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作者.陈川荣）

师傅

我的童年

前言

父亲陈植燊（陈嘉芝，1905至1981），从这一代开始，我们陈家香火至今延续了113年，目前已发展到第五代，将近百人。我属于第二代，我有哥哥，姐姐，弟弟九人，我排行第八，今年已65岁，即将步入人生七十古来稀。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环境长大，回忆过去，我感概万千，辛酸苦辣涌上心头。今天，我把我童年的故事写出来，是因为我体会到亲情的珍贵与份量，如果没有父母和四姐的亲情付出，就没有今天的我！感恩，永远在我心中！陈家小字辈们，你们应当记住，你们的成长，每一步，每个环节，都渗透着父母的爱与艰辛，无论你身在何处，走有多远，都有一份沉甸甸的牵挂与呼喚。

我的童年（第一篇）

起死回生

我爸3岁时，爷爷过世，奶奶带上年幼的父亲，四处讨饭，过上乞丐的生活。父亲6岁时，给一位老中医当药童，从此，父亲与中医结下深缘，行医70年，父亲勤奋好学，医术十分了得，挽救无数人的生命，其中也包括我。

1955年我2岁，海口市经历一场大台风，暴风急雨与海水倒灌，将整个海口市淹没，我正出麻诊发高烧，洪水将家淹没了，家人与我失散，我被解放军救援队救出安置在海南军区第一招待所二楼楼梯口（现解放西路海口九小旁），由于淋雨，冷，饿，没喝水，高烧达41度，我睡在冰凉的地板上，昏过去了。台风过后第二天，家人找解放军救援队打听我的下落，找到我时已昏迷不醒，我被送去医院，第二天上午，四姐给我送早餐来医院，发现病床上没有我，便问医生护土："我弟弟去哪了？“医生说"死了，在太平间里呢。”四姐哭了，跑去告诉父亲，父亲与四姐来到医院太平间，见到我睡在死人堆里，父亲摸着我的脉搏，有微弱的跳动，发现我还活着，便抱我回家，用中医给予我治疗。在家里，我仍昏迷不醒，口不能张开，每天母亲与四姐在我鼻腔里插管喂药，喂食，喂水。十多天后，我醒了，张开眼睛，第一眼看见四姐，便叫"姐姐，姐姐快过来"。四姐见状，喜出望外，抱着我说，你醒了，太好了！当时的我瘦得皮包骨，元气大伤，为了尽快恢复我的身体健康，母亲与四姐天天给我增加营养，父母晚上去白沙门偏辟的沙滩上炼猴膏，给我服用恢复元气。

经父亲几个月治疗与母亲，四姐的照料，我终于起死回生，病后的我，脚软不能走路，四姐总背着我，到哪都背着我。

陈川荣写于2018.5.30日

我的童年（第二篇）

送人抚养

爸爸是家里的顶梁柱，每月94元的工资仍不够补贴家里的开支，相当的困难。房子是租的，木板房，房顶是油毡铺的，房子只有10平方米大。家徒四壁，里面放二张床就塞满了，一张床得睡三个人。一年四季我们都光着脚，家里只有一双木屐。只有晚上洗澡要上床时，才能轮流穿上它。平时吃的都是稀粥与空心菜，难得吃上荤的。我的印象中一年只吃上两顿干饭，一顿在大年三十除夕夜，一顿在我生日的那一天。这一天，妈妈会煮上干饭与一个红鸡蛋，加赏一勺猪油伴饭。除此之外，我感觉什么时候都饿饿的。

大约在我6岁的时候，家里来了一位40岁上下的大婶，她无儿无女没有老公，单身一人。她对我总是格外的亲切，每次来总带来一些吃的，什么番薯啊，鸡蛋啊，包子啊。有一天她对我妈妈说，这小孩我特别喜欢，你们家小孩多，送给我养怎样？妈妈觉得也是，就同意了。我被带走了，大婶对我可是呵护极致，每顿不是鱼，就是肉，吃好睡好。有一次，带我去看苏联电影，名字叫“夏伯阳”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进电影院，那电影情节是打仗的，我看得好过瘾，心里美滋滋的。

十几天后，父亲回家看到空荡荡的，已经许久未见到我了，便问妈妈，妚荣去哪了？妈说：“已经送给大婶养了”。父亲生气了，怎么行，再穷，再困难，自己的孩子不许送给别人，赶紧给我带回来。于是父亲找到了我，把我带回家了。

1959年，爸爸被评上了海口市的劳模，作为海口的代表，被邀请到到北京天安门观礼台，看五一节大游行，还可以见到毛主席了，当时能见到毛泽东主席是多么荣幸的事。我们全家都为爸爸感到高兴。爸爸回到海口的那一天，我从木板房的小孔往外看，爸爸手里提着一个文件袋，正进家门。我立即飞奔过去抱住了他，爸爸摸了摸我的小脸，从袋里拿出一个包子，递给我。我大口小口地咽着，好香啊。

陈川荣写于2018.5.31日

我的童年（第三篇）

顽童

1960年，我7岁了，也上了海口市第九小学校一年级。原来在海口广场旁边住的木板房被十一小征用了，我家又搬到了一中的草房住下了，也是租的。家里仍然很困难。每当放学回家晚了，过了开饭时间便没有饭吃。有一次我回晚了，锅已见底只剩下米糠，我肚子饿得咕噜叫。我离开家，在外闲逛，不知不觉来到了海口东门菜市场，这里热闹非凡。有卖熟番薯的，有卖熟玉米的，也有卖甘蔗的，我晃来晃去，没钱买啊。便上前去与小贩老太婆搭讪，还讲价还价，趁着老太婆不注意，我偷了两个熟番薯塞到书包里，完了又去卖甘蔗那偷了一条甘庶。然后躲在一边吃饱了再回家。以后一没饭吃，肚子饿，我便经常光顾东门菜场，偷了多次没有被发现过。

小时候，我特顽皮，经常被母亲打，赶出家门。有一次，我又被母亲打骂了。我被赶出家门，为了生存，我只好又去东门菜巿场光顾了。不是偷番薯就是偷玉米，填饱了肚子。晩上我跑到一中露天的手压机械井，脱光衣服，手摇水洗了个大澡，然后到一中的教室里睡觉，第二天照常去上课了。就这样吃了上顿没下顿，持续了十几天，不回家。有一天，我饿晕了，倒在市一中的操场草坪上。被堂姐陈玉兰发现了，她将我扶起来，请我在外面吃了顿饭，带我去理发店剪了头发。然后把我带回家。玉兰姐跟我妈妈说，妚荣毕竟是您的亲生儿子，以后不要赶他出家门了。从此以后，母亲虽然不赶我出门了，但打骂仍不断，我在她的眼里，是个坏孩子。

大哥陈川环的妻子生了女儿陈林娟，我看着嫂子煮的米糊，锅底还有一些剩的，闻起来好香啊。我与嫂子谈判，以后我帮你干活，带小孩，挑水，负责水缸满满的。你把剩下的米糊给我吃好吗？嫂子答应了。每天中午一到婴儿吃饭时间，我就到嫂子家等候了，为了几口米糊。我用劳动来换来填饱肚子。

晚上家里只有一盏煤油灯，地方小又挤不下，我经常是晚上去路边的电线杆边，坐在地上借着微弱的灯光做功课，做完了再回家。

陈川荣写于2018.6.1日

我的童年（第四篇）

捡钱与偷钱

1959年，海口市举行各机关单位职工男女篮球比赛。四姐陈丽英是海口市邮电局女篮主力队员，我好想亲眼看到姐姐在球场上的飒爽英姿。每当有四姐参加的赛事，我都去看。海口灯光球场就在九小的对面。整个篮球场都是木板搭建的，一排排的座位背后都是空的，看球的人很多，场面热闹。我没钱买票，人小机灵，在门口检票时，我会夹在俩大人之间混进去。中场休息了，我上厕所，回来时路过座位底下，捡到一枚两分钱的硬币。我开心极了，一定是看球的人不小心从座位上掉下来的。我借着夜光我顺着座位底下寻找，又捡到了一分钱（当时的零钱有一分，二分，五分的）。当晩我竟然捡了二块多钱。从那以后，每逢有球赛，我都去捡钱。几场篮球赛下来，我大约捡了8块钱，心里美滋滋的。

市九小学校门囗，平时都有些小商贩在卖芝麻糖和花生糖，还有凉拌海菜等一些小吃。每当我走过，芝麻糖的香味扑面而来，我没有钱买，只好远远看着。现在有钱了，我可以去买了，一分钱一块芝麻糖，我嚼着是那么的香。放学后，我还去小书店租小人书看，什么孙悟空大闹天宫啊，哪吒闹海啊，三国演义啊，杨家将啊，整天游离在书海里，过过书瘾。

1960年，三哥陈川鉴已在海中读初中了，是住校的，妈妈会安排好每月的伙食费给他。有一天，三哥把我拉到一边，说：“我没钱吃饭了，你负责帮我去爸爸那偷5块钱”。我不干，三哥说：“你不去偷我就打你，看你去不去”。我平时虽然调皮，却从来没动过家的任何东西。三哥两眼瞪着我，去也不是，不去也不是。无奈之下只好答应。晚上我装着睡觉，大约晚上12点左右，我瞅着父母亲睡着了，便悄悄地在爸爸放衣服的柜子上搜裤兜，里面只有一张5元的。偷到了钱，我才睡下。第二天早上，三哥早已在外头等我，我急忙出门，把5元钱交给了三哥，他拿着钱就赶去海中上课了。爸爸的习惯是毎天早上都要去咖啡店喝咖啡，这天他往裤兜里掏钱却发现没钱了。中午回家吃饭时告诉妈妈。妈妈说：“一定是妚荣偷的”，我说：“我没有”，妈妈见我不承认，便拉着我到家旁边的一个大枇杷树下用绳子捆绑起来，用一根小细条的竹子抽打我。一边打一边问：“是不是你偷的，把钱拿出来”，竹条往我脚上，手上，肚子上猛抽，青一条红一条，疼得我大声豪哭。闻到哭声，周围邻居们都跑来观看。三姐陈淑兰与堂姐陈玉兰都在旁边看热闹。妈妈的脾气非常暴躁，一边打一边喊，你承不承认，赶快把钱交出来……。我实在撑不住了，便承认，钱是我偷的，压在九小学校边的一块石头下（这些都是三哥吩咐我这么说的）妈妈见状，为我松绑。在三姐与堂姐的押送下，跟着我去拿钱。到了那，我指着那块预先放好的砖头说，钱就在那砖头底下。三姐掀开石头，哪里有钱啊。三姐，堂姐回家后向母亲复命，钱没有了，母亲也无奈。过后此事就不了了之了。

三哥啊三哥，你把钱拿走了，我却代你受罪。直到今天已经过去了58年，我一直未向三哥提起这件事。那一年，我才7岁，如果是解放前，我一定是个很棒的小小共产党员，经受了严刑拷打后，不供出事实，不屈不挠。

陈川荣写于2018.6.2

我的童年（第五篇）

一斤丝干仔与偷鱼

1958年至1961年，国家在搞大跃进，人民公社，炼钢铁，吃大锅饭。国家经济政策失误，经济一度崩盘。加上苏联逼债，天灾人祸，物质很紧张，人民生活相当困难。当时全国有无数人得了水肿与死于饥饿。

妈妈担心爸爸身体健康，没营养扛不住，便千方百计找吃的。有一天，有一位阿姨挑着担子叫卖，妈妈凑上前去看，是在卖丝干仔鱼（海南话）妈妈问价是12块钱一斤，这么贵，简直是天价啊，但这鱼平时难得见到。妈妈还是忍痛割爱买了一斤回来，这下有鱼吃了，我开心极了。可妈妈却严肃的对我与弟弟陈川军说：“爸爸是家里的顶梁柱，买这斤鱼是为了给你们爸爸补充营养的，不是买给你们两个人吃的”。到吃饭时，我俩眼瞪瞪地盯着看，看着爸爸吃，口水直流，还是忍住咽下去了。这一幕，直到现在大脑里还挥之不去。

住在一中附近有三个鱼塘，其中一个比较偏僻，鱼塘边有茅厕，大便直接掉到鱼塘里，鱼当饲料。我想，我从茅厕往下钓鱼应该没人发现。我便买来送线（海南话），绑上一个鱼勾，用蚯蚓当诱饵。白天这里很安静，我蹲在茅厕里，把线扔下鱼塘钓鱼，不一阵，有鱼上钩了，我拉起线。一只几两重的福寿鱼钓上来了，我兴奋极了，赶快去摘了一支椰子叶（做年糕用的那一种），撕掉叶子，留下中间那条叶骨，然后用叶骨来串鱼，鱼是从鱼须边穿过的。一会我就钓了一串鱼，丰收了，可以了。我趁人不注意，溜走了。我把这些鱼拿到市场去卖，有时候，就近卖掉，也能换来几毛钱。这样的话，我又可以去租小人书看了。

有一次，鱼塘水倒灌，有几个小孩都来到了池塘，大把的鱼浮出水面，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我赶紧去找来一支扁担。一扁担对着鱼头打下去。鱼被打晕了，浮了上来，池塘很深（我会游泳）我跳下池塘去捞。哇，好大的一条鱼，有10斤重，我欣喜极了，心想，这条鱼可以卖大价钱了。还没走出池塘，有小孩在喊，不好了，黑心肝（一中学校的司务长，他胸口长毛，称黑心肝）走过来了。他们撒腿就跑，我抱着这条大鱼跑不动了，只见黑心肝对着我追来。大喊：“你敢跑，你敢跑”，情急之下，我只好把鱼扔在草丛里，一溜烟跑掉了，许久我回头一看，没人追了，我才停下。这时我慢慢往回走，在草丛里寻找那条大鱼，可惜，那条大鱼已经找不到了。

陈川荣写于2018.6.2日

我的童年（第六篇）

救人

1960年，我7岁了，邻居杨德深（杨比我大二岁）他爸爸是海口市粮食局的管理员，他偶尔会分一些花生糠饼给我吃（用花生壳碾碎压榨成饼状，给猪吃的饲料。）吃了花生糠饼，我的肚子涨涨的。有一天，天降大雨，离家不远处有一新的地基（现在的海南物质局的位置）里面涨满了水，杨约我去游泳，我说我可以跟你去，但我不会游。我们几个小孩来到了地基前，杨看到我不肯往水里跳，就说：“有我在你怕什么”便从后面一推，我掉到水里了，看到我喝了不少水，杨才下水拉我上来。从那一次后，我便立志学会了游泳。

三年后，1963年，我10岁，与往常一样，我又来到了一中池塘，我蹲在茅厕钓鱼。池塘的另一边有两个大约5岁的男孩在玩耍，怱然一个小男孩叫起来：“救命啊，救命啊”。我一看，有个小男孩已跌入池塘，水已淹没他的头顶，只见两只小手挣扎着。我立刻放下钓鱼线。急跑过去，一跃入水，游到他的身边，一手托起他，往岸边游去。上了岸，我把他往地上一放，呛出了几口水。由于我救的及时，这小男孩只吃了些水，一会就没事了。我对他俩说，这里不能玩，赶紧回家换衣服去。看到他俩离开了，我才回来钓鱼。这一次我又钓到了一串鱼。由于我救了小男孩，我平生第一次感到无比的快乐。

陈川荣写于2018.6.3日

我的童年（第七篇）

在贫困中成长

父亲的工资常常是入不敷出，母亲为这个家日夜操劳着，但常常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每年过节，家里的米缸已经见底，别人都为过年准备年货，我家却为没钱买米而发愁。这时的大姐陈玉凤己嫁到泰国了，每年大姐都习惯年前寄钱回家，每次年前二十六、七钱就寄到了，每次都寄100元港币。

1963年，我家也与往常一样，在翘首期盼着大姐寄钱的佳音，都旧历廿九了，钱还未收到。母亲自言自语地说，明天就除夕了，如果再收不到寄来的钱，全家这个年就得饿肚子了。除夕这天中午，父亲回家来告诉母亲，大姐的钱收到了。我们喜出望外，是港币100元，兑换成人民币29元。我兴奋地跟着母亲去粮店买米，有了米过年不会饿肚子了。

平时，家里经常有揭不开锅的时候，母亲带着我去找四姐。母亲对四姐说：“家里没钱买米了”，这时四姐会从裤兜里拿出5块钱交给母亲（那时候四姐每月的工资才二十几元）。尽管如此，我还是经常吃见影的稀粥，肚子什么时候都是饿的。有一次母亲带我去农民地里找吃的，那是一大片已经收过的番薯地（现在旧机场旁边的道客村）。我们用四耙锄头一点点地翻，终于刨出了一些番薯根。回家把番薯根洗净剁碎煮粥吃，这样也能填饱肚了。

为了节省柴火钱，我有几次陪着母亲去十六公里外的松树林（新海林场）耙松草，耙满了二担松草后，已经过了中午，母亲拿出两个煮熟的番薯与自带的一瓶开水，这就是中午饭了。歇了一会，我们母子俩各挑一担松草往回走。好几十斤重啊，十六公里的路程。太阳高照，汗流浃背，还得咬咬牙把松草挑回家。回到家时，已经是晚上8点多了。那时候我10岁，已经懂得为家里分担家务活了。

那时候的我，正处在长身体时期，饭都吃不饱，人又瘦小，就象一个发育不良的小孩。印象中的我，没有一件新衣服，都是二哥，三哥穿小了，母亲再拿去修补，才给我穿的。

童年的我，在贫困中成长，勤奋的本质不变。长大了以后，我仍然能吃苦耐劳。

1966年，父亲在大同里买了一块地，建了六间瓦房，每间十二平方米。总造价不到一万块元。为了节省建房开支，每天晚上，我与二哥陈川真，三哥陈川鉴，四姐夫庄耿民一起，去南大桥不远的地方挖沙，又去现在龙昆南路的位置拉土填地基。干到三更半夜时，肚子饿得难受，没有吃的，只好忍着去睡觉。到第二天天亮，再继续干。那时没钱请一个劳工，我起着一个小工的作用，伴水泥，搬砖，挑沙。我们夜以继日，一直坚持干到房子完工。当一排新瓦房立在眼前的时候，父亲开心地说：“我们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家，我多年的愿望实现了（之前住的木板房与草房都是租的）”。

1967年，我已经14岁了。我家已搬到了大同里6号，当时大同里都在兴建房屋。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我去当苦力。我看到公路边都堆着许多砖头与沙子。我去找房主商量，一车（手扶拖拉机一车）石头我帮你挑进去，你给我20块钱怎样？房主同意了，我便找来挑担，一边挑10个砖头，一担挑20个砖头，约有100斤重。如果是一车沙子，我出价10元，就这样，我靠自己的努力来赚钱交给母亲，补贴家用。

直到1969年，我16岁了，初中毕业后去了罗牛山干校，领到第一个月工资回海口后，我买了一双拖鞋，这是我人生第一次有了自己的鞋，穿上那一刻，我热泪盈眶……，16年了，不管是在烈日炎热，还是刺骨寒冷的日子里，我都是光着脚走在上学的路上，悠逛在大街小巷中，承受着贫穷与无奈。

陈川荣写于2018.6.4日

我的童年（第八篇）

回老家过年

我的奶奶与陈惠兰姐（华华的母亲）是同村人，六十年代我海口的家与兰姐的家近在咫尺，距离约二，三百米。父亲是她家的常客，每天下班回家必经之路，父亲会到兰姐家坐一会，喝咖啡拉家常。我小时侯穿的衣服，缝缝补补或做新衣服，都是出于兰姐的手艺，当然是免费的啰。母亲对我说过，1937年日本人侵海南时，惠兰姐约十几岁左右，父亲带上我们一家和兰姐（兰姐的父亲已经在租界做生意了）逃往湛江西霞租界，日本战败投降后，我们家又与兰姐一起回海南。

1962年，父亲与兰姐相约回文昌老家过年。腊月二十八，父母带上我和弟弟一行四人踏上回家的路程。父辈的旧居，是一栋老院子，老屋前后小小的院落，瓦房方型，约一百五十平米，四房一厅，房与房之间，房与客厅之间隔墙材料都是石盐料（海南话），没有地砖是黑土地夯实的地面，高低不平，屋的旁边是厨房，厨房内堆满了农具，锄头，铲，镰刀，稻谷手动脱粒机和稻谷脱粒鼓风机。厨房的后面是牛舍和猪舍，望着这老土的农具，就明白了我的祖辈及父母是典型的中国农民。老屋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这一方水土养育着我的先辈，父母及哥哥姐姐们，此刻，一种浓浓的乡情，乡愁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得到升华，寻根，叶落归根的内涵和意义，在这里我找到了答案。

大年三十，父母带上我和弟弟走进了兰姐的娘家，兰姐称我父亲为叔叔。这时，大人们忙着寒暄，喝茶喝咖啡，啃瓜子，而我则绕着房子的四周走了一圈，哇，房子好大好漂亮，这是典型的海南农村十三排屋的建筑。深深的大院，有七，八排的大屋，每一排都有横，竖的大房子，我从第一排走到第八排。客厅，厨房与内院，宽敞明亮，舒服，每一排都是一大套间。高高的石砖墙，就象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的乔家大院。屋内的沙发，坐椅，摆设都是古香古味，我心想，惠兰姐的家真有钱。我家差距太大了。除夕的晚餐，有白切鸡，盐焗鸡，大鱼大肉，是我平生第一次最为丰富的大餐。那顿饭香啊！至今难以忘怀。饭后的除夕夜，三哥（兰姐的三哥哥，华华的三伯父）拉着我到门外放鞭炮，烟花。随着烟花绽放出一串串美丽的火光，炮仗呯、呯、呯一束束的亮光往上升，夜空亮了。我开心极了，因为我家穷，连饭都吃不饱，哪有钱买烟花炮仗啊！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放烟花。烟花爆竹放完了，看到我恋恋不舍，三哥又去附近的小卖部买炮仗了，他想让我玩个够。这个春节，我过得最开心了！小小年纪的我，为三哥如此慷慨，大方，喜欢我而动容与感动。这时，我仔细的看着他，约一米七七的个头，身穿一套白色的西装，系红领带。红润的方字脸，浓眉大眼，胡子刮得干干净净，是个美男子，帅呆了！我心想，谢谢你，长大后我有作为，一定回来报答你！五十多年过去了，三哥的形象一直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过了很多年，我才知道，兰姐的二哥三哥都是我父亲生意上的合作伙伴，两家亲密无间，往来频繁。

大年初一，父母又带上我和弟弟去外婆家拜年了。外公去世得早，有二个女儿（母亲和姑妈）早已出嫁，外婆七十岁了，孤身一人在家，农村里属于五保户。父母亲非常惦记着她。我们家的老屋到外婆家有十多公里的路程，初一大清早，我们就赶路，直到中午才到，见到外婆，父母亲很高兴，而我见到外婆则心不动，也不知道说什么，外婆见到我和弟弟非常高兴，塞给我和弟弟各一个红包，里面有多少钱，我忘了。我仔细端祥看着外婆，高个，腰直，拿着拐扙，慈祥的面孔，过着十分清贫的生活，家徒四壁啊。

这一年的腊月二十八，我回了老家。除夕，去了兰姐家，大年初一，又去了外婆家。一年又一年，“年”就这样在传统的紧密急促的程序中，在灯火通明的夜里，在人们兴奋和疲惫的鼾梦中渐行渐远。

我的童年（第九篇）

后记

我的童年第一篇“起死回生”是根据母亲和四姐的讲述整理，其余部分是我亲身经历，真实，没有任何夸张的成份。历史把我的童年定格在那个时代，那种环境。直到1969年8月11日，我上山下乡去罗牛山五七干校，我的人生发生了重大的转折。

由于我有童年能吃苦的经历，坚韧不拔的意志，在干校表现相当出色，不久，我就入团入党，于1974年2月被中共海口市委任命为罗牛山五七农场（后改为附属农场）革委会副主任（海口市副局级），党委常委。在1974年里，我面临两个选择，一是调回海口市团委当团委副书记，二是去读书。我选择了读书，后被推荐上广州中山大学。

我上大学，父亲高兴极了，逢人就自豪地说：“我儿子上大学了，这是我祖祖辈辈的第一个大学生啊！这些年的付出与努力，值了！我可以告慰我的母亲了”。看到父亲如此兴奋与激动，我落泪了，难得见到父亲如此快乐。

1975年父亲与母亲去泰国探亲，路过广州时，我去接。父亲第一句话就问我：“你在大学里，最需要什么"。我说：“最需要一本中英文字典，广州地区书店，我都走遍了，没有卖”。父亲到香港后，拖着疲倦的身子当天就去书店为我买书，三天后，我收到了一本非常精致的中英文字典，一看价格港币五百多元，天啊！这么贵！父亲平日哪有舍得花这么大的一笔钱啊！为了我，付出太多太多了。手棒沉甸甸的字典，我感慨，什么是温暖，什么叫父爱如山！

1977年我大学毕业，我被分配到海南行政区公安局边防保卫分局，1979年对越反击战打响，根据中央军委，国务院的命令，我公安边防转为现役，我成为一名军人，曾一度负责全区公安边防业务，独挡一面。1988年建省，为了子孙后代能过上幸福生活（因童年的阴影，穷怕了），我弃军从商，当上了公司总经理。当母亲年迈多病时，家里的兄弟姐姐各出二百元，请两位保姆照料母亲，我有钱了，每月给母亲生活费1000元，每次回家看望母亲，两位保姆，我各给小费200元，让她们多多勤奋，细心照料母亲，母亲生病，我工作忙，就让我的司机开奔驰车接送母亲去医院。二哥陈川真看在眼里，调侃母亲说：“你曾经将当老板的孩子送人抚养，知错了吧”。母亲说：“想不到妚荣现在变得那么好”。

父母给予我生命，给我温暖和爱，养育我16年，劳苦功高，我永远忘不了！每年清明节，我都与陈家儿孙们回老家祭拜父母。扫墓，锄草，整理陵园，烧香，敬酒。站在父母亲墓碑前，深切缅怀，默默祈祷……。父亲啊！你生前常说的一句话：“诚实做人，诚实走天下”。我记住了！

回想我人生几十年，务农，从政，从警，从军，从商，都渗透着我童年坚韧不拨，吃苦耐劳的精神。我这一生，最贫困的日子在童年，最苦最累的日子在罗牛山干校八连，最快乐的日子在大学三年，最引为自豪的是我为祖国守边防，最潇洒与痛苦的日子是当公司总经理与法人代表。我的晚年，也许是寂寞的，但是我会乐观，淡定，从容。

陈川荣写于2018.6.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