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军当兵那些事6

涛声

传带

我的父母亲对我一生的影响是很大的。他俩身上都有不少优秀的品质。如果一定要总结一下的话，我给父母高度概括为各八个字。

父亲是：两眼向下，从不唯上。

母亲是：做人低调，从不张扬。

举例说，父亲对他的属下都是关爱有加，和蔼可亲。但与上级，总会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我上中学一年级时，长山要塞有位领导，来家中看望父亲。走后母亲责备父亲说：“你看你，人家来了你连杯茶都不给人家倒。反而来个小战士，你忙的又递烟又倒茶的。” 父亲说：“小战士来到家中都会紧张，你热情点他才能放松。这些当首长的那个缺杯茶水？” 我亲眼目睹了这一切。你能理解吗？

那个年代，海岛上物质匮乏，机关作训处张参谋，爱人刚刚生了孩子，产后奶水不够，饥饿的婴儿天天啼哭，奶粉二字是天方夜谭。机关饲养了一头奶牛，以保障首长们每人每天半斤牛奶。张参谋找到管理员，问能否给他一些牛奶，因小宝宝缺奶水而哭闹不止。管理员感到非常为难，首长们的牛奶供应有时也难保障。此时，孙喜锁副司令恰好路过，询问清楚事情缘由后，直接下了指示，“把我那份牛奶，给这孩子！”年轻的张参谋当场激动不已，宝宝的牛奶难题，顺利的解决了。如今高龄的张参谋，提起此事，依然非常激动！



我的父亲

我父亲当团参谋长时，下属有位连长，后当到铁道兵二师师长。退休后写了一本回忆录。其中，专门用一章记述我父亲，标题是《我的好参谋长孙喜锁》。文中详细记述了我父亲如何爱兵如子，如何帮他们提高军事技术与素养，如何替他承担责任。文中最后一句是：“孙喜锁是人民的好儿子，我的好领导。”

父亲当年的一位警卫员，王乃文老前辈，今年己80岁了，2015年12月，在烟台晚报上发表一篇文章，纪念我的父亲。此时我父亲已经去世近五十年了，他仍念念不忘。

母亲是42年入党，44年入伍。她偷跑参加八路后，我姥爷和她的三姐，也是我的三姨，才知道她是共产党员，非常吃惊。



我的母亲

儿时全家的合影

我们兄弟五人，从1969年至1978年，先后全都当了兵、入了党、提了干。我和四弟巨山在北京军区，二弟卫国和五弟立强在济南军区，三弟金钢在北海舰队。都凭着自己的努力，而小有成就。这种情况往大了不好说，但在长山要塞范围内，可能是独此一家。我和二弟提干后别人问起，母亲还如实告之。但到三弟提干后别人问起，母亲则含含糊糊。到四弟、五弟提干后别人问起，母亲则一概否认。干休所曾有位阿姨，与母亲一起上街时遇到一熟人，向熟人指着母亲介绍说：“你可千万别小看这个老太太，五个儿子五个大军官。” 母亲说：“那有这样的事，净瞎说。” 然后转身离去。只有到了哪个儿子需找对象时，母亲才不得不实话实说。你能理解吗？父母从未要求我该如何，如何。而是通过他（她）们的言行举止，影响了我，教育了我。

如果说父母对我的影响是个“传”字的话。那么我的老首长、老领导许树元（51年入伍，河北唐山人）对我则是“带”字。



许树元老首长

他当过我的营教导员、团政治处副主任、团副政委。我与他的关系很难一句话说明白。既是领导与属下，又像长辈与晚辈。简单说如一张白纸，复杂说又一言难尽，我在他手下工作十年。当年，我一个新兵列席营党委会，是他指定的；我调政治处是他推荐的；我当一连指导员时因工作成绩，提前由行政二十三级调为二十二级，是他审查上报的（他当时是管干部的团副政委）。但在十年间，他从未在公开场合，大庭广众之下表扬过我一次，那怕是一句。单独与我在一起时，总是批评我说：“孙铁军，你这不行，那也不行……。” 每次都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都让我很狼狈，象犯了多大错误似的。

我提干后，与许树元首长郝干事等合影



他对我的言行举止非常注意，刚到机关时，我由于阅历太浅年轻无知，自作聪明的认为，对老同志称呼时，前面加个老字会显的尊重，如老张、老李的叫着。一天晚饭后，他突然找我，把我狠狠批一顿，说：“老张老李是你叫的吗？你有什么资格？你对老同志必须称呼职务。如张干事、李干事，我怎么叫都行，如张干事，老张、小张。但你不行，你今后必须注意！” 我恍然大悟。下连排工作组时，他是政治处副主任由他决定。他往往这样：“张股长你跟政委，赵股长你跟团长，李干事你跟副团长，王干事你跟副政委……。”最后扫了我一眼说：“孙铁军，就你这样什么都不会的跟着我吧。” 别人绝对看不出他对我的喜欢和关爱。

在团政治处任书记员

参加连队的年终工作总结，他总让我回政治处汇报。一次我跟他在4营11连蹲点，晚饭后他说：“我们商量一下汇报内容。” 他坐在坑上，盘着腿抽着烟。我坐在坑边的椅子上，他边说我边记。提纲框架确定后，他说：“你写吧。” 我在写，他在看报纸。9点半时，他说：“我先睡了，你写你的。” 到了夜间12点，他的呼噜声嘎然而止，翻身坐起。问我写到哪儿啦，并让我把写好部分读给他听，并提出修改意见。还告之我，写好后放在桌子上，然后睡觉，他早上起来修改。凌晨两点写完后，我也睡了。第二天早上，我起床后他已将稿子修改完毕。上午我拿看他改好的稿子回政治处汇报。他对我的培养就是这样从点滴入手，一丝不苟。

我与许树元等首长合影

1977年1月，我任一连指导员后，秋季第一次参加，由他负责的全团指导员政工集训。他己是炮团副政委了。当时我们13个指导员中我是最年轻的一个。其他12人都是68年至65年入伍的。所以，我非常重视，认真学习，积极发言，打扫卫生，工差勤务无一落后，自我感觉良好。他在作结业讲评时，我想这次怎么也会被表扬一次。没想到13个指导员他表扬了12个，有的他甚至表扬三次之多，唯一我除外，他一个字都没有提到。这让我大失所望，又有点愤愤不平。晚饭后，我推开他的房门说：“副政委，我想找你谈谈。” 他淡淡一笑说：“坐下说吧。”我便简单回顾了自己这次集训的表现，然后说：“我很认真地听了你的总结，你表扬了12个人，唯有我，你一个字却没提。我想当面问问你，你是否对我的表现不满意？” 他说：“你问这个我可以告诉你，你的表现我很满意。我之所以不表扬你，就是想告诉你一句话，孙铁军你只要夹着尾巴做人，你将来还可能有点出息。你只要尾巴一翘起来，你就完了。” 他话音一落，我心头一惊，又一震，像被点穴了一样。我说：“副政委你即然这样说，我无话可说，你的话我记住了。” 我起身告辞。这件事我后来当笑话跟妻子孟迎春讲了，没想到她记在心里。以后她动不动就说：“孙铁军同志，尾巴夹紧点。”

1971年9月30曰，我被提干任团政治处书记。年底团里决定，给每位副连以上干部发一个木箱装衣物。政治处书记就是个排级职务，所以我也没有非份之想。没想到做为副主任，政治处支部书记的他说：“政治处书记享受副连待遇。” 于是我也发了一个。一次师里放映内部电影，共四部，是反映苏联二战期间的战争片。我对这类片子特别感兴趣，他又宣布我享受副连待遇可以去看。他刚说完，我一个高蹦出屋外，跳上汽车去了。

我提指导员后，他与我专门谈过一次话，其中告诫我，在连队做指导员要与两种战士交朋友。一是表现最好的，要培养成典型，以点带面，激励全连的士气；二是表现最差的，这种人无人搭理，大家都厌弃。你指导员再不关爱他，一旦他自暴自弃捅个大娄子，毁了他自己，也毁了全连。我铭记在心，这就是“抓两头”。

我当教导员时，告诫营里各连指导员。当团政委后，又加上自己多年的体会，再告诫全团基层指导员。老首长许树元对我做的一切，你能理解吗？他对我即是一个领导，又像一个长辈。当面数落你，然后远远的在那看着你、关注着你、关爱着你。当你需要时，他又会及时帮助你、支持你、保护你。你能理解吗！

我们从新战士一步步的成长，何不像那一排排陪着我们守卫祖国边疆的小白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