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妈妈的针线笸箩</h3><h3> </h3><h3> 王稚纯</h3><h3> </h3><h3>妈妈的针线笸箩不是柳条编的那种,而是她用硬纸壳自己裁剪、线缝、糊制的六角形盒子,很像一个上下口小,中间鼓肚子的灯笼,六个外壳面还贴有不同的花色图案。说不上精致,但却别致。这个针线笸箩妈妈使用了很长时间,恍惚记得儿时在睡梦中醒来见妈妈给我缝补袜子的情景,桌上就摆着这个笸箩。</h3><h3>妈妈已去世十八年了,我还在陆续收拾着她的用物。那天就又翻出了这个笸箩,针头线脑,顶针扣子,翻着翻着,看到一个寸把长的小红布卷,我解开系着的一截小线,展开一看,是两条红布条,上面竞还工工整整印着黑体字,一条上是“文代大会代表”,另一条上是“主席团”。我霎时惊呆,心儿狂跳。我的第一反应是,这是爸爸佩戴过的两枚胸签。</h3><h3>我手捧胸签,轻轻摩挲,仿佛感到爸爸的体温。</h3><h3>红布条被卷起的年代实在太久远了,它的皱褶很难展平。我在玻璃杯中倒入了滚烫的开水,利用杯底的热度,试图把皱褶熨平。正面熨了,再熨背面。当我把红布条翻到背面时,竞又意外发现,两条红布条的背面各有一蓝色方形图章印记,一枚字迹较模糊,一枚字迹略清晰,我找出放大镜仔细辨认,估约认出是“山(?)省文代大会之印”,但其中第二字不敢贸然断定。</h3><h3>手机拍照,微信发出,求教方家。不久,方家回信,断定为“西”。那么,这方蓝印文就是“山西省文代大会之印”了。这也就使我明确地知道了这两枚红色的胸签,是父亲在出席山西省的文代大会时所佩戴的了。</h3><h3>这个发现更令我欣喜。我的思绪穿越回到了七十年前的1949年12月3日,那一天的《山西日报》在第一版长篇报导了“全省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式的盛况,向全省人民宣告山西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正式成立了。而父亲就是佩戴着那两枚红色胸签,大步迈入了文瀛湖畔的大礼堂开幕式会场。</h3><h3>或许有读者提出质疑,此胸签并没有显示年代的记录,怎能断定就是1949年全省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使用过的,或有可能是1956年全省第二届文代大会上使用过的?再或有可能是1963年全省第三届文代大会上使用过的?这个疑问,我们用排除法自然迎刃而解。</h3><h3>父亲在1949年全省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举为山西省文学工作者协会主任后,工作了一年多的时间,于1951年夏季,便调入北京参加筹备华北文联的工作,直至1966年才又返回山西省文联工作。因此,山西省的第二届、第三届文代大会期间,父亲并不在山西工作,自然不会被选为代表。那么,那两枚胸签,就肯定是七十年前父亲在参加山西省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时的物证了。</h3><h3>哦,妈妈的针线笸箩,又使我见到了七十年前的父亲。哦,妈妈的针线笸箩,也为七十年前山西省文联的诞生珍藏了一件存世极少的珍贵物证。</h3><h3>睹物思人,怀念双亲,不禁潸然泪下,独自黯然神伤。</h3><h3> </h3><h3> 2019-3-7</h3> <h3>胸签长18厘米,宽5.3厘米。</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