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口往事

雁羽

汉口往事

武汉是个近代才有的地名，从有这个地名起，武昌汉口才被扯到了一起（当然还有汉阳），其实很长时间里，仅隔着一条江的武昌汉口一直咫尺天涯，如同隔着天河的牛郎织女，难得牵手，也就从没有被人合称为一地过。况且它们出现的时间也相距遥远，到武昌已有了一千三百多年的资历后，汉口才刚刚出世。

所以武昌与汉口并立于长江两岸的时间并不长，只有大约五百年，并且由于它们各自出生的历史机遇不同，地理条件也相异，它们形成与发展的路径也截然不同。

比如武昌，首先是孙权在此依蛇山筑城，建设军事营垒，以后的朝代又在这儿设置府治，逐渐演变为城市的。所以它开始就会有城而基本无市，“市”还只是保障城内驻扎人员所需物资的供应点。古代大多数城市都是先有城的，特别是那些分封的都城。

跟武昌比，汉口是个异类，因为非官办，没有筑城资格，所以它先有市而无城，结果得以自由生长，从小渔村发展成了大市镇。

明中叶，那些顺汉水而下的商人看中了这块两江交汇之地，竞相到这儿安营扎寨，到万历年间，汉口已经成为粮食和淮盐的转运口岸，随着大宗转运业务的发展，商业移民在这儿定居，逐渐形成居住群落，最后成为了市镇。因此可以说，汉口是个民办城市，后来虽然纳入汉阳府管辖，设置巡检司，也因为级别低，淹没于市井而无闻了。这种差异现在从市内地名的不同也可以看出来，比如武昌，至今有户部巷，都府堤，戈甲营，粮道街等地名，证明了以前，这些官办机构之多，之显赫，它们一直是武昌城里的主角。而汉口的中心却是汉正街，一条商贾云集，终日嘈杂的街道，虽然也叫官街，但拥挤在街上的，都是货栈，商铺，药行，客店。

然而，说汉口是镇，却又不同于遍布全国的传统市镇，它物产集中和辐射的种类及范围，都要比传统市镇大得多。因为地理上的便利，它一开始就是跨地区贸易的集散地，而不像传统市镇只覆盖自己周边的四邻八乡。所以它得以与朱仙镇、景德镇、佛山镇齐名，成为四大名镇之一，近代以来更成为对外通商的重要口岸。

但是早期的汉口并不大，只是汉水边一块不长的狭窄街区。在这片街区里，水边帆樯林立，岸上货物堆积，汉正街就是它的CBD中央商务区。

由于明成化年间汉水那次决口，不仅让汉水改道到现在的位置，还在汉口一侧冲决出一段盲肠般的湖泊，由于没有出口，汉水涨水时，它也顺势涨水，每逢这时地势低洼的汉口内陆就会洪水肆虐，这片水域紧贴当时汉口街市北侧的外缘，经常会严重侵扰市民的正常生活，所以公元1635年（即清军入关前九年），明汉阳府通判袁焻主持修建了一道堤防。这道堤防的建设，不仅解除了汉口的“后顾之忧”，也为日后当政者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法宝，就是筑堤，只要有了堤，汉口就高枕无忧了。此后汉口又两次筑堤，因此，汉口的城市成长史，可以用三道堤防的建设史来概括，只是每次筑堤，又都没能围住它。

第一道就是这袁公堤，在今天长堤街的位置，堤内面积大约有四平方公里，人口数万。它的建造，明确了当时汉口的地理范围，有效地阻挡了北部的水患，保证了堤内民众的安居乐业，从而吸引了更多外地人涌入汉口。

第二道堤是1865年修建的汉镇堡垣，这是个亦城亦堤的建筑。之所以叫这么个名字，就是因为汉口只是镇，筑城不够格，只能叫垣。这时汉口已于四年前开埠，成为对外通商口岸，沿江一带划出租界，开始出现西洋式街区，这也意味着汉口的范围扩大了。这道建筑，功能上既防水患，更为防兵乱。当时正是太平天国乱世之后，捻军仍在肆虐时。由于太平军为祸甚烈，人们抱怨朝廷有负市民忠诚，朝廷则以无从防守为由相推卸。人们痛定思痛，筑城遂成为当务之急。作为城垣，汉镇堡垣开了七座城门，包括居仁，由义，循礼，大智，并设15座炮台。该堡垣大体在今中山大道，上起硚口，下至一元路处，把华界和租界囊括其中。汉镇堡垣的建成，明确了新的汉口地界已扩展到了沿江一带。堡垣建成后，袁公堤即废止，改成马路，就是长堤街。

但是汉镇堡垣生不逢时，在汉口开埠成为通商口岸，面临发展机遇的时候，虽为洪杨之乱后的亡羊补牢，却也是画地为牢，自缚手脚，因此注定是短命的。

果然，张之洞来湖北后，就把这道堤给废了。1898年，张之洞设置夏口厅来管辖汉口事务，之后汉口就与武昌汉阳一样，具有了独立的行政地位，三镇大体平起平坐。以前武昌与岳阳，九江等地的联系甚于汉口的局面将被改变。1905年，为了保护已经建起的卢汉铁路路基免遭洪水侵袭，张之洞主持修建了后来被称为张公堤的后湖大堤。这是汉口的第三道大堤。该堤从今堤角起，经岱家山，姑嫂树，常码头到皇经堂止，远离当时的市区，框进来的面积是当时市区的二十倍，为汉口日后的发展预涸了大量土地。之后的近百年里，及至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汉口城市的快速扩张，都得益于这道堤防的建设。这道堤防的建成使汉镇堡垣彻底失去了存在价值，1907年，也就是堡垣诞生四十二年之际，人们又拆除了它，并在垣址上修建了后城马路，后来叫中山路，即以后的中山大道硚口至江汉路段。

为什么一开始修这条马路呢？因为那时就有钉子户，拆迁难，在这儿修路就省事了。现在你去看汉口，有的街区马路笔直宽阔，房屋疏密得当，有的街区永远是小街陋巷，狭窄曲折，房屋密集。所有好的街区，当年都在城外，就被成片开发了，而城内老街巷都难动土，就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至今变化不大。

下图为手绘三镇鸟瞰图

中山大道的出现，引领了一波城市扩张的浪潮，当然这一波张浪潮并不是随之而来的，而是在1911年10月的阳夏保卫战之后了。辛亥革命爆发后，清廷派大军前来镇压，于是与武昌起义军及汉口民军之间爆发一场为时四十一天的战争，史称阳夏（汉阳和夏口即汉口）保卫战。此时恰是堡垣拆除之后，汉口没了城防，战争的结果，经过炮击和放火烧城，清军获胜，但是汉口华埠几乎片瓦不存，五分之四的街区沦为废墟。这一损毁区域对于当时的汉口究竟有多大呢？1911年汉口华埠的范围大体就是以今中山大道为界，从硚口起到交通路止，靠汉水和长江边这长长的一大片，损毁五分之四，意味着差不多从民生路往上全没了。所以战后不论政府还是民间，好几年都无力重建。

以汉口地产大王刘歆生为首的一批绅商应时之需，于1912年提交一份汉口恢复重建的规划书，国民政府因规划书缺乏城市公用设施的考虑而未予批准，如此一搁就是几年，而民间因为生存所需，却急不可耐地开始了重建。因为资金所限以及对城市认知水平的落后，这种重建无疑是华埠老街区的低水平重复，使得政府新规划的起步更加艰难，政府曾试图就马路拓宽事宜动员临街业主将宅基地后撤，但遭到了所有业主的反对。

几年后，刘歆生出马了。这时，距后城马路即中山大道出现已经近十年，距阳夏保卫战也已经过去五年了。刘歆生采取避实就虚的策略，选择先在刚刚建成的交通路两侧空地开发房地产。交通路由新任湖北督军王占元修建，旨在连通花楼街和后城马路。1918年，生成南里生成北里相继建成。它们的建成标志着汉口华埠第一次出现由房地产商开发的新式住宅小区。

而后，刘歆生在中山大道以西（原来汉口城外）的大片荒地上开始了更大规模的新城区的开发。他先修了纵横若干条道路，就是今吉庆街，铭新街，泰宁街，以及保成路，南京路到汇通路，黄石路，大智路这一大片。几年功夫，到1926年，一个崭新的特别模范区横空出世。这一片新式街区，马路宽阔笔直，楼宇巍峨，里份式住宅整齐漂亮，让时人大开眼界。特别模范区的模范二字，源于孙中山“务使首义之区，变为模范之市”一语。这一大规模新城区的开发活动，受到了当时国内申报等新闻媒体的关注和报道，轰动全国。

可能是示范效应，1929年起，华埠也接连修成了几条马路。工程从张美芝巷开始，拓宽后成了民生路，然后依次是民权路，民族路，三民路。而且这几条马路还很先进，首次铺设了沥青路面，两边除了地下排水沟外还修了电缆沟，将电话线置于地下了。

特别模范区建成后的约十年时间里，京广线市内段的里侧空余部分，除英法租界扩展部分外，基本都相继开发完成，这样，中山大道恰好成为一条纵贯线，贯穿新的汉口市中心，从此取代汉正街，成为市民赞誉的汉口脊梁。汉口市中心的转移，不仅是市区面积扩大后的简单位移，实质表达了汉口城市品质的提升。它与早几年形成的歆生路（即江汉路）一起，为更多的近代工商业落户，组成新的都市商圈创造了条件，亨达利钟表店，绸缎庄等著名商行以及一批出版业的书店，都相继在这一带开门营业。伴随着新型房地产业的兴起，这一切迅速有力地改变了城市面貌，也改变了城市居民的生活，使汉口具有了现代城市的模样。

汉口市区在由沿河向沿江扩展时，延续了原有的特色，把与江平行的街道命名为街，与街相交的名为路。这样的安排，最初突显的是路在城市交通中的重要性，而街主要担负满足城市生活的功能。但是后来，冠名为大道的道路担负了城市主干道职能，而且商店云集，寸土寸金，所以在城市生活中，大道的功能更为全面且重要，而作为城市民宅建筑的里份则遍布街和路。里份如同城市的细胞，是最具活力的所在，也是汉口社会风俗和时尚的发源地。

里份式民宅建筑，是一种中西合璧风格的封闭式双层建筑，平面呈凹字形，即三面为住房，缺口处是单元大门，底层中部为公共厅堂，后有楼梯通达二楼。由于每个单元都是一个由多户人家合住的封闭空间，这种合住形式有助于加强居民的彼此认同，形成一个利益与义务共享或者分担的小社会。汉口市民就是在这种居住环境中学会并养成邻里相处之道，形成共同的市民价值观的。里份式住宅的出现，结束了民宅全由自己搭建的历史，开始了商品房居住阶段。

与里份式住宅相似的，还有一种不称为里而叫村、坊的居住群落，比如洞庭村、六野村、大陆坊、咸安坊等，这类民居是当时的高档住宅，它的户居面积更大，用料更讲究，做工也更精细，有些实际是联排别墅。

再算上流民所搭建的临时栖居的棚屋——这类棚屋大多在京汉铁路市内段的外侧，因此在汉口人的口语里，习惯上把那一带称为铁路外——汉口的民宅一般可分为四种形态：自建私宅、里份、村坊、棚屋，四种民宅虽然互有掺杂，但是大体分布在汉口的四个区域，分别对应着构成全体市民的四类人群，亦即四个阶层。第一种自建私宅主要集中在由汉正街为中心的华埠，即汉口最原始的街区。由于汉口地理位置优越，是茶、棉、桐油、生漆等八大商品贸易的集散地，因此这一带是各路商人和各种手工业作坊主的世袭领地，以及为这类人群提供日用商品和服务的各种店铺的集中地。第二种里份建筑主要分布在京汉铁路内侧，除上述华埠以外的广大区域。里份的居民成分复杂，城市里各色人等都有，不过主体应该是当时的中产阶层，职员阶层和各种工薪阶层。第三种村坊建筑均在昔日租界范围内，其居民主体是银行家，实业家，企业高管或者社会名流。棚户区主要在铁路外侧，居民以外来流民为主，主要是小生意小手艺从业者或没有任何技术含量的纯体力劳动者。汉口是个港口城市，近代以来对码头装卸和搬运的劳力需求量大增，催生了以装卸和搬运为谋生手段的劳动群体。流行至今的“打码头”一语，就反映了早期码头作业市场的无序与血腥。

阳夏保卫战后，以本地地产大王刘歆生，宁波籍实业界巨子宋炜臣为代表的商界精英不论在财力上，还是智力上，都贡献突出，在汉口的恢复重建以及新街区的开发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又抓住历史机遇，在提升城市品质上走了在全国前列。正因为有了这样一批走在时代前列的商界英才，从1911年到1937年的二十多年中，汉口的城市建设突飞猛进，不仅诞生了一系列标志性建筑，还诞生了总共几十条里份，为汉口的以后几十年预备了一座大城市所应具有基础，高度，容量和格调。

汉口的城市扩张史从1861年起持续了七十余年，最后因抗战的爆发而中断，老城区的市容市貌定格在了那个年代，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都少有改变。由于它的大部分建筑都是在中西文化交融碰撞时期诞生的，这种中西合璧式的城市样貌影响了好几代人对于汉口的认知。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汉口又开始了它的急剧扩张期，新修的两条交通干道以及附着在它们两侧的建筑群，填满了张公堤内所有的地块。近二十年来，随着城市的改建，老城区又进入了更新期，老建筑老街区开始快速消失，新建筑和住宅区正不断涌现，要不了多久汉口将变得面目全非，虽然那些标志性建筑还在，但是老辈人生于斯长于斯的里份，那些从小就熟悉亲切的环境将会消失殆尽，作为汉口人，一定会伤感，会怅然若失。因此，至少知道这座城市的既往，不仅可以慰藉心灵，还会让自己觉得不枉作了一回它的市民。

这张图上清楚地显示出汉水在汉口内陆上长出一段盲肠式湖泊，也显示出修筑袁公堤的必要性。

1876年的汉口，汉镇堡垣内，袁公堤已拆除，民居外侧即长堤街，长堤街和汉镇堡垣（即中山大道）之间还是空地，左端已可见英国领事馆建筑。

下面这份地图表示的应该是1905-1907年之间的汉口，未着色街区部分系华埠，彩色部分为租界，依次为英俄法德日租界。整个街区外缘带有城堞标志的黑线为汉镇堡垣，堡垣外面那条线是京汉铁路。该图表现了汉口自形成市镇以来，到1907年时的模样，汉镇堡垣（中山大道）里边基本被街区填满。1912-1949年间，市区扩展到城垣外侧，基本将京汉铁路内侧空地填满，铁路外侧则有部分棚户区。由此可以看出，堡垣改成的马路——中山大道，恰好纵贯新的汉口市中心。

1904-1905年修筑张公堤

该图可能摄于1907年汉镇堡垣变身道路的初期，可见最初后城马路修在城垣顶部。

该图应该拍摄于1907-1911年之间，后城马路已经落地，马路两侧还没有被正式开发。

阳夏保卫战

战后惨状

刘歆生向家人展示城市规划图

典型的老城区巷子

该图左侧注明张美芝巷，即日后的民生路

摄于1920年的施工场景

这张下图可以看到特别模范区已经建成

特别模范区，铭新街

保成路

汇通路，现在依然很漂亮

汇通路吉庆街口，昔日应该是很漂亮的二层小楼，如今破败了

榆荫里，福荫乡梓之意，典型的汉口里份

昔日张美芝巷，后来的民生路

这应是中山大道

今日中山大道

民众乐园

这张图上，汉口内环线里边大体就是汉镇堡垣保护的范围，阴影部分大体就是拆了城垣后扩张的范围，图上可以看出，张公堤不愧为大手笔，现在城市扩张才基本填满了张公堤所框定的范围并有所突破。

汉口应该永远铭记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