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一中復課五十周年紀念文集

进勇

成都一中復課五十周年
紀念文集

　　找一个理由，去见一见同学，时间一年又一年，青春已逝，年华已老，一声珍重，一句祝福，感同身受。

成都一中篮球队

胡正南

　　写下这个题目，刹那间，成都一中篮球队的身影便鲜活起来，音容笑貌，声情并茂，跃然纸上，恍如昨日。

　　“彬子，过他！”

　　“老汪，投了！”

　　“建平，稳起！”

　　“进勇，快攻！”

　　“正南，分边！”

　　急切呼唤，激烈竞争，你来我往，应接不暇，攻防转换，精彩纷呈……

　 穿越在五十年前，回到了激情燃烧的岁月。在“学工、学农”的折腾中，在“工基、农基”的荒唐中，篮球带给我们青春岁月的美好印记，让憋屈的时光，有了些许的留恋。

　　这样的美好回忆，岂不快之也哉！

成都一中篮球队队员。左起：向建平、梁彬、汪永林、王进勇、胡正南

　　我们出生在社会大动荡之后，文革又让我们白白在家三年。不要说文化知识羞死先人，连玩耍的方式都是一片空白。人性压抑，需要运动来宣泄情感，苦仄岁月，需要舞台来证明自己。

　　篮球队的梁彬、汪永林、周兴国、向建平和我，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就参加了学校每周一次的体育兴趣小组活动，接受了学校体育老师张有功的严格训练。我们从接传球、运球开始，到假动作过人、三大步上蓝、带球突破、二打一，三打二等，掌握了基本要领，具备了一定的技战术能力。

　　进入成都一中后，王进勇、斯育平、张新富等同学加入了这个队伍，由体育老师李和湘指导。张老师和李老师，都是篮球专业运动员出身，水平都很高，对我们的影响很大。特别是李和湘老师，他发现，虽然我们每个人都具备了一定的技术能力，但是整体配合还相当欠缺。特别是我们面对同样技术能力强的对手时，进攻缺乏突破对方的战术，防守又不能有效的防范。所以，他着重加强了我们整体进攻和协防能力的训练。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李和湘老师的口头禅是：“区域联防，认球不认人”、“人盯人时，认人不认球”。他教我们如何局部二打一、三打二，中锋如何在禁区边占据有利位置，对方区域联防时，两个前锋一定要沉底拉开，人盯人时，绝对不能全部集中在篮下，就在半场游荡，相互背人，打“堆堆”，伺机突破后进攻，背人时还要注意避免犯规，要有技巧，后卫的视野一定要宽，尽量用假动作骗过对手，对方人高时，要多用反弹球，对方人矮时，可以发挥优势，空中传球。这些常识，让我们耳目一新，进步很快。我们曾经跟西乡路中学打了两场比赛，对方身材高大，技术也不错，第一次我们靠个人能力，结果一败涂地，经李老师点拨后，第二场双方还是原班人马，结果我们技战术运用恰当，让对方铩羽而归。

　　篮球队给成都一中沉闷校园，带来一抹靓色。那时，我们的比赛，平均一周一场，多的时候，一周有三场比赛。夸张点说，我们基本上同成都市的所有中学篮球队都交过手。最让我们得意的是，1970年，市教育局举办了一次中学生篮球联赛，全市分3个赛区，我们成绩居西城赛区第二名，李和湘老师从组委会带回来的消息说，在三个赛区中，我们这个第二名的小分最高，于是，很长一段时间，我们自诩自己是成都市中学生篮球比赛第四名。

　　我家就在一中教师宿舍。所以，我给学校的老师和工友都很熟，人熟就好办事，门卫室的电话就成了我们对外联系的重要渠道。有时，热心的老师也会帮忙联系。当联系好对手后，往往是我负责出海报。这个技能，是跟一中老三届篮球队学的，也可以说无师自通，照猫画虎。出海报时，最得意的是在两个球队之间，画一个弯曲的连接线条，感觉很爽。海报出了后，再逐一到各班去通知队员，乐此不疲。　　　

比赛一般在小操场，球赛开始前，我们到体育保管室借轮毂划线器，自己凭感觉划直线和圆弧线。那时，学校生活太过于贫乏，因此，篮球比赛就给同学们带来了很大的乐趣。小操场的四周，是一连、六连、七连、八连、九连的教室，观看比赛得天独厚，其他班的同学“主场意识”也十分浓郁，纷纷涌到现场为我们呐喊助威，热闹非凡，场面不亚于观看一场大型的正规比赛。

　　而篮球裁判的选择，最有意思。为了保证公平，参赛两队约定俗成，各出一名球员来担任，那时，我就对司职裁判产生了很大兴趣。后来，在云南保山地区的篮球联赛中，我担任了裁判工作，这也是得益于在成都一中打下的基础。

　　主力队员中，梁彬司职中锋，他身材高大，强壮，突破能力很强，血气方刚。往往杀得兴起，便合理冲撞，占尽了便宜，过人轻而易举。我记得，有一场比赛，还剩最后不多的几秒钟时间时，只见他大吼一声，带球刚过中线，便三大步投篮，球居然应声入网，举座皆惊；汪永林司职左前，打球很会动脑子，老谋深算，左闪右晃，往往抓住对方一个破绽，便强行突破。由于他是左手，起跳后还微微后仰，所以，投篮时让人很难防范；向建平司职右前，他稳如泰山，不慌不忙，慢条斯理，不露声色，往往我们球队在不利时，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他动作隐蔽性极强，特别是他双手投篮，神出鬼没，出手极快，对手往往来不及反应，球已空心入网；王进勇体力充沛，满场飞奔，他司职右后，但他又常常 “不务正业”，哪里缺人，他就出现在哪里。往往带球成功后，他便一路带球狂奔，打得对手措手不及；我则司职左后，同汪永林一样，也是习惯左手带球和投篮，主要负责穿针引线，攻防转换，起到辅助球队进攻和防守的作用……篮球队的点点滴滴，至今想起，还禁不住心驰神往，恨不得情景再现，再来一次酣畅淋漓的比赛。

　　2000年，几个当年的主要队员欢聚一堂，把酒言欢时，还相约有机会再次玩球。2014年，在有万启康、邹梁正、王进勇、梁彬和我参加的聚会时，说起篮球，梁彬还声如洪钟，兴致勃勃，跃跃欲试。但是，天妒英才。一年后，梁彬便不幸远行。终未如愿，让我们不胜唏嘘，潸然泪下。

　　成都一中篮球队，给我带来了太多的欢乐。岁月虽然如歌，但是终将远去。往事如烟，不忍淬读。五十年了，成都一中的人和事渐行渐远，若即若离，而唯有成都一中篮球队，却历历在目，记忆犹新。给我的荒蛮岁月，留下了一个永久的记忆。

三连四排的样板戏小组    

王德生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眼五十年就过去了，如庄子所说：“人生如白驹之过隙”今年是进校五十周年纪念，进勇同学和罗顺江同学嘱咐我写一篇文章，思来想去，不知道写什么为好，以什么为题目合适呢？

     我是奎星楼小学67级（五四班）学生，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刚读完五年级。在家无聊地度过了三年，到了69年又糊里糊涂的混到复课闹革命，进了成都一中，看榜那天，看见自己的名字被分在三连四排，从此就和三连四排结下了不解之缘。

记得上学那阵子，学校主要以学工学农为主，当然还有其它课程，由于三年时间把心耍野了，就经常逃课，不爱学习，属顽劣少年一类，但不是操哥费头子之流。当时我有多顽劣，举一个例就知道了。

有一次，班主任周义国老师通知下午排练样板戏，看见我上午就逃学没来上课，知道李友谊家离我家近，就说：“李友谊，你去把王德生找到，通知他下午务必须到学校来。”

李友谊回了班主任周老师一句：“早上我就去了他家，他不在，也找不到他。”

“找不到，那你就去鸽子市上去给我找，一定要把他给我找起来”。周老师说道。

因为我那时爱养鸽子，父亲骂我玩物丧志，不务正业，经常逃课去泡鸽子市场和鸽友们交流，所以才有班主任周老师叫李友谊去鸽市找我之说，当然还有很多逃课之事枚不胜举，在这里就不赘叙了。

在班上和我比较要好的同学有李友谊、吴明池、马再明、罗顺江、和王长生，蒲定忠等少数几位同学，当然和其他同学也相处不错。那时候的文艺节目主要是以唱革命歌曲，跳忠字舞为主，其余的都被判为封资修被禁，全国各大影院上映的电影也就是八个样板戏，所以学校也就跟风潮流，号召全校同学学唱样板戏，学演样板戏。当然，三连四排也不能落后，我们班上的陈幼霞同学是三连连长，我们称她为陈连长，吴明池是我排的排长，简称吴排。在班主任周义国老师的倡导下，在陈连长和吴排的组织下，三连四排的样板戏小组很快就诞生了。

样板戏小组成员由滑雪、吴明池、李友谊、方秀玲、陈幼霞、谢守群、陈建生，蒲定忠、马德玉等同学组成，当然，肯定还有我哈。这些同学中包含了组织者、演出者，和幕后工作者，大家都很团结很齐心，想把事情做好。

小组成员中的滑雪是绝对重要人物，滑雪出身于京剧世家，父亲滑执中老先生在解放前就是成都的京剧界的名家，因为演小生著名，人称滑小生，在京剧《群英会》里除唱腔了得之外，并以高难度的翎子功（武生头上的野鸡翎子），被称赞为舞台上的活周瑜，据说当年蒋介石在成都时，看京剧《群英会》都必点滑雪她父亲演周瑜。解放后任铁二局文工团团长，是发掘影视演员张国立的伯乐。滑雪从小受家庭熏陶，潜移默化，加上遗传基因，自然在京剧上面有着特殊天分，话扯远了哈，书还归正传。

滑雪在小组里每次排练中任舞台指导，演出时给每一位参演同学化妆，整理服装，演出的服装道具由滑雪提出建议要求，大家共同想办法完成。记得第一次在学校参演的剧目是京剧《沙家浜》中的“军民鱼水情”一折，方秀玲扮演阿庆嫂，李友谊扮演四龙，陈幼霞扮演卫生员小凌，我扮演郭建光，沙奶奶当然非滑雪莫属。滑雪的妈妈王阿姨还帮我们请了林德轩老师来为我们京胡伴奏，林老师又带来了他的搭档赵树成老师（赵老师因卖二胡、板胡，人称赵胡琴）来拉京二胡，于是，就有了简单乐器伴奏了，在当时也就算很洋盘了。所以，那次的“军民鱼水情”在学校的汇演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反应还不错，小组成员们个个都高兴，因为大家付出汗水和努力博得了认可，班主任周义国老师属于领导有方，脸上也有面子，自然也高兴。这次是我们样板戏小组取得的第一次成绩，初战得胜，精彩的还在后面。

第一次演出有了经验后，接下来大家积极性也就更高了，兴趣更浓了，胆子也更大了。下一步，大家就开始酝酿排演京剧《智取威虎山》中的第三场“深山问苦”，第四场“定计”，第五场“打虎上山”，第六场“打进匪窟”，四场大戏。排这四场大戏，在参演人员的调配上，和服装道具的要求，就比演“军民鱼水情”难度大多了。比如：除军装之外，战士们还要披白披风，白披风哪里去找，就有同学想到去理发店借来理发的围子当披风，杨子荣穿的虎皮背心，哪里去找，于是滑雪就找来洋灰纸为底色，用墨笔画的虎皮纹，滑雪比着我的身体尺寸裁剪，为我做成了一件牛皮纸虎皮背心，穿上身后还像那么回事，台下的观众真没有看出来，过后还有同学跑来问我，你穿的虎皮背心是哪里借的，我回答他说是滑雪用牛皮纸画的，那同学听后顿时捧腹大笑不止，连说，牛皮纸画的虎皮背心，太喜剧了嘛，我还以为是真的嘚。

当时的我，大概深受“读书无用论”的毒吧，对上课毫无兴趣，说起排样板戏却干劲十足，这是受我奶奶的影响，在我小时候，随时跟我奶奶去西御街新声剧场去看京戏，喜欢听坤生（剧中由女性扮演的须生）蒋叔岩（成都京剧团团长）的戏，如《借东风》，《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等三国戏，所以从小就喜欢听京戏，有时候奶奶还教我哼上几句，样板戏虽说不是传统京剧，但在锣鼓音乐和京胡的伴奏中，仍然韵味十足，再加上交响音乐的搭配，就更让人喜欢，话又扯远了哈。

滑雪是位京剧人才既能唱大嗓又能用小嗓，在《沙家浜》“军民鱼水情”中扮演沙奶奶时，她那高亢洪亮嗓音把沙奶奶唱到了极致。在“深山问苦”中她扮演常宝，又要唱小嗓，当时的滑雪，长得一张圆嘟嘟脸，把妆画了，再配上长辫子假发，穿上常宝的猎人装比样板团的齐淑芳还要像常宝，在演出中，只见她把辫子往后一甩，随着她那一声：

“叔叔：我说！我说！！”

然后紧随着京胡的过门声，唱道：

“八年前，风雪夜，大祸从天降……

……飞上那山岗，杀尽豺狼！”

滑雪的这段常宝唱腔唱到最后真是响彻云霄，精彩极了，顿时博得了台下阵阵掌声。

在演第六场“打进匪窟”一场中，吴明池扮演的座山雕，由于他模仿能力极强，更善于临场发挥，把座山雕演的惟妙惟肖，再加上以李友谊，陈建生，蒲定忠等的八大金刚的陪衬，其风头早已经盖过了扮演杨子荣的我。

吴明池其人，极其聪明，喜欢搞无线电，还阴倒习武，家住在羊市街市委旁边的一个二楼上，那时我们经常去他家里玩，看见他在家里安装矿石耳机，后来又升级为四管超外差半导体收音机，他床上摆了一坝晶体管之类的电子元件，还经常给我们科普一些什么单晶硅、二极管、三极管的工作原理。

李友谊同学也是样板戏组的积极参与者，在“定计”一场中扮演杨子荣，在“打进匪窟”一场中又扮演匪金刚，一身演多个角色。李友谊出身省委干部家庭，热爱学习，听课认真，平时看起老实，打起架来凶猛的很，属阴倒费的那种。记得有一次，我班同学在市邮政局劳动学工，周六，大部分同学都回家去了，我们也回去了，突然，有同学跑来告诉我们说，说某某同学伙同另外几个同学，把我们在邮局的铺都抄了，那还得了，吴明池顿时怒火中烧，叫上我们几个，还搬了外班的王聪同学给我们扎起，马上赶往市邮政局。那个某某同学在班上属于上穿军装，下套管裤，露一节红运动裤在外，足穿白网鞋嘴上叼只烟那一类的三流操哥，在班上专门和我们作对，手下还有几个帮凶。

当我们几个骑自行车赶到邮局我们的大铺寝室时，看见他们几个正在我们铺里乱抄，我们二话不说，见面就打，李友谊上去一通乱拳，打得那某某同学鼻血长流，差点被打断鼻梁骨，这次我们大获全胜，可能是被我们打怕了，从此再也不惹我们了。在班上李友谊和我、吴排、马再明、罗顺江，王长生，蒲定忠等都是耍得很好的朋友，和我上学放学都走在一起，上下不离。

那时候，班上一般男女同学都不说话，不像现在的中学生都开始早恋了，不过三连四排因为演样板戏，我们几个男女同学都走得很近，每次学校演出，滑雪最辛苦，要给所有参演同学化妆，打理服装道具等，陈幼霞，方秀玲，谢守群这些女同学还要帮忙做很多组织工作和后勤准备工作，都很辛苦，但热情很高。因为样板戏的缘故，我们和班上的几位美女同学打成了一片，随时在一起，甚至连班主任周义国老师的女朋友也和我们一起玩，后来还成立了班上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第一小组，大家在一起学习毛选，女同学们还时常成群打浪地来我家串门，在我家自己煮饭吃，那时候真的很开心。

还有一件不得不说的事，就是最后一次在学校汇演中，时间是放暑假前，正是夏天，我在演“打虎上山”中所穿的不是专业正规的演出皮衣，而是一件借来的资格羔儿皮的皮大衣，正所谓六月穿皮袄，热的一身汗水湿透，加上高亢激昂的唱腔，演出下来就患上了热伤风重感冒，声音嘶哑，拖了很长时间，从此也就倒嗓了，没法再唱京剧了，这就是我演样板戏的结局，就算如此，也不后悔哈。

样板戏在今天看来，它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所产生的特殊产物，样板戏在艺术上的创造和革新很多是传统京剧不能比拟的。比如说，在《智取威虎山》“打虎上山”一折的前奏用的是雄壮的交响音乐，为了感染场景，甚至用上了声音低沉的圆号，和紧密的京剧锣鼓相配搭，达到了意想不到的收效，如果按传统京剧的手法，仅用锣鼓加京胡三大件是不可能达到杨子荣“打虎上山”的场景效果的。仅此一例就说明，样板戏的艺术价值是永远存在的，当然，还有很多就不一一例举了。

回想起在学校和同学一起演样板戏的情景，虽然已经过去五十年了，如今想来，尚还记忆犹新，早已尘封的往事，又一次冲出了记忆的闸门，把那些记忆碎片琐事串成了这篇拉拉杂杂没头没脑的文章，因为演样板戏和同学们结下的缘，所以本文定名为《三连四排的样板戏小组》。最后，以七绝一首来作为本文结尾。

赠一中某同学   丙子
昔日同窗锦水西      浮生如幻总凄迷
琴当寄语阳春调      流水何惭遇子期

　　后排左谢守群，后排右滑雪，前排左方秀玲，前排右陈幼霞

　　后排左蒲定忠，后排右吴明池，前排右李友谊，前排左王德生

附录：部分同学结局

滑雪，中共党员随九中到云南支边宾川独立团，在独立团宣传队，后来回成都在邮局工作，现已退休，活跃于成都京剧票友界，目前是成都业余界最高水平的老旦，在圈类名气甚大，经常以各种优秀剧目代表成都参加省内外各类大型展演，健在。

陈幼霞，中共党员，在江油下乡当知青，表现良好，还上过报纸，被推荐为川医工农兵学员，留校，后来下海经商，现已退休，健在。

方秀玲，随学校到云南支边三师十五团一营四连，后回成都，经商有成，现已退休，健在。

谢守群，中共党员，随学校到云南支边三师十五团一营四连，回成都后经商，现已退休，八方旅游，潇洒自由，健在。

吴明池，中共党员，随学校到云南支边三师十五团二营一连，后到云南省公安厅劳改局当干警，回成都到无线电五厂任保卫干部，现已退休，喝酒厉害，健在。

李友谊，到米易弯丘当下乡知青，后考入成都水电学院，毕业后到映秀湾电站工作，后到省电大任电教，计算机高级工程师，现已退休，退休后被国家财政部，四川省财政厅聘为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继续为国家做贡献发挥余热，好麻将，健在。

罗顺江，中共党员，随学校到云南支边三师十五团二营三连，因家道贫寒，思发奋努力，75年经推荐入读四川外语学院，毕业后在昆明师范学院教外语，后调中国海洋大学青岛外语学院工作，教授，硕士生导师，发表过各类著述若干部，在岗，是一中三连四排最有成就的同学，健在。

王长生，随学校到云南支边三师十五团二营一连，回成都后在市建三公司工作，习武，拜师太极名家林墨根老师门下，入室弟子，太极高手，健在。

马再明，格外聪明，好下围棋，业余初段水平，曾在成都市体委棋院杂志社任编辑，还出版过几本“围棋常见定式”的读物，毕业于成都大学外语系，精通几门外语，后来考入中国进出口基地公司，四川分公司常驻肯尼亚办事处主任，可惜，英年早逝，于上世纪99年春节前夕，死于白血病，终年45岁，悲夫！惜哉！痛哉！

陈建生，随学校到云南支边三师十五团二营一连，为人忠厚淳朴，回成都后在69信箱厂矿工作，后下海经商，于2014年死于胰腺癌，终年60岁。

2019年1月26日 于成都

岁月无痕

房松茂

 

“文革”后复课，我和同学们一道，进了成都市第一中学校（东马棚街），进校具体时间记不清了。不过，在我落稿发出后，收到刘晓琴同学回复:我们进校准确时间1969年2月5号。

经“百度”查得资料证实：“复课以后，‘各家孩子’的走势，大体是这样的：1959、1960两个年龄段的孩子同时进入小学（1959年出生的孩子大多在1973年五年级结束时提前毕业，升入中学）。1953、1954两个年龄段的学生同时升入中学，他们后来被泛称为69届和70届（初中毕业）。1952年以前各年龄段的学生，是在“文革”前上中学的，被称为老初一到老高三，统称老三届。老初一以上，加上69届，这几批学生复课后没上几天课（69届学生只在中学呆了一年多），其实也没什么人有心思上课。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后来响应毛主席‘上山下乡’的号召，被陆续发到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四川本省、成都周边县市等地的农场和农村落户，少数人参军，也有随父母去了外省农村老家‘安家落户’的，只有极少数人因各种原因或借口“幸存”了下来。70届毕业生是最幸运的，除了走后门和前门自愿参军的，被一刀切，留在了城里的工厂里”。

我脑筋装了《成都市第一中学校》的大名后，同时纳入耳朵的是：成都一中曾经是一所女子学校，啥感觉？一不给我们幸运；二不增我们荣光，别人在耳朵边提起此事，有种被人嘲笑的意味。不知咋地，不舒服听这话，还真没地儿反驳，连点理由都没有，我。

进校后，我清楚记得被分在一连三排。那阵所有机关、学校和单位，但凡能用部队建制的，都学着这么叫着。当初我们进校的教室，就座落在分别有左右俩颗古银杏树大门进去的右侧，一幢东西走向的类似民国时期式样的楼箱廊房，竹篱笆隔墙，木板框架子里面镶嵌竹篱笆，白石灰抹灰粉墙，有脱落的石灰墙清晰见证了。楼房有木栏杆楼梯，青砖瓦屋顶，再加青砖垒砌的方柱子，基脚以红沙石墩底，砖柱一耸立到楼顶屋檐，搁着屋檐梁横木，由青砖方柱子在楼下架空起一层走廊，这楼典型的民国风派，也叫风雨走廊吧！就是楼下路人和师生免遭落雨浸湿衣衫作用的。我们一连三排的教室就在这幢楼的二楼上。上得楼来，只见一溜沿着的木板铺装，脚踏在木板铺装的楼廊上面，只听脚下悾悾的木板空响声，感觉是进入了高学堂，那自豪感，女子中学的不雅名号，些许这时找回点平衡。

首任班主任，不对，该叫作排主任，她是位年长一些的女老师——刘信才老师。刘老师梳着一头短发，齐耳朵下沿自然顺着的头发下垂，我暂名它为“妈妈头”，她给人以干练、清爽。

记得头年都是复习小学六年级的数学课程，语文是啥课程不记得了，刘老师教语文，多年被耽误了教学生涯，有时一个字写出来，搽了几次才算正确，常常刘老师会自言自语在课堂上说：好久不写，记不起这字该咋写了。

中学与小学相比较，多了外语。外语课，起初还是俄语，据说一中就俄语老师多。俄语老师姓什么，名啥的，我一直没想起来，我这学生真该挨屁股。我把以上这段文字在同学微群发出后，我们微信群的同学都开始寻觅了，几次来回议论之后，嗯！还是侯蓉仙同学知根知底：“俄语老师是夏铮义老师，满头白发。因为我比较喜欢俄语，下乡后曾经找过他。”“我咋记不起了呢？只知道荣老师！”张慕冰同学说。“肯定正确‘因为他家的保姆是白俄罗斯人，文革还被批斗，教我们的时候才‘解放’ 出来，所以他比较谨小慎危”侯蓉仙同学真有韧劲，在‘读书无用论’的年代爱学习，还特别喜欢外语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和佩服。现在出境旅游才悔该当初没把外语课重视起来。

杨明芳同学还说：“该老师（夏铮义老师）非常绅士，记得在学校的过道上我向他问好，他会立正，腰微弯，低头回礼”。啊？这样的场景只能在2、30年代的早期电影中见过我真得把杨明芳同学这段话记录在这里才好，夏铮义老师如今可好？作为学生的我们都已迈过花甲之年，当年就满头白发的夏老师能挺过那一劫？答案很揪心……

俄语没学多久，外语课再改为英语，张善和老师教我们英语课程。

没多久，调整了教室，过去的连排番号也作了较大变动，一早的一连三排，这回调整为三连一排。调整后的教室，我们被安排在一中主教学楼的二楼，学校主教学楼是一长长方方的三层楼，也是东西向，也是木扶梯上楼，楼梯有两处，楼前后各一楼梯，很宽敞，上楼来中间走廊，教室南北各分着两侧依着顺序排开来，我们教室在一上楼，面朝西的左侧就是，黑板处西，就是说老师讲台在教室西头，学生们坐东朝西面听课，北隔墙处前后各开俩门，讲台黑板很大，夸张些说，足足把西面墙都几乎占满了（不是小学课室那么小气），时髦的玻璃黑板，讲台为长方形木板搭着的地台，老师课堂讲课就有了‘居高临下’的开阔视野。

整栋楼还是青瓦坡屋顶，一色的砖混结构，不再是在早的篱笆石灰墙壁了，哈！这次我们是‘正规军’了哟！

整个学校面积在那时算大的（至少与二十四中比），整个形状成长条形，主教学楼再往东是足球场，或者叫做操场，大门左侧或者学校西面是宿舍区，包括教职工和住校学生都在这里还有食堂等。学校礼堂在学校大门对个，毛主席画像照壁的后面，说是校礼堂，其实就是个大棚子，很简陋。学校东侧的东墙隔壁是当时的成都市二十四中学校，东马棚街一条街上就有俩中学堂。在同学会上大家议论起那一转有多少小学，数数看？实业街、长发街、奎星楼街、黄瓦解、泡桐树街、支矶石街小学等。

后来，后来啥原因调整了班主任？（还是习惯这称呼），李和相老师来任过一段时间班主任，但时间不长，记得李老师教语文。

再后来，该是入学的第二年，哈培华老师任班主任，教数学，还记得哈老师的几何课程，“对顶角（各）”……

物理老师啥时候有个歪名“齿轮”，就为一张有他老人家的漫画像，我们几个还被哈老师狠狠批了一顿。化学老师也没跑脱，就因为他胖胖的身躯，大大的“奶油肚囊”，背地里都叫他“省长”。“省长”时时说点行内话：酸碱中和，所以他说每天早晨爱在街上小面馆来碗面啥的，说对胃好。

相对说，哈老师与我们接触时间最长，经历的事故也多得多，之所以这么说，就在于“毕业”、“分配”我们班里同学都在哈老师执教期间。邓其超同学在同学会上，也在他的文字作品中，不止一次的提到他来我们三连一排的“历史”原因。哈老师是她那班解散撤销后，其超同学因此在被哈老师欣点的同学名单之中，因而其超同学才得以随同哈老师来到三连一排的，这里的故事有许多，准会有时间再次倾听其超同学回顾那段记忆的。

树老根多，人老话多。蹉跎岁月，那段难忘的青春年代，历史地落在了我们每个同学的肩上，那些“故事”、那段“历史”真该由我们这一代人书写铸就。

在学校近两年时间里，有清波堰、琉璃场、龙泉驿山泉公社下乡务农、学农；有成药一厂学工等。除去校外学农、学工，再少也是一周时间，长点的有十天半月的，说是复课，三下五除二，掐指算来，在课堂上上正课，学知识的时间到底还有多少？这还不算，还时不时来个写标语，上街游行什么的，“庆九大”就来来回回折腾了好久。

最早离开学校的是：郭志强、郭小林俩同学。他俩被市话剧团招收为学员，后来他们排练出演的话剧在市里公演后，郭志强同学还特意托人送参观票来学校，邀请我们去成都剧场看他们的演出。

又是后来，学校传出有部队来招兵，我不知道从哪得来的消息，但我是信其有，并在第一时间向哈老师表示一定要支持我报名参军。记得那年的11月中旬就开始征兵动员报名，经过多轮“政审”、严格的体检、个个家访，足一不漏。还记得来家访接兵排长说：“我们是雷锋生前部队部队生活艰苦，你怕不怕？东北很冷，走之前你们得买个绒手套带着，线手套是扛不住的。还嘱咐家里帮助准备个“忆苦思甜”的书面稿子，在部队新兵连学习时预备着”。

整个学校报名被征召进入沈阳工程兵部队的，我们一中总共为20名同学，我能清楚记载的有:王新民、向建平、陈金顺、秦育林、赖泽平、刘盛波、房松茂、薛林、周新国 、严志刚、王宏春、陈军、……等。

其他同学兼战友待后来弄清楚了再补充进来。

沈阳部队来学校征兵还有个小插曲，征召的在校生名单中没一个年龄到了法定年龄18岁的。就为这事，部队接兵干部还上报军区，乃至中央军委请示，得到肯定回复后才得以继续进行征召下去。忙活了好长时间，离开学校已经是1970年的12月25号了。

部队团部在吉林省吉林市哈达湾驻防，刚去的部队番号是3320部队，过后改为81817部队，内部番号为沈阳军区工程兵舟桥81团，之所以现在可以说，时过境迁，当时部队在我走后已经是前后相差40余年（我1977年复员）之后的事情了，过去的8大军区，现在合成叫作5大战区，早已不是秘密了……

部队当兵中途1975年，第一次回家探亲，我走了几个同学和战友家，记得去了李小凯家（商业街与东城根街口），他自己搞了暗房，带着海鸥135相机约着我去了草堂留影。还去了当年班主任哈老师家，哈老师一见面就对我说起学校同学们去云南建设兵团的事情，特别提到我们排里徐德明同学，看得出来，哈老师很同情和顾及我们班里所有同学的境况，有种爱莫能助的焦急心情懊悔着呢！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转眼那已是42年前的事情了。

岁月如痕 时光流逝

那年我也追过女孩

罗顺江

序

成都市第一中学，简称成都一中，创办于1935年，早年为四川省立女子中学，名声响亮。1949年更名为成都一中，更有魁首之寓意。1996年校名淡色了不少，更名为成都树德实验中学。传承断了，实是可惜。通常仅有悠久历史的名校才可能被命名为城市的“一中”。对我们这帮老校友而言，寻根追忆时，也只能寻址而难寻校了。

我们是成都一中文革时代的校友。这帮家伙年愈花甲、满面风霜。我们体验过大起大落，见证过落差和变革。该经历的都经历过了。酸甜之苦辣，峥嵘的岁月。往事逝也，但奇葩的成长过程，确难忘怀。古今中外，上下五千年，唯此一代。一生的奋斗，一辈子的拼搏，我们用双手改造过昨天，开创过今天，必将影响着明天。我们贫穷过，一无所有过。我们盈实起来了，有车有房。从大处讲，随着国家的进步而自强。从小处讲，凭着我们双手打拼下了今天。在历史角度上看，类似的进步和积累需要几代人的努力，而在我们这代人仅用了短短几十年便成就了变迁。请别忘了，这短短的几十年，正是我们贡献青春的岁月。眼下青春虽逝，谁没有刻骨铭心的过去，谁没有撕心裂肺的记忆？

五十周年前，我们从踏进成都一中“复课闹革命”——现在听来这口号有些不伦不类——起，便开启了记录人生的按钮。我们有过人生的精彩，都有过难忘的记忆。进勇兄代言广发邀请，征回忆稿，集结成书，纪念我们在一中的岁月。成都一中，我们成长的摇篮。我心动了，有意写上一篇。撰文纪念我的同桌，杜容。那是一段骨鲠在喉的往事，该一吐为快了。

一，少年懵懂

（一）

1968年进校的那年，我还没满十五岁。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在社会上已经闲散二年多了。无学可上的日子，顽皮嬉闹虽说过得率性，但也平淡无趣。大街小巷的街娃儿，变着法地想玩出新花样，滚铁环，弹琉璃球，耍印花，打碑①，玩黄泥巴，学黑话，寻隙生事，打架斗殴等等。渐渐的，我越来越感到无聊，开始怀念学校，思念课堂，想念老师，希望读书。末了，终于盼来了复课的消息。当然，是复课闹革命。

成都一中，那道大门建筑庄严得有如古时的侯府，两棵粗大的银杏树分列两旁。孩提时代的我路过东马棚街，被它的庄严肃穆所吸引，羡慕地看着里面进进出出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如今我也堂而皇之地迈步入内，成为校园内的一份子。

久违了，嗅着校园新鲜的空气，进到熟悉的教室，那感觉像久旱逢甘霖。更令惊讶的是，同龄的同学之优秀，令人自惭。无论是气场还是能力，都留下深刻的印象。胡正南的大字，校内校外的条条标语不少出自他手，尤其写落款时，成都一中几个字写得那么飘逸和劲道。还有更夸张的，校门口那巨幅的毛主席像，竟然也出自同龄同学之手。小李子，大名李纪康。巨大的一幅墙面，画成无数的小格子。他以此为基础，活生生的画出了个毛泽东。那年，他也不过十四、五岁吧！在篮球场上，一中队员轮番上阵，传球，运球，过人，进球，有如驰骋沙场的将军，威风凛凛，带着碾压的气势。其中我叫得出名字来的，也就王进勇，胡正南了——当然，他们当时并不认识我——。校内还有另一类同学的存在，同样特别。就是那些在“江湖”称雄的“腿师”，他们属于体制外的强者。一群绝对不是乖乖娃的家伙，动辄拳头相向，抱团结伙。

至于女同学，多是美丽高洁，秀外慧中。我欣赏过她们才艺。跳洗衣舞时，婆娑的舞姿，满场的掌声。我听过她们歌唱毛主席，声音婉转，清丽高吭。我还出席过学毛选心得体会的宣讲会。这些女学生干部们当时讲过些啥，我记不得了，仅仅能记得她们的自信和气质。就连我们班上的同学也照样出彩。他们在表演《智斗》时 ，吴名池，王德生和滑雪三人在台上也是可圈可点。

羡慕呀，同龄人之间的差距咋这么大呢？！

我嘛，个子还没有长开，当时也就一米五刚出头。一个特别普通的学生，没有高大上的帅气，更没有威胁他人的拳头，呼五喝六的威风。普通也有普通的好处，小草虽不起眼，却铺就整个草坪。

每日清晨，我书包里装满课本，心情愉快，赶去没多少功课的学校。背诵老三篇，毛主席语录，几乎成了必修课。偶有文化学习，也常常受冲击于调皮的插科打诨。记得有一次，上化学课。老师姓段，因门牙较为外突，谑称“段龅牙 ”。一个有水平的老师，上课认真负责。我至今记得他教我们用石灰提纯酒精的办法。当时，班上有位同学——名讳就不谈了——画得一手简笔画。当时有同学问上什么课，他未做答，简单地用粉笔随手勾勒，黑板上浮现出一幅漫画。凸显的那对龅牙无可争议地指向化学老师。不料段老师刚巧入内，在一阵哄笑中焉能搞好教学？那个时代虽不敢呵斥和体罚学生，但自生闷气的权力却无从剥夺。整堂课就在混乱中度过的。我也张口笑了，与同学保持着一致。内心深处则有几分遗憾，又一堂课在这莫名的欢乐中耗掉了。

过剩的精力在学习中得不到释放，只好用来活动心眼儿了。三连四排美丽的女同学不少，各有特色。恕我胆小，不敢道其芳名。初入校园时，我恍若置身百花园觉。花团锦簇，争相斗艳。哇，这个同学丽质天成，瓜子脸，高鼻梁。那个同学苹果脸，两个酒窝窝，恬恬的。还有那位五官精巧的女同学，鼻尖略略翘起，有些洋气。还有这个同学，高高的个子，身材匀称，很有风韵。总之，百花争艳，芳香袭人，妖艳的，妩媚的，端庄的，干练的，朴实无华的，个个洋溢着青春气息……虽说女同学们美得眩目，但个个眼高于顶，学校那些杰出的男生姑且不放在眼里，更遑论我！这群美女，“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周敦颐在《爱莲说》中是这样说的。

生活在百花园中，加之已是少年郞，难免会暗生非份。我刚读过一本俄罗斯的民间故事，从中学会了一句咒语，先讲“凭梭鱼的吩咐照我的愿望”随后说出愿望，愿望便可能实现。我信了。我曾私下大声说，凭梭鲁的吩咐照我的愿望，某某某（不好意思说出美女的名姓）喜欢我吧！其实我也明白，不可能有结果。能得到她们正眼相看也就行了。我还在梦中遇到过一位女同学，我尚未开口，她便指着鼻子骂癞蛤蟆。第二天，我还不断找好友求证，真希望梦是反的。

成都一中的校花、班花，大多受到“腿师”们的关注。女同学有什么想法我不知道，不过他们公开晓谕，不容他人染指。某某靓妹是这“操哥”看上的，某某美女是那位大哥的“表妹”。总之，别动歪脑子。否则，小心挨揍。

至于我，知趣得不能再知趣了。有机会暗饱眼福、能近距离接触美丽已经知福了。曼妙的身姿，动听的软语，这本身就是享受。我也想吸引异性的目光，也想弄点动静出来。遗憾的是，我只有拼学习的长处。那个年代，复课是为了闹革命。功课的好与坏，根本不重要。我喜欢数学，开学不到一个月，就将该学期的数学书自学完了，还做完了全书的习题。记得数学老师姓张，是个中年妇女。一天，我将写满习题的练习薄交给她，并希望得到批改的时候，她颇为惊愕，像看外星人一般多看了我两眼，那表情既意外又满意。她见到我期许的目光，适时给予表扬。

虽说是课间，可是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关键是有女同学看见了。我像一个衣衫褴褛的穷鬼进到奢侈品商店，顿时成了焦点，倍受关注。毕竟仍有同学投来纳罕的目光，尽管更多的是嗤之以鼻。那个时头，即使大家都是读书的少年郞，但有心读书的少年并不多。如果不是几千年传统的惯性，可能连些许纳罕也没有。

        （二）

校园生活渐渐变得平淡索味了。复课学不到太多的知识，“闹革命”的积极性又不大。如果不是班主任周义国忽然“猫儿疯”发了——当时同学是这样调侃的——，我甚至想不起自己在成都一中有什么色调。他决定打散现有的座位，重新混编，男女搭配排座法早已是成熟的教学经验，即可以避免男同们聚在一起，相互感染，“调皮捣蛋”，更能净化教学环境。好决定！估计不仅仅我一个人暗中叫好，其他同学肯定也默默支持。我个子小被安排在第二排，我的同桌会是谁呢？我充满着期待，也带有几分惶恐。班上美女不少，能不能遇上漂亮些的呢？当然，我也怕遇上那几位高傲的公主，因为我害怕受谑。在班上这个群体中，我的存在感实在不怎么样。当然，与女同学同桌，咋样也超值。

这次男女混搭的分座位，名单是在周义国老师的指导下拟定的。谁座什么位置，只有班委提前知道。这时，几位班委开完班会从教室后门进来，纷纷走向自己的新座位。这时，一道美丽的身影走向近前，心想要是她坐在我身边就好啦！她叫杜容，个子不高，身材窈窕，相貌清丽，梳着二条短短的小辫。明亮双眸忽闪忽闪的，聪颖睿智。尤其她的嗓音，唱起歌来特别好听。

哈哈，上天待我何厚！

杜容，她真成为我的同桌。她表情自若，习惯拿出纸来擦拭桌面。挂着无所谓的脸上，仍掩藏不住丝丝羞涩。略显嘟嘟的双颊，含有淡淡的红晕，嘴角带着浅浅的笑意，下巴微尖得有几分妩媚。这标志性的一刻，瞬间永恒的表情，成为我一生的记忆。

我太幸运了。茫然四顾的目光忽然有了聚焦点。一位高洁如荷的姑娘，清丽恬静，文静而不失优雅。她聪敏好学，待人温和。感谢当年“周老师乱点鸳鸯谱”，不然哪有今天的回忆录？

在那个年代，男女同学是不讲话的。我们明面上也是如此维持的。不过，心有灵犀的勾通，往往不需要物理手段。我没有像其它同学那样，在课桌上假惺惺地划出三八线。貌似不允对方逾越，貌似挣了面子，实则有贼心而无贼胆。他们也希望能同异性交流，但又怕承受嘲讽和非议。

　　自此后，我的学习不再寂寞。遇到问题，时常厄眼暗瞧她的作业，初始还偷偷摸摸，随后便明目张胆了。杜容是文体班委，游泳不错，学习也好。或许她有自我要求，或许是想起带头作用吧。坦率地讲，她有很多长处，善长绘画，尤善画仕女。随意几笔，便能勾画出飘然除尘的仙女。看到一幅幅古典式美女图，我时常佩服她的才华。我也努力学习，数学尤为擅长，总想伺机展露自己的特长。有一次数学课，她正为一道数学题陷入冥思。我壮着胆子悄悄用肘碰了碰她，将自己的解法推到她身前。她硬是装作没看见，仄身又自顾思考起来。

这是一种默契，现在看来，称作互相欣赏。没有语言的交流，没有眼神和肢体语言的暗示。我却感受到情感的交流，有如平静的水面下的暗流。每一次的互对作业，都不显山不显水。每一次交流，我都如饮香醇。即使放学回家，也高兴得一蹦一跳的。

除此之外，我还喜欢听她唱歌。她唱得最好听的，还是《重庆知青之歌》：美丽的姑娘，你在何方。野马似的少年，将你爱上……或许我们命中注定要当知青，即使明明知道歌词如此，但我也希望她是那美丽的姑娘，我变成野马似的少年。

记得有一天，我路过西马棚街。在靠近同仁路口那端，有家深宅大院。大门不大，但气派。我在这门前无意之中见到了杜容，她正好站在大门处，像似等人，又像似要出门。发现我后，她张惶地退回到院内，表情匆匆。我却满心高兴，发现了她的住家。从院子规模上看，里面住着的多是盈实之家。我死死地记住了这家院子，锁定了那道大门。后来，只要有机会去那个方向，即使绕路，也要借道西马棚。每次路过那院子门前时，均情不自禁地想朝内探看。当然，那院门好似专门作对似的，阻隔着我的期待。

情愫这东西，说不清道不明。虽说懵懵懂懂，却也日积月累。每天，我都期待着上学，期待着与她的相见。讲不讲话不重要，重要的是存在。要是她偶尔没来上学，我会有种不安，会伸长耳朵，捕捉女同学的议论。是病了，又好像是家里有事？ 

二，暗托鸿雁

1971年4月11日，我们一批不少同学选择了支援边疆建设，远赴云南生产建设兵团。那年头，怪事多多。一个班的同学只有我们支边的“毕业”了，没有去云南的继续留校学习。今天看来，这种现象有些荒诞，不过荒诞事那年月太多了，也就不荒诞了。

初始，我也是这般想，暗燃的情愫会随着距离、空间的变化而渐渐熄灭。姑且不说是否有缘，此生自己到底有什么结局也未可知。不过，心里总是憋得慌，感到有股情感急欲宣泄。她的一颦一笑常常浮现，这是一种难捺的燥动，久久不能平复。

在学校的时候，或许因为自己太过普通，不敢有什么表示。忽然远离，远到千山万水，天各一方，这段激情如不倾述，必将烂在肚子里，再难有重见天日的一天，不甘心啦！

记得那晚月明星稀，烦乱的思绪搅得我六神不安。既然睡不着，便悄悄起床来户外，爬到茅屋顶上，望着满天星斗。她这时要是也抬望天的话，我们又在同一片天空之下。她的相貌清晰起来，她的歌声又似那般动听。恍若见到了她的身影，她的步态，含嗔的眼睛。目光中透着责难，为什么不写信，为什么那么绝情？

我坐在由行李箱搭成的桌前，构思了好久好久。怎样写这封信，用什么词？既要告诉她我的近况，更要告诉她我的思念。那个年代，肯定不能写什么爱呀思念啦之类的话，那是资产阶级情调，绝对不能说的。到头来不仅害了自己，更会连累到她。还不能写得亲妮，唯恐旁人看见。

末了，字斟句酌的我，写了又撕，撕了又写，草稿打了一遍又一遍。不是内容不合适，就是写了错别字。直至认为写出了内容写出了最好的钢笔书法，才将信笺装入信封。表面上看，我仅仅通报对方，我们十五团在云南保山潞江坝，我分配在二营三连，真实的内容都藏在了阅读者的心里。用语言学的术语形容，我们之间有着极强的语境②。

这封信我揣了许久，犹豫了好几天，最终还是咬牙寄出去。我专门跑到团部，不敢像往常一样将信就近放在营部。

　　随后便是漫长的期盼。期盼什么，不知道。我知道她是不可能回信的。不过，难免会去想该信会引起什么波澜，情不自禁的。要是其他同学知道后，会如何反应呢？她在收到信后当众开拆呢，还是趁没人时悄悄阅读呢？要是该信落到其他同学手中了呢？要是她嗤之以鼻撕了呢？要是……要是……想法多多，患得患失，惴惴不安。焦虑和烦躁，日子变得煎熬。我知道，留在学校继续学习的同学，肯定不会放过云南的消息。一封来自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信定然会引爆大家的好奇！

时光荏苒，我没放弃过打听她的消息。听说他们不久后也“毕业”了，各奔东西。她也下了农村，在江油地区插队。此后便断了消息。1973年我第一次回蓉探亲时，没少在西马棚街徘徊，没少留意那家大院，要是有个意外的邂逅就好啦！

时光无声地流逝。个人的情感渐渐地被吞噬，被对前途的焦虑取而代之。从73年开始，知青中陆续有人以各种理由离开。有的借故病遁，有的借道独子政策，有的堂而皇之离去，不是被推荐上了大学，便是被推荐去当兵，真正的解放军哟。我呢，家有兄弟四人，身体还练得壮实了不少。可以讲，我唯一的可能，便是拼命地表现，走光明的回乡路，挤独木桥。

过程是艰辛的，结果是喜人的。天道酬勤，皇天不负有心人，1975年，我的努力终于得到回报，有幸早早离开了边疆。

三，再度邂逅

（一）

1975年7月。扬眉吐气了，我堂堂正正地回到成都，攀爬在机会的天梯上。我习惯性地又去了西马棚街，在那道熟悉的大门外逗留过。命运并没有安排我们的重逢，我没有机会同她分享我的喜讯。逝去的好似永远不会再来。即使我改变了命运，即使自我感觉有能力、有底气同她交往了，但是再也没见到那熟悉的身影，再也没听到她的音讯。

随后，每年寒暑两个假期，我都会回成都。想方设法打探她的消息。这时的我，已经与大多同学失联。

一天，我走在路上，见前面一位姑娘身穿绵衣，老款的那种。蓝布上印有细碎的小花星星点点，步态从容。脑后浓密的头发，从中分开，那对小短辫格外醒目。本能地想打招呼，最后还是忍住冲动。我加快脚步，急忙超越过去，佯做寻人回头。老天啦，幸好我未莽撞，否则就尴尬了。我强咽下那份失落，像打麻将做好了清一色却没有胡牌一样。自己魔怔了，想来不禁哑然。看来，还是没修炼到家。

放下吧，缘由天定，随缘就好。我只能这样叮嘱自己。命里有的跑不了，命里没有强求不来。这一等，又是一年。

1978年冬天，我还有一个学期就要毕业了。我知道，毕业后我肯定会被分配回云南，因为我是云南的生源。看来此生无缘了，离开建设兵团快三年了，寒暑假都回成都，却一直无缘相见，不得不说这是一种遗憾。

“杜容，真的是你？！”

那天，我无所事事，骑车穿行于一中附近，追寻着往日的岁月。在长顺街和槐树街的路口时，我忽觉旁边有辆自行车被人一逼，仓惶朝我冲来。我连忙急刹，不满地看着对方。骑车的姑娘表情慌张，口含歉意，车辆失衡她也尴尬。

“你，还认识我？”她好似还没从事件中回过神来。

“认识，认识！”我原本佯做淡定，本想开玩笑说化成灰都认识。最终还是激动的心情占了主导。难得的机遇，稍纵即逝。我没有弯弯绕，连忙自报家门。一场邂逅，竟发生在意外之时。很快，我们聊了起来，有共同的过去，勾通起来没有障碍。

（二）

我们相恋了，奇迹吧！早年埋下的种子，真切地出苗发芽啦。我们有了约会，相伴在大街上，漫步在公园内。天南海北，谈天说地。偷偷的拉手，款款的对视，世界充满着幸福，四周洋溢着喜气。其实，谈话的主题已经不重要了，即便是傻话痴话，也都能悦耳赏心。哪怕是问对方“见过老虎吗”之类的蠢话，同样也能得到积极的回应。在情侣眼中，说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情感交流。

一天，她打算去春熙路照相馆取照片。我当然毛遂自荐，陪同前往。大街上车来车往，我们二人并骑着，谈笑风生，眼睛里只有二人世界。那时的我再也没了生涩，至少成熟到会聊天了，懂得如何选择主题，懂得如何掌握分寸，懂得了很多很多。其实她也变了，出落得更加美丽和有气质。美目巧兮，忽闪忽闪的，透着妩媚和善解人意。盈盈的笑意，款款的表情，我已经被融化了。

“谁说要给你啦？”

她从相馆里取到照片，我自然会拿过来欣赏。她拍的艺术照，一个人拍出二个影来，再组合成一张，看上去像姊妹俩。我将手中那张扣了下来，腆颜的，说是要放在心里。她佯作无奈，没有强行索回。

我们聊得十分投缘，距离越来越近。在一起谈了许多，东拉西扯，云山雾罩。话语缤纷般坠落，像在祝福我们。她不再有动不动就脸红了。成熟大方或许是岁月留给她的礼物。我有心仪人做伴，自然大吹大擂，卖弄学问。

她为了调出农村，在攀枝花近郊一所学校任美术老师。正好我刚刚阅读到一部有关国外艺术的著述，牛皮大吹起来。那表现像是前知五百年后知三百年似的。

“现代艺术中给人印象最深的，莫过于人为艺术。它兴起于五、六十年代的欧洲。具体地讲，就是艺术行为或艺术事件都有艺术家亲身参与，或者精心策划。艺术作品就是在与参观者的交流过程中、逐步发展、形成结果的过程。人为艺术具有四项基本元素：时间，地点，行为艺术者的身体，以及与观众的交流。比如，外国有位艺术家，她叫Orlan——我刻意秀了一把外语——，中文名叫奥伦。长得清丽可人，原本漂亮的脸蛋非要一次次地接受整容，说是要将它献给了艺术。她不断接受美容手术的目的，就是要向世人展示美丽的模式。她指责西方文明对美丽的专制和要求。更为极端的是，她的“手术参与表演”通过电视向世界直播，说是医学能战胜痛苦，每个人都有改变容貌的可能。等等等等……”

我虽然刚在内部资料中读到这段，但为了展示所谓的“知识渊博”而吐沫横飞。事实上，我谈到一些事件和人物时，没有准确的把握，有些是似而非。我见她听得认真，也就忘乎所以来。越吹越来劲，吹得天花乱缀，不亦乐乎。

“你说的是人为艺术还是行为艺术？”她忽然问了这么一句。

“哦……”我的脸忽然臊红了，发现致命的失误。对，这应该叫行为艺术。我也太信口开河了。话到嘴边时，我就在这两个词之间犹豫。由于没有时间思考，选了人为艺术觉得把握更大些。没想到……演咂了吧！

“你也懂？”说这话时有点汗颜，我更感到害怕。幸好我没吹嘘中国艺术，不然早就穿帮得不能再穿帮了。我忘了她是美术老师，她好学习。

“哪有你懂！”那语气，极有杀伤力。她仍旧一脸淡然，目光中透着俏皮和挑战。虽然她再没多说，但用现代的语言来讲，我糗到家啦！ 

“自己挖坑自己跳，该！”我狠狠自骂起来。末了，好似突然醒悟过来，佯作凶恶状，双手伸向她的脖子，“我掐死你！你明明知道这是坑，也不拉我一把！”

“咯咯咯，”她笑了，开心着呢。我被那笑颜迷死了，尽管她有些狡猾。

“还记得那封信吗？”为了逃避尴尬，我刻意挑起敏感的话题。当年的那封信，像一粒爱情的种子，已经在我心中发芽。不知她是否也有同感？

“啥信？”

“我刚到兵团写给你的，没有收到？”

“没有……才怪呢！”她故意大喘气。随后，她递来一个埋怨的眼神。“你寄哪儿不好，偏偏要寄到学校，当着那么多同学。”

“他们都看过啦？”我脸开始发烫。

“从此后，他们见面就叫我杜容同学。真讨厌！”

“叫我什么呢，同学江？”我记得信中是这样称呼和落款的。

“癞蛤蟆！”她大声地讲。

“天鹅同学，那封信呢？”

“撕了。”

“撕了？”

“扔到了风里！”

“太绝情了，不会吧！”

（三）

感情日增月进，她终于带我去登家门。当我随她来到槐树街而非西马棚街时，我才发现自己完全搞拧了。怪不得，为什么几年来我从来没在西马棚的大门前再见过她！刻舟求剑呀。进了家门，见到她母亲，一个很有气质的中年妇人，在院内洗衣。显然，杜容肯定得到了母亲的首肯，否则焉能容我这个外人入内。不过，她母亲表现得较为淡定，也没问什么，微微一笑，容我进入室内。这是有层次的家庭，有气度有视野。我明白，如果我不是个努力上进的人，断难走进这道门。

“给你！”她拿出我们使用过的数学书——真有她的，这书还保留着——，从书中取出一样东西递过来。

是那封信，我刚到兵团写给她的那封信。当年那个懵懂少年按捺不住萌动、初恋萌发时写的信。

“没把它扔在风里？”

我的心醉了，一种温暖，一种至福。她精心珍藏着这封信，信内的语言是幼稚的，写信的人当时更是社会底层。可是，可是她没有扔在风里，没有不屑一顾。我很感动，那感觉就像读到《俞伯牙摔琴谢知音》时的一样。知音啦！她读懂了字里行间的寓意，接受的不仅仅是同桌二年的情谊。

她是第一个不歧视我的女同学，并不因我的普通。我唯一的优点是爱学习，在读书无用论的时代，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她兰质慧心，没嫌我没鄙视我。她是第一个理解我的姑娘。初恋的信平淡无奇，她却能读出字里行间的真情，从而俘获了我的心。她是第一个能听我絮叨不断且反应机俏的聪明人。为了赢得她的芳心，我时常夸夸其谈，时而渲染自己宽阔的视野，时而吹吹嘘自己有学问。在她眼里，或许在我的幼稚中看出希望，从我的白痴般的表现中看到真情。她喜欢听我吹牛，静静的，一脸的理解。没有打岔，没有不耐烦。即使用竹签捅破我吹的牛皮泡泡时，也能适时递上台阶，容我下台。她适时的“破功”与其说是整我的难瞧，倒不如说是善意的提醒。好的建议用顽皮的方式讲出来，效果更好。我从她的话语中领悟到告诫，做人别飘飘然，要脚踏实地。她是第一个认为我是有希望的人。从小学到中学，我既不在体制内出人头地，也不在体制外冒泡泡。平平淡淡的，就连加入少先队，也到了小学五年级才戴上红领巾。她却明确告诉我，我是有希望的。同桌的岁月，我们同坐在一张桌前，一起听老师的讲课。她坐在身边就是一种存在，我铭记着默默的相助。重逢后，我能感到她的认同，鼓励我做好学问。我没有任何理由辜负她。

她还是第一个敞开心扉让我了解的姑娘。我上大学时已经22岁，知道了爱情。鉴于我在云南当过四、五年知青，在大学同学眼里因性格豪放而谑称为“不开化民族”。她告诉我，粗犷豪放不等于粗鲁，有文化不等于有文明。女孩子喜欢的人，应当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她告诉我，男人要大气，要有进取心，要会关心人，更要会爱人。她的一生也不顺利，调离农村后，在攀枝花市远郊的学校工作。教美术这份工作虽然还可以，然而离家乡太远了。每每回乡，都要坐20来个小时的火车。揺啊揺的，揺到心烦时才能摇回故土。她还是个唯美主义者。每次同我写信，都会写了撕，撕了写，再揉成一团扔在地上。等到满地都是纸团时，或许才写出满意的书信。

四，不胜唏嘘

我们一直相互鼓励，并且保持着通信。遗憾的是，或许命运使然，我们最终没走到一起。后来音讯虽然断了，但我并没有失却挂牵。我一直期待机会，希望能再见到她，做个不是交待的交待。没料，上天再没给我这样的机会。

我自从离开兵团后，与知青群体接触不多了。在大学工作，站在讲台上看似高雅，实际仍存在着激烈的竞争。精力大多用在教学科研上，加之我远在昆明，与同学接触的机会明显不多。直至十多年后，我才有幸与一中同学们重新联系。从魏永福同学那儿获知，三连四排同学于1989年在成都举行了一场聚会。由于我已失联，没得到通知。后来我看到了那次聚会的照片，当时他们正值壮年，洋溢着青春活力，穿着也紧贴时代的变化。女同学们出落得个个美艳出众，男同学们更是充满着对命运的自信。我努力辨识着久违的面孔，搜索着久远的记忆。无尽的眷恋，竟然惊悉她的噩耗，驾鹤西去了。她的生命永远定格在1981年7月9日凌晨1时27分。她当时选乘了由格里坪开往成都的442次列车，在路过乌斯河路段时，遇到了泥石流，成为275位罹难者之一。听闻这则消息，我格外难受，特别自责。如果……如果……，当然已经没有如果了！

2008年，我已调到山东青岛，离大家更远了。好在三连四排同学仍旧想得起我。他们从魏兄处获知我的联系方式，通过电话热情地拥抱我这位天涯游子。一线牵两地，好些同学聚在一起表达出遥遥的期待，我的心醉了。我终于找到了组织，找到了 “家”。来年五月，我们相约再见成都。同学们为了欢迎我的回归，做了很多准备。好些同学代表大家赶到机场相迎，美女、鲜花、接风，令人好不感动。

次日，茶楼喜气洋洋。李容等同学还在楼道上刻意装点上彩球以示欢迎。李友谊、方秀玲贤伉俪驾车来接，刘胜菊上下张罗，更有大家热情的问候，天涯游子眼睛潮湿了。在这场大聚会前，有人提议写篇文章悼念班上逝去二位同学：马再明和杜容。我接下了写杜容的任务，自告奋勇的。或许是自尊作祟，我写了回忆短文权作悼念，遮遮掩掩的，欲说还休。

大概在2017年吧，滑雪同学在微信群里发了一张她的结婚照。我先是为之惊愕，还是那熟悉的样子，还是美丽的眼神。随后又稍显释怀，好在她获得过真爱。

一世的心结，无尽的怀念。谨以此文送上祝福：愿生者健康，愿逝者安息！

2019年1月18日写于青岛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① 儿时的游戏。贫穷的年代，孩儿们聚在一起，参与者三人以上即可。将一块砖头之类的长方形硬物体立在远处。参与者拿手中的石块儿或砖块儿在远处投掷，砸倒立体物者为胜，选择越远的人越先掷。

② 喻指对话双方心灵想通，仅需只言片语，对方便能知晓说话人的心意。

恒 久 平 实 一 恩 师
--怀念刘恒平老师

李红

夏日和煦的一天，我们昔日同窗一行数人来到孤峰兀立、满目青翠的道教名山—老君山，代表全班同学来凭吊我们的初中班主任刘恒平老师。站在刘老师墓前，阳光投射林间，山风轻拂耳际，闭目悼念之时，48年前的中学往事历历涌上心头，刘老师那慈母般的仪容不禁也清晰浮现在眼前

1970年的秋天，我们在西马棚小学就读7年（小学6年，初中“戴帽”1年）的全班人马，被“整抬”升入位于东马棚街的成都一中，连同外校转来的另11位同学一道，合编为十连四排。虽然同学之间大多非常熟悉，但对于即将出现的班主任老师，我们既有殷切期盼之情，又有忐忑不安之心。还记得我们第一次在教室中整齐肃立与班主任见面的情景：刘老师皮肤白皙，举止端庄，和蔼可亲，一双美丽的眼睛透着温和慈祥的光芒，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她面带微笑，轻盈地走上讲台，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刘恒平”几个大字后，转身面向我们：“同学们好！”“老师好！”一句最普通也最亲切的互致问候，完成了我们的第一次情感交流，也开始了我们不解的师生之缘！

在刘老师的带领和关爱下，我们很快适应了新的学习环境，新老同学之间也消除了生疏感，建立起和谐互助的班集体。大家彼此尊重，团结友爱，相处得如同兄弟姐妹一般。记得当时有两位同学因患重病暂时不能上课，刘老师组织我们以班级名义派代表登门看望，鼓励她们战胜病痛早日返回课堂。虽然其中一位后来因治疗无效永久离开了我们，但相信老师关怀和同学情谊会给她留下温馨记忆。

我们中学期间正值“文革”中期，生长环境和学习生活不可避免会打上时代烙印。十三、四岁的我们正处于青春叛逆期，年少无知又不谙世事，当时流行的“读书无用论”和反“师道尊严”对我们都有着不小的影响，也一度让刘老师为之大伤脑筋。尤其是有的男同学聪明顽皮又自由散漫，对学习不太上心，课堂上思想常开小差，甚至在科任老师上课时大声说话，干扰课堂秩序。作为班主任，刘老师对此非常着急，但她却很少当面直接申斥或指责学生。于是有一段时间，几乎每堂课刘老师都会在教室门外悄悄站立，用目光监督大家尊师重教。每逢这时，课堂上就会鸦雀无声；我们也常常看见刘老师叫住某一同学，下课后请你到我办公室来。奇怪的是，被叫去的同学返回后，却并没有面露愠色，反而情绪平稳安静上课，显然是温言细语的老师以春风化雨般的耐心说服和对学生的人格尊重赢得了学生对老师的服从。即使对个别屡屡犯错的人，刘老师也会在维护其颜面的前提下，及时与家长联系沟通，一起商议解决办法。与此同时，对于那些守纪律勤学习的学生，刘老师也注意随时鼓励鞭策，督促他们发挥示范作用，带动班级共同努力。恰如“好雨知时节”，“润物细无声”。

作为班主任和语文老师，教书育人是刘老师一以贯之从不懈怠的宗旨。她不仅全心全意地传授知识，而且身体力行的教导我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全班数十名同学主要居住在“少城”周围，大都来自普通市民人家或干部家庭，家教和秉性也各不相同。但在刘老师眼中，无论家境贫寒或富庶，学生之间都是完全平等的。有教无类，一视同仁，决无人格高下之分。在刘老师班上，每一位同学都能体会到受尊重和被关注的感觉，都能从老师的和颜悦色以及循循善诱中感受到属于自己的一份热忱关爱。回想起来，这也是刘老师留给我们的一笔重要精神财富，教会我们平等待人，严以律己，包容、理解、尊重他人，让我们在后来的人生道路上受益无穷。

初中期间学校每个学期都要安排为数不少的学工学农学军社会实践课程，而走出校园总会面临一些不确定因素。每逢此时刘老师总是不辞辛劳跑前忙后，精心组织周到安排。她尤其关注学生的人身安全，一再叮嘱在陌生环境要提高警觉，女同学要结伴而行不要单独外出，并把同学编为若干小组以利于彼此之间相互关照。应该说，这些社会实践课不仅为我们后来上山下乡和走入社会打下了一定基础，而刘老师反复倡导的互帮互助也潜移默化地培养了我们树立起关心和帮助他人的良好品质。

在一中的两年学习生活中，刘恒平老师和我们全班同学朝夕相处，建立起了深厚的师生感情。是刘老师的教导指引我们顺利完成了初中学业，也是刘老师的关爱陪伴我们走过了青春成长期。同学们都十分庆幸我们能够遇上这样一位尽心尽责关怀备至的好老师。两年时光虽然短暂，与刘老师相处的日子，我们如浴春风，如沐阳光，给我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象。虽然我们离校后由于生活重压和家庭负担，渐渐失去了与刘老师的联系，现在再想看望老师，老师却已经永远离开了我们，遗憾自责的同时，也要感慨人生苦短更须珍重当下！但认真回想起来，刘老师的教诲和引领其实一直与我们同在。即使是四十多年后的今天，岁月已经改变了我们的青春容颜，各自也大都事业有成或阅人无数或儿孙成行，但当我们相聚畅谈时，怀念最多的还是我们的刘恒平恩师。既感叹我们当年的年少轻狂，更感慨刘老师当年的艰辛不易。我们知道，刘老师一生没有亲生子女，她实际上是把满腔的热忱关爱甚至是母爱之情抛洒给我们，把我们每一个学生都视同己出。感恩刘恒平恩师！感恩母校成都一中！感恩每一位教过我们的老师！感恩同学们的同窗相聚之缘！

　　稍感遗憾的是，作为学生，我们对刘老师的个人状况却知之不多。只知道刘老师出身名门，有很好的家庭教养，是颇具大家风范的一代淑女。刘老师的爱人朱老师是二十四中的体育老师，夫妇俩平实质朴，淡泊名利，毕生从事教育事业，恒久坚持，无怨无悔，堪称桃李满天下。他们虽无亲生子女，但抱养了亲属子女抚养成人。据说刘老师的家庭与道教有些渊源，她去世之后才得以安息在道教名山老君山，恰好暗合了“回归道山”之喻。相信这也是最符合刘老师本性，最满足刘老师心愿的一种最佳归宿。

此时此刻，此情此景，那首“老师我想你”的动听旋律在耳边响起：

“春天的花开了，夏天的蝉叫了，秋天的果熟了，冬天的雪飘了，老师我想你！”

“穿越人生悲欢离合，走过循环往复四季，老师我想你！想你！你是我最美好的记忆！ ”

青春的印记

 

马荷妮

青春是美好的！每个人都有一本属于自已的青春纪念册，而在我的记忆中，成都一中的青春生活难以忘怀。

成都一中创办于1935年，初名为四川省立女中，1952年更名为成都一中。1996年更名为成都市树德实验中学。

1969年，我进入了成都一中上初中。我于1966年在实业街小学毕业，本应接着上初中，但因文革停课，直到l969年初中才开始招生，于是我们小学末满16周岁的孩子都进了成都一中读书。

  记忆中的成都一中大门前有一棵巨大的榕树，枝繁叶茂，一到夏日，人们喜欢在大树下乘凉。一走进大门，左边往里走是教师的宿舍，右边是教学楼，毗邻的是一个篮球场，下课后，同学们挥汗如雨的打着篮球,，篮球场经常传来呐喊声、加油声。再往里走就是一中的大操场了，完整的院墙把外面的世界与学校隔开。

复课后的学校按军事编制，把原来的年级、班、组改为连、排、班，我分在二连一排。记得我们当时课程设置有：语文、数学、英语、政治课程，物理改为工业基础知识、化学改为农业基础知识。

在成都一中记忆极深的是每日早晨的“天天读“，毛主席的“老三篇“是必读的内容，不仅要读，还要求背诵。一走进校门，只听到同学们琅琅的读书声：”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为人民利益工作的……。“

当时的共青团组织已经瘫痪了，取而代之的是红卫兵组织。要想加入红卫兵组织，要写申请书，表现好才能加入。

我们的班主任兼政治老师是刘愈彬老师，当时还很年轻，大约20多岁；教语文的是唐老师；教数学的是何治国老师；教英语的是张善和老师。

在文革中，当时受“读书无用论“的影响，尊敬的老师成为被批斗的对象，教室成为批判的战场。记得一天晚上，我看到一位老师挨批斗，据说他是印尼的归国华侨，他的罪名是“里通外国的奸细“要他老实交待。

然而，这些老师顶着“臭老九“的帽子，冒着被批斗的风险，工作仍然是认真负责，从没缺席过一节课，在学农、学工、学军的队伍中仍然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

著名教育专家钱理群先生曾说：中小学教师工作的意义与价值就在于成为所教学生童年和青少年记忆中美好而神圣的瞬间。

是的！这些教师在我们当年的中学生活中播下了希望的种子，虽然由于文革，我们当时没有读多少书，但今天回想起来仍然很感激他们。

我们班的同学大多数住在长顺街，长顺街分为上、中、下街。长顺上街为将军街至商业街，长顺中街为商业街至东马棚街，长顺下街为东马棚街至东二道街。长顺街有不少对应的小巷子，如支机石街、桂花巷、商业街、黄瓦街、等，我住在商业街，离一中只需十五分钟即可到达。我们班的同学不少都住在长顺街对应的小巷中，由于相隔不远，放了学常相互串门玩耍，体现了同学之间的深厚情谊。

那时，学校经常组织我们学工、学农、学军。我记得我们先后到了龙泉学军拉炼，每年五月都到成都近郊的胜利公社学农参加双抢劳动，到成都木材综合厂学工。

1969年9月，学校组织我们到龙泉学农至今难忘。一个深秋的夜晚，我们背着背包，在学校大操场集合，晚上九点，领队高喊：”同学们，向着目的地出发！“我们全校2000多名中学生离开了学校，迈着整齐的步伐向前行进。突然前方传来“军令”，“敌机“要来轰炸，马上趴倒。当时，天刚下了小雨，我们不顾一路泥泞，马上趴倒在马路上。一会前方又传来“军令“，敌机已经飞走，继续前行。经过六小时的急行军，我们终于到了龙泉中学。同学们累极了，倚靠在教室里休息。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就听到军号声，我们又整装出发了。行军的目的地是山泉乡，山泉乡是上山15里，下山15里.，一路上还要在茂密的山林里破获“敌人的情报“，.同学们高唱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歌曲，我们看到的是山峰相连，一峰更比一峰高，一山更比一山远。中午，我们终于走完了从学校到目的地的80多里路。进到农民家后，我一看脚上打了几个血泡，善良、淳朴的农民端来洗脚水，我们虽然很疲乏，但心里感到热乎乎的。

在山泉乡，我们与农民结成了深厚的友谊。学会了不少农活，这次劳动的经历使我们十分珍惜，我体会到持之以恒，互帮互助的可贵。

那时，每年的五月，学校都要组织我们到成都近郊胜利公社参加”双抢”，麦收劳动

金黄色的麦浪在劲风的吹拂下此起彼伏，我们一手捏着麦杆，一手拿着镰刀，干得热火朝天，汗水湿透了衣衫，我们也全然不顾。

当地的农民非常淳朴，十分热心好客，当我们走在乡间小路上，他们总是笑脸相迎，热情地教我们农活，使我们感到一种浓浓的情谊。

每当夜幕降临，繁星满天，晚风吹拂，我和同学们躺在麦秸堆旁，唱着《听妈妈讲过去的故事》的歌曲。

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

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

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

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我的初中生活虽然文化课学得不多，但是走出课堂参加社会实践也是重要的一课。也是人生路上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197l年4月，我们排有不少同学去了云南支边。我记得，当时学校请了一位解放军做动员报告。他说得很好，什么“头顶香蕉，脚踏菠萝，穿军装，拿工资等“。

结果同学们去后，并不是他吹得那么好，而是经过了艰苦的岁月，有的同学在那里长达八年，把青春奉献给了云南。

我们留下来的同学两个排又组合在一起，直到l972年离开一中。

2018年4月16日，这是一个终身难忘的日子，我与离别46年的中学同学们见面了。

我见到了以前很熟悉，但又有许陌生的脸庞。

从依稀的记忆中，查找他们的名字。

我见到了尊敬的刘愈彬老师，见到了久别的同学们。

同学们纷纷回忆起了40多年前的往事，风趣的谈起了你、我、他当年的趣事。

在这个难忘的日子里，留在我们心中更多的是对一中生活的追忆，对已逝岁月的感慨。虽然美丽的年华无法回返，但同学间的情谊却永驻心间。虽然我们相处只有两年，但两年的同学却是一生的朋友。

忆成都市一中一连三排同学情

冯云生、刘光蓉

五十年前开始复课的年代，我们被通知到成都市一中报到。

成都市一中坐落在东马棚街，校门口有两颗高大的银杏树，每到冬天，金黄色的银杏叶迎风招展，漂亮极了。当银杏叶铺满地上，我们踏着金黄色的树叶，欢快地进出校园时，那种心情，真是好极了。

我对学校的第一印象很大很大，学校里的教学楼和球场更是让我觉得太漂亮了。我们排的教室在进校门后，右边邻街那栋教学楼二楼的第三间，我们班上 51 个同学来自长发街、黄瓦街、奎星楼、实业街、实验小学等不同的学校，共同组成了我们一中一连三排。

  我们排的班主任是梁桂英老师，数学老师是陈世楼老师，还有我们的英语老师是夏遵义老师和张善禾老师，当时，工宣队师傅付建玉也负责管理我们，这几位老师和付师傅对我们非常照顾，让我们认真学习，但是我们当时年少顽皮，根本不认真听讲，老师拿我们没办法天天对着我们摇脑壳。

记得当时我排的座位都是一男一女，我们在桌子上用粉笔划了当时很流行的“三八线”，

虽然男女同学不怎么说话，但是一旦谁的手或物品不小心越过“三八线”，等待的就是毫不留情的相互之间的拳头。现在想来还忍俊不禁。

进学校不久，我们 50 多个同学，胸怀朴实的梦想，来到了广阔天地的龙泉山泉公社学农。

那一座座的山，一片片的庄稼地，迎接着我们到了农户家，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吃红薯稀饭，犹如就在眼帘，永记我们心房，这是个难忘的时光。

毕业时，我们这一代人响应党的号召，分别支边到云南建设兵团，支农到四川各地，还有一部分同学留城，我们在在不同的地方迎接属于自己的历程。

　　人的一生记忆很多，但青春的印记常常铭刻在我心中。成都一中将永远印入脑海，永远难以忘怀。

2014 年，我们欢聚在成都一中，重温那难忘的时光。无论是从政、育人，还是自业、经商；无论是成功还是受挫，平淡还是辉煌，都还是那般纯真的模样，都没有把故地和友情遗忘。这里没有高低贵贱，这里没有世态炎凉。有的，只是同窗情谊，地久天长。因为我们始终相信：我们有缘，我们有情，我们更有善良。

同学情，真好。虽然，幸福着你的幸福，悲伤着你的悲伤，但是，我们曾经梦着同样的梦，一起从成都一中启航，由此，就产生了深深的牵挂。愿我们相互信任，相互陪伴，抱团取暖，一直到地老天荒。

 

和警＆察＆叔叔的故事

 

王进勇

今年是我们这一批人复课五十周年纪念，同学们提议搞个纪念活动，仅仅吃顿饭、打打麻将是否太单调了点，于是有同学提议出本书，写点我们自己的故事。

我们排上的同学出了两位警＆察＆，一位是斯育平，官至省交警总队副总队长，高级警阶；另一位是池继承，曾任云南省武警部队办公室主任，支队政委，上校军衔。都是俺的好朋友。我们一中还有不少毕业后从事警＆察＆职业的校友，如：薛林、魏黑娃、洛小果等，但在脑海中总回想起中学时与警＆察＆叔叔发生矛盾的故事，那时年轻气盛不懂事，现在"奔七”之人，写写往事，仅此一笑。于是，就写在中学时和警＆察＆叔叔的故事吧。   

 1966年小学毕业在家呆了三年，1969年复课进入中学，属新三届，文革时的教育要改革，其实就是一个字 “ 乱 " 。

课间操有二十分钟的休息时间，那是一定要到校外转转，散散心的。

　　某日，一群同学转了一大圈来到东门街口，见数十位郊区农民在贩点菜蔬、鸡蛋什么的。

　　小贩总是希望越闹热越好，摆路中间更好，渴望生意好，尽快卖个好价钱好早回家，这些都能理解。

　　恰遇交警四中队交警叔叔维持街面秩序，干涉小贩。

　　同班同学乌鸦(绰号)顽皮，上前挑逗警＆察＆，挤眉弄眼的挑斗说:“有本事把它啄了嘛”。

　　警＆察＆叔叔也本年轻脾气大不信邪，顺手将提篮底朝天，篮中的鸡蛋自由落体式的与大地亲密接触，瞬间粉身碎骨。

　　农民当然不依，哭拉着警＆察＆叔叔的衣袖，索赔。

　　乌鸦则扬长而去。

　　警＆察＆方知上当，急上前抓住乌鸦的衣袖交农民处治。

　　然而，乌鸦与农民无关，三角关系有点复杂。

　　乌鸦是俺同学、小兄弟，当然要管。上前询问，警＆察＆二十多岁，俺十六岁，自然他凶俺却不怕。

　　我们人多，争吵中警＆察＆忙回西马棚四中队搬救兵数十人。

　　在学校大门口，警＆察＆拉开架势要大干一场，其中三人三面向俺包围过来。那时俺也气盛，略学点皮毛扁挂，划着步子，乘其不备，仅一分钟将三警＆察＆叔叔打翻在地。

　　警＆察＆气脑了，重新包围过来。

　　此时，校内女生若干插入之间，让俺赶快逃之，过操场，才发现学校无后门，围墙与24中一墙之隔，墙头那玻璃碴子锋利无比。

　　那时年轻真好，一跃一蹬，将墙头带有玻璃碴子砖推向24中，一个反手勾住墙头收腹骑于墙头，与警＆察＆叔叔对峙数分钟，互不相让。

　　立于墙头绝无取胜的可能，然后跳入24中校园，大摇大摆离去。

　　下午，工宣队林师付闻讯来到家中，询问前因后果，林师付告诉俺警＆察＆叔叔是他的小学同学，好朋友。不打不相识，让我晚上和他一起到西马棚交警四中队认朋友。

　　傍晚，林师付带上我，还准备了一瓶半斤装五加皮药酒，外加一旧书本纸包着的干葫豆。

　　那时的交警四中队在西马棚街条件简陋，一个院子，几间房子，中间是堂屋，没有椅子或者板凳，只有一只旧式的老茶几，五加皮和干葫豆往老茶几上一摆。

　　林师付和警＆察＆关系真熟，没有酒杯，酒瓶瓶转到嘴喝，就成了朋友。

　　时不时，警＆察＆叔叔要给我们布置任务，所谓任务就是上街协助逮自行车搭人的。

　　通锦桥附近属于城乡结合部，傍晚，总有一些比我们大一些的年轻人骑上自行车扇合合。

　　嗬嗬，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知道“扇合合”为何意？我们这一代人肯定没有不知道的。

　　那时的我们年轻懵懂无知，或者说少不更事，逮自行车搭人乐此不疲，其实是想瞧这些“扇合合”的出洋像。

　　有一天晚上，收缴了几十辆自行车，颇有点胜利者的味道。来了一辆翻斗车，大家伙七手八脚的协助搬上车，我们几个骑上自行车，紧追翻斗车，以为到了东马棚四大队协助下车，远远的看见翻斗车像倒垃圾一样，稀里哗啦一阵响，钢丝断了，铃铛歪了，漆水和克洛米洒落一地，俺看了是真生气了。

招呼一声兄弟伙走人。从此再也不参与此类活动。

前几年退休了，老爱回忆往事，在一次同学聚餐的席桌上，正好邓道斌与我邻坐，摆起来警＆察＆叔叔还是他院子的邻居，俺立即相约，好久喝盘酒。道斌告诉我，晚矣，已经走了好多年了。唉，人生苦短，的确要珍惜当下。

　　好多年前，遇到了一中老同学伍登学，伍登学是读书人，钻研学问一整套，留校川大，自然就把婚姻和家庭往后推了又推，夫人成了大龄孕妇，临要生产了还在家中，突然发作，真不晓得啷个办？走出望江老校区，正遇下班高峰期，川大到川医，看起来不远，堵起车哪就不晓得啥时候能到达了，然而产妇是不等人的嘛，娃娃啥时候想出来又不提前预约的。登学同学读书人干着急，还是出租司机见多识广，告诉他前边有警察，你去和警＆察＆说说，登学同学赶快下车找到警＆察＆说明清楚，警＆察＆二话不说，直接拉响警报，让出租车紧随其后，在短短的时间内，一路冲红、绿灯赶到了川医，母子平安。登学同学见到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警＆察＆叔叔真好！”

　　多年来，许多人对警＆察＆有些不恭，其实，警＆察＆就是一个职业，就像俺从事的教师职业一样一样的。

 

左: 斯育平，右: 池繼承。

梦一中

肖文章

岁月如梭，光阴似箭，今回首，离校巳五十周年……。

     在尘封的记忆中，有许多令人难以忘怀的往事，其中时常浮现在脑海中的、是在成都一中读书时度过的那段美好时光，那时光在我生命的长河中十分短暂、不足一年，但它却是我羞涩青春岁月中的精华，记忆犹深，难以忘怀。五十年过去，它如影随行，牢牢地盘踞在我心底、并不时泛起涟漪，一种抑制不住的思绪、常常将我带回到那魂牵梦绕，青砖大楼二连三排的教室里。耳边仿佛又响起，同学们那声情并茂的歌声：“长江滚滚向东方，葵花朵朵向太阳，滿怀激情迎“九大”、迎“九大”，我们放声来歌唱……”。

     歌声已遥远，感觉仍亲切，正是这份难以释怀的情感和眷恋，伴随我不知度过多少夜晚，也记不清曾有多少个今夜、梦回一中，梦回校园，梦中的同学，心仪的女孩……。

     同窗半岁惹相思，

     今生一世牵魂萦。

     花季相逢蝶恋花，

     情窦初开溢真情。

     金玉源本不良缘，

     顽石何以显通灵？

     梦断龙泉惊鸿飞，

     遗恨终为梁祝吟。

    ……青春韶华远去，留下的只是酸楚的回忆……。

        别了一中。

追 忆 . 徐志鹤

楊新元 徐三

　 故事发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也就是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的那个年代。党中央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由此，人类历史上一场空前绝后的知青运动在中国大地拉开序幕，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也因此发生了巨变。沧海桑田，弹指一瞬间，知青的岁月是生命中难以磨灭的回忆，给予我们快乐，沉重，迷茫，瑰丽的烙印。知青的故事则是一本厚重的历史教科书，永载史册。

　　翻开记忆中发黄的扉页，那是一九七一年初春的四月。成都一中校园内，突然出现一些身着草绿色军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志，打破了校园往日的宁静。同学们奔走相告，原来这些现役军人是来动员同学们去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建设边疆，保卫边疆，打造我国第二个橡胶基地。解放军同志手捧一本“边疆晓歌”书籍，至今我还记得，书中写的顺口溜：“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头顶香蕉，脚踩菠萝，拌一跤抓把花生”。去建设边疆的条件也很诱人：每人每月40斤大米供应，有工资，是部队编制，在那个短吃少穿的年代，这无疑是巨大的诱惑。同学们纷纷踊跃报名，一时间，“决心书”遍布整个校园。

　　我印象最深的是同学徐志鹤，他对我讲：“家里屋头姊妹多，生活困难，去边疆练一颗红心，到自己理想的天国，又给家里父母减轻生活负担，这是一举两得到好事。”所以他积极申请报名，首当其冲的被批准入伍。

　　看见好友们纷纷入伍，我的心也按耐不住了。回到家里跟父母商量了一下，他们却极力反对，特别是我的大姐。那时候她身怀六甲，直接跑到学校去找到了我的班主任曾诚，把老师臭骂一顿，还编了个理由让我不用去云南。那时候的政策是家中有姊妹兄弟的都要被安排去建设祖国，家中只留一个。除非有伤有病，或者是独生子女。我在家男孩子中排行老二，大哥已经去了四川的农场知边，大姐出嫁，剩下就是我和我的妹妹。我大姐告诉曾老师：“我弟娃儿哪儿都不去哈，他脚摔断了！”父母还把户口本锁在了箱子里，一时间，我也没了主意。眼看着身边的朋友都写下了“决心书”，纷纷准备去建设边疆，建设祖国，我的内心感到无比煎熬，年轻的我，只想跟兄弟伙些在一起，何况还能建设祖国，还能减轻家里负担。我把事情告诉了徐志鹤，他帮我想了个天衣无缝的办法，也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他说：“你先不要急，要稳起，到临走前一天把家里到箱子锁撬了，把户口悄悄拿到派出所下了，这样生米煮成熟饭，家里人也拿你没办法”。

　　就在将要离开的前一天，我把家里的水缸挑满了水，悄悄偷出了户口本，拿到斌升街派出所注销了户籍。

　　四月十一日下午五点，成都火车北站，让人永生难忘的离别大戏在此上演。母亲和陈干爹，还有父亲的干女儿赵姐一起来火车站送我，父亲对于我的“叛逃”十分生气，躲在家中生闷气，也就没来送我。母亲，干爹和赵姐给我提了很多东西，尽管物资匮乏，但他们总是竭尽全力的对我好。母亲这一生对我溺爱有加，但儿子却辜负了她，没能常伴她左右，她也没有什么怨言，最终在我要离开的时候，还提着大包小包来送我。我望着母亲，觉得她有些老了，我想着以后去了云南挣了钱，一定要孝顺她啊。

　　一辆满载成都知青赴滇支边的专列，拉响了最后一声汽笛，我再也无法控制，泪如雨下，声声地叫着妈妈，不知她能否在嘈杂的离别声中，听见儿子的一声呼唤。

　　再见吧母亲，再见吧蓉城，催命般的喇叭，欢呼声，歌声，哭声，汇成了情感澎湃的交响乐，人们挥泪告别，此时此景，每个人都像热锅上的蚂蚁，不知所措。那年春天的蓉城，是那么沸腾，是那么炙热。成都一万六千多名初中应届肄业生，义无反顾的踏上了去云南的征途。

　　火车终于启动，飞驰在祖国大西南的成昆线上，车上上千名十七八岁的热血青年怀揣理想，向着未知的远方奔驰。“一切交给党安排，中华儿女走在四方”，同学们把在成都火车站的悲恸化为歌唱的力量，通过歌声互相鼓励。在随后的车旅中，男孩子们开始了打闹，细心的女同学记录着火车一路通过的桥梁，隧道，她们似乎要通过这些零零碎碎的记录，记住回家的路，山长水远，不知何时才能见到故乡。　　　

火车经过一天一夜的奔袭，终于来到了云南省的广通车站。几十辆军车早已集结在此，我们提着大包小包又换乘了这些军车。随后，在连绵的山峦中，我们队伍像一条长龙，一路风尘。同学们在蜿蜒崎岖的山路中早已疲惫不堪，大家都坐在自己的铺盖卷上，沉闷无声，我也是第一次坐这么久的车，出这么远的门，胃里感到一阵阵翻腾。正想抬头缓一缓，就看见徐志鹤站在车厢前面，张开双臂，感受迎风的尘土，他的脸上没有一丝一毫的悲伤，全是喜悦。我以为他这样做是为了使自己头脑保持清醒，毕竟舟车的劳顿早就磨掉了我们这群年轻孩子的新鲜感。夜里，车队行驶到了宿营地，我和徐志鹤躺在一起，他跟我聊起了他的理想。他说：“这一路西行，你会得到很多体会，风景如画，蓝天，白云，亚热带的美丽风貌，丛林雨林，还有最重要的——父辈远征军的足迹”。他的澎拜，他的热情一直保持了整个行军的路程，整整六天，他始终如一的站在军车厢车的最前面，像一棵松，迎着最凌烈的风，不动不摇。在行程的后面几天，我也受他感染，站在他的身旁，一起看着这西南边陲的美景，蓝天和白云，荒漠和云烟。

　　经过七天的颠簸，我们终于来到了人生的第二故乡——云南潞江坝。这也许是我们梦开始的地方，也许是将青春埋葬的地方。

　　徐志鹤分配在一营七连，也被称作“老桥队”。这个“老桥”，就是曾经发生过最为激烈的抗日阻桥战的地方，国军一个排的兵力在此守候，为阻止日军过江，千钧一发之际不得不把吊桥炸毁，怒江防线四百多公里，远征军浴血奋战，最终将日军阻止在江对岸。据当地人讲，日军开着坦克填怒江，没能过江，还有种说法，要是日军过了怒江，整个中国后方，包括成都，重庆，都会沦陷在日军的铁蹄之下。曾经气壮山河的战斗事迹，随风而逝，没有留下什么文字记载，没有树碑立传，仿佛只有怒江两岸引桥的残枝败叶成为了历史唯一的见证。

　　说到怒江，凡到过那里的人都知道，发源于青藏高原的唐古拉山南麓的吉热柏格，经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流入缅甸称萨尔温江，最后注入印度洋的安达曼海。怒江穿越横断山脉，浪高水急，江水刺骨，无数的激流险滩和江心的乱石，筑成了天然的险关屏障。有时，怒江也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发出阵阵的怒吼！由西向南狂奔而去。要是人畜落入江水中，一定是九死一生。每年进入夏季涨水期，都会见到上游冲下来的尸体，还有很多连根拔起的大树。怒江是神秘的，汹涌的，令人忘而生畏的。

　　刚到边疆，老班长就给我们讲了一件事。“江边不能去，这江里有水怪，软软的像海绵一样，有多大呢，比你的铺盖还要大。平时见不着，只要江边有人，特别是晚上，突然冒出水面，把人裹到江里面，慢慢吃掉… ….”

　　听完老班长的讲述，大家都毛骨悚然。睡在茅屋里，我躺在竹芭床上，想起老班长的话，吓得瑟瑟发抖。夜里还做了不少噩梦。之后，大家对老班长的话深信不疑，想着怒江中有水怪，平时不敢到江边去。过了些年，大家才把这个善意的谎言识破，老班长是担心我们去江边危险，才编出了这个故事。

　　可不知徐志鹤有没有听过老班长讲的这个故事，如果听过，也许就没有“也许”了吧。

　　一个星期日，徐志鹤约了两位同事——建民和老李到怒江边游泳，他们砍下碗口大的芭蕉树，然后扎成伐排。那时候的怒江还没有涨水，碧绿的江面看起来十分平静，谁都没有预料到江面之下的暗流涌动。他们三人在江边回水的地方慢慢往前划行，感觉凉快极了。青春中幻想的美好，就是这祖国河山，这碧绿江面，这笑盈满面，这激流勇进，这勇敢澎湃。然而，有些青春，却被烙上了过于沉重的颜色。两三个小时过去了，这三人划着伐排不知不觉划出了江边回水区，而是直接进入了江中心的激流中，此时的小小伐排根本不听使唤，他们三人用尽吃奶的劲也无法阻止竹排向下游冲击。眼见下游不远处，一座巨大的桥墩正无情的耸立在那里。江水来到这里，江面忽然变窄，水流变急，接着一个弯道，江底是一片巨石，江水像锅里的开水，不停的上下翻涌，发出阵阵“轰轰”的声音。这里就是怒江上著名的惠人桥遗址。此刻，三人的神经迅速紧绷起来，这激流和弯道就是生死关，他们迅速蹲下，双手死死抓住伐排，随波逐流。说时迟那时快，伐排到了桥墩的激流中心，徐志鹤的意气风发早已变成了深深的恐惧，眼看伐排就要撞上桥墩，他一个鱼跃纵身跳入了江心的激流。这时伐排上的建民和老李还没有反应过来，早已不见了徐志鹤的身影。当时江边还有一些同志，目睹了这惊心动魄的场面，面对怒江的怒吼，谁也不敢下江救人。不一会儿，徐志鹤的头突然冒出江面，只听他大喊一声“救命啊！”就被江中的漩涡拉了下去，再也没浮出水面。此刻，建民和老李只有紧紧抓住伐排，拼死抓住这最后的希望，惊恐地通过了江中的激流和弯道，进入了下一段水面较宽且水流较缓的江面。他们最后被江水缓缓推倒了岸边，两人已是浑身颤抖，面如土色，经此一役，差点昏死过去。

　　可我的好朋友——徐志鹤，却真的离开了，离开了他的第二故乡，离开了他的父母，永远地留在了怒江。他走的那年，刚满二十岁，少年正值意气风发的青春，他对于未来还有无限的遐想，却永远的停留在了那年二十岁。我一直记得他第一批申请支边的热诚，记得他为我“出谋划策”的机灵，记得他在车厢前迎风的潇洒，记得他对蓝天白云的挚爱，记得他曾说过要做一个有为青年。那些话还记忆犹新，那个人却不在了。

　　徐志鹤被淹那天，当天全连干部战士沿江边跑了十多公里，也没有见人浮在江面，因为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啊！不然怎么向徐志鹤父母交待。

　　团部派人到成都把这不幸的噩耗告诉徐志鹤父母，并接徐母和徐大哥来到“老桥队”。白发人送黑发人，徐母根本接受不了眼前这一悲痛的现实，趁人不备迅速向江边跑去，她要跳入江中与爱子同归而去。大家见事不妙，将徐母拦腰死死抱住，徐母揪心裂肺的哀哭声，多年以后时常在我脑海里浮现，挥之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