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母亲

蔡明

我一直有一个愿望想写写我的父亲母亲，可是多年来一直无从下笔，因为父亲母亲的普通和平凡。直到那一年父亲住进了医院……

接到母亲打来的电话，我正在警校培训。请了假匆匆赶到了医院。父亲患的是前列腺癌，时常排尿困难，非常痛苦。父亲被送进了手术室，我和母亲、姐姐在门外焦急地等待着。那份担忧、焦虑、期盼的心情是难以言喻的。当第一次父亲被医院诊断为患了癌症时，全家人仿佛天塌了一般，一家人哭作一团。因为辛苦劳累了一生的父亲才刚刚退休。

面对父亲，还得强作笑脸。在我去安徽医学院取化验单的路上，我反复地默默地为父亲祈祷，盼望是医院诊断错了。取出化验单我还是被当头一棒，我不愿相信这是真的，又拿着单子找医生看，医生同情地看着我说，这种化验一般不会有错。

我出了医院，找了个没人的地方大哭了一场。擦干眼泪后又强作没事似的回到父亲的病房。

几个小时漫长的等待，父亲终于被推出了手术室。由于没有电梯，我们抬着担架上了二楼的病房，医院里的医生和护士手脚利落地安顿好手术后的父亲。

父亲脸色苍白，母亲轻轻地为父亲擦去脸上的汗滴。输液瓶里晶莹的液体一滴一滴的有节奏地输进父亲的血液里。父亲76岁了，显得那么的瘦弱和无助，无情的岁月使父亲变得像一棵苍老的枯树。

我望着年迈的母亲拿出桔子，动作缓慢地剥去皮，放在碗里榨出汁。用小勺子一口一口地喂着躺在病床上的父亲。我的心底突然生出一阵酸楚。儿时和父亲戏耍，常爬在父亲肩头的情景还历历在目。

夜晚，我躺在父亲的病房里陪伴着相濡以沫的父母。渐渐的回忆着我的父亲和母亲的故事。

我父亲的家乡在湖南省常德县斗姆湖镇，镇上大多是蔡姓。我的爷爷是个做苦力的挑夫，在父亲年幼时父亲就去世了，母亲无力抚养几个年幼的孩子，无奈独自改嫁离开了家乡。父亲从小是跟着哥哥长大的。父亲说他那时吃不饱饭，大冬天连鞋都穿不上。十几岁就跟人学理发当学徒混口饭吃。十八岁那年跑到铁路上做苦工，那时还没有解放。

后来为了能活下去，父亲跟人跑到了贵州山区，在铁路上干又苦又累的养路工。我的母亲住在贵州省独山县的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在那里我的父亲认识了我的母亲。我的姥姥知道后极力反对，坚决不同意嫁给居无定所，四处流浪且又穷又苦的铁路工人。

在母亲的极力坚持下，父亲和母亲才终于生活到了一起。

解放前社会混乱、动荡。大山里的土匪曾把父亲绑票到大山里。是姥姥托人花钱把父亲赎了回来。父亲被国民党抓过壮丁，父亲趁他们不备又偷偷跑了回来。解放后，父亲成了新中国第一代铁路工人。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父亲瞒着母亲毅然报名参加了抗美援朝队伍。当时我大姐才两岁。

年轻的英姿勃发的父亲穿上军装告别了母亲，雄赳赳地跨过了鸭绿江。父亲是铁路工程兵，在朝鲜头顶美国鬼子的飞机轰炸，抢修保护着铁路运输线。当时被誉为“打不断，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他们的事迹后来被拍成了电影。

母亲没上过学，大字不识。但心地善良，在国内一个人带着我大姐艰难地生活。为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将家里唯一的一枚结婚时的金戒指和几块银元都无偿地捐献给了国家以购买飞机和大炮。

朝鲜战争胜利结束后父亲光荣回国，同去的6个人只回来了3个。那3个牺牲在了朝鲜。

父亲回国后就参加了铁路建设。我们姐弟相继出世，跟着转战南北四处修路的父亲搬家、转学。我们住过一刮风就哗哗作响的帆布帐篷，住过农村农民的农舍和工地的简易工棚，上过多少学校连我自己都记不清了。

我印象最深的是每个星期六母亲就让我们姐弟几个早早地在路口迎接父亲，父亲每次回来都是一身疲惫，总是穿着那种洗的发白了的工作服，提包里是要洗的脏衣服。

父亲总是很忙，他是工班长，每天别人都下班了他还在工地转。有一天我都睡着了父亲回来又把我叫醒，告诉我他入党了，我迷迷糊糊地看着父亲幸福的笑着。

我记得有一次父亲给我带回来几条漂亮的小鱼，用玻璃瓶装着，彩色的身上还有一条条的杠，父亲说它叫火烧鱼，是父亲在工地旁的小河里抓的，很好看，我养了很久。父亲给我买过一个玩具，是塑料做的小鸡叨米，一圈小鸡一动就低头叨米。我长大后一直在寻找这款玩具，寻找童年的回忆，可至今没有找到。

那年月，父亲工资不高，为了我们上学连烟酒都戒了。全家六口人过着清贫而快乐的生活。母亲为了能让我们吃饱饭。带着我们在对面的荒山上开了块地，种了南瓜和玉米。父母对我们管教很严，谁不听话是要挨棍子抽的。

就这样父母亲艰难地将我们姐弟四人全部供完学业，大姐、二姐到农村插队，直到工作。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粮食不够吃。母亲带着我们去挖野菜，到农村捡拾掉在地里的麦粒，挖漏掉的红薯土豆。

我清楚的记得，父亲用省吃俭用剩下来的钱给我们买回来两大麻袋的南瓜，大汗淋淋地挑了回来，让我们当饭吃。使得我至今不愿意再吃南瓜。

文革时期，父亲有一天被造反派抓到了造反派司令部。一起被抓去的挨个过堂，五花大绑，被鞭子抽。轮到父亲时，一个年青的造反派认出了父亲，赶紧给父亲松了绑，倒了茶请父亲坐下，原来他是父亲工班里的工人。

那一年在皖赣线，我们的这条铁路要交给国家正式运营。铁道部派了部领导过来验收。父亲是线路上的专家，被派到专列上的工作组。我在专列上担任警卫，负责部领导的安全。父亲看到我很高兴，自豪地给同事介绍“那个警察是我儿子！”

母亲自从和父亲离开贵州后，很少再回到老家。六零年曾带着我和三姐回过一次，当时我三岁，三姐六岁。我模糊的记忆老家在大山里，木板做的房屋，年迈的姥姥背着我到地里摘菜……

我不知道大字不识的母亲是如何历尽艰难地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回到老家的。从那以后母亲就再也没回过老家。姥姥去世的消息让母亲伤心流泪了好几天。她一直想回老家看看，可我们姐弟离不开母亲的照顾，四处流动的生活使母亲的愿望一直没有能够实现。

母亲不善言表，几十年来用她那默默无私的母爱滋润着奉献给我们全家，安排照顾着我们的生活起居。岁月使母亲的头顶悄悄地爬上了一根根洁白的银发。特别是父亲患病后，母亲一下子苍老了许多，每天细心照料着父亲的生活。也许是病急乱投医吧，母亲听说了一个老中医，就自己跑去给父亲开了一大袋子的中药，又买来瓦罐一味味地细心地煎熬，再一口口地像哄孩子似的喂父亲吃下去。父亲始终不知道自己的病情，更不相信这堆草根能治他的病，不愿吃这难以下咽的苦药。母亲只得连哄带骗地一次次喂父亲吃下。

父亲住院后，大姐和二姐因在外地工作，父亲坚决不让她们回来，怕影响她们的工作。

几天后，父亲终于能慢慢地下床走动了。那天公司派人来接他去开一个纪念抗美援朝茶话会，瘦弱的父亲穿的干干净净的去了。在会上看见了抗美援朝时的总队长刘汉东，老同志相见都激动的热泪盈眶。他现在是铁四局的付局长了，知道父亲住院立刻给医院院长打电话，说这是我们抗美援朝的老同志，你们一定要用最好的药，一定要把他治好！

开完会，局里一位付局长又买了东西到医院看望父亲。并对父亲说：“像你这样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对国家有贡献的老同志全局已经不多了，希望你好好保重身体！”

这时，我看见父亲的手微微颤抖着，眼眶湿润了……

父母亲怕影响我的工作，执意让我回去上班。并一定要将我送到医院大门口外的汽车站，眼看着我上了公共汽车。父亲拖着手术后虚弱的身体，在母亲的搀扶下微笑着向我摆着手。

透过窗口望着相濡以沫、苍老、慈祥的父亲母亲，我怎么也止不住心中的那种情感，泪水一下子从心底里涌了出来，那一刻，我泪流满面……

发表于《中国铁路工程报》，《四局工人》期刊