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喀喇昆仑守防的那些日子里

情系冰峰哨卡

在喀喇昆仑山守防的那些日子里

作者　包学恩（团卫生队队长）

一九七六年夏天，边防十三团接过了天空防区的防务。崭新的部队，崭新的任务，对于一个常年驻守“小三线”，以国防施工，劳动生产，自供自足的原兵团步二团来说，一切都是新的。部队面临着全新的考验。人员大量缺编，整建制连队从六师调进；军医、电台、机要三大系统人员从整个乌鲁木齐军区范围内调整调入。我们卫生队的军医由原来的五人猛增到四十六人，每个边防连配一名军医一名助理军医，每年还要培训一批卫生员，卫生队有一个卫生班。为了便于管理，医生上山执行任务，由连队管理，下山后由卫生队统一管理，根据情况进行调整，安排进修学习，探亲，疗养和执行临时任务等。 一

彭洪福教授是我们高原医务人员的一面旗帜

当时边防十三团，只有六师的部分指战员有过守防经历，绝大多数干部战士对于守防都是陌生的。这一年五六月份，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五十六岁的彭洪福教授，率领她的团队进驻我团，住在新营房。她们是为了配合部队换防，对“高原1号和高原2号”等药物，进行高原疾病预防的临床实验。

　　在此之前已在高原部队实验过。结合指战员们的实际反应，不断调整处方，不断调整药量，使机体预防高原反应的能力不断提高，她亲自为即将上山的军医授课，用中医的基本原理，讲述预防高原病的基本知识，在“高原1号”的基础上加以改进，又制成了“高原2号”，她特别强调预防高原病的重要意义，也把六师多年守防，年年死人的沉痛教训介绍给大家。她刻意要到边防一线去观察体验高原药物的作用与效果。考虑她的年龄，上级领导只让她走到三十里营房，而她的团队兵分两组，随换防连队到天防区和空防区。等部队换完防后，他们还耍在哨卡再观察一段时间才回到山下，而后进行新的总结。在她的教导和帮助下，全团医务人员认识到了高原特发病、高原多发病预防的意义，掌握了预防的基本方法。在山上，认真观察每个指战员的身体变化，发现异常情况及时采取相应措施。如发现战士口唇发绀，心率超过160次/分钟，马上建议休息，有的还需要吸氧来缓解症状。所以，总是能“走在高原病前头”。

　　部队换防上山前，彭洪福教授与卫生队长包学恩研究部队行军途中如何抗高原反应。

1982年换防完成后，彭教授对我语重心长的说，边防十三团接防以来，一线连队没再发生因高原病引起的死亡，值得好好总结，你可以写一篇总结论文，我负责在《人民军医》上发表，以推广至全军高原部队。由于我的拖拉，没能完成她老人家的心愿。没能完成她老人家交办的任务，多年以后，何坤义、康学文二位军医合写的《边防一线哨卡防御作战卫勤保障》在全军第三届卫勤学术会上进行了交流，并发表于《人民军医》1991年第四期，算是了却了彭教授的一桩心愿。

"挖雪开路进温泉

1977年秋，我奉命与程继华同志前往温泉哨卡守防，由于大雪封，前指派了一个排的兵力开挖积雪，由寇继祖副参谋长带队，第一天挖到山半腰，晚上回尼斯楚的两顶帐篷里吃饭睡觉，第二上山的路又被风雪给封堵了，后来决定，路开到那里，晚上就在那里安营扎寨，大坂上没有遮挡，官兵们克服重重困难，汽车每小时发动一次，以防发动机冻碎。尽管高压锅里的稀饭放了半袋白砂糖，可大家感觉稀饭像放了黄连一样苦，大家不知道严重缺氧，造成了味觉的改变，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第四天我们来到了温泉哨卡，我接替了黄实安军医，他和开路的部队抓紧时间回到了前指。

彭洪福教授为水上中队官兵讲授高原病防治知识，并与他们合影留念。

前排：赵发云 王学琴 张永润 李西建 张永铭 鲁东升 任晓东

康瑞元

中排：邰永杰 包学恩 陈载国 林泽盈 郝 军 杨小军 秦 桧

XXX 陈家华

后排：李爱华 XXX 师全社丁克义 秦建新 XXX 王福强 杨克金

班长徐树权带领几名战友，经拉水沟去空喀山口执行任务，回来后有名战士因毛皮鞋破损，致一大拇趾冻伤变黑，而且已经失去知觉，他几次要求截肢，都被我拒绝了，我经常给他消毒保暖，建议连队领导不要安排他巡逻等训练任务，几个月后黑色的脚趾头开始有了知觉，等到换防下山前夕，黑色的皮壳脱落，露出了鲜嫩健康的脚趾头。一次训练后，高大健壮的方智慧突然昏迷，心跳加速，呼吸急促……病因不明确，经过一个多小时的紧急抢救，他慢慢苏醒，事后经寻问病史，考虑训练强度太大，造成的脑缺氧所致。后来随访，没留下任何后遗症。每次部队超过十人到大坂执行任务，我都要跟随，为他们保驾护航，有一次在大坂行车时，我不慎被甩出车外，头部着地，好在积雪较厚，脖子疼了两个多月就好了。

1985年6月，66岁的彭洪福教授又一次随接防的边防三连登上神仙湾哨卡，并守护着官兵度过高山反应期。

　　在海拔5000朱以上地区守防，人的生命尤为脆弱。像平原上普通的感冒、咳嗽等小病，在这里都可能引纹肺水肿、脑水肿而危及生命。由于哨卡上来的人员把感冒病毒带上了温泉，第三天就有不少战士开始感冒发烧。为了能有个帮手，我想让曾经当过卫生员的三班长刘保利早点站起来，在给他做皮试时，针头刚拔出来，他突然呼吸紧促，额头和嘴唇迅速肿胀，好在我有所准备，立刻注射急救药物，又连续吸了十六袋氧气，总算平稳下来。如当时按照他说的“我什么药都不过敏，你直接注射，没事。”那天可真要出事了。可见科学的东西来不得半点虚伪和侥幸，临床上的“三查七对”是用生命和鲜血总结起来的经验而制定的规章制度。

1985年6月，66岁的彭洪福教授又一次随接防的边防三连登上神仙湾哨卡，并守护着官兵度过高山反应期。

　第一排　王世礼　季仲杰　高铁军　杨友龙　冯友科

　第二排　彭洪福　齐研究员　朱惠军　李红卫　方纪林　

李春明 王仁年　张　欣

　第三排　吴日明　齐研究员　代宝俊　陈衍康　张　城　

单成义 陈文贤

　　由于发电机故障，照明只能用药瓶自制的柴油灯，因为柴油产生的油烟很大，亮度也不够，不少战士眼睛熏红了，游班长双眼几乎失明，瞳孔像针尖大小，后来确诊为“虹膜睫状体炎”，经过两周的耐心治疗，一个眼睛瞳孔开始像齿轮样散来，又经过两周治疗，双侧瞳孔恢复了正常缩扩，视力也恢复正常了，夜间射击还打了优秀。

前哨班东乡族战士张彦民，在低头抱冰时，被另外一个战士不经意用十字镐刨伤了头颅，血流如注，需及时清创止血缝合处理，皮帽子的毛也被刨到了头皮里，枕、顶骨部分骨膜撕裂，手术做的非常艰难，因为没有助手，本应二十分钟完成的事，结果用了一个多小时。哨卡驾驶员因感冒头痛，我给他注射了一支安痛定，当他排尿后准备回去睡觉，突然寒战，体温突升至41℃，我百思不得其解，经过物理降温，症状得以缓解。后来我把身边所有的医药书都查遍了，才在甘肃出的一个小本子《临床实用药物手册》上，找到一句“偶有过敏高热”。

　　班长徐树权带领几名战友，经拉水沟去空喀山口执行任务，回来后有名战士因毛皮鞋破损，致一大拇趾冻伤变黑，而且已经失去知觉，他几次要求截趾，都被我拒绝了，我经常给他消毒保暖，建议连队领导不要安排他巡逻等训练任务，几个月后黑色的脚趾头开始有了知觉，等到换防下山前夕，黑色的皮壳脱落，露出了鲜嫩健康的脚趾头。一次训练后，高大健壮的方智慧突然昏迷，心跳加速，呼吸急促……病因不明确，经过一个多小时的紧急抢救，他慢慢苏醒，事后经寻问病史，考虑训练强度太大，造成的脑缺氧所致。后来随访，没留下任何后遗症。从那以后，每次连队外出执行任务超过10人，我都要跟随，伴随保障。有一次在大坂行车时，我不慎被甩出车外，头部着地，好在积雪较厚，脖子疼了两个多月就好了。

战胜艰险救战友

1982年夏，我驻三十里营房，我和卫生班副班长龙彪奉命到库而纳克堡去接病号，当车辆走到舒木野营地附近，翻入沟底，好在车子六轮朝下。驾驶员是75年入伍的四川兵范万喜，这也是他刚受处分后第一次出车。他脸色蜡黄，神情紧张。龙彪坐在中间，左腿被刹车杆剐蹭了点皮，好在人车都无大碍。我让驾驶员发动车子，发动机没问题，我让他起步，传动系统也没问题。只是副油箱盖不知飞向何处，我们三人上下找了好几遍，仍未见其踪影。把车向前开了五十米左右，让范万喜下车再休息一会儿，消除他紧张的情绪。我们用石块儿把路填了填，汽车终于爬上了路。

　　汽车走了没多会儿天色暗淡，打开大灯慢慢行驶，突然前面一片亮光，范万喜又紧张了，他说前面是尼亚格祖哨卡，已经撤掉了。房子都是空的，会不会有印军过来？我让他停车关掉车灯进行观察，结果对面的光亮也消失了，再次打开灯光，对面又有光亮。我们断定是营房门窗上的玻璃反光。汽车要穿越营区，营房旁边就是一条干涸的河道，河道里全是大石头，车子行进很慢，颠簸的厉害，而且熄火了好几次。最后一次再也发动不起来了，龙彪下去摇，累得摇不动了还是没摇着。我又下去摇，摇着后一起步又媳火了。看来是范万喜太紧张了。这次我把车摇着，左手拿着摇把，右手掂着手枪，跟在车后面走。车终于爬上了对岸，我上了车，一口气跑到了库卡。战友们见到灯光，跑到营区门口敲锣打鼓迎接我们，此时已深更半夜了，炊事班为我们准备了丰盛的晚餐，让我们感受到了浓浓的战友情。

休息一天，第三天拉着患急性胸膜炎(胸腔积液)的指导员何景年，离开库卡。来到尼卡河边，来时干涸的河道此时已是一片汪洋，滴急的河水没膝深，冰冷刺骨。

没有其它路可走，必须把汽车从河里开过去。刚进河里车轮就打滑，跑不动了。我们只好将何景年背到对岸营房避风处，躺在皮大衣上。我们三人开始救车，用千斤顶把车子顶起来，然后用石头把车轮垫起来，一起步车轮又陷下去，如此这般，我折腾了九个小时，夕阳西下，锈迹斑斑的千斤顶已被磨的锃光瓦亮。三人精疲力尽，无招可施，最后孤注一掷，在河里捞了十几块大石头装上车。一加油门，汽车轻松的冲上了对岸，为什么一开始没想到这一招！多笨啊。刚跑到舒木野营地（来时翻车处），突然狂风大作，裹着鹅毛大雪，铺天盖地迎面袭来。驾驶室没有位置，龙彪躺在车箱的担架上，用皮大衣包裹着仍冻得缩成一团。那滋味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是想象不到的。一会儿大地白茫茫的一片，我们无路可寻，只有凭感觉向前开进。我让驾驶员慢点再慢点，因为前方路边有一个湖泊，我真怕一不小心，汽车滑进湖里。直到下半夜经于到了甜水海兵站。好不容易叫开兵站的门，我们才得以休息。第二天，我们把何景年指导员送到三十里营房医疗站，后来转到了152医院治愈。

长期以来，我们十三团的医务人员以彭教授为榜样，在生命禁区，精心守护着战友们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