兵，全国大串联开始了。我和六八级的曾永全、谭德树、丁一、罗永林、卿雨文六人组成了“红卫长征队”，开始了从泸州到毛主席的家乡韶山的步行串联。

我们一路上散发自己刻印的毛主席语录传单，沿路宣传毛泽东思想。

路上有专门为红卫兵设立的接待站，住宿不要钱，吃饭象征性的给一、两毛钱和三、四两粮票。

     开头还觉得挺新鲜，可慢慢地越来越感到迷茫。自己已年过二十，书读不成了，今后的出路在何方？

在路上我经常看到一些外出执行任务的解放军战士，他们军纪严明，让我很是崇拜和羡慕。我和同行的同学讲：“我父母去世早，家里已了无牵挂，如果解放军要我，我立即甩掉包袱，换上军装就走。”

我们到达目的地韶山住了两夜，最后步行到湘潭过春节并结束了步行串联。春节后开始办理返程免费车票，我们首先经长沙、武汉到北京，再从北京回四川返回家乡。

回到学校后，文革动乱已经出现，大字报、大辩论不断升级，两派对立越来越严重，文斗武斗时有发生。我已分不清东西南北、谁是谁非，只是隐约地感觉到，运动已经严重变味，已经完全背离了运动的初衷。

茫然之中，我背上行李，一步一步地走回了乡下的家中……

1956年全家福。前左：九弟、父亲、幺弟、母亲、笔者。后左：四姐、三哥、五姐。

1988年，兄妹姐弟六人合影。前左起：五姐、四姐、幺弟；后左起：三哥、九弟、笔者。

二、投笔从戎　

回乡之后，我积极参加生产队的劳动。由于读书期间极少参加农业劳动，我的劳动技能远不如其他社员，这使我常常感到愧疚，真是百无一用是书生！

每当此时，我就会不经意地想起串联路上所见到的解放军战士。渐渐地，我的心中萌发出一个想法并且越来越强烈：我要当兵，我一定要到部队这所革命大熔炉中锻炼自己，让自己百练成钢，去报效祖国和人民！

     理想树立后，我就经常在生产队的社员中表达我很想当兵的愿望和决心。没事我就到处走走看看，了解情况。遗憾的是，由于文革动乱，征兵工作停止了。

     1968年春节前，我到成都姐姐家玩。腊月二十八，我碰见一个刚到成都办事的邻居，他告诉我部队已经到我公社征兵了。我立即告诉姐姐我要马上回家，可由于时逢春节，只买到了初一晚上七点到隆昌的火车票。

     初一下午，我和三哥踏上了回家的旅程。火车到隆昌时，已是初二下午六点多了。在车站简单吃了点晚饭，天就完全黑了。由于当时泸州到隆昌的公路上时有武斗发生，隆昌到泸州的客车停运了。

当天天下着小雨，伸手不见五指。我和三哥一道，沿着年久失修、到处坑坑洼洼的泥巴石子路，冒雨摸黑往泸州赶。

一路上，高一脚矮一脚，鞋子、裤脚都湿透了。好不容易行走一百多里路到泸州时，已是初三下午一点多。吃过午饭，我和三哥又继续往家赶。走完三四十里小路回到老家况场游湾滩子上时，已是黄昏时分。

第二天一早，我就连忙赶到离家八里的况场公社，找到了部队驻公社收兵的金连长。本来征兵体检头一天就结束了，好在我有个弟弟提前告诉金连长，他有个读高中的哥哥，一心要当兵。金连长同意弟弟給我报了名，并为了等我，特意将体检工作延迟了一天。很快我就被带到公社临时组建的征兵体检室，专门为我一人体检。一路绿灯，身体顺利过关。

体检过后，金连长告诉我，当兵还得公社党委批准。我一听，就知道问题严重了。当时两派对立，成见颇深，我三哥是红旗派的头头，而公社干部大多是红联站观点。三哥说话直爽，得罪过一些干部，他们根本不同意我参军，借口我是在校学生不能够参军。

　 金连长给我出主意，让我每天都去找公社领导表决心。于是我每天来回一二十里路走到公社，风雨无阻。到公社后不是找袁书记，就是找武装部刘部长，再就是到金连长办公室坐坐。有时间就学写点小诗，表达当兵的决心。有一天，我模仿毛主席的一首诗词学写了一首，美其名曰《想当兵》：

春风烈，

当兵就看二三月！

二三月，

心潮澎湃，

满腔热血！

 

一年一度心激烈，

而今当兵情更迫。

情更迫！

刀山难阻，

火海难隔！

     我把这首诗抄写两份，一份給金连长，一份给刘部长。金连长看后当即表态：“你当兵我们要了！不过你要尽量征得公社批准。如果到时公社仍然不同意，我们也发套军装给你穿上跟部队走。”

     金连长给我吃了定心丸后，我和刘部长说：“当不当兵我都不读书了”。第二天我回学校，在班主任骆老师家里拿回了我的行李，并仍然坚持每天到公社表决心！

     终于有一天，刘部长告知我，经公社党委研究决定，批准我参加解放军。我心里的石头终于落地了。

     部队出发的头天，生产队的社员合伙买了一只大羊子，拿到我家杀了为我饯行。当晚，我破天荒的喝了很多酒……

     出发当天，我们四十名应征入伍的青年，在公社武装部刘部长的带领下，从况场公社步行到泸县招待所，下午就换上了嶄新的军装。

好事多磨，我当兵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三、火热军营

1968年3月，我到达部队的第一站：温江党校新兵营。由于当时参军的高中生很少，而我参军的决心又很大，金连长回部队向征兵领导汇报后，我很快得到重视和好评。

到部队时，正赶上突出政治学习毛泽东思想，部队一边政治学习一边军事训练。政治学习主要学习毛选中的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和《毛主席语录》以及学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有些文章和语录要求要背得，而这些我大都学过，所以，我在政治学习中名列前矛。

军事训练主要学习队列操练、射击瞄准、投弹等。而这些我已在学校和文革初期见识过，参军后我又憋着一口气，能吃苦，在军事训练中成绩突出，服从命令听指挥，和战友团结友爱，被部队评为新兵的典型，还在新兵训练的誓师大会上发言，得到部队嘉奖。后又评选为战士代表，出席了成都军区五十军（7848部队）活学活用毛泽东思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这次会议使我眼界大开、受益匪浅。让我亲眼目睹、直接聆听了成都军区首长张国华、梁兴初、老红军军长孙洪道和其他军首长的讲话，见识了军一级大会的庄严隆重。但由于当时文革之风困扰，部队已没能幸免流于形式的俗套，开大会首先是唱《东方红》、学最高指示、呼口号“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林副主席身体健康”，然后才是大会内容。大会结束时，要齐唱《大海航行靠舵手》。而大会发言者大多要引用多段《毛主席语录》。会议主要学习毛选、中央文件、会议文件、首长和先进分子报告和分组讨论，晚上则安排文艺节目。

     会议期间，我们住在成都当时最高级的宾馆：锦江宾馆。连续几晚上在宾馆礼堂观看四川省杂技团、成都军区战旗文工团、成都京剧团的慰问演出，还观看了四川省乒乓球队的乒乓球现场表演赛和省体操队的平衡木、单双杠、自由体操等表演。

     参加这次大会，使我从凡间一下步入天堂。想起不久前我在成都玩耍时，曾经过军区住地和锦江宾馆，当时觉得高不可攀、与我无缘，没想到短短的几十天后，我就有机会进入这些地方。

     大会上我还有幸和一些首长、在部队三支两军工作中做出成绩的老战士在一起学习和生活，学到了他们的优秀品质和优良作风。还进一步了解到部队的光荣历史：五十军原军长叫曾泽生，抗日战争中打日本军很勇敢，解放战争中在东北起义，抗美援朝打得很好，立下了大功。回国后部队驻军东北丹东，年前才由东北入川支左。成都三支两军工作，基本上都是五十军在管。

1968年留影。

　　 大会发给参会人员的记念品是精装毛选四集合订本和一套毛主席大纪念章（12枚）。大会结束后，我直接分到老连队：中国人民解放军五十军（7848部队）一四八师四四四团三营七连四排火箭筒班。连队单独住在资阳党校，主要任务是军管资阳火车站和在从成都到资阳一段的火车上执勤。

     到连队后，由于我们这批新兵较多，又让老兵带我们进行了一些适应性训练，搞了两次紧急集合。在新兵营时我们最怕的就是紧急集合，开始两次好些人都出过洋相，不过经过几次训练，基本上都适应了。

     最高兴的就是拉歌。在部队开大会或看电影、文艺节目前的等待时间，几个连队在一起，各派一个指挥唱歌，一个负责拉歌，战士们跟着起哄。比如七连先唱完一首歌，七连拉歌的就喊：“我们唱完了，八连的，来接倒。”然后七连战士就喊：“八连的，来一个。”或有节奏的鼓掌。八连领头的喊：“唱得好，唱得妙，再来一个要不要？”八连战士就跟着有节奏的鼓掌，喊“七连的，再来一个，”或者把矛头对准其它连队，七连、八连同时呐喊助威。要不就七、八连继续较劲，直到一个连队唱歌为止。在唱歌时，各个连队都是互相加油，那个热闹场面，至今回忆起来，就把我拉回到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

     不久，我们就参加了三支两军工作，袖标上写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铁路分局军管会执勤。

     在资阳车站的军管工作，主要是负责车站职工的学习管理，车站维护治安，车站站台上接送过站客车：手拿《毛主席语录》放在胸前立正站着，目送客车进站出站。而在火车上执勤则困难得多，因当时正值文革时期，车上十分混乱，好多车的列车员不敢出来工作，他们的工作基本就由执勤的解放军包揽了：维持秩序、查票验票、维护车上卫生、扶老携幼、宣传党的政策等。

     部队在当时也受到了文革的影响，为表忠心，每天都要对毛主席早请示、晚汇报。每间寝室都贴有毛主席像，早上起床，整理好内务后，第一件事就是给毛主席敬礼，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学习《毛主席语录》，唱语录歌或《东方红》。“早请示”做完后，才开始一天的工作。一天工作完成以后睡觉之前，还要做“晚汇报”：首先给毛主席敬礼，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然后用毛主席语录对照检查一天的工作，最后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完成后才能睡觉。

由于执勤的车次不同，白天有战士休息，故不能放广播，中午吃饭大家都蹲在院子里，由一个战士跟大家读报和表扬稿。如果我没有执勤任务，这个工作一般就归我了。

如果有政治学习任务，执勤工作暂停。

　　 为了宣传毛泽东思想，我们有时在车站和成都始发站的列车上，组织群众做三忠于活动：给毛主席敬礼，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唱《东方红》等忠字歌曲，学习或背诵《毛主席语录》，最后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有时间，还和群众一起读报。

连队的军事训练，一般都是以排为单位，两个排执勤，两个排训练，轮换进行。而参加军事训练，主要是队列、步枪、冲锋枪瞄准射击、投弹等。火箭筒和六零小炮训练，主要是熟悉武器结构和原理，撤缷零件擦拭瞄准，实弹射击很少。在连队我们只参加了步枪、冲锋枪的实弹射击和两次野外拉练。

 

1969年留影。

四、重重考验

　　 我刚分到连队不久，吕武贤指导员就和我个别谈话，说我是新兵的先进分子，也是团里指定培养的苗子。因为七连是部队优秀的“四好连队”，他已是费了好大的劲才把我弄到七连的。他要我好好干，为七连争光，为自己争气，并半开玩笑半认真的对我说：“好好干，今后接我的班！”还让我尽快把入党申请书写好。

我在部队干得不负众望。当时讲究的是为人民服务，我尽量把份内份外的工作都搞好。在火车上执勤，有时车厢上长时间无人打扫，很脏且垃圾多，我只要有机会，就尽量打扫干净。

有一次，车上的厕所堵塞了，污水漫流到车厢里，其臭无比。当时车上人很多，拥挤不堪，根本无法通过，也无法找到掏厕所的工具。怎么办？当时我在心里默念着毛主席的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硬是用手把厕所洞里的污物排除了。这个事情，指导员知道后，还拿到军里讲演。

在车站和列车上执勤时，扶老携幼，为旅客端茶送水、解决困难等为人民服务的好事做了不少，我也得到了群众和部队的好评。

连队的军事训练已只是一般训练，而真正的军事训练，则是由师一级在战士中抽调部分人员进行（培养骨干）。而我就有幸两次进入一四八师炮兵集训队。

说是炮兵集训，实际是把全师的各种火炮：四零火箭筒、六零炮、七五炮、八二炮、一二零炮、高炮等集中起来同时一起训练。而火箭筒是每个连队都拥有的最小的火炮。

第一次是在1968年11月中旬到12月初。开始两天，我们集中在成都锦江宾馆学习动员。

集训的第二天，恰逢成都军区政委梁兴初把外国友人送给毛主席、毛主席又转送给四川人民的芒果，驱车护送上街给群众展示。我们集训队的战士就在成都人民南路锦江宾馆一侧手挽手的维持秩序。

两天后，我们就到大邑县梁坪打靶场集训。先是学习射击、投弹练习。手枪、步枪、冲锋枪，全是实弹射击，手榴弹已进行了实弹投弹。在练习投弹时，开头我只能投30米还不够及格，通过几天苦练，达到35.6米接近良好了。

开始训练火箭筒时，主要是学习撤缷火箭筒的零部件，了解武器的结构原理。火箭筒弹药里有一种高级炸药，爆炸时可产生一种定向气流，达3000多度的高温，能射穿坦克，但这种东西很贵，每发炮弹相当于二两黄金，因此我们在练习瞄准时相当刻苦，手上的虎口都磨上了厚茧。

　　 为了提高大家瞄准的兴趣，教练员在火箭筒上固定了一把手枪（枪套筒），用手枪子弹代替火箭筒弹的射击，来检测火箭筒瞄准的效果。最终，每人还是用三发火箭筒弹射击来完成了训练。在第一次师训队中，我圆满完成了任务，获得师训队的嘉奖。

12月9号回到了连队。刚过了十天，部队领导又通知我参加第二批师炮兵集训队。我轻车熟路到了大邑县的集训队，队领导指定我担任火箭筒排的副排长。排长是老兵，巴中人，名叫杨家贵。他对我很关照，好多事都手把手的教我，排里的一些事又放手让我去干。集训队有七个排，每排值日领操时，有时就让我去，我已过了一把指挥集训队（相当一个营）领操喊口令的瘾。那个威风的场面，永远定格在我心里。

集训队训练快结束时，搞了一次实弹射击，队里组织了在师部队农场学习锻炼的大学生来参观。当时射击演习的有四零火箭筒、六零炮、七五炮、八二炮、一二零炮等各种火炮。只有火箭筒最小，放在第一位射击。我在助手的协助下，一发炮弹射出，正好打在150米开外的人头靶（外国洋人）的大鼻子上，全场欢声雷动。

全队演习结束的总结会上，师长给大学生训话：“知识分子只有和工农兵相结合，才是唯一的出路。今天演习第一个射击的战士就是个高中生，他在部队刻苦锻炼，前途无量。”

这次我又得到师训队的嘉奖。回到部队，正逢连队年终总结会，我被评选为“五好战士”。

我在部队的第一年，确实干出了一些成绩。好多老乡、战友包括一些领导，都认为我可能成为我们这批战士中首批提干人选。还有的人当面和我开玩笑，有的人羡慕之情溢于言表。可是我心中隐隐不安，本来我是第一批填写入党志愿书，而68年“七一”首批同年兵入党就没有我。指导员找我谈话，要我接受党的考验，好好干。当时我就意识到，可能是我父母亲的事出问题了。

解放前，我父亲在泸州城里做生意，结识过一些人。为了更好的做生意，他们为父亲办理了加入仁字袍哥会的手续。这是一般的群众组织，父亲并没有参加相关活动。而我母亲是家庭妇女，由于迷信而被人登记加入了一个迷信组织，只是登记个名字并没有参与活动。我在高中入团时已将父母的情况如实填写在自愿表的档案中，并未影响我入团。并且，我三哥是解放初期入的党，当时我父母亲还健在，父母的问题组织上应该早就调查清楚了，不然我三哥已入不了党。

可后来又有两批人入党，仍没有我。

后来我才知道，部队一看到我的档案中父母的情况就觉得有问题，千方百计要调查清楚。可当事人已不在人世，文化大革命又把整个社会搞得乱七八糟的，几个外调人员都无功而返。

　　 这个事情一拖就苦了我了。69年老兵退伍，干部战士退伍一大批，68年参军的文化稍微好一点（初中以上）的，大多宣布提干了。我公社有个老乡虞勋文，初中同学，高中在泸州一中读书，兵考上了还很犹豫，还要想读书，我到他家里动员几次才到部队。到部队后又看不惯没有文化的干部战士，好一段时间搞不好关系，我还做过他的工作。还有一个初中高中都是同学的罗永林，在新兵训练时哮喘病犯了，要把他退回，但又不舍他是高中生。部队领导来征求我的意见，我说，罗永林原来身体好，和我们一起步行长征几千里路都没有问题。结果部队把他留下，这次和虞勋文一起都提干了。

其实我们这批兵，遇到了千载难逢的机会，部队干部转业很多，需要补充，还要给地方武装部输送人才，因此稍有文化、基本符合条件的都提干了。我们公社去的两个高中生三个初中生，除我以外都提了，甚至连表现较好的小学生已提干了。主要条件就是贫下中农出生，家庭条件好。当时有的战士连自己都不相信这么容易就提干了。

指导员找我谈话，要我经得起组织考验，相信党组织迟早会把事情搞清楚。要好好干，前途是光明的……后来我才听说，由于我三哥都能够入党，所以我父母的问题已不算什么大问题。但屋漏偏逢连夜雨，本来我三哥入党给我带来了入党的契机，却偏偏我三哥在文化大革命中当了造反派（红旗派）头头，还参加了《北京学习班》学习，在当时的政治大气候下，这又成为影响我入党的一个障碍。连党都入不了，提干就更不可能了。

像我这样其它条件都好而政审不过关的，有的是因外公在解放前当过保甲长的，有的因伯伯解放前当过国民党的兵，有的因舅舅是右派，所以全都是继续考验的对象。有的经过两、三年的考验，最终还是入党提干了，但和出生好运气好的人相比，付出已太大了。

这次提干风波，对我的打击太大了。辛辛苦苦干一年的成绩，付诸东流了。我们连队有个战士叫黄海清，其父亲是泸县一个大队的支部书记，他看我在部队干得很好，啥事都爱给我讲，我已乐意帮助他。不料这次提干他是排长，而我只是他下面的一个班长。虽说他还是尊重我，但我总觉得心里不好受。有些认识了解我的干部战士，由原来的羡慕转化为同情、安慰……

人生能有几回博？我在部队用自己的青春，拼博出一条通往理想的大道，眼看就要成功了，却又横生枝节，把我拒之门外，措失了我一生中可遇不可求的良机，成为我终生的遗憾。

　　 事情已经无法挽回，还得面对现实。干部没有提成，我被任命为火箭筒班班长，工作还得继续。

经过一年多的火车上执勤，练就了火车开动时都能上下车的本领。那时的火车，分慢车、直接快车、特别快车。所谓慢车，就是每个小站都要停。当时资阳到成都有墨池垻、临江寺、灵仙庙、简阳……红花潭、养马河、五凤溪、洪安乡、石板滩、龙潭寺等上十个站。当时长途汽车很少，群众出行一般都坐火车，所以慢车特别涌挤。特快列车资阳到成都一站直达，直快列车已只停简阳、养马河两个稍大的站。而火车在文革动乱期间经常晚点，而慢车晚点更是常事，所以在慢车上执勤最辛苦，车上最乱、最脏、时间最长……有时三、四个钟头就可到达的要花大半天的时间才可能到达，八九点钟到达的要半夜才到达。

有一次，我带领几个新兵执勤。火车从成都出发，经过龙潭寺、石板滩到达洪安乡。洪安乡车站很乱，车在靠右轨道停下，左边是一列货车，货车左边还有一列客车。我下车后听下面的人讲，那边客车压死了人，估计车短时间已走不了。当时自己年青，好奇心重，就想过去看看。刚刚过去不久，就听到我执勤那列火车开了，我赶忙跑过去，列车已开始加速。我顺着车跑了一段，由于各节车门口都站满了人（当时正逢文革动乱，农村青黄不接的时候，好多农民外出讨生活，车上人太多，根本无法关车门）。不得已只有胡乱跳上一节车厢，左手拉住车门扶手，左脚尖踩在车门下踏板边缘。

要在平时，这样上车是很容易的事。可那天人太多，大多脚踩踏板身子往外斜，使我根本无法踏上另一只脚，更不要说挤上车了。车越开越快，再过去不远就是资阳到成都最长的一个山洞。这样上不上下不下的，最消耗体力，不多久就难以支持了，并且，只要站在车门口踏板上的人稍微晃动，我就有被挤下车的危险。火车就要进洞，万一掉下车后后果不堪设想。与其死在洞里，不如在洞外一搏。恰巧火车经过那段堆积了修路的石子，比较平整，我一试右脚刚好能掂上，我就踩上石子顺着列车行驶的方向一放手拼命往前一冲，一蹿蹿一个跟斗扑了下去。当时车上的旅客都大声喊叫：解放军！解放军！解放军……

已不知是有列车员看见按了临时停车制动刹，还是火车司机听见了旅客的吼声，火车缓缓地停下了。我慢慢从地上爬起来，一检查，还好，只是手和脚杆上擦破点皮。车上的群众给我让开一条路，列车员把我和几个新战士带到车厢里，并挤过人众打开锁着的餐车车门，让我们在餐车休息。当时我就给几个新战士打招呼：“这件事不能回连队讲”。

　　 这件事当时还觉得好玩，过后还真有点后怕。如果那天不是刚好遇到那一大片堆积在路边平整的石子，如果不是我在火车进山洞前就果断地跳车，如果我跳车后没有穿军装戴执勤袖套……总之，稍有闪失，不死都要成残废。退一步讲，就算我跳车后无大碍，火车没有停车，几个新战士先回而带队班长未归，这个事情一曝光，我大小已得受个处分。好在一切都有惊无险，菩萨保佑，让我平安躲过一劫。至今想起来，火车为我临时停车，已是我参加解放军铭记于心的永久纪念。

五、不幸罹病

1969年，在我当上火箭筒班班长以后，班上的战士就只有一个66年、一个68年的老兵，其余都是69年的新兵。几个月的时间，大多都在车站和列车上执勤。

1969年八月底的一天，我带领全班战士执勤归来，到资阳火车站已经11点了。为了赶回部队住地资阳党校吃午饭，一出车站我就整队跑步往回赶。半道上我只觉得喉咙不舒服，一股腥味往上涌，我跑到路边几口鲜血吐出。回到连队休息了半天，第二天连长就把我带到成都跳伞塔7854（师）医院检查。一查问题就出来了：肺结核，必须马上住院治疗。我在部队漫长的住院生涯开始了。

我到师部队医院后，做了一系列检查。几天时间连队领导、部分战士都到医院来看望我，当知道我确诊为肺结核需要较长时间的治疗时，指导员已觉得我这个病来得太不是时候了。我的入党问题，连里正在给我努力……指导员要我安心养病，所有问题到时候再说。

由于肺结核是慢性病，当时还没有什么特效药，师医院根本无法治疗。我在师医院住了一个星期后，就把我转院到成都军区总医院（天回镇）治疗。团部派了一辆吉普车，由一个领导专程把我送到总医院，帮我办好了住院手续。

医院条件很好，我住的科室名为外三科（传染科），在远离其它科室的小山上的一个环形一层小院内，据说原来是高干病房。每人一间房间，病房对面是环形走廊，走廊外侧就是花草树木，空气极好。科室里总共只有上十个住院病人。

与其说是来住院，还不如说是来疗养。单说伙食，就比连队好得多，早上牛奶、豆浆、稀饭、包子、馒头换着花样供应；中午、晚上都是两荤一素，鸡鸭鱼牛羊肉每餐都能吃到。这在当时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都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也算是过上了神仙一般的好生活。

可再好的环境，已使我高兴不起来。我已隐略感觉到，这次生病，将彻底改写我的人生……

离开了连队，离开了战友，脱离了紧张熟悉的工作环境，整日里无所事事，让我感到无比孤独和无助，心里总是空荡荡的。

身体上的病到无所谓，而心里的病何时才能得以治愈？

 

六、军中绿花

我未曾想到，我将在这里遇到我人生的第一次初恋。

我的主治医生姓斳，是个女医生，和她一同来查房的还有一个护士。医生让护士给我测脉搏、查体温，护士过来柔声说到：“小鬼，把手拿出来”。我一抬头，就看见她口罩上面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呀，好长的睫毛！四目相对，我心里格蹬一下，我说：“你才是小鬼，你应当叫我老人（任）。”

毕竟初次见面，她很快给我量了脉搏、测了血压，快步出去了。没过多久，她又提了点水，拿块抹布进来。这次她没有戴口罩，朝我嫣然一笑，两个小酒窝恰到好处地洋溢在她青春的脸上。好美呀！我看呆了，脸一红説：“你又来做什么？”

原来她除了测量脉搏、血压和送药、打针，还要负责病房的清洁卫生。她看到我的桌子和床头柜有点脏，就提水来给我清洗一下。

从此以后，都是她给我测脉搏、血压和送药、打针并打扫病房。一来二去，我们就渐渐熟悉了，知道她名叫蒋wf，今年的新兵。我叫她小蒋，让她叫我老任，她只是笑笑，依然叫我小任。

住院开头几天，我正是感染期，每天都要打两次青链霉素，两根手杆都无法再打了。她几次要给我打臀部，我都不好意思拒绝了。她着急了说：“我都不怕，你怕什么？”

她每次打针，都先在打针位置用手轻轻給我揉好一阵才下针，完了还要用棉签慢慢揉。

有一次，可能是她把针下重了一点，棉签揉了一会后拿开，针孔的血还在往外流。她着急得眼泪都出来了，我直说没事，她还是自责不已，好久才平静下来。

我到医院开头几天，还比较安静，多过几天，环境熟悉了，就爱到处走走看看。有时到病房后面的小山上玩玩，玩得开心时，常忘了打针吃药，小蒋就给我提意见，说要告诉医生。其实她一次已没有告过，甚至有时还在医生面前给我打圆场。

我们科室人不多，大多是干部，只有两个战士。大概是战士之间有更多的共同语言吧，工作间歇，小蒋经常到我病房坐坐。我慢慢了解到，小蒋是个高干子女，其叔叔是武汉空军部队的领导，逝世时还登了空军报。

小蒋知道我因病思想悲观、寂寞，常常想方设法的让我高兴。她知道我是高中生，为了分散我的悲观情绪，不知她从哪里搞来在当时还是违禁的《青春之歌》、《苦菜花》、《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小说书给我看。虽说有的书我在学校就看过，但只是跑马观花，现在有时间看看，正好消除寂寞，聊以自慰。

　　 为了感激她的一片好心，我已帮助她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比如我的宿舍的清洁卫生就我自己负责打扫，有时还把外边走廊上也打扫了。大扫除需要擦门窗，爬高的事就由我负责了。

由于有书看、有事干，渐渐的我变得开朗起来。有时兴致来了，就唱《洪湖水》、《我的祖国》、《抬头望见北斗星》等当时流行的歌曲。

听见了我唱歌，小蒋就更爱到我宿舍来玩了。我们科室由于是慢性病，除了个别需要卧床休息的外，大多可以随便活动。而我进院以后，基本再未收治新病人，后来才知道，这个科室即将撤销。这样，小蒋的工作就轻松了很多，因为新病人一入院，连续几天都要测脉搏、量体温、打针控制病情。而时间长一些、病情基本稳定的病人，每天就只是发点药。

本来每天打青链霉素是很痛苦的事情，但是和小蒋相处好了以后，打针就成了我最享受的过程，既能见到令我心动的姑娘，也能感受到她在我身上的轻微揉捏……

她有时问我：“打针很痛吧？”我说：“有你在，就不痛！”她直夸我勇敢。

有一次，我和小蒋开玩笑：“你给我打针时别戴口罩，就是对我最好的鼓励。”以后真的和我相处时，她就很少戴口罩了。

渐渐地，一到打针时间，我就盼着小蒋出现，只要一听到她的脚步声，心里就咚咚直跳不已。大慨过了半个月，我的病情稳定，每天只吃三次药：异烟肼（雷米封）和其它一些消炎药。针停了，我还有点不习惯，因为每天见小蒋的机会就少了。不过小蒋工作空闲的时候，还是爱找我聊天。

我在成都工学院（现成都科技大学）工作的姐姐来医院看我，带来一些糖果、花生、瓜子之类的食品，我就常常等小蒋来和我一起分享。而小蒋有时有在军人服务社特供的一些好东西，也拿来和我共同品尝……

　　 有一段时间，小蒋在医院里参加了一个针灸培训班，她一时性起，把练习用的银针拿到我宿舍里，在我身上练习扎针。什么合谷穴、内关、外关穴、脚三里穴等，一边练习找穴位，一边学针灸。有时一针下去，还真有点麻丝丝的感觉。当然，能够有如此单独和美女亲密相处的机会，我也是求之不得的。

一次，小蒋抓住我的手给我找穴位扎针时，我情不自禁地摸了一下她的手，一股暖流瞬间流遍了我的全身。我脸一红，看了她一眼，她的脸也红了。可她继续给我扎针，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

最后一次她到我宿舍练习针灸，让我在她的手上学习一下扎针。我哪会？不过我还是握住了她的手。四目相对，我能感觉到她在微微颤抖。看到她美丽红润的脸，我能感觉到她的呼吸和心跳……我的脸也红得厉害，心里逛跳不止。我们静静地相对站立了好一会，她才慢慢地把手抽开，柔声说到：“我送给你几根银针，你拿去自己慢慢练习吧！”

当晚我失眠了。我慢慢回忆白天发生的事，原来我只知道小蒋对我好，尽管我对她一往情深，但也只能埋藏在心中。经过她主动要我在她手上学扎针并让我握手的事可以看出，可能她对我也有点意思。尽管我已知道这最终是不可能的事，但在我人生最低谷的时候得以经历人生最美好的事情，已算是对我精神上的一点补偿。

我没有猜错，和我一样，自从我住院以后，小蒋就在默默关注我。她经常向斳医生询问我的病情，开头斳医生告诉她，我的病情还在初期阶段，如果顺利，有望在一个疗程（三个月）内治愈，对身体不会有太大影响。所以，她就经常鼓励我安心治疗，争取早点战胜疾病。我自从得知小蒋的心思后，更增添了一丝对小蒋的思念，在病房里只要一听到小蒋的脚步声，心就咚咚直跳……如果我认为在该见到她而没见到她时，心里就感到帐然若失，空落落的，真有点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有时，在看小说时，一看到有描写两人爱情的段落，就自然把我和小蒋联系起来。

1969年国庆二十周年的前几天，上级领导给成都军区总医院配发了两台黑白电视机，这在当时来讲，都是最超前的。我们都是第一次听说，这个世界上还有电视机这种东西。

由于外三科的地理位置优越，医院首先就把一台电视机放在我科病房外的走廊上，让我们优先享用。国庆前两天，开始调试。开头始终只见麻点不见图像。好不容易调试成功，就通知大家第二天晚上七点观看。这可是稀罕事，我科室的病员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我告诉小蒋，到时来看电视，我用凳子给她占位子。这样，我人生第一次看电视，就是69年国庆节头晚在医院看的。那时节目很少，除了新闻节目就演了一场《地道战》电影，根本没有广告。

　　 电视还经常出问题，不过有小蒋相伴，还是很尽兴。国庆晚上是国庆二十周年的庆祝节目，也是晚七点开始，十点过就结束了。那个时候的电视节目不是每天都有，一个星期就一、两次，而播放时间已只能是晚七点开始，十点左右就结束了。我们当时看的电视，效果根本无法和现在的电视相比。

以后又看了几次。小蒋只要没有事，都来陪伴我看电视。自从有了电视以后，我又多了和小蒋相处的机会，我们的感情也开始升温。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多了，已没有瞒过大家的眼睛。有一次，国防科委和我一起住院的一个病友老刘，好开玩笑，他到我宿舍找我，一推门见我和小蒋正聊得高兴，就对我说：“小任，让我当你的月下老人吧！”我口里说：“你别乱说。”其实，我心里还真希望能有人帮忙把这事挑明。当时，我和小蒋的脸都红了，小蒋只是低头不语。

五十年过去了，每当我回忆起当时和小蒋一起看电视的情景，我还感到特别幸福。

十月下旬，我住院已将近两个月，从来没有卧床休息过。可不经意的一次重感冒，让我发烧、咳嗽、痰中带血。医生一检查，本来已经控制好的病情又有所复发。斳医生要我卧床休息，小蒋又来给我打针了。

小蒋已从斳医生那里了解了我的病情，她到来时我正咳得厉害。她紧紧握住我的手，我们彼此都很伤感。我们都知道，这次疾病复发，将粉碎我在部队继续工作的可能，我们的关系已很难继续。

过了几天，我的重感冒好了，却又得到消息，毛主席下达了最高指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林彪也下达了一号命令：“军区总医院等大医院的慢性病患者立即转移到地方野战医院。”

11月22号得到通知，11月25号我们就出发了。我们第一批五人，转移到泸州四十七陆军医院。出发的头天晚上，我们几个病友在一个宿舍聊天，不知何时小蒋已来了。她先默默的望着我，然后又转头望着窗外，不多久又转身走出了病房。过了一会，我也走出病房，看见小蒋独自一人站在科室门外。她紧握着我的手给我道别，只说了要我保重身体、安心养病之类的几句话，一转身捂着眼睛、一溜小跑走了。我知道她心里不好受，其实我何尝不是如此。

我悄然回到宿舍，一打开电灯，就看见床头柜上有一个东西在发光。我急忙上前拿起一看，是一枚金光闪闪的毛主席大像章。像章下面放了一封未封口的信封，我打开一看，是小蒋写的：任端贵同志，我们就要分别了，虽然我们相处的时间不长，但是你有一颗为人民服务的心（心字写得很大），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

　　 我明白了，从我们见面的第一天起，我们就互有好感！那一晚，我失眠了，一遍又一遍回忆起这近三个月在总医院和小蒋相处的点点滴滴。我读懂了小蒋对我的一片情深，我刚入院，就专门来给我收拾屋子，怕我住院无聊，就给我送来小说书，怕我寂寞，就经常到我宿舍和我聊天，见我开心，她也高兴，见我痛苦，她也不安……有时我到科室后边的小山上看书起劲了，忘了打针，她就专程上山找我。有一次我请假到成都姐姐家玩，说好四点以前回医院，结果那天有事耽搁了，六点过才赶回。那天小蒋三点过就来等我，看我没回，五点过又来一次，后找病友帮我留饭，第二天她就到我宿舍找我，一脸委屈样子……我已只能心痛的看着她，握住她的手，说了几句感激的话，慢慢就哄她高兴了。为了多和我接近，她几次到我宿舍来找我练习针灸……这一切，不都说明她也喜欢我吗？一见钟情这个词一下跳出来，让我挥之不去。天呐！难道小蒋也和我一样，一开始心里就印上对方的影子了吗？本来这场大病毁了我的前程，我痛心疾首！而恰巧是这场病让我遇到了一个好姑娘，是她，帮助我走出人生的低谷，抚平了我心灵的创伤……能有一次令我终生难忘的初恋，我的人生圆满了！

那一晚，我整夜翻来复去，胡思乱想：一会又开灯看看信，一会又觉得这是幻觉，不可能的事，一会又想，自己病情反复，短期内又不可能治愈，部队退伍无法挽回。自己前途未卜，再和小蒋交往也不可能。这次转院是好事，我如果在总医院住的时间越长，我们的感情将越来越深，一但到了无法自拔的地步，后果不堪设想。见好就收，让这一段美好的初恋，化为人生最美好的记忆！我心里有小蒋，小蒋心里也有我，我们曾经拥有过真爱，这就够了，这样一想，慢慢就释然了。

第二天上午，军区后勤派来了一辆汽车。我们五个病员，两个陪护医生。刚要上车就看见小蒋在不远的地方，眼睛红红的为我们送行，直到车已远去，渐渐看不到小蒋的身影……

再见吧，总医院！再见吧，小蒋！下一站，将回到我的家乡继续治疗。

 

七、回乡治病

　　 我到泸州以后，住在四七医院的传染科。在瓦窑坝医院本部（现在是泸州军分区）往西一公里左右靠长江一侧的小山上。病房大多是平房，只有一栋医生办公室、检查化验室是三层小楼。病房和楼房在四周，中间是一个长方形的大坝子。从公路上去一条路直通前门，长江一侧有后门，走出后门几步就可看到长江。一间房住两人，条件虽不及总医院但也环境优雅安静，空气很好。

我的老家游湾，就在医院以西十公里的公路边上。原来从我刚下乡时的住地步行进城走小路，就要直接从医院门口经过。当时看到里面进出的解放军还颇为羡慕，不曾想今天自己住进来后心情如此沮丧。自己曾满怀激情去参军，不到两年就返程，而且是疾病缠身……

住院开头几天，心情糟透了。看到护士就常拿来和小蒋比较，总觉得啥都不如小蒋。一打针就心烦，小蒋给我打针时的好心情早不见了。几天检查下来后问医生病情，医生也显得不耐烦：“刚来就想走？”心情不好了，就看啥事都不顺眼，晚上也睡不着觉。没事就把小蒋的信看看，然后很悲观地给小蒋回了封信。

直到有一天碰到生产队进城卖菜的老乡，他们谈到队里今年收成不行，稻谷分得少，日子难过，我方如梦初醒：如果我没有当兵，现在不是一样整天为生计发愁吗？和他们相比，我现在过得太美了，每天鱼肉有得吃，干饭随便胀，过着令人羡慕的好日子！什么都不想了，过一天是一天，享受好现在吧！这样一想，慢慢就了然了。

心情平静下来后，看到熟悉的乡土，听见熟悉的乡音，遥望着滚滚的长江，就觉得在泸州治病，环境并不比总医院差。而且当我的家人、朋友来看望我的时候，就更觉得能够回家乡治病是好事，并不是哪个当兵的想回家乡就能回的。

心态好了，有时我就坐在长江边，回忆一些往事：我参军时遇到了金连长，他不仅助我圆梦军营，而且把我的情况汇报到上级、介绍到新兵营，使我一参军就受到重视。说来已怪，我们参军年龄是18—22岁，我已接近上限。还有16岁参军的，怎么说我已年龄偏大，可偏偏我在队伍里一站，却更显得年青一些，颇得新兵营领导喜欢。

　　 我到新兵营不久，后勤曾司务长把我叫到他宿舍（金连长和另一个领导已在），桌上摆了一些新鲜蟠桃，圆圆的、扁扁的，我第一次看到，也第一次吃到，很甜蜜很清香。刚入军营就得到领导的厚爱，使我更甜在心里。后来我才知道，曾司务长就是三营七连的司务长抽调到新兵营的，就是要为连队物色人才。

我分到连队后，司务长才告诉我参加五十军毛代会的原因。原来，有一些部队下属的单位：汽车兵、后勤卫生兵、通讯兵、机关文员等，都要到新兵营来选拔人员。而部队自己也要留下培养的骨干，故只有把好的留下，中间部分任人挑选。我一直是保留人选。有一次一个副师长来新兵营，准备挑选一个警卫员，认为我还可以，就给新兵营领导交涉，说准备过几天来要人。新兵营领导不置可否，结果第二天上面来了一个参会名额，新兵营领导就直接让我去开会，会后就直接分到老连队了。

我还对我与小蒋的恋情进行了分析。如果我刚住院时已经提干，或者我有运气病好后复原转业到成都分配了一个好工作，我俩的恋情才可能继续，否则，都不可能。人生能有如此美妙的爱情在心里，巳经足够了。

我刚参军时，实际年龄和身体年龄差距有点大，由于吃得好，精神愉快，白里透红的脸格外引人注目。有一次，我在一列特快列车上执勤，在卧铺车厢遇见一个首长，样子像大官。首长问我：“小鬼，多大哪？”我故意少说三岁：“二十岁”。首长直摇头，用手一比划：“十六，十六！”旁边带枪的人对我说：“怎么不和首长好好说话？”弄得我哭笑不得。

慢慢和一些病友熟悉了。每天晚饭后（有时是下午），是我们散步聊天的时间，有时吹吹牛、看看书和报刊杂志，有时围观别人下棋。自己也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日子到也过得舒坦顺心。

那时泸州还没有公交车（大跃进时曾经开通过一班江城到纪念标的公交车，车顶上挂一个大气包，文革动乱期间也停开了。），泸宜公路上连客车都没有。过往的汽车很少，有时半天已不见一部，我家乡的社员进城全是走路。

有一天午饭后，我独自在公路边散步，一辆货（汽）车在我身边停下，司机探头问：“解放军，到哪里去？”刚好那天没事，我随口说：“到游湾。”司机让我上车坐在他旁边，不一会就到家门口了。在家玩了两个钟头，就慢慢顺着公路往回走，走不多远，又坐上一个好心师父的车。我回到医院时尚早，我和病友说我已回家玩了一趟，他们还不相信。有了这次经历后，我就知道真有啥事要回家，就可以仿照这个办法。

　　 那个时候的人心很纯扑，解放军在群众中的威望很高，真有啥事群众都乐意帮忙。解放军遇见路过的汽车，向师父招手，在可以载人的情况下，一般都能把解放军搭上。我们把这种乘车方法叫做“招手牌”乘车。我从家里步行到医院需要两个小时左右，只要坐上一面的车，半天一个来回就够了，所以，后来我回家的次数就渐渐多了。当然，并不是每次搭车都是坐驾驶宝，有时已只能搭乘汽车、拖拉机装货的车厢。在泸州住院期间，大车、小车、拖拉机、摩托车，我坐过了好多“招手牌”车。

五十年过去了，现在从泸州到游湾的公交车、过路客车比比皆是。在当年过路汽车都难得一见的情况下，很多人想坐坐汽车都是奢望，就是有钱也不行。能够得坐“招手牌”汽车，是多么幸福的事。

我有个初中同学（好朋友）黎明，水电校毕业分配到纳溪水电局，在泸州城区长江对岸。当时泸州还没有长江大桥，汽车过河主要靠三道桥到蓝田垻的汽车渡轮。我到纳溪去，只要在北岸码头和司机联系好，随汽车上船再坐他的汽车，就可以到纳溪了。用这样的方法，我到纳溪找黎明同学玩了两次。

我的主治医生姓付，是个老军医，为人和善。由于我有段时间爱感冒，一感冒病情就反复。付医生告诉我：“要加强锻炼，增强抵抗力”。其实我以前已在晨跑，只不过没有坚持。听到付医生的话后，我逐渐养成了晨练的好习惯，每天早上起来后，用冷水洗脸、跑步、做操（用以前学过的广播操自己再加上一些动作），一坚持就是几十年，风雨无阻。下雨天就在食堂和其它能避雨的地方做操，原地跑步练习。体质增强了，感冒也少得了，这个好习惯让我终生受益！

由于住院有的是时间，住院期间，我又迷上了记日记。单在泸州的七个月，我就记了两、三个本子。在天气好的日子，我就拿本报刊杂志和日记本到长江边找块干净地方坐下，看看书报，写写日记。

1970年元旦那天的日记，我至今依然印象很深。那天天气很好，冬日的阳光晒在身上暖暖的。早上听收音机里发表了一篇人民日报社论：迎接伟大的七十年代！我也破天荒地仿照这个题目写下了当天的日记：回顾六十年代的人生经历，展望七十年代的奋斗目标！

人生的大悲大喜、大起大落、酸甜苦辣等种种磨难都在过去的十年经历过了：1966年文革动乱停学回乡劳动，1968年颇费周折参加解放军，参军第一年我就获得骄人成绩，眼看渐入佳境，谁知又横生枝节，入党受挫、提干受阻……本欲继续努力，又遇病魔缠身……

　　 在新的年代里，我一定奋力拚博，彻底改变命运：一定要战胜病魔、恢复健康，一定要争取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一定要找到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好工作，一定要组成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庭…… 

如今看来，当年写在日记上的奋斗目标，在七十年代都得以一一实现。遗憾的是，我写的好几本日记，都没有保存到最后，而写日记的好习惯，终因复员回家劳累奔波也未能坚持。

元旦节过后几天，医院本部有文艺节目演出。我三哥、嫂嫂抱着出生不久的小侄儿到瓦窑坝的亲戚家走人户，我给他们搞了两张票，晚上一起到医院礼堂看演出。和三哥坐在一起，看着乖巧活泼的小侄儿，一股亲情涌上心头。我说：“我想抱抱侄儿，你们怕我传染吗？”我三哥很大度：“想抱就抱，不怕！”其实我已知道，我那时已不在传染期，不过还是有人谈病色变。抱着侄儿，我的心融化了。

坐在三哥的身边，多少往事涌上心头。都说长兄如父，确实如此，我们这个家，三哥付出太多了！

我三哥是解放初期的老党员，为人正直、热情开朗、对党忠诚，在文革前就经常被抽调到农村搞中心工作（四清运动），通滩、况场两个公社的生产队、大队跑得很熟，干部社员大多认识他。我后来当老师到乡下作家访时，只要知道任端富是我哥哥，大家都对他在乡下的为人做事很赞赏，说他工作实在、联系群众、敢讲真话，是个好人。

三哥曾抽调到宜宾地委搞社教工作。文革初期，他还很保守，不知为何后来他又干得那么起劲。我想他的本意是好的，是为了保卫毛主席和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最终当上了造反派的头头。当时派性很严重，而对方大都是掌握实权的，已传言要将他进行批斗。我已暗暗为他担心，但也无能为力。

三哥工作二十年了，第一个小孩才出生，他把最宝贵的青春都付出给我们兄弟姊妹了，不是三哥的无私奉献就没有我们兄弟姊妹的今天。想到此处，我眼睛湿润了。

春节快到了，我回家吃了一頓团圆饭。这时，我九弟已长大，幺弟已是16、7岁的大小伙子了。经过商量，我们决定过年去给父母亲上坟。

我回医院请了假，让医生多给我开了两天药，初一一大早就赶到况场“大都观”（寺庙，我们刚下乡时居住的地方。父母亲都在这里去世并埋葬于此）。我穿上军装来到母亲坟前，眼睛湿润了：母亲为我们七个子女操劳一生，没有享过一天清福，不到五十就过早离开了人世。“妈，你安息吧！你的子女已经长大，你最想见而又从没见过的长孙已来给你拜年了！”

　　 我们一一给母亲跪拜后又去看望父亲。在父亲的坟前，我脑海中浮现出父亲老态龙钟、未老先衰、全身浮肿的样子。父亲去世时，刚满五十岁，正当壮年。刚下乡时，父亲还踌躇满志，不想一下乡就遇三年自然灾害（父亲从下乡到去世，刚好三年整），累死累活，仍然食不裹腹。以后越来越严重，有时几天不见一粒粮食，身体很快就垮了，先是消瘦，然后浮肿。其实，父亲是活活饿死的。

父母亲辛辛苦苦大半生，眼看子女大了，该享福了却又不在了，实在令人伤感……我在坟前许愿说：“我已不求当官发财，只求保佑我早日恢复健康！”现在看来，我能有今天的身体，已许是父母亲在冥冥中护佑我吧！

正月过完，我到泸州已有三月，治疗巳完成了一个疗程。医生让我照片检查病情，结果下来，病情顽固，还须继续治疗。住院久了，这个结果已不觉为怪。有个病友张老兵，据说住了两三年医院已不见好转，所以，像我这样的病，住一年半載已是常有的事。既来之、则安之，听天由命吧！

有一天，部队一个领导护送退伍兵回泸州，顺便来医院看我的，我才知道我们同年兵已有退伍的了。联想到自己病好后就要退伍了，心里真不是滋味……

四月份部队医院换防，泸州的四七医院和新都的三八医院对调，医院领导和医务人员全部换。虽然我们还住同一个地方，名称却变成三八医院了！

新来医生对我的疾病进行了重新评估，我已表示想尽快出院。医生又给我加了一种自己治疗结核的新药“ps”，据说这种药还在试用阶段，有人吃药后身体反因映大，但为了早日出院，我已就不管那么多了。一个月后复查，病情就比较稳定了。医生又让我继续巩固治疗了一个月，直到六月底，在我的强烈要求下，终于给我开了出院手续。

我在泸州长达七个月的住院治疗，终于告一段落了。如果说我在总医院住院的三个月，是在小蒋的陪伴下减轻了初得疾病的痛苦、恐惧和寂寞，那么在泸州住院的七个月，则是故乡的美景、滚滚的长江和血浓于水的亲情给了我战胜疾病的信心和力量。

再见了，泸州陆军医院！我将回到久违的军营。

八、挥别军营

六月下旬，我回到了资阳党校部队住地。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连队就出现了很多新面孔。吕武贤指导员已提为营教导员，指导员由原一排长宋惠斌担任。除了六八年的老兵和六九年本排的兵外，其它六九年的兵和七零年的新兵都不认识。

我把出院手续交给宋指导员，他把我安排在一间空闲的小屋里，让我先休息几天，说有好消息告诉我。晚上，宋指导员把我找到连部对我说：自从我住院的时候开始，连里吕指导员和上级领导都对我的进步问题很关心，第一次派人到泸州外调，就有人举报三哥是造反派头头的问题。当时有人对这事很敏感，觉得还是拖一拖再说，反正我在部队的时间还长。不曾想关键时刻我的身体出问题了，这件事就放置下来了。吕指导员离开连队时专门给连里交待：要尽快解决我的入党问题。于是，我在当年“七一”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本是我梦寐以求的好事，没想到我住院十个月后轻易就实现了。其实我何尝不知，这是对我入伍以来所作工作的肯定，已是对我精神上的一点补偿。我心里有点高兴，但更多的是失落。如果这个好消息提前两年到来，我的人生将更加精彩。现在虽然入党了，但据目前的身体状况，已免不了复员回乡。

在文革动乱期间，只有部队入党是正道。那时入党没有预备期，一批准就是正式党员。而地方上有些组织已停止了接收新党员的工作，直到多年以后才得以恢复。

由于我所在的班已有新班长接替，指导员没有专门给我安排新工作，让我在车站执勤或是哪趟车执勤人手不够时作替补，等我一个月身体复查后再决定我干什么。

感觉自己早已没有住院以前受领导重视了。是自己的身体不争气，又能怨谁？其实领导也是关心我的身体健康，严格按照出院手续的要求办事。我回连队要继续吃一个月的药复查后才算病愈。

尽管我在这一段时间处于半休息半工作状态，我还是很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尽量干好该干的工作。我明白，我在部队生活的时间不多了。领导对我已放得比较宽，破例准假让我到成都姐姐家玩了两天。这期间我还有幸赶上一次部队组织的的实弹射击，我又打了一发火箭弹。这样，我在部队打出的火箭弹已上升至八枚。

一个月很快就过去了，七月底我到成都军区总医院复查，结果出来傻眼了：病没有好，还得继续治疗。我虽说早有预感，但还是难已接受这个现实。我已不想小蒋再为我担心，可偏偏在我办住院手续时又遇见了小蒋。她当时已调到收费室上班，我再见到她时已不再有往日的激情。其实到泸州住院后我就有自知之明，在互相写过两、三封信后，就主动中止了联系。

　　 这次见面大家都有点尴尬。我简单告诉她我病治好后必复员回老家农村，这一辈子没有希望了。她只劝我回去学医……我已看出她现在对我只剩下怜悯和同情。这是我转院后第一次已是最后一次见到小蒋。若干年后，我到成都会见战友，有两次专门一个人到总医院门口转悠很久，但我始终没有勇气迈进总医院一步。一是进去不一定遇见小蒋，再则若是真的碰见了，我又该说什么呢？

回到连队过完“八一”，我又告别了领导和战友，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新都第四十七医院住院。四十七医院隔成都只有三十多公里，距新都县城仅一公里。

由于四七医院是上半年才从泸州调过来的，科室的医护人员我大多认识，这就少了陌生感。住院已有归队的感觉，情绪很快调整好了。老病号了，好多事情已看开了。现在有条件住院是好事，把握好时机，安心地治病吧！

医院附近有个荣军疗养院，住了一些缺胳膊少腿的残废军人。有时看到他们联想到自己，虽说自己有病住院，但身体健全，和他们相比，这点小病就不值一提了。

医院的后面有一个庙宇，这是当时重点保护的文物单位——宝光寺，里面塑着八百罗汉。那时一般人不能进去，而解放军进入有时则不受限制。所以有点时间我们就到庙里数数罗汉：从罗汉中任意一个开始，把自己的岁数数完，如果最后一个喜笑颜开，就说明自己的运气好；如果是愁眉苦脸，就有问题了。

出医院大门不远处有一条小溪，风景很美，成了我们经常散步的地方。我到医院就给自己定了个康复计划：加强身体锻炼，早上按时起床，冷水洗脸、跑步、做操，活动身体；上午附近转转、看看书报、写写日记；中午午睡一小时；下午和病友们聊聊天、散散心；晚饭后散散步；晚上按时休息，积极配合医生治疗。

过了一段时间，和几个病友战士熟悉了，下午的活动时间就增多了，有时就结伴到新都城里转转。新都城里有个桂湖公园很出名，公园里有好几株两人合抱的大桂花树。有个大湖，绕湖一圈是漫步大道，桂花树就分布在大道两边。湖心和四周都建有亭台楼阁，风景很美。

尽管医院到公园来回一趟要花一个多小时，但是我们还是经常来这里玩。我们有时沿着小溪散步，可以一直走到新都火车站。在天气好的时候，我们又拿两张报子，到小溪边、公园里打打扑克牌。

成昆铁路通车时，成都在青白江新建了一个洗衣粉厂，人员在各单位抽调。由于文革动乱学校停课，成都工学院工作的姐姐、姐夫就申请调到成都洗衣粉厂了。而新都隔青白江不远，我想请假去看看。当时只有成都到青白江的一两趟客车，而新都没有直接到青白江的车。那一次，我又利用在泸州惯用的“招手牌”汽车乘车，在转了两、三次车后，最后一小段路程由一个工人师傅骑自行车路过才把我带到工厂。找到了姐姐，我在厂里住了一晚上，第二天姐姐才找车让我回到医院。

　　 1971年元旦过后，住院的几个病友在传言，今年退伍可能要直接安排一部分工作。春节过后，医生给我检查了身体，病情已基本稳定，我就找医生要求出院。医生本欲让我再巩固一个疗程，但我想回连队赶上三月份的退伍安置，于是在1971年二月上旬，我终于结束了部队的住院过程。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岁月，一年多都消耗在医院里了。

我在部队最后一个月是在灌县（现都江堰市）中心公社五星大队度过的。原来在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下达后，我们部队结束了铁路、车站的执勤工作，于1970年底来到青城山后山打坑道。团部就住扎在灌县政府。

我们七连正好和青城山的上清宫相隔不远（在山后同一平台上），离团部只有十多里路。我从新都四七医院出院后就直接住到大队给部队腾出的一个瓦房小院里（还有几间房顶是用树皮盖的），连部和炊事班就住在这里。而施工的战士则住在外面工地上自己搭建的工棚里。

回到部队不久，我就知道我已在复员战士名单里了。让我始料不及的是，我回部队晚了一步，部队直接安排工作的名单已经确定，主要接收单位是青海石油部门。我找到团部领导，领导给我做工作，说是青海石油部门的生活、工作条件都很艰苦，我才出院就到那里工作不适合，以我的政治文化条件，回去在当地找工作是不成问题的。本来他们的想法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当时知青才下乡不久，招工一般都招退伍军人。但他们哪里知道，我回乡下要想安排工作的困难：不但没有背景，反而有很大阻力，这在我复员回乡后两年多在农村痛苦挣扎的经历得以证明。

这段时间，连队给我的任务就是每天步行到团部送送材料、拿拿报刊杂志（文件）等，相对比较自由。反正都要复员了，趁机好好游山玩水，玩过痛快吧！

　 从连队到团部步行一般要走两个小时，我走熟悉了以后，下山我基本上是小跑。走得快点，一个小时多一点就行了。而领导给我的任务是一天来回一趟，其余时间让我自由安排。因此我有时间走过了都江堰和青城山的各个角落：二郎庙、木吊桥、宝瓶口、李冰寺、神仙亭、上清宫、天狮洞等（那年月旅游还不时新，都不收门票），指导员还格外给我两天假到成都给姐姐告别。姐姐专门给我打了一件毛线衣服（那时买毛线都要票），对我复员回家表示同情，但也无可奈何。

复员离开队伍的前几天，利用我自由行动的机会，我到团里各个连队转转。因为是打坑道，住地比较分散，所以从七连到团部要经过好几个连队。这样就能和我熟悉的老乡、同学、领导都告个别。

我们68年这批兵除了提干的和极少数留在部队的，绝大多数都复员或安排到青海工作。我们大队（村）当年参军的陈细明、王兴高和我三人，他两个都到青海工作了。我公社和我一起到师训队训练的三人：王成武还继续留在部队干，我和谭学能都要走了。遗憾的是，他们两个退伍回乡后，已在多年前先后因病去世了。我们七连提干的六个同年战友，还有本公社同学虞勋文，我和他们告别时，他们都为我的处境堪忧，为我的身体担忧。然而世事难料：五十年过去了，我退伍回乡后，虽说经历诸多磨难，但至今我还能游山玩水、不亦乐乎，而为我身体担忧的几个当年身强力壮的提干战友：苟清乾、黄海清、徐世金、虞勋文都先后到毛主席那里报到了。

现在回忆起来，当兵几年在我的人生中是最美好的一段，虽经历了大起大落，却磨练了我的思想和意志。疾病毁了我的前程，却成了我后半生几十年如一日锻炼身体的动力，虽然退伍回乡还是当农民，但是已为我今后出来学习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是部队治好了我的疾病，使我在后半生健康生活、工作了几十年。是部队让我远离文革困扰，在政治上给我新生。我当过兵，终生受益、终生无憾！

1971年3月中旬，7848部队汽车团派来了好多辆军车，先把我团的退伍战士接到成都。全军的泸州籍战士在成都集中上车，由部队干部一直把我们送到泸县招待所。

我的军旅人生结束了，我又将回到起点：泸县况场公社永丰大队（游湾村）务农，为继续探寻人生的出路而努力奋斗！

 

九、追梦之路

　　 我退伍回乡后，正逢退伍军人参加工作的最佳时机，但已是我们家庭最倒霉的时候。当时，正是红联站掌权，狠批红旗派、大整对方之时。我三哥已被弄进“学习班”（红联站组织另一派“红旗派”的骨干人员改造思想的全封闭的政治学习的地方）批斗。为了减轻阻力，我复员后单独立了一个户口，但还是无法摆脱受牵连的命运。

我三月份回家，三月底公社就在选拔一批到隆昌师范短训的工农兵学员。当时符合条件的并不多，我们大队还好，有三个退伍军人。其中，只有我是高中生和共产党员，而李元福（当了不到两年兵）、李华云是初中生，还有我们部队一个石龙公社的战友李忠华是小学生。人们私下议论，都觉得一定有我在。当时我还觉得当小学老师不如到工厂好，结果出人意料：偏偏是他们三个得到通知而不是我。我还暗自庆幸，如果有我就会失去以后招工的机会。

过了几天，又有几个长江挖掘机厂的招工名额，等我知道时人家已得到录取通知了。其中一个是我的战友，一个是我生产队当兵不到两年的退伍军人，并且他们都是小学生。

没过几天，又有招工到远大煤矿的、供销社的、工商所的……总之等我得到消息时，人家入职手续都办完了。我感到问题严重了，再次找公社书记、武装部长、大队支部书记，向他们汇报了我的身体壮况和我在部队工作情况，希望各人做事各人当，不能因我哥哥的事而不给我安排工作！

六月份，终于盼来了好消息：渡口（攀枝花）钢铁公司来招工了。这次招收的人员多，我好不容易得到了体检填表的机会。一切顺利，招工的部门已经通知我作好准备，得到正式通知就要出发。那时我三哥正在三中“学习班”学习，我去学校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三哥，不想在我回家的路上，碰到了汪公安（红联站核心人物，三中学习班负责人之一）。他问我：“听说这次招工有你？”我说:“有！”当时，我心中就有点犯疑，果然，在最后发通知的时候，就把我从录取名单中去掉了。我再次到三中把我招工资格别被取消的事告诉了三哥，三哥本是很坚强的一个人，平时不管怎样受委屈、在被人批斗时受了再大的罪，也从来没有掉过一滴眼泪。但这次听说我招工被卡，他已伤心地掉下了眼泪。他马上写了一封信，要我立即到泸县找县长吴均（三哥曾和他一起工作过，搞“中心工作”和“社教运动”在一个组）。

　　 当时又没有车，六月的天，临近中午天气又热、太阳又大。我把长衣长裤脱了放在包里，只穿一条短裤，赤裸上身一路小跑，几十里的路程三个小时就到了。我在县政府问到了吴县长的住地，找到吴县长，把三哥写的信亲自交给他，并和他谈了我的具体情况。最后，他只是打了几句官腔：“这次已经不行了，以后有招工机会再解决……”，早知这个结局，又何必浪费三哥的一番心血，我又何必这样劳累奔波呢？

痛定思痛，我深刻体会到，如果形势不好转，我要想安排工作是不行的了。看来，我的命运就是如此了。俗话说：一根田坎三节烂，这就是我现实的处境。少年遇自然灾害父母亲去世是第一大难，参军得大病毁我前程是第二难，现在招工因为派性被人无故卡了是第三难。现阶段，仅凭个人的努力是不可能的了……

我有好长时间想不开，找老同学、老战友喝喝酒（还大醉了两次）、发发牢骚出出气，还学会了抽烟。最后还是自己安慰自己：想开点，日子还是要过，到哪个山头唱哪个歌，走一步是一步。好在我最担心的身体还好，回农村几个月，人晒黑了，饭量大了，艰苦的生活已适应了。只要疾病不再光顾我就行，我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有什么可怕的呢？

其实对于农活除了犁牛（用牛耕田）、打谷子等少数重体力活我没有干过外，大部分农活我都能干了。当时大集体干活，男女的差别很大，干同样的活，我们男同志一个工得十分，女同志只得七分。有些技术活，可能我还不如女同志干得好，但工分依然比女同志高，我自己都感到好笑。只要身体不出毛病，就在农村混混日子，我相信，总有落实政策的一天！

有一天，大队张支书找到我，要我在大队村小当民办教师。我几经考虑后答应了，但是我提出：在我任民师之时，如果有招工招生，我随时可以离开。

这样，从1971年六月起，我开始担任民师。其实，71年暑假也有推荐工农兵学员读师范、上大学的名额和招工名额，但当时对红旗派的批判愈演愈烈，我已受其牵连根本就没有机会。

11月份，嫂嫂的第二个孩子出生，我和弟弟找到“学习班”（当时已搬到通滩学堂湾）领导给三哥请假，假是准了，可三哥回来时还带回一个“保镖”，是学习班派来的新分到供销社的一个复员军人。三哥在家几天，他就跟着几天，监督三哥的言行举动，限制三哥的人生自由，可见他们把三哥当成什么人了。

　　 在这样的环境中，哪还可能推荐我去读书、当工人呢？

1972年元月寒假期间，我搞了两张酒票，在供销社打了两瓶酒（高粱酒七角钱一斤），还买了一斤白糖，到张支书家里找到了张支书。我把民师工作辞了，表明我一心一意要想读书和工作，有机会请他帮个忙，成功了我会重谢。

没有教书了，我外出更自由了。虽说我经常打听到招工、招生的消息，但始终听到的是要有关系走后门的才有机会。

72年暑期又有几个学校来招收工农兵学员，说是“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事实上前两条是假，大都是和领导有关系的开后门走了，我连报名的资格都没有得到过。招工更是开后门的多，没有关系根本不行。

从72年开春后，派性斗争稍有好转，哥哥开始出来上班了。而那时招工开始招知青并开始有顶替父母亲上班的政策，故退伍军人招工机会就不多了。但有些大学、中专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不过都是和领导有关系的走后门就搞定了。

72年秋，我知道有几个条件不怎么样的退伍军人都去上大学了，我到公社找领导，他们已不置可否，说以后有机会让我去。其实，每次都把我的招工名额压下，推荐工农兵学员连报名资格都没给我一个，有些公社领导已觉得不合理，但要立即解决我的工作问题又有难度。武装部刘部长表态，会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给我解决一些问题。

1972年底，农村经济好转，好多农民要杀过年猪，公社组织了几个人协助税务所到乡下农民家年宰收税，就找到了我。这是个美差：每天和屠子一起，哪片杀猪走哪里。把猪杀了后收下小肠、蹄筋、大骨头，在年宰税中扣除。哪里杀猪，就在哪里吃“刨猪汤（旺子汤）”。一天两、三顿最新鲜的猪肉，一个多月下来，人都胖了一圈，还找了好几十块烟钱。不管怎样说，能得到公社领导正确对待，让我重新看到了希望。

1973年6月，大、中专招收工农兵学员的报名开始了。这次公社通知我去报名，可一看招生简章傻眼了，年龄要求在25岁以下，而我已经满过了25岁，报名资格又被剥夺了。当时对年龄要求很严，这次怨不得谁了，只能埋怨公社领导，在我年龄合格时不要我去，现在年龄大了我又去不了了。命该如此，还是老实回家干活吧！

十、桃李芬芳

　　 有一天早上我正在公路边干活，忽然路上有人叫我，我一看，是区文办的吴兴贵老师。吴老师问我：“想不想读师范？”我说：“能读就去读！”他说：“现在有个文件精神：刚超龄的高中生可以并且只可以报考师范学校。你刚好符合条件，但考试就在明天。你要马上到公社填表办手续，下午赶到泸县招待所拿准考证，明天参加考试。”

于是我和吴老师赶到公社填表办好手续，下午步行到泸县招待所和其他考生会合，第二天由工作人员带到泸州师范学校考试。

考试结束回家没几天，又得到公社通知，要我到通滩区政府开会，参加今年的收粮工作。当时我很怀疑，才考了试就让我去收粮，是不是读书的事又黄了？不管那么多，收粮是好事，先干起来再说。在区里开会后，我被分在石龙（现石寨）粮站收粮。收粮工作当然比农村干活好得多，生活有规律，吃饭有食堂，下班可在街上转转，每天还有块把钱收入。

转眼一个多月过去了，考学校的事还没有消息。有一天，公社通知我回况场开会，我从石龙一路长跑回到况场公社，原来是组织考生学习有关教育改革的文章，还有报上发表的张铁生的文章。会上，传达选拔工农兵学员的标准是“政治条件，实践经验，文化程度”，要考生表态。好多考生都说一颗红心、两种准备，而我说：“既然我参加了考试，就希望考上。我已经历了许多的曲折，我一定能经受住考验，但我希望这次要按政策办事！”

回到石龙粮站，继续工作到九月份，终于得到入学通知。我很快办好户口、粮食转移，于1973年九月中旬到泸州师范学校报到。

我被分在了75级一班。当天晚上，班主任老师袁金和，把我们几个复员军人和共产党员叫到办公室开会，要我们负责搞好班上工作。第二天把我们作为班委后选人，我被选为班长。

一个月后，全宜宾地区几所师范学校的高中生（还有部分优秀初中生），集中选拔到宜宾地区教师进修学校（现泸州教育学院，泸州大学）集中培训中学教师，我被分在数学班学习。在学校学生会干部的选举中，我当选为学生会主席。

1994年与学生在沱江边春游。

2019年春节，与原83级二班部份学生在泸州合影。

2019年春节，与原83级二班学生王和莲（雨荷）合影。

泸县三中同事合影。

2018年，终南山中。

2019年春节，部分任氏家族成员合影。

　　 1974年秋期，文发友、邓安云、李策新和我到富顺一中实习了一学期。圆满完成实习任务回到学校后，分管学生的领导胡亚林把我叫到办公室，让我看一个宜宾地区团委的文件：《任命任端贵同志为宜宾地区教师进修学校团委副书记》，虽说是个挂牌职务，但是回想入学以来，一直受到学校和上级领导的重视，至少证明我是个优秀学员。而在两、三年前，作为一个复员军人、共产党员，我连当个工人都不够格；招收工农兵学员，我连入门的资格都没有。

1975年8月，我被分配到泸县三中工作，经过前半生的不断努力，我终于奋斗出了理想的结果。

在我几十年的教学工作中，我一直勤勤肯肯工作，不断努力学习，在职先后获取了“四川省广播电视大学”，“西南师范大学”的本科毕业证。

为了搞好教学工作，我加入了泸县教育学会。我在部队养成的热爱公益活动的好习惯，使我在八十年代初学校的教职工大会上被选为泸县三中学校工会主席，并连续几年被泸县总工会评为先进工会工作积极分子。

在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工作中，我经常利用节假日、周末到学校附近的村、镇学生家里作家访，动员流失学生入学，为“普九”作出了成绩，在2000年被评为“泸州市江阳区优秀教师”。

回眸经年：从军报国，铸就我一生坚强和忠诚；教书育人，换来了桃李遍天下，且大多学生都在各自领域有所建树！

风风雨雨几十年，总算不负父母、不负家国、不负师长、不负学生。

往事如烟，岁月早已卸去了沉重的过往。如今，尽管我已年过古稀，依然能登高望远、四处旅行。面对未来更美的生活，我将微笑着继续前行！

天道酬勤天不欺，笑傲江湖任我行；

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

2019年春，与原泸县三中初八三级二班部分学生在泸州羊大山公园。

六十岁生日与同事和原泸县三中学生合影。

2016年，古稀之年登华山。

登南五台山。

附录：一路行吟录

任我行

一

老身入住西安城，喜获金卡好开心；

公交地铁随意坐，长安古城任我行！

二

六八同学正年青，一八相逢白发生。

既知岁月不饶人，何不潇洒任我行！

注：六八指二中六八级同学，一八指去年同学聚会。

入群有感

自2019年9月开始，老同学王和清，原泸县三中学生易曾权、赵光海分别邀请我入了几个微信群，使我的老年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朋友邀我入微群，同学圈里情谊深；

身在异乡少寂寞，随意聊天好心情！

重阳节有感

 

年年岁岁话重阳，重阳年年不同样。

今年登高上秦岭，来年九九去何方？

 

秋季登秦岭山

 

一

近日得闲上山岗，遍地草木尽金黄。

金秋九月风光好，怎得美景近夕阳！

二

金秋九月天气新，独上秦岭漫步行。

秦汉唐人今何在，山川美景赠后人！

 

又登秦岭二山

 

才爬翠华山，又登青华山。

同属于秦岭，两山不一般！

 

翠华奇石山，石下有冰川。

青华景色绚，天梯上半山！

 

无题

 

晚秋落叶黄，深感凄凄凉；

落叶怎知秋，一岁一苍茫。

 

 

壶口瀑布日游两省

 

上午游陕西

盛夏避暑在宜川，晨起匆匆到河边。

壶口黄河奔腾激，瀑布吼声震山川。

 

下午玩山西

观景过桥到对边，山西观景上猴山。

黄河滚滚来天边，壶口瀑布更壮观！

黄昏遇阵雨

先观美景天气晴，归程却遭阵雨淋。

全身湿透仍高兴，雨后空气更清新！

 

一早游两省

夜住黄河大桥边，晨练晋地跑秦川。

晋陕风光不一般，返程山西问早安！

 

终南山观古树

初冬遇晴，天气清新；冬阳送暖，欢乐旅行！

 

初冬又得天气新，阳光伴我南山行。

观音古寺人潮涌，千年银杏放青春！

 

两次秦岭观雪

有心观雪雪不至，无意观雪雪来之。

大雪节气看大雪，冬至未至已冬至！

 

秦岭山下看飞雪，莽莽苍穹一片白；

更有好友来鼓励，天气虽冷心里热。

 

老来寻乐

老来悠闲，玩水游山；任我行走，自得其欢！

 

一

少壮常思游山川，诸事纷扰不得闲。

老来悠闲任我行，古稀畅游上华山！

 

二

现今暂居古长安，临近秦岭众多山。

怎得岁月催人老，游览一山是一山！

 

再登南五台山

 

翠华山到青华山，游览一山又一山。

今天再登五台山，秦岭还有好多山？

 

大唐芙蓉园赏雪

 

芙蓉园里赏飞雪，湖面清波湖边白。

观雪何需上秦岭，皇家园林更出色！

雪后望秦岭

秦岭山下看飞雪，莽莽苍穹一片白；

更有好友来鼓励，天气虽冷心里热。

2018年冬，西安大唐芙蓉园赏雪。

今年（2023年）5月，泸县二中高中同学永和到西安，陪同他到西安城墙，钟鼓楼游览！

2023年5月18日西安

役情期间，全运会在西安召开，我在西安参加了退役军人自愿者。

后记

这篇文章得以最后成形，多亏了雨荷女士的辛勤付出。我去年九月份才学习上微信，老了，没事干，就在群里学写点小诗，学写点小段回忆文章。雨荷女士把我在群里写过的东西都收集起来，并鼓励我把我经历的事情继续写下去。她不断的给我收集整理，以至于把文章整理出来后，有些写过的小诗我自己都忘了……

有一段时间，我每天下午都在手机上打字，由于老手老脚，好几天才打出一小段文字。雨荷女士都不厌其烦地帮我收集整理，好几个月，从不间断。

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整理、编辑文章时，更是忙得不亦乐乎，废寝忘食、熬更受夜……令我十分感动！

借此平台，谨向雨荷女士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